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县黄庙战地遗址纪行
来源：彭劲秀   2024-12-18 15:47:02

　　甲辰龙年深秋，2024年10月29日凌晨，我独自从蚌埠乘坐K552次火车，到徐州下车后换乘公共汽车，在310国道上向西疾驶，不到一个小时就来到目的地——紧靠陇海铁路北边的皖北萧县杨楼镇黄庙村。

　　我这次专程到黄庙，是因为八十六年前的1938年8月23日，在这里发生一场特殊的战斗。当年，游击队组织4名突击队员深入龙潭虎穴，仅用10分钟时间就痛快利索地端掉了日本鬼子在陇海铁路设立的一个据点。据点中的日本兵除2人在村外洗澡听到枪声仓皇逃命，其中1人被游击队员击毙，另一人侥幸逃脱外，20名日本鬼子被全部击毙，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歼灭战，给沦陷不久的萧县乃至周边沦陷区的抗日军民莫大的鼓舞！

　　作为萧县人，我家距离黄庙仅10多华里，自幼就听村里长辈讲过黄庙消灭鬼子的事。我一直心向往之，这次就是专程来黄庙参观战地遗址的。

　　战前深入摸底，周密策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内地大举进攻，1938年5月18日，萧县城沦陷。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广大民众深受其害。

　　陇海铁路横贯皖北萧县北部，在杨楼车站与黄口车站中间有个黄庙村，村附近有一条小河沟子，由北向南通过铁路，铁路上架了一座桥。日本鬼子为了看护铁路桥，在黄庙村附近设了一个据点，驻防一个小分队，一共21名鬼子兵在这里日夜驻守。

　　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丰、沛、萧、砀、铜五县巡视联络员陈怀玉的家，就在与黄庙村一条铁路之隔的陈坡村。有一次陈怀玉回家，正遇上两个鬼子兵向村民要麦子面、鸡蛋和小鸡，弄的鸡飞狗跳。村里有人对他说:“鬼子天天出来强要东西。我们无法生活下去了。”最可恶的是鬼子兽性发作，奸淫妇女，经常到村里找花姑娘，广大民众对侵略军恨之入骨。

　　陈怀玉在这一带组织过农救会。黄庙村的农救会长是袁永赞，现在被大家推举出来当保长。张庄村的联庄会长张步清，也是农救会员。他俩见到陈怀玉就要求弄两支枪来，把据点里的鬼子干掉！陈怀玉告诫他俩:“这是军事行动，要把敌人的情况弄清楚，要摸清敌人的规律，要干就干个痛痛快快，把敌人消灭光，不要打草惊蛇！在干之前要保守军事秘密。”随后，陈怀玉又到看桥的顾老头家里了解据点情况。顾老头领着陈怀玉把敌人据点周围地形看了一遍，陈怀玉对据点及其周围的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

　　第二天，陈怀玉到游击队驻地，找到新任十七大队大队长李忠道（即李砥平，建国后曾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向他述说了黄庙据点、当地民众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苦难以及把日本鬼子消灭的迫切愿望。这时十七大队也正在讨论怎样打鬼子的问题。认为游击队员都是在萧县土生土长的、熟悉地理环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消灭侵略者的迫切愿望，这一仗可以打！下一步就是什么时间打、挑选那些人打和采取什么形式打等问题。

　　陈怀玉决心要打，李忠道完全同意，并认为时机已到。两人经过商量，为了稳妥起见，还是派冯家平（时任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七大队指导员，建国后曾任郑州大学副校长）随陈怀玉去黄庙一趟，把情况进一步搞清楚。陈、冯二人到黄庙村找到袁永赞，邀来了张步清。中午在袁永赞家里一边吃饭、一边商量打鬼子的事。

　　饭后，冯、陈向袁、张了解了这两天工作进行的情况。他俩说已派去一个农救会员给日本人当伙夫，了解到敌人每天早上、晚上都很警惕，不好动手。白天敌人很麻痹，中午在铁路两旁桥下乘凉睡觉，都不在房里，外面只放一个岗，枪支都挂在房内墙上。鬼子最喜欢周围民众给他们“上面子”（当地俗语，意思是送礼）。

　　陈、冯把了解到的情况带回游击队，经与李忠道、许西连（建国后曾任河南农学院院长）等商量，决定采用给日本鬼子“上面子”的方式，进入据点，突然袭击，一定要把这个据点的鬼子“连锅端”！

　　为了稳妥起见，正式行动之前，先进行一次“预演”：由袁永赞带几个化装成农民的突击队员进入据点给鬼子兵“上面子”送礼，取得成功。这样，一是使突击队员熟悉了据点的情况，二是突击队员练了练胆子，三是麻痹了据点的鬼子兵，使他们丧失警惕，为下次以“上面子”为幌子顺利进入据点消灭敌人创造了条件。

　　计划以送礼的形式端掉黄庙日本鬼子据点，一是不能人多，顶多四、五个人，而且必须个个不怕牺牲，胆大心细；二是只能身带手枪，便于隐蔽，才能进入据点。

　　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彭笑千处筹来3把手枪

　　抗日游击队初创，最缺的是枪支弹药。游击队只有几支农村铁匠铺打造的土枪，枪身比较长。人们秘密商定是以“送礼”为名才能走进据点，不能背着长枪去“送礼”。土枪较长，无法隐蔽，不能用，只有手枪才便于携带。为了达到深入据点消灭敌人的目的，当务之急是必须筹集几把手枪。到哪里、找谁去筹集手枪呢？他们首先想到萧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彭笑千。因为1938年7月初，中共陇海路南区工委在六区张大屯召开“萧县抗日游击队”成立大会，游击队被编入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七大队。成立大会选出李忠道为大队长，委任冯家平为指导员。会议结束后，大队指导员冯家平对李忠道说：“我去三个中队看了一下，咱们45个队员只有15支枪，还都是老套筒、汉阳造。30个队员没枪，总不能叫他们当‘杠子队’吧？”这时县委书记纵翰民进屋说：“有办法，找笑千去，据他说原县政府还有一些款子在手里！”李忠道很高兴，拉着纵翰民说：“好，咱们一块去找笑千去！”

　　彭笑千当即就安排许西连和张舒民持款买来40多支捷克式、中正式步枪，两挺轻机枪和3支驳壳枪交给十七大队使用。

　　面对缺少手枪的困难，他们想起上次找彭笑千解决武器问题的事情，于是决定再次“找笑千去！”

　　《李砥平回忆录·消除“恐日病”——智歼黄庙日军》中说：“我们反复研究了作战方案，并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还从萧县代理县长彭笑千那里借来两把20响的盒子枪。”（《萧县党史资料》第三辑第37页）

　　彭笑千在《我的自述》中谈到这件事时说：萧县沦陷后，“当时大家情绪低落，后发现黄庙道班房住有日军20余人，由冯家平、陈怀玉、吴信容组织了十几支短枪突击队（我身边3支短枪交给他们），将日军全部歼灭。”彭笑千说“由冯家平、陈怀玉、吴信容组织了十几支短枪突击队”是另有所指的。因为，为了确保胜利，黄庙战斗进行前，李忠道等人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除挑选王振全、沈凤鹤、张庆白、袁金玲4人为突击队员深入据点消灭敌人之外，还成立了由冯家平、陈学文、吴信容等五人组织的预备队，等王振全、沈凤鹤、张庆白、袁金玲四名突击队员进入据点后，预备队员们立即冲上去增援，以确保战斗胜利。另外，还部署由李忠道、许西连、陈怀玉等带一部分人，一挺机枪，在黄庙东南角准备阻击从杨楼车站据点来的日军；由副大队长陈伯英、陈继仁带一部分人，一挺机枪，在黄庙西南角准备阻击黄口车站据点来的日军。这就是彭笑千所说的“组织了十几支短枪突击队”。突击队的十几支短枪也是此前彭笑千支持购来的。

　　萧县沦陷后，县长王雪琴牺牲前把一笔款子交付给彭笑千，彭笑千没有上缴给风雨飘摇中的上级国民政府，也没有擅自做主用于其它，而是毫不犹豫地交给地方中共党组建的抗日游击队购买武器，并说：“我腿摔伤暂时不能上战场，先让这笔款子上战场吧！”

　　李砥平说“从萧县代理县长彭笑千那里借来两把20响的盒子枪”，而彭笑千则在《我的自述》中说：“我身边3支短枪交给他们，将日军全部歼灭。”究竟从彭笑千处取得3支短枪还是2支短枪？原因何在？

　　其实，李砥平说彭笑千给他们两把20响盒子枪并不错，彭笑千确实给了他们两把20响盒子枪。彭笑千说给他们三把短枪也不错。只不过这三把短枪是分两次、由两人给的。1975年4月，彭笑千在郑州文化路干管所跟我谈到抗战时曾说：当时，考虑端掉黄庙据点是派‘敢死队’员深入龙潭虎穴，面对面地消灭敌人，只能使用短枪。我深知游击队武器紧缺，在给李忠道两把20响的盒子枪后，我又嘱咐梦舜直接给张庆白一把手枪（彭梦舜时任县抗日民主政府情报主任，与张庆白有交情）。

　　彭梦舜与张庆白确实有交情，当年，张庆白的家住曲里铺（村名），与彭梦舜家住的彭腰庄（今前杜六）仅十多里路，彼此经常来往。由于关系密切，彭梦舜的长女慧玲是张庆白做媒嫁到曲里铺吴家的。男方吴xx参加了新四军。当时从萧县到洪泽湖既没有火车，也不通汽车，是彭梦舜赶一头毛驴把女儿慧玲送到洪泽湖新四军部队与吴xx成的婚。

　　建国后，彭、张两家仍有联系，张庆白又把彭梦舜的三女儿慧霞介绍给何庄雷家张庆白侄女的儿子成婚。这足以说明彭梦舜与张庆白两人的交情。

　　彭梦舜作为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彭笑千的本家侄子，在国难当头之时，投奔彭笑千参加抗日行列，并担任县抗日民主政府情报主任，完全可以说是彭笑千的“身边人”。因此，彭梦舜手中的枪也可以说是彭笑千“身边的枪”。彭笑千既知道黄庙之战挑选的突击队员中有张庆白，又知道彭梦舜与张庆白有交情的关系，所以，在需要用短枪的紧急情况下，彭笑千要“身边”的直接下属彭梦舜给张庆白一把手枪是顺理成章的。

　　这件事被后来笔者偶然从一份建国之初的档案材料中看到的信息所证实：这份档案材料是彭梦舜所在村的村长杜庆军等四名村干部联名提供的档案材料第6条说彭梦舜“家有三把短枪。其中一把给张庆白啦，是事实”，这个认定正好与彭笑千所言高度吻合。

　　再说，由于平时彭梦舜与张庆白交往较多，张庆白经常到彭梦舜家做客，彭梦舜所住村子里的人都认识张庆白，不然村里的干部怎么会知道彭梦舜给张庆白一把手枪的事呢？

　　端掉黄庙据点的经过和重大意义

　　8月23日中午，突击队员扮装成送礼的农民，挑着鸡蛋、瓜果、桃子，提着小鸡进入据点，趁日军争抢礼物时，按约定的信号，王振全摸摸席夹子（当地农民夏天防晒用苇子编的草帽）帽沿，发出信号，4名队员一起迅速掏出手枪，对着毫无准备的日本鬼子扣动板机。这些侵略中国、残害民众、不可一世的鬼子慌作一团，没容摸到枪就被一一击毙。除两个在外边河里洗澡的鬼子侥幸逃脱一个外，其余20个鬼子都成了中国抗战勇士的枪下之鬼。中国四名抗战英雄仅用10分钟时间就结束战斗，迅速端掉了这个日本鬼子驻守的据点，并缴获18支三八式大盖，一挺歪把机枪，一把盒子枪和子弹、刺刀、帐篷、手表等战利品，我方无一伤亡。在四勇士中，袁金玲打死8个鬼子，张庆白打死6个鬼子，为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恶气！为游击队开展抗日战争树立了榜样！

　　黄庙战斗虽然不大，但游击队领导部署周密，选人精准，敢死队员们不怕牺牲，敢于深入龙潭虎穴消灭敌人，干脆利索，是萧县沦陷后抗日武装取得的一大胜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大大消除了社会上存在的“恐日病”，粉碎了日本侵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坚定了广大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在社会上影响巨大，意义非同寻常。这场闪电式的战斗10分钟获胜，我方无一伤亡，被彭雪枫写入军事著作，说“这种内线中的外线突击办法，如果善于运用，有十之九的胜利把握。”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称黄庙战斗是“真正的游击战术”。延安新华社1938年11月7日发文表扬黄庙战斗，山东《大众日报》1939年6月30日第四版介绍了黄庙战斗经验。这样，这场战斗在全国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为了弘扬不畏强暴、同仇敌忾、英勇顽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时也为了悼念惨遭日寇杀害的民众，中共萧县县委、县人民政府特在黄庙村立碑永志，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肃立在袁永赞烈士墓碑前

　　在黄庙战斗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我方也估计到敌人很可能报复，当即动员陈坡、黄庙民众同部队一起向西南转移。当日军知道部队向西南撤退时，便调动黄口、永城等地的日军出来扫荡，没有追到十七大队，于是日军恼羞成怒，对周围村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开始几天，黄庙、陈坡等村的群众有的迁到外村去住，多数人白天不敢在家。鬼子兵就把剩下的老弱妇女儿童召集讲话，欺骗大家说:“我们知道的很清楚，打死我军的是‘猫猴子’干的。皇军爱民，凡是良民一律不要逃走，凡是逃走的都不是良民，皇军要当作‘猫猴子’办理。大家应当在家安居乐业，不要自相惊扰。”一些群众受到日军宣传的影响，思想麻痹，陆续回到家里。

　　大约两三天的光景，日军分三路出发，把黄庙、陈坡、孙庄包围，把群众从田里赶到庄内。鬼子到黄庙首先找到正在刨树袁永赞，问他:“你就是袁永赞？”袁说:“是。”敌人凶狠地拿起棍子照袁头上就打。问他“打皇军是你干的吗？”袁永赞毫无惧色，正气凛然地历数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告诉他们说:“我抗日杀鬼子是应该的，我想把日本鬼子统统杀光。”凶狠的日本鬼子手起刀落，砍下袁永赞的头。一腔热血喷涌而出，浸入黄庙战地的泥土之中。一位为黄庙战斗取得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的英雄就这样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壮烈牺牲！（参见《萧县抗日烽火》第120页）

　　在黄庙村北口310国道旁边的小商店门前，我见到一位老人，便走到他跟前，询问有关黄庙打鬼子、端据点的事。他获知我从外地乘火车、转汽车专程来黄庙参观战地遗址时，非常高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不放，并说：“我是袁永赞烈士的孙子袁长超。”我说：“太好、太巧啦！袁永赞烈士的坟墓安葬在什么地方？立碑没有？”他伸出手背向西北方向一指，说：“有，政府给立的碑，就在那边，不远，我现在就带你去看我爷爷的墓碑。”

　　我俩沿着公路向西走，到一个岔道处下公路向北走一段，然后下土路高一脚、低一脚地走进深秋的田野。今年种麦时节萧县遭遇水灾，水退后，晚种的麦子刚刚出苗。

　　来到墓碑前，我见墓碑是“萧县人民政府二零二二年十月立”。我俩在袁永赞烈士的墓碑前肃立，脱帽三鞠躬，表示对烈士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缅怀。我的脑海中顿时泛起当年袁永赞烈士与游击队将士密谋策划惊心动魄、10分钟连锅端掉日本据点，歼敌20名的战绩以及袁永赞烈士不向敌人屈服、壮烈牺牲的民族气节和英雄事迹。我绕墓碑三周，又认真看了墓碑背面的简介，拍里几张照片留念。袁永赞烈士为国壮烈捐躯时年仅35岁！

　　英魂昭示千秋，烈士永垂不朽！

　　离开袁永赞烈士墓，袁长超同志又带我到黄庙村西南不远处，参观了游击队突击队员端掉日本据点的旧址和见证了当年战斗的陇海铁路黄庙铁路桥。桥洞两旁长满芦苇，苍绿色的叶子和白色的芦花在萧瑟的秋风中俯仰，沙沙作响，仿佛是在叙说当年敢死队员在龙潭虎穴与日本鬼子拼搏的英雄事迹。一列满载物资的货车从西向东风驰电掣地呼啸而过，响亮的鸣笛声划破长空，振聋发聩，我觉得这分明是提醒人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警钟之声！

　　瞻仰黄庙战斗纪念碑

　　离开日军据点战地遗址和陇海铁路黄庙桥洞回到黄庙村里，路过袁家门口时，淳朴热情的袁长超同志非要邀我到他家坐坐，并说家里有些关于爷爷的资料，这是我最感兴趣和需要的。于是便走进袁家。袁长超的妻子和女儿也很热情，连忙让座，又提来热水瓶要给我倒水，我说“我包里带水啦”。我看了袁长超的笔记本，又聊了不到10分钟，便起身告辞。袁长超一家诚心诚意地留我吃饭，我都以有事在身，必须赶到徐州为由婉词谢绝。

　　由于我上午来到黄庙战斗纪念碑，孤身一人只能拍几张纪念碑和碑文的照片，无法拍自己与纪念碑的合影。于是我请长超和他女儿保兰一起跟我再到纪念碑去一趟，拍几张我和长超与纪念碑的合影。他们欣然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们三人踏着雨后的小路来到纪念碑前，围绕纪念碑转了几圈。高耸肃穆的纪念碑深色的正面上引题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间是“黄庙战斗纪念碑”七个大字，落款为“中共萧县委员会、萧县人民政府，二零零五年八月立”。

　　纪念碑的背面是“黄庙战斗事略”，全文如下：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发生在黄庙的战斗，规模不大，震动不小。日本侵略军在黄庙村设置据点，驻扎一个二十一人的小分队，看护利民沟穿越陇海路上的铁桥。湖西人民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七大队大队长李忠道等，挑选王振全、沈凤鹤、张庆白、袁金玲四名突击队员，于当日下午一时许，化装成农民，头戴席夹帽，篮里盛着鸡蛋、桃子，手里提着小鸡，进入道班房敌人驻地。事先已告知有人送礼，敌人不时到桥上张望。等送礼一到，立即团团围住，有的拿桃子，有的拿鸡蛋、提小鸡，来迟的便争夺起来。突击队员看到王振全摸摸帽沿发出信号，一齐掏枪射击，敌随声倒下，鲜血直流。因敌枪支挂在屋内墙上，没打死的便往屋内跑，四名队员堵住门往内射击，一鬼子钻到床底，趁势掐住了一名队员脖子，正撕打间，另一名队员搬开鬼子的头抠动扳机。外边洗澡的两个日本兵沿铁路向杨楼站方向跑去，其中一个被当地游击队打死。前后仅十分钟结束战斗。计毙敌二十个，逃往徐州一个。缴获三八式步枪十八支，歪把子机枪一挺，盒子枪一把，还有刺刀、子弹、帐篷、慰问袋、手表等。我方无一伤亡。

　　当时一日本军官说:“皇军还没有丢过这样的脸，四个猫猴子不到十分钟吃掉我们二十多人！”延安新华社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发文，表扬黄庙战斗；山东《大众日报》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第四版，介绍战斗经验。萧县抗日第一枪在此打响，此役影响之大超过战斗本身。

　　为彪炳抗日义勇队的英雄业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特勒碑永志，以教育后昆！

　　吴孝桐撰文 阎梓昭书丹 邓现柱勒石

　　吴孝桐同志是萧县著名党史、抗战史专家、萧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原会长。他学养深厚，德高望重，善于考据，勤于笔耕，苦心孤诣，著作颇丰。今年4月，我曾登门拜访九十多岁的吴老，请教萧县抗战中的有关史实。今天在黄庙战斗纪念碑看到“黄庙战斗事略”是吴老撰文，感到非常亲切。

　　在研究抗战史中，我对故乡的抗战历史尤为关注，特别是对距离我出生的地方仅10多华里的黄庙战地更是向往久矣。这次专程来参观了黄庙战地遗址，瞻仰了黄庙战斗纪念碑，凭吊了为这场战斗的胜利作出特殊贡献而壮烈牺牲的袁永赞烈士的墓碑，表达了对抗战英烈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缅怀，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内心深感欣慰。

▲作者与袁永赞烈士的孙子袁长超同志在纪念碑前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