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埠坐落在津浦铁路和千里淮河的交汇点上，不仅是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皖北地区的中心城市，而且距离南京不足一百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时期，蚌埠是新四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地区，也是汪伪安徽省政府所在地。日本投降后，蚌埠又成为第十战区苏皖江北地区接受日军投降仪式的举办地。这些都彰显了蚌埠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艰苦卓绝，14年浴血抗战终获胜利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阴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
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实现吞并中国的罪恶图谋，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大批入关。1937年7月7日夜，又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向卢沟桥和宛平县城发起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与日军激烈拼杀，浴血奋战， 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阵亡。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内地大举进攻，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抵抗，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强大压力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第十战区，受降地点由徐州改为蚌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8月21日至23日，中国战区与日军洽降会谈在湖南芷江举行。这次会谈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当天，中国“陆总”致日军侵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4号备忘录《各地区受降主官、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官姓名与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表》予以公布，其中苏皖江北徐海地区由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接收徐州、安庆、蚌埠、海州等地日军的投降，日军投降代表为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受降地点为徐州。
但是，在9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前，冈村宁次对投降地点和投降主官作了局部调整，并报请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经蒋介石同意最终确定。9月17日，第十战区接到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军字第二十二号)，电令徐海地区日军受降地从徐州变更为蚌埠。
第十战区受降地由徐州变更为蚌埠，这是因为：一、蒋介石此前对全国战区调整，徐州由最初的第五战区调整为第十战区，李品仙是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安徽立煌(今金寨县)，距离蚌埠较近，距离徐州相对较远;二、李品仙既是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同时又兼任安徽省主席;三、日军在投降之前，兵力大规模转移。 1945年8月9日，苏军向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日军命令第6军紧急北调，其第70师团行进到安徽蚌埠附近时，正巧赶上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该部即停止北进，就地集结在蚌埠待降。此外，还有日本第23军131师团、日军独立步兵第6旅团、日军第65师团等部均集结在蚌埠周围;四、日军部队调遣移动过程中，途经蚌埠的第6军司令官十川次郎中将是苏皖徐海地区最高将领，当时被确定为投降主官，时在蚌埠;五、蚌埠是汪伪安徽省政府所在地，伪省长林柏生是汪精卫的亲信，曾任汪精卫的秘书，又是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干儿子”，著名的“十大汉奸”之一(1946年10月8日以汉奸罪在南京被处决)。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在汪伪安徽省政府礼堂会议大厅接受日军投降，两者形成鲜明对比，意味深长。
蚌埠受降，盛况空前的彻夜狂欢
李品仙于9月10日派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淦带领的第七军先遣部队迅速组成第十战区前进指挥所进驻蚌埠。苏皖徐海区日军最高指挥官十川次郎亦派其参谋长工藤良一少将至蚌埠，接洽投降各项手续。同日，各地区的日军司令部均改称为某某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原有官职一律取消，改称联络部长。
9月22日，李品仙从立煌赶到蚌埠。9月24日，李品仙作为苏皖江北地区受降主官在蚌埠举行仪式，接受日军代表十川次郎的投降。
参加蚌埠受降仪式的原国军第126军少将副军长王卫苍回忆说，当时，“我的任务是负责和日本第六军军部参谋上野少佐商谈日军驻蚌埠的第七十师团投降事宜。日军缴械手续和日后遣送回国办法等交接条款，由我全权拟定。那时我想起了30年前日本提出独占我国的21条，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便怒火中烧，决定来个针锋相对，不将条款拟作20条，也不拟作22条，而是偏要凑成21条，算是给了日寇一个报复性的历史回敬!”
蚌埠受降仪式在汪伪安徽省政府礼堂会议大厅举行。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大厅中间摆着一张条桌，受降主官李品仙上将身着陆军制服，胸配勋章，坐在正中座位上，左边坐着我方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淦中将、第七军军长钟纪中将、接管日伪处处长李宗盛少将、高级参谋吕英少将、参谋处副处长王卫苍少将等高级将领。日方代表是十川次郎中将、第七师团长内田中将、参谋长谷川少将、第一四0旅团长加藤少将。十川次郎等人来到指挥所门前，由副官处苏处长引导他们进入大厅在我方对面就座。
据李品仙的机要秘书李海在回忆录中说：“仪式开始，首先由受降主官李品仙发言。他说：‘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本战区于今天在蚌埠举行受降仪式，自明天起开始缴械，从而结束本战区的战争状态’。接着，日方十川次郎中将发言，表示这次投降交接事宜，由于双方承办人员办理得细致周到，使交接工作顺利进行，‘我表示感谢’!”
之后，李品仙在训令日军缴械的文件上签字，然后交给十川次郎。十川次郎阅毕签字再呈交李品仙，互换文本。最后，十川次郎再次表示：日军绝对服从命令，遵照规定缴械。至此，日军军官相继起立，自动卸下佩力，放在桌上，作为缴械的表示，然后向中方受降主官肃立敬礼后离去。“这时，摄影记者争相拍摄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咔嚓之声，不绝于耳。门外鸣炮21响。”受降仪式仅用15分钟就告结束。
受降仪式结束后，为了欢庆抗战胜利，蚌埠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满载军乐队和广播人员的卡车出发，向民众传播喜讯。高奏凯歌。一时礼炮齐鸣，“炮竹震耳，掌声如雷，万人空巷，呼跃若狂”，人们奔走相告，互相拥抱，欢呼雀跃，载歌载舞，为蚌埠空前未有之盛况。当晚，李品仙举行宴会，全市各机关、团体、部队代表和美军代表出席。市民家家置酒，互相邀饮，猜拳行令，一醉方休。市郊区的花鼓灯艺人即兴创作了灯歌《鬼子投降》：
锣不打，鼓不敲，鬼子投降这么孬!
大鬼子不敢骑高头马，小鬼子不敢挎东洋刀;
丢掉水壶和饭包，一人给他一把锹，
二马路上把阴沟掏，见了咱就弯巴着腰……
这一天，蚌埠成为狂欢达旦的不夜之城!
中国第十战区受降除在蚌埠总受降外，还分别在固镇、滁县、安庆、铜陵、大通、徐州、海州、连云港等地分别接受了当地日军的投降。由第十战区接收的日军投降官兵总计68234人，其中安徽境内有4万余人。
打遍电话，探寻亲历蚌埠受降的李海老人
▲2015年8月，98岁高龄的李海老人向我们介绍蚌埠受降的经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4日，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在蚌埠接受日军代表十川次郎的投降。7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亲身参加受降的人，大都行流云散，不在人世，想找一位亲历者了解一下当时的受降情况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奢望。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说李品仙当年的机要秘书李海建国之后没有去台湾，留在了安徽。但是他在哪里?现状如何?一概不知。我想此公在受降时即使只有30岁，现在也是百岁老人了。是否还健在，也很难说。但我不愿放弃，下决心探寻一番。
在全国上下准备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战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前，笔者在搜寻蚌埠受降资料中，看到蚌埠受降亲历者李海先生1995年曾写一篇《徐蚌区接受日军投降纪实》发表在《安徽统一战线》第7期上的信息。我非常高兴，于是我分别打电话给《安徽统一战线》编辑部、安徽省、合肥市统战部门和政协机关，由于事过70年，人员变动很大，接话人都不了解他的近况。即使知道他的人也说他年纪很大，多年没见到他了，不知还在不在?费了很大的周折才得到他家的一个电话号码，对方叫我打一下试试。
2015年3月31日下午，我拨通了这个电话。我问对方：“李海老人在家吗?”他说：“在。我是李海的儿子李凯。”当我听到一个“在”字时，不禁大喜过望，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老人仍在就好!
李凯问我是哪里的?有什么事?我说“我是蚌埠的。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要搞些纪念活动。因李海老人当年参加了蚌埠受降，我们想晚几天登门看望李老，顺便向老人了解一下当年蚌埠受降的情况。”李凯说：“我父亲已98岁，有脑梗塞，听力、视力、记忆力都大不如前，许多事情都记不得、说不清了。”我说：“李老没有卧床不起吧?”李凯说：“平日能下床在家里走走。”我说：“那就好。晚天我们去看望老人家。去前会给你打电话。”
我与李凯先生通话7分钟，与蚌埠受降唯一健在的亲历者很快就会见面了，我心里非常高兴，于是立即把找到了李海老人的消息向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胡德新会长作了汇报。他一听说李老98岁高龄了，便严肃地说：“你马上跟照东(市史志办副主任、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郭照东同志)讲一下，你们尽快去合肥对他作一次采访，这样的采访都是抢救性的，无论如何不能拖。”
我当即给照东同志打电话报告了情况，他听了也很高兴，要了李家的电话号码，说马上跟李家联系，争取近几天就去合肥。
4月8日早晨7时，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徐波开车，郭主任和我一行三人驱车去合肥，登门看望、采访98岁高龄的李海老人。
车子出城后，大雾弥漫，能见度极低。小徐开着车灯缓缓前行。直到10点多钟大雾才慢慢消散。 车子开到合肥工业大学西门，李凯先生到西门把我们带到家里。李家住在南村一楼，有个小院子，院子里花木芬芳。还有一方小菜园，一片葱绿，生机盎然。
李家住房虽然只70多平方，但非常整洁，客厅正面摆着一个书架，侧面墙上并排贴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地图左侧是李老伉俪年轻时的合影和一幅清劲挺拔的墨竹。客厅虽然不大，但却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氛，透露着主人不平凡的经历。
身着红襟黑肩夹克衫的李海老人精神矍铄，慈眉善目，笑容满面。在他与我们一一握手时，我感觉他握手的力度颇大，这是他健康和长寿的表现。老人热情地让座让茶，使人感到特别亲切。
老人听力欠佳，跟他说话要附耳大声才能听到，有时还要借助笔谈，把话写在纸上，他看后再回答我们。
提起受降，李海老人精神倍增，他说：“最令我毕生难忘的是随李品仙到蚌埠接受日军投降。”的确，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接受侵略者的投降，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盛事，李海在蚌埠亲历和见证了中国人民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这当然是他人生的一大幸运。所以，在谈到蚌埠受降时，老人的心情特别兴奋。
李海说：当时，蚌埠驻有日军第六军两个师团，六军军长是十川次郎中将，军部设在蚌埠。蚌埠又是汪伪安徽省政府所在地，所以，李品仙对在蚌埠受降特别重视，任命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淦为前进指挥所主任先期进驻蚌埠，确定受降以及日军缴械、遣送等具体事宜，为顺利受降做好准备。
李海随同李品仙离开立煌(安徽金寨)，经过6天的舟船颠簸，于9月22日抵达蚌埠。蚌埠父老欢欣鼓舞，列队欢迎。24日举行受降仪式，蚌埠全市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景象。老人又兴高采烈地把受降的经过和当天蚌埠市民欢天喜地、庆祝胜利的情景叙述一遍。李海老人回忆说：我作为李品仙的机要秘书，幸运地参加了在蚌埠举行的受降仪式，亲眼目睹了凶狠残暴、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终于向中国人民缴械投降，我心中的兴奋和感慨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大事。
李海先生的夫人丁佩萸女士，那年97岁。当我们走进李家的客厅后，她就拄着双拐从内室出来，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然后坐在李老旁边，自始至终参加了我们的访谈过程。李海先生的儿媳汪景慧女士说：“我给你们拍两张”，她从我手里拿去相机，连续给我们拍了几张与李老的合影。
离开李家，李海老人与我们一一握别，并与儿子李凯一起把我们送到小院门外。
世事沧桑，蚌埠受降遗迹早已荡然无存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最伟大的胜利，在被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的国土上接受侵略者的缴械投降，这是中华民族最渴望、最荣耀的幸事，所有受降地点的民众都为自己的家乡成为接受日本投降的地点而深感自豪。当地政府和民众大都采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对受降的纪念，用以教育千秋万代铭记历史，勿忘教训，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苏皖江北徐海地区第十战区受降地原来定的是徐州，后因种种原因改为蚌埠。然而在蚌埠，当年举办受降仪式的汪伪安徽省政府早已被人扒掉，受降签字的会议大厅更是荡然无存。在蚌埠人们已经找不到当年任何有关受降的遗存，市民中知道“蚌埠受降”盛事的人们越来越少，年轻人知道的更少。外地来的客人，除熟悉抗战历史者外，很少有人知道蚌埠曾是战区级的受降之城。当年受降之日蚌埠民众万人空巷、奔走相告、互相拥抱、载歌载舞的盛况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历史恩赐给蚌埠的这一极其宝贵的机缘和幸运，正面临着被时光湮没和被人们彻底遗忘的危险!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报章杂志刊登的文章仍然把当年第十战区受降地点说成在徐州。有的历史纪念馆、史料馆、陈列馆竟然也将错就错，以讹传讹。不久前，我到某市一个抗战纪念馆参观，看到陈列室墙上挂一张抗战胜利16个战区受降点，苏皖江北地区第十战区受降点仍然标为徐州。我向他们提出后，他们才恍然大悟。
▲在一家抗战纪念馆，第十战区苏皖江北地区受降地仍然标为徐州
满腔热诚，为筹建受降纪念设施两次上书
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近代反抗外来侵略最伟大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巨大贡献，是彪炳中华民族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册的一件大事。蚌埠作为16个战区级受降点之一，在安徽享有独一无二的殊荣。而且，第十战区苏皖江北地区受降地点原定的是徐州，后因种种原因才更改为蚌埠，这是历史赋予蚌埠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和幸运，蚌埠理应更加珍惜。现在，蚌埠受降的遗址遗迹早已荡然无存，在蚌埠看不到任何蚌埠受降的痕迹，这怎么能对得起经历了艰苦抗战的全国父老?怎么能对得起为抵抗日本侵略而壮烈捐躯的抗战英烈?怎么能对得起伟大的中华民族和我们自己的后人?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必将隆重纪念。我决定借这个东风，在8·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四五个月之前，斗胆向市委书记周春雨和市长白金明上书，标题为：《珍惜历史机缘 打造受降名城——关于发掘和彰显抗战胜利蚌埠受降历史遗存的建议》。我查阅资料，奋笔疾书，于2015年3月28日写毕，4600多字。考虑人微言轻，难入官员的法眼，于是请老领导、原市委副书记、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胡德新同志转交。
这份《建议》，我首先简要地讲讲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强调第十战区苏皖江北地区的受降地点原定的是徐州，后因种种原因改为蚌埠。这是历史恩赐给蚌埠的一大机缘和幸运，蚌埠应当倍加珍惜。我旁征博引，叙述二千多年前的汉代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为纪念抗击匈奴的胜利，我们的先辈就在北疆狼山西北建筑了“受降城”。唐代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唐中宗命张仁愿于黄河以北筑东、中、西三座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给绝其南寇之路”。唐朝诗人李益在《夜上受降城闻笛》诗中写道：“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清代顾炎武在《古北口》诗中写下“却恨不逢张少保，碛南犹筑受降城”等千古流传的史事和诗句，接着介绍外地受降点建造纪念设施的情况，如湖南省芷江县建造了雄伟的受降坊、受降堂、武汉市中山公园建造了一座汉白玉受降纪念碑、宁波市在受降遗址白鹘桥畔建造了“侵华日军宁波投降处”纪念碑、浙江富阳县长新乡更名为受降乡，现为受降镇、河南省郾城县(现为漯河市郾城区)建造了受降亭、受降碑。还将原来的竹木街更名为“受降路”，命名受降路小学，去年，漯河市把几十年前毁于战火的受降亭修复一新。5月1日，漯河市在投资近5000万元，建造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受降广场举行隆重的受降亭重建落成典礼，市党政军领导出席。数千名漯河市民带着孩子参加典礼。仪式结束后，人们纷纷在受降亭前合影留念。漯河市民刘新胜告诉记者：“我们一家人专门来参加仪式，就是让孩子牢记历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建议》接着指出“蚌埠受降纪念设施至今仍是空白”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应当发掘历史赋予我们的宝藏，亮出“受降”这张王牌，体现蚌埠独有的特点和优势。这样，不仅可以凸显蚌埠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而且可以大大提高蚌埠的知名度，吸引国内外人士更加瞩目和关注蚌埠。所以，发掘和彰显蚌埠受降遗存的工作意义重大，刻不容缓。
《建议》要求“筹建蚌埠抗战胜利纪念馆和蚌埠受降纪念碑”。并初步提出了几种方案。抗战胜利纪念馆和受降纪念碑的设计和造型要新颖、别致、气势磅礴，不流凡俗。内容要将有关抗战的人物、资料和在蚌埠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囊括其中，纪念馆可设置若干展室，将收集的电报、信件、书籍、报刊、图片、枪支、弹药、大刀、长矛等历史资料和器物分门别类放在有关展室中展示。
可请知名书法家书写抗战内容的书法作品，刻在石碑上，形成抗战碑林，既是对抗战胜利的纪念，又是蚌埠文化的展示。
如经费困难，可先易后难，分步实施，学习漯河的经验，先把受降旧址附近的一条街道命名为受降街，也可把附近的中小学命名为受降中学或受降小学。我还建议，当年受降遗址附近的唐家花园是汉奸、日伪安徽省财政厅长唐少侯的私宅，日本投降后唐少侯被拘押，1951年5月被处决。现在新建的居民小区仍命名“唐家花园”显然不妥。建议该小区更名为“受降花园”或“抗战胜利花园”。
以上几项建议不要花钱，只须命名或更名即可。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前完全可以落实。
蚌埠受降遗存一直是零，什么都没有，在蚌埠看不到任何当年受降的痕迹，也找不到任何纪念当年受降的标志，坦率地说，这实在是蚌埠的悲哀!
蚌埠错失良机久矣，应该刻不容缓，亡羊补牢，以历史的责任感抓紧弥补蚌埠的这一重大缺失。我们应向漯河、宁波等地学习。筹建受降纪念设施。后搞不过是落后而已，而不搞则是有负历史赐予和民族大义的耻辱!
不要一提打造“名城”就妄自菲薄，自惭形秽，认为蚌埠与“名城”相距十万八千里，沾不上边。事实并非如此。人所共知，芷江只是湘西一个偏远的小县城，由于他们珍惜历史赐予的机缘，不失时机地建造了受降坊、受降堂和受降碑，因而一举成为闻名四海、驰誉天下的名城，这就是铭记历史的巨大力量!漯河人自豪地宣称漯河市的受降路是“全球现存唯一的受降路”，还将自己的受降碑、受降路小学、受降广场向世界推介。我们蚌埠同样具有这样的幸运和资源，完全可以把蚌埠这座受降之城打造成一座闪耀着历史荣光的名城!
多年来，蚌埠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地下挖掘、搜寻几千年前的陶片，我不反对，但是，我们对经过8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胜利并在本城接受侵略者投降这样的历史性大事也应当高度重视，在铭记和纪念受降方面尽快改变受降之城没有任何受降遗存及纪念标志的空白和尴尬，让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子孙后代，永远传承。否则，我们将愧对历史、愧对先烈、愧对后人!
我们应以今年全国上下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为契机，不让历史赐予蚌埠的宝贵机缘和资源继续闲置、浪费和湮没下去，筹建受降纪念设施，展现蚌埠的特点和优势。只要为打造受降名城实现零的突破，则本届市委市政府功莫大焉!
为了给市领导一个直观的印象，让他们看到别的受降地是怎样铭记历史的，我在建议文字后附上芷江受降坊、漯河受降亭、受降路、受降路小学、武汉中山公园受降纪念碑、宁波受降纪念碑等图片，全部彩色打印附上。
4月底，送上将近一个月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4月28日，我又写了第2封《关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彰显蚌埠受降历史的再建议》，2000多字。我开宗明义，首先指出“今年是中华民族经过8年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央和各地都在积极准备隆重纪念，以弘扬抗战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为一个蚌埠市民，应为蚌埠的荣誉和发展尽心尽力。3月28日，我在查阅史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了一篇关于发掘和彰显抗战胜利蚌埠受降历史遗存的建议，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负责同志向市主要领导转达，至今杳无音讯。有鉴于此，我觉得有必要再次提出建议”。
接着，我重申了第一封建议书中强调的“蚌埠受降是历史恩赐给蚌埠千载难逢的机缘”、“外地受降地建造纪念设施的情况”和“蚌埠受降历史纪念设施至今仍是空白”三个问题，以“筹建纪念蚌埠受降设施功莫大焉”为标题写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应当发掘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藏，亮出“受降”这张王牌，体现蚌埠独有的特点和优势。这不仅可以凸显蚌埠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而且可以大大提高蚌埠的知名度，吸引国内外人士更加瞩目和关注。所以，发掘和彰显蚌埠受降遗存意义重大，刻不容缓。力求尽快填补蚌埠受降纪念设施的空白，结束蚌埠受降纪念设施零的历史!70年前，第十战区受降地由徐州更改为蚌埠，徐州人深为遗憾，蚌埠侥幸取得却不珍惜，错失良机久矣，坦率地说，这是蚌埠的悲哀!
我认为，蚌埠受降纪念设施零的历史应在抗战胜利70周年结束!应在周春雨书记、白金明市长任内结束!这是历史赐予你们的机缘和幸运，希望你们珍惜!当蚌埠填补了蚌埠受降纪念设施的空白，实现了蚌埠受降纪念设施零的突破，人们也会记住这是周春雨书记、白金明市长在任时做出的历史性政绩。否则，将愧对历史、愧对先烈、愧对后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言与不言，在我;择与不择，在彼。我深知官员大多都是傲慢的，往往不以草野之言为然。但作为蚌埠市民，为蚌埠我只求尽心尽力，别无它求。
毋庸讳言，由于第一次的建议书送上后没有回音，实际上就是未被置理，心中有气。所以第二次建议中除重申道理之外，还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书记和市长的“傲慢”。 最后，我明确表态：“这是我对此事的最后一次建议!”
“建议”同时再次附上芷江、漯河等地受降纪念设施的5幅彩色图片。
我把第二次建议书写好装进信封，分别写上“蚌埠市委周春雨书记收”、“蚌埠市政府白金明市长收”，自己直接到市委办公室交给值班员小尤，又到市政府办公室交给值班员小曹。他们都很负责，表示一定会当面交给书记和市长，小曹还热情地把我送出门外。
第二次的建议会不会像第一次那样被置之不理?老实说，我不抱什么希望，做好了彻底失望的心理准备!
一波三折，筹建受降纪念设施终获批准
5月上旬末，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郭照东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建议，白金明市长批给市委常委、宣传部王勇勇部长了。王部长要我转告你，对你的建议，市领导很重视，不是不重视。我笑笑，如说白金明市长“重视”还沾点边，他毕竟对我的第二次上书批了字。而周春雨书记，对我的两次上书统统置之不理，怎么能说是“重视”呢?
白市长究竟是怎么批的?我还不知道。于是我到市委宣传部找到时任办公室主任的孟儒存同志，要求他把白市长给王部长的批示拿给我看看。孟主任很好，他很快找到递给我。我一看。白市长批了7个字：“转请勇勇同志阅 4/5”，龙飞凤舞。一般很难认得。我又请孟主任复印一份给我。
虽然白市长的批示没有实质性，但是，我仍很感谢他。因为，他这7个字告诉我：一、这份建议书，他收阅了;二、这份建议书不是废纸，值得一阅，所以批给市委宣传部长“勇勇同志阅”;三、一把手没有表态，我不好发表实质性、主导性意见。应该说，白市长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因而我对他既理解，又感谢。
2015年8月初，胡德新会长对我说：“你的第二次再建议，白市长作了批示。他还要我们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再写个报告上报市委。我们将你的建议附在新研会的报告后边，报给了市主要领导，他们还是重视的，市里已召集有关部门和有关区开会做了研究，规划部门已很快拿出了方案。”他还说：“这件事终于有了进展，你的贡献很大。”
对我的两次上书建议，市委书记周春雨和市长白金明的态度是不同的，周春雨对我的两次上书都未着一字，不予置理;白金明在我第二次上书作了7字批示，转请市委宣传部长阅。白市长后来还与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长胡德新同志面谈了这件事。这使我感慨万千，浮想联翩：这周春雨少年得志，当过省委书记的秘书，所以很是骄狂。对我两次建议均置之不理，从表面态度看，他是傲慢;从实质上看，他内心是不同意的。我困惑的是：筹建抗战受降纪念设施是为了蚌埠的声名，是为了铭记历史，你周春雨是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历史学士学位，为什么对中华民族这件重大的历史事件态度如此冷淡、暧昧、不屑一顾呢?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愤，骂了一句“这厮绝非好官，竖子不足与谋!”而白金明市长是农学出身，但在这件事上，比周春雨强多了。
一年之后，周春雨升任安徽省副省长，成为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仅过半年，周春雨贪腐案发。2018年10月25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周春雨案，经审理查明，周春雨利用职权受贿1365万元，隐瞒境外存款412万多元，滥用职权，违法返还土地出让金6.65亿元，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他还利用职权，非法获利3.59亿余元。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
面对这样一个被中纪委痛批为“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的贪腐典型，我释然了：这样的一个硕鼠巨贪，朝思暮想的是怎样当大官、发大财，他哪有心思考虑什么纪念抗战胜利蚌埠受降遗址的筹建问题呢?
7月下旬，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向市委呈报了《关于蚌埠几处抗战主要遗址保护利用具体方案的请示》，列举三项：一是黄柏郢大屠杀遗址、二是中国第十战区蚌埠受降遗址、三是淮河阻击战遗址。送上后，时任市委副书记的王诚批示：“呈请周书记批示，请胡市长审核。”8月2日，市委常委、副市长胡启望明确批示：“受降遗址项目，建议在原址勒石刻碑，以保存记忆。有关史料可保存于纪念馆。胡启望 8·2”。时任市委书记的周春雨一个汉字都未签。用笔在“呈请周书记批示”中把“周书”两个字圈起来甩到左边空白处，写上月日“8·5”了事。其对此事的冷漠、勉强和不情愿昭然若揭。
等待4年，受降纪念碑廊终于落成
由于市委常委、副市长胡启望同志8月2日作了明确、具体的批示“受降遗址项目，建议在原址勒石刻碑，以保存记忆”，实际上起到了实质性、突破性的一锤定音之效。市和龙子湖区各有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开始筹建抗战胜利蚌埠受降纪念设施的前期工作：一是确定选址。蚌埠受降原址汪伪安徽省政府礼堂会议厅即国富街原人民印刷厂和市公安局处，这些都已拆迁，正在筹建一个新的国富祥庭小区。受降纪念设施确定在国富祥庭小区西南角、凤阳路北、市人民银行东侧。承建这个小区的开发公司必须确保留好这块地皮不被占用;二是明确该项工程由承建国富祥庭小区的蚌埠亿佳投资有限公司承建;三是受降纪念设施的设计由蚌埠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设计，设计方案要征求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意见;四是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负责提供受降设施必须体现的主题和相关的资料;五是承建该项目的蚌埠亿佳投资有限公司提出要在国富祥庭小区竣工后才能对受降碑廊项目施工建设。我们虽然认为这样不能很快建成，耗时太长，不想同意，但考虑这家公司毕竟接受了承建该项目，已经很难得了，我们不好再提不同意见。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胡市长明确、具体的批示之后，局面很快为之一新。看到自己渴望已久的蚌埠受降纪念设施建成有望，心里充满信心。我去建筑设计研究院找设计师董晓燕要来设计图纸，送给胡书记和郭主任看。在遇到什么问题时就到龙子湖区城建规划局找陈礼超局长请求帮助。他原在中荣街办公，后搬到南湖路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大楼16楼1605号。我们因为筹建受降纪念碑廊之事经常联系而成为朋友。
由于当时协议确定受降纪念碑廊要在国富祥庭小区竣工后施工，这样我就非常关注国富祥庭小区的进度，经常去看，询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竣工。在最后一栋楼封顶时，我要求老总启动受降纪念碑廊项目的施工，老总跟我说“你的心太急了。不要急，那点小工程，小菜一碟。”
时过4年，直到2019年6月，受降纪念碑廊的施工才开始启动。当我听说受降纪念碑廊工程是亿佳投资有限公司转交给市郊农村一个建工队承建时，我又找公司老总交涉，对这个建工队建造碑廊的资质提出质疑。老总对我说：“你们的这个工程很小，这个包工头带的一帮人还是可以的，不仅承建过我们公司的一些项目，而且还承建过‘海上生明月’的一些项目，干你们这个小工程不成问题。你只管放心。”建受降纪念碑廊的费用是由亿佳投资有限公司承担的，决定权当然在人家手里。再说，“海上生明月”是蚌埠市在龙子湖南部创建的一个国家5A级风景旅游区。被誉为是中国第一座"露天博物馆"。他们能在这样全国知名的大工程中承建一些项目，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受降碑廊工程启动后，首先是清理那片地上的杂草、垃圾，打好地平、开挖地槽、铺设钢筋、浇铸立柱，垒墙、上瓦、小圆门等等，三四个月中我几乎每天都要去工地看看，觉得工人们都很认真、负责。从打地平到竣工，我拍了二三十张照片。
施工期间曾因种种原因，工人与工头闹点矛盾，停工10多天，我一直跟他们劝解，催促他们抓紧竣工，直到10月底主体工程才告结束。10月27日，纪念碑运到工地，我一看，大失所望：纪念碑制作的很不理想。我掏出钢卷尺量了一下，高度仅1.8米，安装时碑的下部还要埋进一些。立起来高度只有1.38米，宽度仅0.7米，厚度仅8公分，太小气、单薄、寒酸，体现不了中华民族浴血抗战取得胜利接受日本投降的宏大主题。还有一个问题是，碑上刻的“受降纪念碑”5个字是草体，不少人认不全，影响宣传教育效果。
我批评他们太粗疏、草率了，他们说是按图纸制作的。我又去找设计人员，设计人员说：“我们只是在图纸上把纪念碑标注在那里，字是随便写的，只起标志作用。至于纪念碑做多高、多宽，多厚，碑上写哪几个字和字由谁写?那就不是我们的事了。”
我们请合肥欧派雕塑设计艺术公司老总和设计师来看了一下，主要是听听他们对更换受降纪念碑和下一步升级续建的意见。他们看了以后。都说这个碑做的太差，建议设计制作一个像样的的纪念碑，以体现抗战胜利接受敌人投降的气派，还建议将纪念碑立在碑廊外边。后来他们设计了一个纪念碑的图像发给我，并说花不了多少钱。我觉得不错，比原来的那个小碑好多了。但终因种种原因，没有继续下去。
不久前，我联系已升任龙子湖区副区长而且分管城建规划工作的陈礼超同志到现场看看受降碑廊的升级续建问题，他还约请了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宋磊同志和城建规划局长一同来到现场。大家一致意见是现在已建的碑廊亟待升级续建，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宋部长提出，除这个碑廊升级续建并继续保留外，区委区政府正在规划“靓淮河工程”，到时可以纳入抗战胜利蚌埠受降的内容，那就更好了。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新任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何金良同志在调研考察蚌埠受降纪念碑廊时指出，中国第十战区蚌埠受降是全国有影响的重要事件，是我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要进一步做好工程的提升改造工作，并设想开辟为“抗战胜利公园”，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2019年10月，即将竣工的蚌埠受降纪念碑廊
深感欣慰，我为蚌埠历史文化贡献了一点绵薄之力
历经波折，蚌埠受降纪念碑廊终于建成了!尽管还很简陋，缺项尚多，但蚌埠受降纪念设施总算填补了这项持续了几十年的空白，实现了蚌埠受降纪念设施零的突破。作为战区级的受降之城，我们也有了纪念受降的设施。外地朋友到蚌埠来，我可以高兴、自豪地带他们去参观蚌埠受降纪念碑廊了!
蚌埠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领导同志对我在筹建蚌埠受降纪念设施这项工作中的付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2015年7月底，胡德新会长对我说：“你的第二次再建议，白市长作了批示。他还要我们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再写个报告上报市委。我们将你的建议附在新研会的报告后边，报给市主要领导。市里已召集有关部门和有关区开会做了研究，规划部门也已很快拿出了方案。”他还说：“这件事终于有了进展，你的贡献很大。”还有一位副会长多次当面称赞我“居功至伟”，我实在不敢当。
▲本人在受降纪念碑立起的当天在纪念碑旁留影
就这件事的贡献而言，我认为首功应归于市委常委、副市长胡启望同志，他8月2日作的“受降遗址项目，建议在原址勒石刻碑，以保存记忆”，如果没有这个明确、具体的批示，这个问题必将继续拖下去，很难解决。胡市长作了明确、具体的批示后，工作很快就启动起来了，市有关领导也颇重视，都做了一些推进、促成的工作。在我的两次建议未受到足够重视的情况下，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根据白市长的要求写了一个报告，上报时附上了我的建议书，为促成这个问题的解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任龙子湖区城建规划局局长的陈礼超同志对市、区城建、规划、建筑等系统的业务、人事都很熟悉，工作敢于负责，从不拖泥带水。胡市长批示后没几天，他就将设计的效果图发给我，征求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负责同志的意见。11月1日，我找他谈受降碑廊前面场地问题，太小了不利于开展有关活动问题时，他不推不拖，当着我的面给施工单位负责人打电话，要求他们应予考虑，想办法解决。我非常赞佩他的这种工作作风。他置身上下左右之中，积极帮助解决规划、施工等环节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实在功不可没。
至于区区小我，实在“卑之无甚高论”。但实事求是地说，我确实为此事尽心尽力了：一是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约半年之前就“大海捞针”，找到了1945年9月24日亲身参加了蚌埠受降仪式的唯一健在者——98岁高龄的李海老人，接着参与了对这位历史老人“抢救式”的采访，获得了不少第一手史料;二是我接连两次上书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请求珍惜历史机缘，筹建抗战胜利蚌埠受降纪念设施，以铭记历史，教育后人，对这件事，我起到了一点启动作用;三是筹建蚌埠受降纪念设施启动后，我置身于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龙子湖区城建规划局、蚌埠市建筑规划研究院、亿佳投资有限公司、施工队之间，充当了“联络员”角色;四是工程施工后，我基本上是每天至少到工地去一次，掌握进度，并拍下许多幅照片作为档案资料保存;五是在纪念抗战胜利和蚌埠受降70周年之际，我撰写了《蚌埠受降亲历者李海先生访谈记》、《李海先生印象记》、《蚌埠受降前后》、《新四军高邮受降记》等抗战和受降的文章在蚌埠日报、新安晚报、《抗日战争纪念网》等媒体发表，为国家隆重纪念抗战胜利、接受日军投降的盛大节日平添了几朵花絮。
这件事不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也不是有谁非要我去做，完全是我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是民族自尊心、责任感的驱使，是历史和中华民族对我的要求。在这件事情上，我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无论就人格、见识、水平而言，还是就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对言者、学者的尊重、对蚌埠声望和发展的关注和对历史的责任心而言，我都要比市委书记周春雨之类强出百倍!请不要臆测、指责我只不过是在周春雨贪腐案发被判重刑之后才敢这样口出狂言，否!君不见，我在第二次上书中不就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他的“傲慢”吗?并说这样的态度下去，“必将愧对历史、愧对先烈、愧对后人!”
作为在蚌埠工作、生活了30多年的市民，能在退休期间为填补蚌埠受降纪念设施几十年的空白、实现蚌埠受降纪念设施零的突破贡献一点绵薄之力，我深感欣慰。
2022年7月22日于蚌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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