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梓抗战部分史实考辨
来源：张宗荣   2024-10-25 16:07:20

　　一、海军学校在桐梓办学时间考辨

　　1938年10月，福建马尾海军学校由湖南湘潭迁入桐梓县城金家楼，更名为桐梓海军学校。然而就海军学校在桐梓办学、离开桐梓，迁移重庆的时间却说法不一。

　　1997年，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桐梓县志》记载：“民国27年，中华民国海军学校(原马尾海军学校)由湖南辰溪迁入，驻原金汉初节孝祠。”“抗日战争胜利后，于35年移重庆。”

　　桐梓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桐梓抗战》一书中记载：“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国海军学校马尾海校奉命西迁。1938年10月由湖南湘潭迁来桐梓县城金家楼，史称“桐梓海校”。“1946年1月桐梓海校改组为的中央海军学校奉令迁重庆山洞海军总司令部。”

　　2003年，由中共桐梓县委党史研究室、桐梓县革命老区促进会编写，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桐梓县革命老区发展史》记载：“抗战爆发后， 日机经常轰炸马尾， 学校先后迁福建福州、湖南湘潭。1938年10月，迁至贵州桐梓县城“金家节孝祠”(又名“金家楼”)办学，更名“桐梓海校”，直属海军总部管辖，属军政建制。1945年12月26日，桐梓海校改组为中央海军军官学校，迁往重庆海军司令部待命。1946年，中央海军军官学校奉命与上海海军学校合并后迁青岛。”“八年间，桐梓海校共为国家培养了331名中国海军人才。”

　　经查，1945年11月6日《中央日报》登载了该校航十三班(景武队)学员王耕滋写的“海校鳞爪”一文，证实海军学校在桐梓停办和迁移重庆的时间，现抄录于下：

　　△在沉默的空气中我们渡过了萧同学誌哀的三天，为了急于迁校，紧急着双十节，第八届运动会在紧张声中重振旗鼓继续启幕，细雨纷飞，运动员英勇地在□滑的球场上大显身手，在不断的掌声中，溜泳似的奋勇决战，这正象征着英勇的海上健儿决不会任何环境的限制，我们要在恶劣的环境中努力奋斗。

　　△授奖典礼于十七日举行，校长亲临主持，冠军荣获盾，银杯，亚军和殿军亦同样承受奖品，长官们不断的嘉许，大家在快乐兴奋之余，将更从事严格的锻炼“胜不必骄，败不必绥”，“胜败非所计，目的在健康”“养成运动家的风度”，这是我们的口号。

　　△海军部正式命令迁校，新校址尚未公布，可能在山洞海军总部，授课数月侯舰东下，第一批同学已乘坐海军部专车首途山洞，不幸中途抛锚。第二批业已出发，由于交通工具的缺乏，致使行装堆积车上如山，人们坐在上面颇有“如临悬岩”之感，不幸车至中途两同学不慎落地，都受重伤，事后当即赶送重庆医治，在桐梓候车的第三批同学们也已整装后发，我们将以簇新的姿态在陪都的环抱里跟重庆人士见面了。

　　上文中说明桐梓海校于1945年10月10日举行运动会，17日举行授奖典礼，随后分三批迁移到重庆。这篇文章是1945年11月6日登载的，作者发稿时第二批已开始迁移。因此，海军学校在桐梓停办时间应为1945年10月，办学时间只有七年，并不是1945年12月26日，桐梓海校改组为中央海军军官学校后，才迁往重庆的。

　　二、桐梓“抗日模范县”考辨

　　2023年，由中共桐梓县委党史研究室、桐梓县革命老区促进会编写，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桐梓县革命老区发展史》这样记载：

　　“抗战期间，桐梓既为陪都重庆的前沿重地，又是抗战物资、人员输送要津。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整合军民运输车辆6000余台，后加上美国援华车队约2000台，主要行进车在川黔公路上。是贵阳来去重庆的必经之地，广大人民群众自动让出住房。给南来北往的车队、军队和人员借住，并承担着劳军慰问等艰巨的任务。同时，针对大量的难民涌人桐梓，急需救济，桐梓县成立‘战时服务总站’‘难民服务站’向社会各界共募集‘慰劳捐’‘慈善捐’‘战时员役生活补助捐’84450元(法币，下同)，其慰劳过境官兵29617人，慰务费达157.92万元，救济来自各地的流亡同胞2923人，设立难民寄宿舍4所，转待难胞4058人，为抗日救亡贡献了一份力量。桐梓被冯玉祥将军赞誉为‘抗日模范县’。”

　　经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在桐梓的活动，当时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以及《冯玉祥日记》均有记载。

　　1939年2月26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写到“汪德昭先生报告桐梓县长孔福民，干练有为，到任四个月，工作成绩及作风均有极好表现。我写“模范县长”四字赠之，并电请委员长奖励之。”

　　1939年3月14日，《中央日报》以“桐梓县长政绩茂著，蒋委员长传令嘉奖”进行报道。

　　1939年3月14日，《新华日报》以“蒋委员长嘉奖桐梓县长孔福民”为题进行转载，并编发短评“贵州的一个县长”。

　　由此说明，冯玉祥只说桐梓县长孔福民是模范县长，并没有说桐梓县是“抗日模范县”。

　　三、兵工署第四十一兵工厂在桐梓期间史实考辨

　　1、迁入桐梓时间

　　据1997年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桐梓县志》(大事记)记载：“民国27年(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第四十一兵工厂内迁至城郊傅家龙洞至天门洞一带。”

　　2015年，桐梓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写《桐梓抗战》记载：“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兵工企业纷纷内迁，国民党石林兵工厂、沈阳兵工厂、江陵兵工厂等几家兵工厂陆续迁桐梓，改名为四十一兵工厂，直属国民党军政部兵工总署西南分署领导，职工和家属近两万人。”“1939年初正式投入军用武器生产，供给抗日前线。”“1946年6月该厂停止生产，8月至12月职工遣散完毕，1947年11月，物资和机器运走移交重庆江北陈家馆二十一兵工厂。”

　　2023年，由中共桐梓县委党史研究室、桐梓县革命老区促进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桐梓县革命老区发展史》记载“四十一兵工厂为国民政府军工部兵工署下属企业。前身为广东军阀陈济棠兴办的石林兵工厂(又名广东第一兵工厂)。“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石林兵工厂由国民政府接收。1938年，石林兵工厂从广西融水县迁入桐梓县城郊付家龙洞，更名为第四十一兵工厂，为保密对外称‘桐业公司’。”

　　经查，江陵兵工厂或系金陵兵工厂之误。兵工署第四十一工厂，原为广东兵工厂，位于广东番禺石井，故习惯上也称石井兵工厂，而不是石林兵工厂。

　　1938年1月，兵工署所属单位进行第二次大迁徙。广东第一兵工厂迁往广西融县。同年2月2日，兵工署统一更改所属工厂名称，改变按工厂所在地命名法，改称“军政部兵工署第XX工厂”。广东第一兵工厂迁至广西融县后改称“军政部兵工署第四十一工厂”。

　　1939年2月1日，兵工署在贵阳设立办事处。协助搬迁单位与当地政府联系征地、建厂等事宜。12月24日，兵工署所属单位进行第三次大迁徙。第四十一厂被列入其中，奉令搬迁贵州桐梓。

　　2009年，轻兵器杂志社出版的《抗战中国军队轻武器史料》记载：“第41兵工厂原为广东兵工厂”。“1937年奉令迁往广西融县，1938年1月奉令改称第41工厂。”“1939年12月24日，柳州遭战事威胁，又奉令迁往贵州桐梓。”

　　现保存在重庆市档案馆的第四十一工厂档案中，第四十一工厂厂长钟道锠于1941年9月6日向军政部呈报称“本厂原为广州石井之广东第一兵工厂，二十五年十一月奉派道锠赴粤接收，二十六年十二月奉命迁移广西融县，二十七年八月即行复工，二十八年十二月又奉命迁黔桐梓，二十九年二月十八日机器首批运到，六月后临时厂房次第完成，八月轻机枪即有出品。”

　　由此可以证实，第四十一工厂是1939年12月24日接到命令，1940年2月18日才开始陆续迁入桐梓，并于8月恢复生产。

　　2、合并改名

　　2015年，桐梓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写《桐梓抗战》记载：“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兵工企业纷纷内迁，国民党石林兵工厂、沈阳兵工厂、江陵兵工厂等几家兵工厂陆续迁桐梓，改名为四十一兵工厂。”

　　2023年，由中共桐梓县委党史研究室、桐梓县革命老区促进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桐梓县革命老区发展史》记载“四十一兵工厂最初只有300余名职工，东北沦陷后，辽宁沈阳、湖北汉阳、江苏南京、河南巩县等地兵工厂相继并入该厂，工人增至4000余人(其中，当地招收工人1000多名)。”

　　就文中提到的辽宁沈阳、湖北汉阳、江苏南京、河南巩县等地兵工厂相继迁入桐梓后合并为第四十一兵工厂。经考证，此系误传。现将轻兵器杂志社出版的《抗战中国军队轻武器史料》和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兵工史》相关内容摘抄整理如下：

　　汉阳兵工厂，原位于湖北省汉阳县龟山脚下，1938年2月改名为兵工署第一兵工厂，同年3月奉命搬迁。汉阳铁厂迁往重庆，一厂迁往湖南辰豁，炮厂交给炮兵技术处，枪厂并入二十一厂。1940年，一厂又奉令迁重庆，一厂与十一厂调整作业，将枪弹厂、机枪厂、动力厂交给十一厂;而十一厂将已迁重庆的枪厂及炮弹厂交第一厂。1942年7月一厂开始生产中正式步枪，月产量达4000支。

　　金陵兵工厂，原位于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1937年9月奉令将枪弹厂西迁至重庆南岸铜元局，交给四川第一兵工厂。1938年3月，改称兵工署第二十兵工厂。1937年11月15日又奉令将所余厂部一律西迁，用火车、汽车、轮船、木船分四路运往汉口，转往重庆。1938年3月在重庆江北簸箕石复工，改称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

　　巩县兵工厂，原位于河南省巩县孝义镇，抗战爆发后奉命将机器设备运往湖北汉阳，后又奉命将全厂迁往湖南株州，1937年11月分厂迁往四川，防毒面具厂在重庆，化学厂在泸州，合称第二十三工厂。1938年6月1日，巩县兵工厂改名为兵工署第十一工厂，主要生厂水冷式重机枪及捷克式轻机枪，在湖南持续生产到抗战胜利。

　　1998年，由《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工业》一书中，也详细记载上述兵工局厂名称、时间变化等情况，内容相同。

　　至于沈阳兵工厂，在东北沦陷前只有东三省兵工厂，位于沈阳大东过门外。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沈阳后，东三省兵工厂落入日本人手中，改为关东军野战兵器厂。抗战胜利，兵工署派员接收后，东北区兵工厂接收委员会于1946年3月18日接收后才定名为沈阳兵工厂。

　　除沈阳兵工厂外，以上兵工署第一工厂、第十一工厂、第二十工厂、第二十一工厂、第四十一工厂迁移时间及过程均在重庆市档案馆有档案可查。

　　3、在桐梓期间人数及生产量

　　1997年，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桐梓县志》记载：“该厂编制职工4110人，连同家属共约两万人。”“于民国28年春(1939年)投产，主要生产‘七九’步枪和捷式轻机枪。生产能力为月产步枪1100支，机枪200挺。”

　　兵工署制定的1939度年生产概算书显示：第四十一工厂计划“生产中正式步枪12000枝，捷克式轻机枪720挺，七九枪弹1920粒，木柄手榴弹108万个。”

　　1941年9月6日，第四十一工厂厂长钟道锠向军政部呈报称：“自二十九年开工迄今业已造出捷克式轻机枪二千二百挺、步枪七千枝。倘得材料不缺，技术员工补充健全，原有机器加以修理，则每月可出捷克式轻机枪二百六十挺至三百挺，步枪一千一百枝至一千三百枝。”

　　据重庆市档案馆保存的《第四十一工厂沿革(1942年)》记载：“查本厂三年两迁，虽竭抢运抢建之力，均能于八个月内尽速复工迅即出品，然元气大伤，加以时局影响，料缺运难，产量无以激增。最近每月出品计中正式步枪一千枝，捷克式轻机关枪二百八十挺，如材料充分，技工补充，产量尚可增多。”

　　由此可见，第四十一工厂1940年8月至1941年8月一年时间共生产轻机枪2200挺，步枪7000枝。

　　1941年9月6日，第四十一工厂厂长钟道锠向军政部呈报称：

　　“全厂现有职员二百十八员，工人二千三百余名，士兵三百十七名，公役三十五名，唯技工尚嫌不败。”

　　据《第四十一工厂沿革(1942年)》记载：“全厂人数表职员256名，工人(水电组在内)2192名，士兵(湘西办事处在内)396名，夫役47名，总计3191名。”

　　1945年5月，兵工署对所属各厂员工兵夫编制及驻厂眷属人数进行统计，第四十一厂员工兵夫4112人，眷属3006人。因此，“连同家属共约两万人”有不实之处。

　　1945年4月19日，兵工署对各厂生产进行统计，第四十一厂4月份生产七九步枪1000枝，平均每月最大产量为1600枝，生产捷克工轻机枪300挺，平均每月最大产量为300挺。

　　日军投降前，军政部编造了《兵工厂库整理计划》，1945年8月20日军事委员会核准转发，其中对兵工厂现状调查，第四十一工厂每月产量步枪1000枝，轻机枪300挺，机器设备1118件，人数有职员298人，工人3189人，士兵348人，伕78人，共计3913人。

　　全国兵工企业1940—1945年产量

名称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合计
七九步枪	54510	39000	59200	66831	76800	130000	426341
轻机枪	1324	2440	6000	9391	11400	15600	46155

　　说明：1944年的产量没有查到准确数据，是9月份产量步枪6400枝、轻机枪950挺推算出的全年产量。

　　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兵工史》一书记载：“抗日战争期间，第四十一工厂共生产轻机枪4.67万挺、步枪9.37万支、枪弹4553.40万发。”因此 ，第四十一兵工厂在桐梓时的生产量绝不会超过这个数量，并且要少得多。

　　第四十一兵工厂在桐梓生产的时间只有70个月，不到六年时间，累计生产步枪24万枝，轻机枪10万挺就令人生疑。如按最大月产量步枪1300枝，轻机枪300挺计算，70个月的时间最多也只能生产步枪9万枝、轻机枪2万挺，从第四十一工厂的生产统计报表来分析，还没有达到最大生产量。

　　4、桐梓保管处留守人员数量

　　1997年，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桐梓县志》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35年6月该厂停产，8—12月，职工多数遣散，部分调走，留福利处长王书香等11人组成留守待交保管处，(民国)36年11月，移交地方政府。”

　　1947年2月10日，兵工署对所属单位人数进行统计：第二十一工厂桐梓保管处(原第四十一工厂)有官佐15名，士兵113名，工人20名，共148名。

　　四、第四十一厂附属天门河水电厂修建时间考辨

　　1997年，方志出版社的《桐梓县志》记载“解放前，县内仅有天门河水库一座，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四十一兵工厂修建天门河水电站配套工程，于1939年3月动工，1941年2月土建工程完工，占地面积20余亩，蓄水30余万立方米。”

　　2015年，桐梓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写的《桐梓抗战》记载：“由于兵工厂电力缺乏，由国民党军政部兵工总署修建了贵州历史上第一个水电站——天门河水电厂。1942年，电站蓄水库落成，1944年底正式发电。”

　　2023年，由中共桐梓县委党史研究室、桐梓县革命老区促进会编写、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桐梓县革命老区发展史》记载“1939年，四十一兵工厂投产后，随着抗战前线对武器的需求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原有的两台柴油发电机组难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加上国际运输线被日寇阻断，柴油、汽油等燃料奇缺，严重影响四十一兵工厂的生产。为此，兵工署决定利用天门河的水利资源，选择在上天门洞修建水电厂(称天门河发电厂)，解决电力紧张的问题。发电厂由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和工业大学五所院校进行设计。发电厂的建设工程聘请中国工程学会会员、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员、总工程师陈祖东(又名陈华夫，浙江湖州人)负责。八家营建公司参与建设。1939年3月正式动工，于1941年春夏之交竣工。”

　　在前面的考证中，已经证实第四十一兵工厂于1940年2月才开始陆续将机器设备运到桐梓，8月才开始正式生产。

　　1945年4月15日，第四十一兵工厂继任厂长刘守愚在水电厂地下发电机房题写建厂纪事石刻：“三十年兴建，越两载而坝渠机房诸工先后告成。”

　　天门河水电厂总工程师、水电工程处处长陈祖东在《天门河水电厂之设计与完成》一文中写到：“工程处系廿九年冬成立，卅年春季开工，同時凝具规范书，向美国订购水电机器。至卅二年春，坝工先成，蓄水成湖。同年秋，引水道及机房尾水道均告完成，惟以机件交货后，因仰光论陷，滞留美国，至卅二年夏，始启运至印度，又停滞印度，经笔者赴印再四设法，至卅三年九月，始裝巨型机全部空运进口。卅四年一月开始装机，至五月装竣，放水供电。”

　　让文物说话，是历史的最好见证。无论是刘守愚的纪事碑，还是陈祖东书稿等，均说明天门河水电厂始建于1941年，经过两年时间，堤坝、引水渠、机房等土木建筑工程在1943年己经完工。1944年9月从印度启运机器设备，并于1945年1月开始进行安装调试，直到5月才调试完成，开始发电。

　　五、张学良在桐梓被幽禁时间考辨

　　对于张学良在桐梓幽禁的时间，1997年，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桐梓县志》记载：“民国33年12月，爱国将领张学良移县城东小西湖幽禁……。36年春，张学良将军被转移重庆，各部随之撤离。”

　　2015年，桐梓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在《桐梓抗战》一书中记载：“1944年冬，张学良将军由开阳县刘育乡转移到桐梓幽禁，住在小西湖西北岸一幢新式油漆玻璃窗的小平房里。附近还有两相似的小平房分别住着看管张学良的特务副官组和特务巡逻队。周围岗哨密布， 警戒森严。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春，张学良将军又从这里被送去重庆，后辗转送去台湾新竹幽禁。张学良将军在桐梓度过两年零三个月的幽禁生涯。”

　　就张学良在桐梓幽禁时间而言，有的说是两年半，有的说是两年零三个月。为此，笔者几年前就曾专门请教张学良研究会副会长、东北近现代史研究会理事、辽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赵杰老师，赵杰老师曾两次到过美国，专程拜访张学良，著有长篇历史纪实《张学良去台湾》《张学良多彩人生》《留住张学良——赴美采访纪录》《张学良——毁誉由人》《张学良在美国的最后岁月》《张学良将军资料选》《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以及十八集电视纪实文献片《张学良》等。赵杰老师对张学良一生掌握的史料很多，研究颇深，成果丰厚。现将赵杰老师提供《张学良日记》扫描件摘录两篇如下：

　　十二月十六日

　　早八点由快活嶺乘卡车出发，因装车事使人十分不快。夜七点抵桐梓兵工厂厂水电厂职员宿舍，此为迁移之住地也。

　　以上十二月廿三日追记

　　(注：时间为1944年12月16日)

　　十月十五日

　　自从得知要搬家，将近一个月，昨日汽车才来，早四点二十分由桐梓出发，约十点在东溪午餐，下午约六点抵渝，住渝郊外之松林坡(原为戴雨农所建)。

　　(注：时间为1946年10月15日)

　　由此可见，张学良在桐梓并不是第十站，而是第十四站。也不是从开阳直接移迁桐梓的，而是经息烽停留10天后才到达桐梓的。张学良在桐梓县小西湖的时间是1944年12月16日至1946年10月15日，在桐梓幽禁了1年9个月零28天。

　　六、中国儿童保育会贵州分会名称考辨

　　据《桐梓县革命老区发展史》记载：“中华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第十保育院的前身为邓颖超、李德全(冯玉祥夫人)于1938年联合发起的‘中国儿童保育会’， 宋美龄(蒋介石夫人)任会长、李德全任副会长。保育会办事处在广州、香港等地设立保育院，收容、抚育、教养受难儿童。1939年1月，日本侵略军直逼香港，保育院被迫转移到贵阳，改属‘中国儿童保育会贵州分会’，保育院后迁入桐梓境内元田坝三座寺，时有儿童200名。1940年，中华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第十保育院更名‘中华战时儿童保育总会贵州省分会第四保育院’。1945年3月，湄潭县皂角桥的第二育幼院迁到元田坝三座寺后，改名为‘中华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第二保育院’。1946年冬，保育院共收置来自东北、华北、华南沿海及内地沦陷区失去亲人的孤儿600名，设6个教学班。1943年，保育院奉命迁往重庆。在元田坝4年时间里，在当地群众的关爱与援助下，保育院为该院教职员工和儿童创造了一个安定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经查，1938年3月10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倡发起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各省建立分会后，改称总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参加开幕式的有700多名中外来宾、政府官员、妇女界人士，推举宋美龄任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3月11日，《新华日报》《大公报》《申报》等报刊对保育会成立均作详细报道。

　　1938年3月11日《新华日报》第二版报道称“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筹设之战时儿童保育会，昨(十)日下午三时假界限路圣罗以女子中学，举行成立大会。”

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编印的《战时儿童保育会规程》

　　1938年5月底、6月初保育会内部发行的小册子《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简章》：“本会定名为战时儿童保育会隶属于‘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

1938年5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及部分负责人同志在武汉合影

　　1938年5月20日，各界知名妇女在庐山举行座谈会，商讨妇女界抗日救国问题。随后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九次常务理事会决定保育会改隶于改组后的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对外保留“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名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另一份战时儿童保育会告知教育部“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式改组更名(全宗号:五，案卷号：13585)通知如下：“教育部勋鉴:查本会业经率令于三十年四月十八日正式改组更名为‘战时儿童保育会’，所有以前‘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之会章条章均应即日更换，以资信守，除分行外相应检同‘战时儿童保育会’新印模纸，电请查照为何。”

　　根据上述历史档案记载，笔者认为：‘中华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第十保育院’名称不妥，应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或‘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简称‘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1941年5月编印的《战时儿童保育会贵州分会三周年特刊》、1944年3月总会编印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六周年纪念刊》已足可证明。

1941年贵州分会编印的《战时儿童保育会贵州分会三周年特刊》和1944年3月总会印刷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六周年纪念刊》

　　至于“1945年3月，湄潭县皂角桥的第二育幼院迁到元田坝三座寺后，改名为‘中华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第二保育院’”之说，引文有误，育幼院与保育院是有区别的。1945年4月，贵州分会决定将第二保育院裁并，其中75名保育生分配壁山八塘直属第四院，192名分配壁山大路场第五保育院。至此，贵州分会和保育院结束。

　　贵州第二保育院从元田三座迁离桐梓后，贵州第一育幼院才迁到元田三座第二保育院旧址。贵州第一育幼院迁到桐梓县城城隍寺，第二育幼院才迁到元田三座第一育幼院旧址。桐梓海军学校迁离桐梓后，第二育幼院迁到桐梓海军学校旧址，第一、第二育幼院合并后称桐梓育幼院。

　　七、中国英美援华委员会第一育幼院名称考辨

　　据《桐梓县革命老区发展史》记载：“中国英美援华委员会第一育幼院由贵阳基督教青年会与英美援华委员会总会创办。1944年，从贵阳迁入桐梓城隍庙，负责收养5至12岁儿童。全院有教职工34人(其中10人为桐梓籍)，儿童300多名，设4个教学班。李葆贵任院长兼教导主任。育幼院为节约开支，采取勤工俭学方式办学。抗战胜利后迁至贵阳。”

　　1944年9月，全国儿童福利工作人员会议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召开，会议提出急救战地儿童，决定由国民政府社会部赈济委员会会同美国援华会、英国援华会、加拿大红十字会、中华慈幼协会、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机关团体，联合成立机构，筹设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

　　10月19日，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在重庆成立，为战时机构。常务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总干事1人，下设总务、设计督导、急救、卫生4个组。

1947年1月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编印《工作报告》登载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成立情况

　　1945年1月16日，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贵州分会在贵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正式成立。通过贵州分会组织章程，推定贵阳市市长何辑五任主任委员，史上达任副主任委员，牧师海维德为总干事。

贵州分会《一年来会务汇报》登载的人事情况

贵州分会《一年来会务汇报》登载贵州分会组织章程

《一年来会务汇报》登载贵州分会第一、第二育幼院概况

1947年1月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编印《工作报告》登载桐梓育幼院情况

1946年3月8日，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贵州分会桐梓育幼院开具的公函。(现存桐梓县档案馆)

2007年12月，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贵州分会桐梓育幼院部分师生所立纪念碑碑文

　　1946年3月，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贵州分会编印的《一年来会务汇报》中，详细记载了“本分会定名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贵州分会”“本院定名为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贵州分会第一育幼院”。从以上可以看出，称“中国英美援华委员会第一育幼院”是不准确的，应为“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贵州分会第一育幼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