1938年7月28日,抗日战争中的“武汉保卫战”之“烽火山之战”,在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凉亭镇打响。
五百中国儿郎,英勇战死!
在烽火山壮烈牺牲的五百壮士的部队是: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第31军135师403旅805团第一营500余官兵。当时,31军军长韦云淞,135师师长苏祖馨,403旅旅长肖光鹏,805团团长蒋雄。蒋雄的805团属于李宗仁长官司令部警卫团,是李宗仁的嫡系部队,也是桂系最能打硬仗的一支部队。该团第1营500余人在安徽省宿松凉亭烽火山战到仅剩1人!
1938年6月22日,台儿庄大捷之后,李宗仁决定实施内线作战方案:“集中优势兵力,先于太湖、宿松、英山、广济间狭隘地带,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第31军遵命把日军吸引到宿松、太湖之有利地区,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
李宗仁把自己最嫡系的长官司令部警卫团805团(团长蒋雄),交由苏祖馨将军指挥。
1938年7月下旬,31军135师师长苏祖馨奉命,率领第135师向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二郎河转进,寻找机会在运动中歼灭敌人。28日,以日军稻叶今村为总指挥的第六联队,在祝家桥、凤凰岭、花凉亭等阵地,与135师403旅的蒋雄805团第1营发生激战,双方都伤亡惨重——武汉保卫战最著名的“烽火山五百士”,就是在这一天为国殒命。805团系李宗仁长官司令部警卫团,烽火山战役中,805团第1营仅剩莫二毛的父亲与另外两人幸存,其中一人受伤后,睡到一个老百姓家床上养伤,老百姓“跑鬼子返”回来后,发现他已经牺牲在床上;另一个是805团1营的文书,坐在一棵柳树下大哭:“我们兄弟几个跟着大部队,浩浩荡荡从广西出来抗战,现在就剩下我了,我哪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说完,开枪自杀。唯一只有莫二毛的父亲莫庸贤幸存突围,流落宿松当地招亲,莫二毛的生母是安徽宿松一位年轻的寡妇,与二毛的父亲重组家庭后,生育了两个男孩,二毛5个月大时,父亲莫庸贤想回广西,因穷没路费,只好把二毛卖给当地一户王姓人家,取名正德。莫庸贤则带着两岁大的大毛,徒步回广西,随后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而莫庸贤的第二个儿子,今名王正德,现居安徽省宿松县凉亭镇。
烽火山五百士绝大部分是广西籍战士。抗日战争期间,广西兵被称为“狼兵”、“加钢黄鳝”,他们英勇善战,为抗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今,在安徽人的口碑中,两广军队不拉夫、不扰民。民间有歌谣:“吃菜要吃白菜心,嫁人要嫁两广兵;两广兵,好良心,舍身报国保乡亲。”“碰上135,鬼子忙叫苦;要把鬼子杀,去找138;要吃鬼子肉,要找176。”
武汉保卫战之宿松、太湖阻击战,还在进行。1938年7月31日,日军约1000人,由宿松县花凉亭渡河与135师第805团血战,第805团伤亡很大,被迫退至米肉铺、何家寨一线。8月5日,太松公路二十五里墩破凉亭附近发现日军2000余人马,有向宿松进发迹象。苏祖馨将军事先获悉后,当即派出两个营兵力,以疾风之势,袭击日军,日军猝不及防,狼狈逃蹿。8月27日,苏祖馨135师在桐梓河和后湖寨,展开血战,双方伤亡惨重。宿松、太湖战役之后,第31军因伤亡过大,各师缩编为5个营。第135师自驻扎皖中后,即奉命在大别山以南、长江以北之太湖、宿松、广济、浠水一带坚持与西犯日军作战,周旋数月,在数次战斗中,135师颇有斩获,击毙日军700余。从1月中旬战至9月上旬,全师9900余人仅剩下不足两个营的兵力。为此第五战区发布命令,将第31军131师仅有的5个营士兵归并135师;而138师则拨给第48军到大别山打游击。
1938年10月15日,苏祖馨率领135师西移至广水花园,忽又奉第5兵团司令罗卓英之命改道,经应山向平靖关大庙畈方向前进,协助友军消灭谭家河之敌。星夜驰赴奉命赶到豫鄂两省交界之重要关口平靖关占领阵地,阻击南下之敌,迟滞日军攻占武汉,以掩护友军向西转进。平靖关位于桐柏山脉与大别山脉交会处,是著名的“义阳三关”之一,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在平汉线破坏之后,为主要交通要道。10月初,日军企图攻占信阳并威胁武胜关及平靖关。扼守此关意义重大。
10月18日~28日,苏祖馨指挥部属与日军玑谷第10师团血战7昼夜,史称“平靖关战役”。该役歼敌1200余人。135师因之伤亡、失踪1500余人,再次付出巨大牺牲,战后全师剩下将士不足400人,惊动了最高统帅部。
此战,为掩护友军西撤赢得了宝贵时间,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是役苏祖馨以疲惫之师扼守平靖关,因“作战出力,统筹有方”记大功一次,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命名苏祖馨为抗日将领楷模。
因手下将士基本拼光,1938年11月,苏祖馨奉命回广西老家招募新兵重建135师。而在宿松、太湖地区英勇战死的抗日英烈们,多埋葬在安徽省太湖县烈士陵园——太湖县烈士陵园是安徽省范围内最大的抗日烈士陵园,计埋葬有抗日英烈23000余人。
宿松凉亭镇义门陈姓乡亲,有感于烽火山五百壮士的英勇行为,家家户户出人出力出钱,厚葬烽火山五百烈士。这些死难他乡的烈士系第31军135师403旅805团第1营将士。805团属于李宗仁长官司令部警卫团。该团第1营500余人在安徽省宿松凉亭烽火山战到仅剩莫庸贤1人!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苏祖馨将军之子苏尚坚告诉我们:“平靖关战役后,苏祖馨135师九千多人基本打光。1938年11月我父亲奉命带领蒋雄等骨干一起回广西招募新兵,重建135师,此后,135师没有旅的编制,仅有403团、404团、405团三个团的编制。”
1938年11月,第31军主官奉调广西补训,剩余官兵均补充到各军,31军有番号已没有部队。第二年春天,重建31军,军长韦云淞,下辖3个师,131师师长贺维珍,135师师长苏祖馨,188师师长魏镇。其中135师整训新兵地点为桂平,下辖403、404、405共3个团5000余人。
介绍一下“蒋雄”。
蒋雄:少将。字文甫,湖南新宁人。1937年7月之后,任第31军135师403旅805团团长;武汉保卫战的宿松太湖战役与平靖关战役后,第135师9000余人基本打光,1939年春,苏祖馨率135师骨干回广西容县招募新兵5000余人,重建135师为三个团,蒋雄任第135师403团团长,参加桂南会战;1944年8月任第46军新编19师少将师长,参加桂柳会战;1946年任整编第46师新编19旅旅长;1948年9月任第46军236师师长;1949年6月任广西省第8区(桂林)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0月兼任桂北军政区新编第13军新编37师师长;1949年12月12日在广西百寿接受解放军和平改编。1950年12月以反革命罪被捕。
从抗日战争开始,蒋雄身边一直有中共党员活动:1926年到1937年,受中共安徽省委指派,安徽怀宁人夏澍(夏爱生)从毛主席在广州农民讲习所第六期毕业后,即回安徽安庆、六安一带从事农民武装运动,并以办中医诊所为名,在六安毛坦厂老街开展地下党工作,其间与国民党48军军需处主任莫为庸、立煌邮电局局长韦启泰,结拜为异姓兄弟,组建地下党支部,归武汉董必武领导;1936年朱迈先(朱自清之子)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地下党组织决定派一批同志南下,朱迈先回到扬州老家,从事救亡活动和党的工作,受命担任地下党支委。当年10月,19岁的朱迈先被任命为中共扬州特支书记。1937年11月,战争形势更加紧迫,朱迈先、陈素、江上青等人参加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以下简称“江文团”);1938年经中共长江局批准,“江文团”集体奔赴安徽安庆、六安等地参加国民革命军,壮大地下党组织,投身抗战。
朱迈先到安徽安庆、六安等地后,先是在131师政治部任中尉科员,后又进入国民政府后勤总署组训司工作,他凭借这个身份,与当时在六安毛坦厂老街开诊所,以开诊所为名进行地下党工作的夏澍(医生,又名夏爱生)、莫为庸(第48军军需处主任)、韦启泰(时为立煌邮电局局长)等地下党人起得联系,积极开展工作。
1939年,朱迈先来到武汉,曾请求前往延安学习,但董必武认为朱迈先无论学识还是思想,都没问题,不必去延安,让朱迈先直接打入桂系部队从事政治工作。朱迈先、莫为庸、夏澍(夏爱生)、韦启泰等人经常在一起小聚。乘马相苓(女)到夏澍的诊所看病之机,他们将时任国民革命军48军第176师参谋长云应霖之妻马相苓发展成为中共党员。
时任176师副师长兼526旅旅长的凌压西,亦与朱迈先、莫为庸、夏澍(夏爱生)等人,常有来往。因长期受“江文团”等中共地下党影响,后来成为189师师长的凌压西将军(擅长“板凳战”),思想也变得非常先进,解放前夕凌压西将军受中共南宁市委工作委员会邀请,参加南宁解放促进会,协助解放南宁的工作,并资助地下工委活动经费与一些枪支弹药,解放后任广西自治区政府参事室参事等职。
1939年7月,时任新四军军需处处长的叶辅平到香港转运军需物资。张云逸的妻子韩碧和长子张远之随叶辅平一行,赴江南新四军军部与张云逸相聚。途中,叶辅平同志意外牺牲,韩碧母子历尽艰险赶到新四军军部时,张云逸已被派往江北指挥部工作。韩碧母子又踏上江北寻夫之路。
1940年3月,韩碧母子及新四军干部、战士共25人,行至安徽无为县时,遭国民党军队扣押,被押送到驻庐江的第48军176师关押。蒋介石电令:“秘密扣押,当作人质。”
当时,云应霖任国民革命军第48军176师参谋长一职。得知韩碧母子被俘的消息后,马相苓(云应霖之妻)就到夏澍诊所,将韩碧母子被俘的消息,通过夏澍,再由韦启泰的邮局把这个消息送了出去。
得知妻儿被俘的讯息后,张云逸给国民党当局发电报,要求放人。江北地下党同志们也积极开展营救韩碧母子等人的工作。
新四军军需处处长叶辅平生前与第48军军需处主任莫为庸在工作上有交集,私交很好,因此,莫为庸就通过时任第48军176师参谋长云应霖夫妇的关系,向国民党高层说情,开展营救工作,说新四军愿意出一些枪支弹药,赎回韩碧母子。
1940年9月,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同意释放韩碧、张远之母子。但与韩碧同行的23名同志,以及后来派去与国民党谈判的田丰等3名同志,在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下,均被杀害。
在营救韩碧母子的过程中,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怀疑云应霖,处处暗中监视云应霖。
简介一下“云应霖”:
1932年,云应霖在蔡廷锴部担任团长,率部参加了淞沪抗战,他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大败日军。他的部队还击毙了日军少将林大八,这也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个被击毙的日军少将。之后,云应霖参加了“福建事变”,担任第19路军第3军78师师长,“福建事变”失败后,他主动投靠蒋介石,出任安徽省第9游击队司令。抗战时期,云应霖担任第5战区176师参谋长,期间,他一直坚持“联共抗日”的主张,从1940年开始,蒋介石严令国军部队不得与中共部队合作,但云应霖置之不理,依旧我行我素,通过莫为庸、夏澍、韦启泰、朱迈先等人,与新四军李先念等部密切往来,还给新四军李先念等部送了不少武器弹药。国民党特务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蒋介石,蒋大为光火,将云应霖部视为“叛军”,下令谭何易率领4个团的兵力,对云应霖部进行打击。
云应霖被逼率部提前起义,在抵抗了一个月之后,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国民党称这件事为“云应霖事件”,现在我们称之为“云应霖起义”。云应霖被关进了第5战区军法处的监狱,蒋介石授意军法处严惩,随后,云应霖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云应霖的妻子马相苓(中共地下党员),也被关押。
云应霖在监狱中被关押了一年之后,军法处新来了一位军法执行监,名叫林少波。
林少波:别名林赐熙,1891—1962,海南文昌会文镇福田园村人,1948年授予陆军中将,1928年任李宗仁部副官处少将处长、抗战时任第一三一师少将师长、中将副军长、第二十六集团军中将参谋长、第五战区军法执行监、襄樊师管区司令等职、建国后任广西政协办公室主任。
江北地下党早已对其展开工作,林少波任第五战区军法执行监一职,也是由我地下党组织经费运作而来。
1938年初,“江文团”到达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暂住地六安 ,团员增加到30多人。朱迈先、陈素等人很快与中共长江局接上了关系,建立起“江文团”中共地下党支部。当时团里的中共党员只有陈素、朱迈先、江上青3人,陈素任党支部书记。
“江文团”十八位团员名录:陈素、江上青、莫朴、卞璟、江树峰、朱迈先、黄福祥、王石城、张一萍、李公然、张耀堂、张构堂、谢景鸿、陈谨贞、李銮生、许可、王正华、俞凤樵。
“江文团”进入安徽后,人数就已达到44人。之后,他们根据中共长江局“到友军中去,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集体参加国民政府军第十一集团军总政训处,改名为“第十一集团军政治部救亡工作策动二组”,卞璟为组长,江上青为副组长,陈素任总务部长。
1938年8月,上级电令陈素和卞璟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董必武、李克农接见了他们,听到“江文团”北上延安的请求,董必武说:“你们已有工作能力,不必再去延安学习了。目前广西部队需要政工人员,十一集团军三个师的政治部都需要你们去工作。你们可以在那里发挥更大作用,对抗战有益,希望你们服从分配,负担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荣任务。”
对于八路军办事处的决定,卞璟、陈素、朱迈先等大多数“江文团”成员都表示服从。“江文团”的集体革命活动就此结束。根据安排,卞璟分到138师政治部任少校宣传科长;江上青任138师上尉科员;陈素任131师政治部任秘书兼政工队长、少校科长;朱迈先、江树峰等人被分到131师政治部任中尉科员……后来,朱迈先到国民政府后勤总署组训司工作。
1938年8月,地下党干部陈素、朱迈先、江树峰等就已经做通了时任131师师长林少波的红色工作。
1938年9月底,参加武汉会战外围作战的131 师奉命转移后方休整。身患疟疾的陈素,深夜行军因坐骑失足,跌入水塘,不幸牺牲,年仅24岁。随后,陈素的工作交由朱迈先、莫为庸、夏澍(夏爱生)、韦启泰等人负责。
林少波是海南文昌人,从小就认识云应霖,私交甚好。李、白的桂系部队,对蒋介石从来都是阳奉阴违,加上林少波、云应霖之前就被朱迈先等地下党人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倾向,所以,林少波有意将云应霖释放出狱,便以“保释”为名,让莫为庸等人出钱、出面做保,将云应霖放出了监狱。
云应霖离开监狱后,回到了广东,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积极开展反蒋活动。解放战争时期,云应霖组织领导了对国军将领的策反活动,他曾派了谭伯棠等人打入海南岛的国军之中,秘密策动起义,为解放海南岛立下了汗马功劳。海南解放后,成立了海南行政公署,云应霖被任命为行政公署副主任,为海南省的民主政权建设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1955年,云应霖调任广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广东省政协常委。1975年,云应霖因病去世,享年79岁。
当时,云应霖已脱离魔爪,但云应霖的妻子马相苓(中共地下党员)依然还在国民党的监狱之中。后来,在地下党员莫为庸、朱迈先、夏澍、韦启泰等人的帮助下,由莫为庸出资买通监狱,将马相苓赎了出来,并派人护送撤离大别山。解放后,马相苓同志曾任安徽省林业厅厅长。
林少波则因被查出来私自释放云应霖,被军法处关进了监禁。林少波出狱后还当过襄樊师管区司令等职,继续从事地下党工作。建国后,林少波担任广西政协办公室主任。
董必武、李克农领导的红色特工,是如何营救云应霖的呢?笔者寻找到莫为庸当年写给李先念副总理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余友云应霖(176师部参谋长)率队举义,不幸至舒城,中途被追捕,解送立煌。此时,余五中俱裂,不能坐视,深知余友素为蔡庭楷、黄琪翔两上司所器重,余为其设法,函请蔡、黄两公营救。其后,果由蔡、黄两公通过广西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公,调余友回桂林行营处理而脱险。其爱人马同志仍被监视立煌,亦庸暗地资助而脱逃。此事前在大别山区轰动一时,而新四军首长诸公皆能洞悉。”
由此可知,当年莫为庸是通过给蔡廷锴、黄琪翔两位将军写信,由蔡廷锴将军、黄琪翔将军请广西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主面,将云应霖调回桂林行营,加上林少波的实际帮助,云应霖方得以脱险。
需要注明一下:蔡廷锴将军是云应霖的舅舅。
因此,云应霖之子云冠民(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感叹:“我父亲云应霖是原十九路军将领,在参加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之后,在国民党176师当参谋长和游击纵队司令。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准备率部下投奔共产党,后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大部队包围,不幸被扣。为了救出我父亲,他的友好出力找办法,其中包括黄碧玉的父亲莫为庸,他联系云应霖的旧上级及朋友,最后挽救了我父亲的生命,这也是他父亲为革命做的贡献之一。我代表云应霖的后代,衷心感谢莫为庸救出我父亲的功劳。”
受历史的特殊原因影响,江北地下党虽然没有救下所有同志,如第九游击纵队参谋长李伟烈(共产党员)被就地枪毙。但韩碧、张远之母子,以及云应霖、马相苓(中共党员,解放后任安徽省林业厅厅长)等人,均在莫为庸、朱迈先、夏澍(夏爱生)、韦启泰等中共地下党人的营救下,得以脱险。
1943年,中共地下党员朱迈先被派往国民党19师工作,在师长蒋雄手下任中校政工队长,继续从事秘密的红色特工事业。抗战期间,朱迈先一直在国民党部队里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
1944年8月,蒋雄升任第46军19师少将师长,随即率部参加桂柳会战。据本地老人说,这次蒋雄师长正好带兵从宝庆回防桂林,军过邵阳、新宁境内,日寇尾追于后。一渡水地区自对江以下到巡田柳山,两边是高山中间是峡谷,是埋伏阻敌的天然战场。上峰要他在此地设伏阻敌,但蒋雄师长担心在自己家乡作战必然祸及乡亲,于是率部继续后撤到湘桂交界处设伏。
这又是一场惨烈的恶斗!日寇凭借优势兵力和武器疯狂进攻,蒋雄师长率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抵抗。几经搏杀,双方都伤亡惨重。最后,蒋雄师长把最后的精锐警卫连都派上了火线。警卫连一排三排都上去了,却不见二排上来。蒋雄师长询问传令兵是怎么回事,回报说二排排长在抽鸦片好养足精神冲锋。蒋雄师长一听这话,返身来到二排集合的地方,二排长见师长到来,吓得拿烟枪的手直抖。没等身后的贴身卫士彭清泉反应过来,蒋雄师长一言不发,甩手一枪就把这个抽鸦片的警卫排长给毙了——而这个排长,就是蒋雄师长的亲弟弟蒋禄炼!
其他士兵见师长把自己的亲弟弟都毙了,谁还敢迟疑半步,都嚎叫着冲向敌阵,把鬼子赶下了山!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蒋雄师长也趁闲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
据尚健在的桐古老人讲,当年蒋雄师长回家只带了一个班的警卫,到东安下火车后就脱下军装,穿上青布衣衫骑马兼步行三十多公里回到了巡田乡桐古庙王里。当地的百姓听说蒋雄师长荣归故里,都想一睹一代战将的风采。但身着便装的蒋雄却没有丝毫师长的架子和派头,平易近人地与乡亲攀谈,嘘寒问暖。
有一天,蒋雄师长来到一户农家,主人一见蒋雄师长来了,连忙请进屋里,拿起抹布去擦凳子上的灰尘好让客人坐。而蒋雄师长一屁股就坐了上去说:“你们客气什么呢?我本来就是这里出生的穷孩子呀。如果当初不是乡亲们的帮助,我还不是与你们一样在家里耕田种地吗?”看到家乡百姓的疾苦,他嘱咐两个兄长和管家免除当年租种他家田地的租子,并减少来年以后的租息。
为了答谢当年那个私塾先生与乡亲们对自己的支助,蒋雄师长决定在宗祠宴请先生和本地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然而私塾先生已过世几年了,他只好来到昔日读书的私塾里祭拜了先生。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6日,苏祖馨将军以治军有方,战功显赫,升任第2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48军军长。9月11日,苏祖馨被任命为第9受降区安庆地区受降官,主持安庆地区日军受降事宜。1945年9月15日正午,苏祖馨将军一身戎装,威风凛凛,神采奕奕,步入国民党桂系第48军安庆城军部受降指挥所,主持受降仪式,接受了包括日军第6军司令官十川次郎中将(负责日军安庆地区投降事宜指挥官)、131师团长小仓达次中将、参谋长宫永义文大佐,以及所属第95旅团旅团长岩本高次少将、第96旅团旅团长海福三千雄少将等日军的投降书。受降日军两部官兵共计20370人,在安庆城被全部解除武装。
受降当晚,张灯结彩,大摆筵宴,举行庆祝酒会,苏祖馨在宴席上即席豪迈致词说:“今日之会,为我国家至高无上光荣,亦是我全国军民最大幸事。回想甲午以来,国家受尽日人欺凌,吾人能及身雪耻,接受日军肉袒投降,此乃八年全面抗战换来之代价,至堪庆祝;惟今后建国工作,仍甚艰巨,吾人必须共同努力,完成建国大业。”
主持日军受降仪式后,因感觉到蒋介石要打内战,苏祖馨率领手下几个团长,脱离部队,回到广西容县老家。苏祖馨将军坚决反对内战,他对蒋雄他们说:“兄弟之间,何必动刀枪”。
早在抗日战争之初,蒋雄身边就活动着中国共党党员的身影。其中就有一位身份特殊的政工处长,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现代文学大家朱自清的长子朱迈先,这位193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特工,被安排到桂系部队里做策反工作,所以蒋雄很早就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蒋雄一直与地下党交往甚密。抗战期间,朱迈先一直在国民党部队里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他与夏澍(夏爱生)、莫为庸、韦启泰、马相苓等人主要打交道的对象有苏祖馨(中将)、云应霖(中将)、林少波(中将)、蒋雄(少将)、郝文波(皖西游击大队大队长)等。在安庆接受日军投降的苏祖馨将军反对内战、解甲归田也是受了朱迈先、莫为庸、云应霖、林少波等人的影响。
1943年,中共地下党员朱迈先被派往国民党19师工作,第19师师长正是1938年7月率部在安徽宿松太湖阻击日军烽火山五百士的805团的团长。
据夏澍之子夏日长回忆:“我的父亲夏澍(夏爱生)生前曾任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早年参加革命,1926年由中共安徽省委派送到广州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讲习所第六期学员,毕业后被派往皖西地带组织农民武装运动,反蒋抗日,在安徽六安毛坝厂与当年第四十八军需处主任莫为庸先生、邮电局长韦启泰先生同居在毛坦厂老街,三人交往甚深并结为拜把子义兄义弟。莫为庸先生利用在军队的职务之便,大力支持和援助我父亲发展武装农民运动,给农民运动队伍发放枪支弹药等军需物品和费用,并亲自领导和培训农民武装抗日队伍。为抗战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莫为庸、夏澍(夏爱生)、韦启泰等人,都曾做过蒋雄的思想工作,因此,蒋雄的805团里,长期拥有红色基因。国共合作期间,桂系军中经常有中共党员的身影:朱迈先就是其中之一。
1948年,蒋雄已经感觉到了蒋家王朝的夕阳残照,于是吩咐家人广散家财田产,济困扶穷。
1949年6月,蒋雄从部队转到桂林任专员后,又举荐朱迈先任自己的秘书。
1949年10月,朱迈先奉命策动桂北军区司令周祖晃和新编13军37师师长蒋雄等军政人员,向中共领导的桂林市人民政府起义,获得成功。周祖晃和蒋雄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弃暗投明,率部下七千多人接受了和平改编,投入了人民新政权的怀抱。
其后,朱迈先进入广西军政大学学习。1950年学习结业后,朱迈先被安排到桂林松坡中学任教,该校的董事长就是蒋雄。在同年12月的“肃反”运动中,蒋雄和朱迈先被捕,一同被押到了湖南新宁县。
1951年11月,由于“镇反”运动的扩大化,蒋雄与朱迈先等五人被新宁县法院以莫须有的“匪特罪”,判处蒋雄、朱迈先死刑,并立即执行。
吉鸿昌将军诗云:“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可怜蒋雄、朱迈先,他们没有死在抗日战场上,却屈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之下……
1984年,蒙冤三十多年的蒋雄、朱迈先等五人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起义人员的名誉。
历史,终于还与了他们以公正和清白。
附:江上青简介
1938年11月,皖东北地区被日军占领后,中共安徽省工委宣传部长张劲夫代表党组织,决定成立皖东北特别支部,任命江上青任特支书记,派他带领特支的一批共产党员到皖东北开展工作,与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第五游击纵队司令盛子瑾建立统一战线,负责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准备工作。到达皖东北后,江上青担任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公署秘书兼保安副司令、第五游击纵队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在皖东北,江上青等利用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推动盛子瑾创办皖东北军政干校。他亲自编写教材,为军政干校学员讲课、作报告,在学员中培养了一大批抗日干部。他还推动盛子瑾创办《皖东北日报》和皖东北抗日文化服务社,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过党组织和江上青的艰苦奋斗,皖东北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抗日救亡局面。皖东北抗日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顽固派极为恐慌,他们加大了对皖东北进行的破坏和捣乱。日本侵略者也加紧对皖东北地方反动势力的拉拢和勾结,企图破坏皖东北的抗日局面。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
1939年3月,中共皖东北特委成立,杨纯任特委书记,江上青为特委委员。特委成立后,积极协助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兼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主任张爱萍等,进一步推动皖东北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共同建立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1939年7月29日,江上青在协助张爱萍等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后,与盛子瑾等率部返回司令部途中遭地主反动武装伏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去世后,江上青遗体安葬在八路军、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附近的崔集。1982年迁葬于江苏省泗洪县烈士陵园,并树碑立传,由老将军张爱萍题写碑名,杨纯、刘玉柱、周村撰写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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