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考之一：八路军独立第一师
来源：原创   2024-03-07 08:26:47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考

　　真相藏于档案，传说风行世间。

——题记

　　1939年八路军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黄土岭战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高光时刻之一。这场战斗几天前，日军一个大队在雁宿崖被歼，阿部规秀亲率援兵前来报复，随后在黄土岭被炸身亡。

　　这个真实事件，八十多年来在大众传播雪球效应加持下，直逼文学剧本，应了指环王开篇那句话：历史成了传说，传说成了神话。

　　这两场战斗的记载，有官修战史和个人回忆两类。前者有档案打底相对准确，侧重宏观但细节不足。后者情节丰富但视角局限，且年代久远难免记混记错。

　　这两类叙事，大都以单方材料为依据，较少参考日军史料，这对完整还原历史无疑是个缺憾。

　　而兼听则明，有比较才有鉴别。

　　本文基于中日双方原始档案，从史料维度复盘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褪尽铅华还历史以素颜，正本清源。

　　出发。

　　一、八路军独立第一师

　　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发生在河北涞源南部和易县西部，当年这里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辖区，第一军分区也称八路军独立第一师。

　　1937年8月红军改编八路军时，国民政府只给了三个师的番号：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和第一二九师，并据此发放军饷。未列入正式序列的部队，则以独立团、独立旅、独立师名义出现，军费自筹。

　　1937年11月7日，前苏联十月革命20周年纪念日，晋察冀军区在山西五台山成立。次日，太原失守，“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电》，1937年11月8日)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一一五师政治委员聂荣臻担任，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舒同，部队仅有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个营等3000来人。

　　晋察冀军区(以下简称军区)位于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处，在平汉(北平至汉口)铁路以西、正太(正定至太原)铁路以北、同蒲(大同至蒲城)铁路以东、平绥(北平至归绥，即今呼和浩特)铁路以南，这块区域后来称为北岳区。

　　八路军总部(以下简称总部)最初设想军区下设三个军分区，分别由赵尔陆、杨成武、赵侗为主官。(《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毛泽东电》，1937年10月25日)

　　这个方案后来做了调整。11月13日，总部决定成立四个军分区，任命杨成武、赵尔陆(后郭天民)、王平(后陈漫远、黄永胜)、周建屏(后熊伯涛)为各分区司令员。

　　总部决定：“杨成武所辖军分区，应即以现有两个营改编为两个团，涞源之营亦改编为团，合编为第八路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聂荣臻并报毛泽东电》，1937年11月13日)

　　这样一来，一套人马就有了两块招牌：第一军分区(以下简称一分区)和八路军独立第一师。

　　遵照总部命令，一一五师独立团三个营扩编为三个团。《晋察冀暨华北军区武装力量发展史》(北京军区战史编写组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写道：

　　“以原一、二营和蔚县游击支队一部编为第一团，团长陈正湘，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罗元发;

　　以涞源游击支队一部和收编的‘察南抗日别动队’编为第二团，团长黄寿发(后王天存，黄改副团长，王于1938年7月逃跑)，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袁升平;

　　以第三营和各营之第四连、广灵游击支队一部编为第三团，团长季光顺，政治委员王道邦。”

　　引文中括弧()为原文所加，下同。

　　由此来看，红军血脉留在了一团和三团。

　　出于政治考量，12月中旬按照党中央指示，各军分区下属团改称大队，一分区三个团改称第一、第二、第三大队，一分区兼第一支队，其他分区类推。

　　不过，大队称呼仅对外使用，对内仍习惯称一、二、三团。

　　此外，一分区还下辖两个支队：第五支队500来人，支队长赵侗;第三支队300来人，支队长曾雍雅(也称曾支队)。

　　按照总部规定，一分区活动范围在平绥铁路张家口到大同以南，跨山西与察哈尔两省：

　　“以广灵、灵丘、蔚县、浑源四个县为中心，包括怀仁、大同、阳高、天镇、怀安、阳原、涿鹿、宣化，东与门头沟之赵同[侗]联络，西与大同以西之宋时轮联络。”

　　引文中方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注，以补原文缺字或错字，下同。

　　当时蔚县、阳原、涿鹿、宣化属察哈尔，广灵、灵丘、浑源、怀仁、大同、天镇属山西。

　　二分区在山西，“以定襄、繁峙、五台三个县为中心”;三分区在河北，“以阜平、涞源、曲阳、唐县、完县、满城六个县为中心”;四分区跨山西、河北，“以盂县、平山为中心”。(《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聂荣臻并报毛泽东电》，1937年11月13日)

　　图01-1 1937年八路军总部划定的晋察冀军区各分区划定区域

　　中国的抗日战争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国民党军主要在正面战场抗击，中共军队主要在敌后战场作战。形成对照的是，前者始终敌进我退，被动迎战，后者总是敌进我进，主动出击，堤外损失堤内补。

　　1938年初，徐州会战开打，日军主力南移，华北兵力空虚，给八路军留出腾挪空间。毛泽东当即指出：

　　“雾龙 [灵] 山为中心之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应准备至适当发展时期派高级领导人去雾龙[灵]山”(《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938年2月9日)

　　雾灵山位于北京、天津、唐山、承德四地之间，现在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42平方公里, 森林覆盖率93%,主峰海拔2118米,为燕山山脉主峰。

　　根据毛泽东指示，总部电告聂荣臻：

　　“请立即准备派一精干游击支队1500人左右，由杨成武或邓华(择一人)为指挥员，另选得力政治委员，并配足其他干部及交通器材，向承德、北平、山海关之间出动，创建抗日根据地，并扩大本身。”(《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聂荣臻电》，1938年2月10日)

　　遵照中央和总部电令，军区决定以一分区三大队(亦称老三团)为主，组成冀东支队(邓华支队)，由邓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当月下旬进到平西斋堂一带。

　　随后，一分区将涞源、灵邱，上寨的游击队合编成一个新的三大队，亦称新三团，以补足建制。

　　老三团一走，一团成了军区唯一保留成建制红军血脉的部队。

　　为加强所谓“蒙疆地区”的治安及作战，日军于1938年2月编成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担负察南、晋北等地的守备。

　　1938年5月，总部命令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由晋西北东进，开赴山阴、应县、浑源、广灵、灵丘及察哈尔的蔚县一带对日作战，加强军区北面的军事力量。

　　这一地区与一分区辖区多有重合，于是一分区转向河北涞源、易县、满城、涞水、徐水、定兴等地发展，清除汉奸武装，扩大自身。

　　这年8月，赵侗出走，所部并入一分区，战斗部队编入新三团，纪亭榭任团长，袁升平任政委。

　　随着广大民众踊跃参加八路军，各类抗日武装也纷纷来投，1939年初，八路军已从整编时4万多人发展到22万人，出现人员成份复杂，纪律作风失严的局面，亟待整顿规范。

　　为使部队正规化，总部于2月7日发布训令，要求各部从三月一日起开始分期整训部队，其中“聂区包括吕部整理九个团，整理地区兵团由聂司令自择。”

　　“吕部”指冀中军区吕正操部。

　　冀中指平汉铁路以东、沧石(沧州到石家庄)公路以北、津浦(天津到南京浦口)铁路以西、平津以南的平原地区，冀中军区于1938年5月成立，司令员吕正操，归晋察冀军区领导。

　　按照总部计划，军区开始对部队分期分批整编训练。3月到6月为第一期，8月到11月为第二期，以两个大队或以一个大队为基础扩编为一个团。

　　第一期整编后，四个军分区整编了五个主力团。

　　一分区各以一大队和三大队为主，加上地方游击队，编成一、三两个团。二大队与三分区十一大队合编为二团，划给了三分区。

　　至6月底，军区(北岳区)部队共有31907人，其中一分区7500人。(军区1939年度《人员武器弹药马匹统计表》)

　　此时曾支队(游击第三支队)下属三个中队，500来人。(《路西部队1940年前整编经过一览表》，1942年5月)

　　到9月，第二期整编期间，军区将涞源县大队和白石游击队编入曾支队，使之扩编到五个队(对外称五个大队，相等于连)，9月底曾支队达706人。(《国军第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各游击队现有人马武器弹药统计表》，1939年10月2日)

　　在此期间，“冀中军区游击第三支队”赵玉昆部6200余人(第二十五团1900余人，第二十六团2100余人)编入一分区，使一分区10月底实力激增到14502人。(军区1939年度《人员武器弹药马匹统计表》、《冀中军区游击第三支队现有人员武器统计表》)

　　说说装备。

　　先说炮。

　　火炮是战争的重要武器，号称“战争之神”。不过一分区成立时并没有炮，组建炮兵连时只有国民党军溃退时扔下的两门野炮，及缴获日军的几门残破山野炮。

　　1939年1月，解决了汉奸武装孟阁臣部，月底一分区人员武器统计表上，出现了5门迫击炮和160发迫击炮弹。

　　10月底统计，一分区有10门迫击炮：炮兵连5门，赵玉昆部5门。此外炮兵连还有1门平射炮、1门山炮和3个掷弹筒。

　　弹药有迫击炮弹132、平射炮弹62、山炮弹30、掷弹筒弹58，这是当时一分区炮兵的全部家底。

　　别看不多，已然富甲一方。

　　同一时间节点，二、三、四分区各有迫击炮2、3、2门，迫击炮弹各24、90、10发，没有其他火炮，包括掷弹筒。

　　由于少炮缺弹，平时作战对炮的使用相当保守。黄土岭战斗后，军区冬季反扫荡总结专门提出：

　　“对砲的使用尔后要注意。由于过去我们的不习惯，向来不加注意”，今后要“坚决克服过去砲兵随伙夫担子及对武器使用守旧(不习惯用砲)的战术上的错误。”

　　再说枪。

　　八路军虽说正式列编国民革命军序列，但武器还是红军时期原有的，国民政府没有配发补充(个别情况例外)。编外的各独立支队、独立团等，更是带资入场，靠自筹武器弹药抗日救国。

　　因此，人多枪少是中共抗日武装中始终存在的普遍现象。

　　如1939年10月底，一分区总人数14500，各类枪支包括信号枪7246，仅占人员五成，半数人员徒手无枪。同期军区总计人员近9万，枪支4万出头，占人员数量四成六。

　　1937年10月一二九师抗战出征东渡黄河时，全师9367人，枪4965支，占比五成三。稍早抵达晋西北的一二〇师，人数9047，枪支4907，占比五成四，都在半数左右。

　　部队后方机关、供给、医疗、军工等单位徒手人员多，所以单位越大枪支占比越小，而作战部队枪支占比一般在五成以上。统计显示，1940年3月前军区各团枪支占比约57%。

　　据陈正湘回忆(陈正湘：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星火燎原丛书》之四，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下同)，1939年10月的一团，“全团近一千九百人”，以57%枪支占比计算，枪支不足1100。若留10%警戒后方，一团参加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时不足1000条枪。

　　为保证战斗力，1940年中央致电各部，要求北线“冀中、冀察晋、晋西北等区”的“主力军队应确保六成枪枝的限制，力戒人多枪少的现象。”(《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并告陈光罗荣桓黄克诚电》，1940年6月1日)

　　这个要求可不低，两年后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4731人，枪2726支，占比才达到58%(《一二九师1942年冬季实力统计表》，1943年5月20日)。

　　这意味着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一支部队，去除必要的后方警卫，持枪上阵者至少打个对折。

　　要说国民政府不给武器也就算了，可后来连子弹也不给了。

　　1940年1月一二〇师出了一个规定：“各部队今后作战必须报统计所消耗之弹药，注意收集弹壳，做到一个壳换一粒子弹，否则不补充弹药。”

　　因为弹壳可以重新装填火药，变造子弹。

　　八路军抗战之艰难，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