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后人记连载(二十三)
来源：   2025-06-14 11:27:38

　　秘密交通员石健民在平汉铁路破坏队的两年

　　在《平汉路工人破坏队队史》中，石健民的名字多次被提起，虽然石健民在平汉铁路破坏队工作战斗只有两年，但是他的英名却被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铭记。

　　据老红军蔡书彬儿子蔡七七回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于1937年10月成立。为加强党对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由红军干部石健民、蔡书彬担任中共长江局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蔡书彬负责党内组织联络，为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刘文松、刘松山、徐宽、萧汉庭等10人恢复了组织关系;受周恩来委托石健民到平汉铁路沿线工会工作; 从1937年11月开始，石健民、蔡书彬负责指导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抗日工作。

石健民烈士画像

　　石健民作为党的秘密交通员，参加革命工作十数载，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他的着装变化多端，巧妙地周旋于各类人中间，经他转送的文件和书信，从没出过什么差错。甚至为了防止意外情况，他总是事先将某些绝密文件逐字逐句记在脑子里，见到领导再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确保了许多重大任务的顺利完成，并成为鄂豫皖苏区著名的红色交通员。

　　1934年6月，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鄂豫皖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派程子华到红二十五军工作。省委又决定让石健民去上海迎接程子华来鄂豫皖苏区。石健民曾经于1934年6月千里护送红25军军长程子华到苏区，为红25军长征陕北建立奇功。红25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孤军北上?又一次面临着重大抉择。恰在这关键时刻，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25军驻地，送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切证明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

红25军军长程子华

　　石健民，河南省新县人，原籍为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箭场河乡石岗村，生于1905年，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个出身贫苦的农民子弟，幼时只读了几年私塾，随后在七里坪一家中药铺当过几年学徒，多少懂得一点医道。

　　1927年11月，石健民参加鄂东特委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紧接着又参加了著名的黄(安)麻(城)农民暴动。

　　1928年，大别山鄂东特委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当时没有电台，在渴望中央指示与派人来指导革命斗争的紧迫情势下，只有选派石健民充当红色“电波”去武汉，设法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

　　石健民到达武汉以后，辗转找到了湖北省委，秘密接通了与上级党的联系。湖北省委指派两名巡视员到鄂东北地区巡视工作，带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文件。

　　此后，机智勇敢的地下交通员石健民又多次乔装改扮，到武汉购买枪支弹药，秘密运回鄂东北革命根据地，加强了红军队伍的武装进攻。红25军老战士、解放后曾担任内务部副部长的程坦回忆：“一个任务来了，只要交给石健民，天大的困难他也能千方百计去完成。”为了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做到了披肝沥胆，万死不辞，无愧于“红色交通员”这个光荣称号!

　　抗日战争初期，石健民曾两次到过陕北。1938年2月“特种工作团爆破训练班” 在信阳李家寨柴家湾举办两期培训，专门组织平汉铁路工人抗日培训班。每期一个月。刘文松任班主任，潘希贤为副主任，徐宽为教导主任，胡宗良、李自然、吕伯勋、魏遵柯、刘翰章为军事教官，李积甫、魏勇仁为正副事务主任。

竹沟旧址

　　从竹沟革命根据地派来的共产党员石健民，为免暴露身份，通过关系和铁路工会负责人王既清见面，再由潘希贤、王既清介绍担任政治教官。训练班办了两期，共培训工人300人。先后于3月中旬和4月下旬毕业，大部分回原地待命，少部分留下成立了“平汉铁路宣传队”(也叫战时服务团)，由石健民带领，在铁路沿线开展抗日宣传和锄奸活动。并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先后选派思想进步的青年工人和子女叶尚文、李华应、陈曼杰、魏丽华、陈玉美、李金林、洪家林、王希青8人到竹沟党员速成班和新四军教导二队接受军政训练。

　　1938年9月下旬，徐宽离开一总队，到信阳地区组建三总队。刘文松已为继续组军准备了炸药10余吨、自制手提式冲锋枪12支和一批备用的粗呢制服，存放在原抗日训练班处。那里还有办训练班时的一些杂牌旧枪。

项英在抗日战争中照片

　　项英写了介绍信，交给徐宽前往竹沟革命根据地，与司令员王国华、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和省委书记朱理治以及陈少敏陆续见面，他们本着项英的介绍，对徐宽组军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内定徐宽为总队长，石健民为政委，派王震亚为参谋长并派回在竹沟学习的大部分入党的工人和子弟李华应等8人。

　　他们从18人18条枪开始，又发动群众搜集国民党军撤退遗弃的枪支，计轻机枪一挺、步枪100余支，有了作战能力。在黄龙寺镇压了两名为敌张目、造谣惑众的特务，并对白安山一带豪绅陈海楼、夏荫农等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战方针，促使其在经济、粮食上给予帮助，以站稳脚跟。各地工人、青年、干训生和一些失掉关系的人都来参军。他们宣布官兵一律没有薪资，一律供给制、生活平等，天天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所以民众对他们很好，发展得很快，在翟家沟时已有60人。国民党丢弃在民间的枪支很多，天天有人送来。还有大批工人及家属前来，带着医生及西药要求收容，便在汪家屯设立后方家属收容所。由翟家沟到黄龙寺，已经发展到百余人，纪律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是地方部队更不能摊派。

破坏队第三总队队长徐宽

　　徐宽在信阳组建的三总队，建立党组织，共有共产党员37人，发展到9个大队1200人的抗日武装。为了安排家属还开办了烟厂、纺纱厂、制巾厂、制布厂等实业。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防共、限共、溶共”方针，1939年4月，国民党第五战区某军一个姓王的副军长，来到罗山县潘新店附近，与该军所辖的游击纵队司令黄瑞华密商，制造摩擦，企图强迫破坏队三总队改编为归属其游击纵队黄瑞华部的一个支队。对此，徐宽、石健民自然不会同意。4月下旬，黄瑞华以开会名义，让徐宽率全队到礼山县域的河滩，妄图给予围歼。徐宽与石健民商定：由石健民分别向中共鄂豫皖区委书记郑位三、中共罗山、礼山、黄陂、孝感中心县委书记贺建华请示对策;徐宽率第三总队前往三里城河滩，以一部分埋伏在附近山头上待命;自带一部分人去会场，架起机枪以防万一。

　　次日，未获得明确指示的石健民返回第三总队部。同时徐宽也接到刘文松让他率部去洛阳接受改编的命令。鉴于新四军在四望山一带已无主力部队，而黄瑞华部有三千多人，三倍于我。徐宽和石健民只得决定以前往洛阳接受改编的名义，带领第三总队北上，以便伺机进入竹沟根据地。5月1日，徐宽命令少数人留下来照顾家属、烟厂、学校，其余人出发。到达确山后，石健民前往竹沟，向上级汇报情况;徐宽于次日率队继续北进。到达郾城后，等待石健民带回的信息。石健民到达竹沟后，朱理治患病在外就医，与临时负责人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因而延误了时间。徐宽在郾城等待了三天，未见到石健民，只得率队向西北行进。后来石健民到了洛阳，向刘文松、刘松山、徐宽等人告别，然后南下找郑位三安排工作。从此，三总队失去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

曾任中共长江局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的蔡书彬

　　1939年4月，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的蔡书彬与钱瑛一起开辟湘鄂两区，在宜昌、沙市、松滋一带开展斗争。

　　1939年下半年，石健民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期间，组织上任命他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特工部部长。风里来雨里去，奔走往返南京、上海、郑州、西安等大城市之间。

　　1940年3月22日，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之妻韩碧与儿子张远志要去安徽庐江江北新四军指挥部工作。此时，国民党正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石健民亲自带领24名干部战士护送，当行至安徽无为县刘家渡时，遭到国民党武装部队包围并被无理扣押，送至无为县襄安镇保安第8团，后又将他们押送到时安徽省会金寨。石健民的真实身份最终被狡猾的敌人确认。敌人把他吊起来拷打，逼他说出党的机密，他只是闭目微笑，一字不吐。敌人又对他施以电刑、老虎凳等酷刑的折磨。敌人的软硬兼施，严刑与利诱，他都不为所动。连续遭受了三天两夜的严刑审讯，四肢全被打断，仍然守口如瓶。他临刑前，告诉了同狱的一位难友，要他设法转告党组织：“我已经为党做了一定的工作，问心无愧，虽死无憾!”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左起)叶剑英、王明、博古、周恩来

　　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情况之后，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尽快释放新四军官兵及家属以利抗战。党组织虽然千方百计地对他们进行营救，但最终没有成功。

　　直到1940年9月，除韩碧母子被释放及一名新四军战士侥幸脱险外，被扣押的石健民等新四军官兵共23人遭敌活埋。第二天，当地游击队赶往烈士牺牲地，只见到当时挖的坑，找遍附近方圆几里也没有见到烈士们遗体。

　　据有关史料记载，他们面对敌人，坚守气节，大义凛然，宁死不屈，高呼革命口号。慷慨赴死那天，本来晴空万里，临刑之前，突然乌云密布，一道闪电划破长空，一声炸雷平地而起，让刽子手目瞪口呆。随即冷风怒吼，竟然下起了鸡蛋大的冰雹，远处，天空竟又出现了一道绚丽的彩虹……

　　无名英雄石健民为党、为人民赤胆忠心，舍身取义，公而忘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却没留下一张照片，太遗憾了!为给后人留下念想，上世纪70年代，曾任新四军团政委、解放后任江西省军区副政委的石和伦，回到家乡石岗，找到了石健民的儿子石和宽，石和伦惊讶不已：这简直是“石健民”再生。于是让公社领导从高中请来了全县最好的美术教师，以石和宽的面像为基础，加上他与乡亲们的记忆，给石健民画了张仅存于世的画像。至今，这张画像依旧悬挂在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

破坏队老队员王既清

鸡公山烟标

铁路破坏队歌

董必武在抗战时期照片

红25军军部旧址

红25军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