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云南日报》的创办与发展
来源：于全青   2025-07-14 10:58:04

　　抗战时期创刊的《云南日报》，是云南第三份以此名称命名的报纸。该报创办于局部抗战阶段，此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尤其错综复杂。

　　国际形势上，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崛起，并先后退出国际联盟。随后，又接连发生了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爆发等重大国际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在咫尺。远东方面，日本继“九·一八事变”吞并中国东三省后，又大肆侵犯华北地区，国难愈发严峻。国内形势上，红军长征入滇，蒋介石派遣几十万大军进入川滇黔地区进行围追堵截。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依旧在执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决策。

　　在此内忧外患之际，《云南日报》创刊发行，并成长为抗战时期西南新闻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大报之一。

　　一、《云南日报》的创办缘由

　　《云南日报》的孕育成熟，是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主客观历史条件相结合而生成的。

　　(一)主观因素

　　主观方面，主要是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矛盾。蒋介石要实现“武力统一的迷梦”，趁红军过滇之际，派遣中央军在其后围追堵截，企图以“一石二鸟”之术，在消灭红军的同时，一并消除西南的地方派系。龙云则经过了所谓的“二六政变”、“六·一四政变”、“七·一一事件”后，最终击败所有对手成功上台。至此，云南出现了以龙云为首的军政权统一的军阀割据的局面。

　　龙云作为地方实力派人物，一方面，由于实力对比悬殊的缘故，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不得不表示拥护和顺从;另一方面，龙云深知蒋介石为人阴狠毒辣，时刻都有被蒋排挤的可能，因而对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中国是心存畏惧的，非常警惕蒋介石剪除异己的用心。

　　红军入滇时的政治表现，也是龙云决定加强地方宣传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龙云在1935年3月10日对总部政治训练班讲话中，就曾讲到“从共匪情形观察下来，就令人惊讶了。共匪此次西窜，沿途都有战斗。阻力很大，坎坷万分，但他仍东逃西窜，内部还不发生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呢?……军队遭逢着这样的境地，就不能维持了，何以他们反能团结如故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们内部有政治训练，政治工作人员能够维系着全体，故走到末路，还能团结不溃。”

　　4月9日，龙云再次对政训班训话，称“本省出兵，任务在防剿共匪，而共匪飘忽不定出没无常，它的目的，大概是什么地方，都不容易判断。所以，我军对于共匪的设施，很不容易确定。在上者很不容易确定，在上者很费考虑，究竟如何才算恰好?时机的应付，也很费踌躇。”

　　(二)客观因素

　　客观方面，主要是当时云南的新闻事业十分落后，民众迫切希望能看到一份“像样”的报纸。这一时期，昆明地区主要的十多家主要报纸，但多数在新闻报道上做不到快速和及时，而且在人事、篇幅、印刷、内容、经济等方面的投入也都比较欠缺。尤其在报纸发行额上，“一般商报每家只发行一二百份，《新商报》发行四百份左右，《新滇报》发行四五百份，《民国日报》发行千把份，各报总发行额最高估计，约三千份之谱，以当时全省人口一千三百多万来平均分配，每万人才分到两份报……需要一张比较像样而又带有进步性的报纸来满足读者需要。”

　　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龙云办报的目的即是为维护既得利益及加强其封建割据的统治，保持已成事实的地方割据起见，并将其作为宣传工具，宣传云南的政令，收买人心，以实现“滇人治滇”的目的，以与南京中央政府相抗衡。因此，《云南日报》实际上是龙云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与加强军政割据局面而创办的。

　　二、《云南日报》的筹备经过

　　在上述形势之下，龙云认为云南地方政府的宣传机构，确实有加强的必要。但云南当时在发行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虽然有《云南民国日报》、《义声报》、《新滇报》等十余家之多，却没有一份“像样的”报纸，足以担负此项任务。而《云南民国日报》又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管的党报，受政治立场所限，不可能用来做与蒋介石进行斗争的宣传工具。为此，龚自知提出了创办日报的建议。

　　龚自知早年即有创办《尚志》杂志、总编《民觉日报》的丰富经验，并发表过许多民主进步的文章，是当时云南文化界知名的教育家，报人和记者。“龚自知因为发表的《英雄政治下的平民政治》《打破现状与民更始》等民主进步类的文章，触怒了唐继尧，被唐下令打成重伤，《民觉日报》亦被停刊。”此事在昆明引起了轩然大波，龚自知从此名声大振。龙云上台后、龚自知即得到重用，被任命为云南省务委员会秘书长、教育厅长之职。由于龚的建议正好与龙云的需要相符合，因此得到了龙云的大力支持。于是，经省府会议同意，由龚自知负责。

　　(一)人员与规划

　　1935年3月上旬，龚自知在文庙(昆华民众教育馆)桂香楼上，召开首次筹办报纸的会议，出席人员有罗家一、周立慈、饶继昌、李振武、张克诚、张士、李德等二十多人。会上，龚自知向大家传达了龙云指示要他负责创办报纸的事情。报纸的名称定为《云南日报》，副刊定作《南风》。报社的最高组织为董事会，由军政党教各方面的负责人担任董事，龙云担任董事长，龚自知自己任常务理事，直接负责报社日常工作。龙云对于办报的具体要求，即是“办个像样的报纸”，即突破云南报界同业的水平，取得后来居上的地位。

　　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云南日报》筹备会先后召开了十多次筹备会议，重点讨论并落实了报纸的经费、干部、社址、印刷、电讯、规划等议题。同时，云南日报社的报社章程、副刊投稿简章、社论方针、版式设计等规章计划，也都在4月份制定完毕。同时，筹备会亦开展了征集副刊稿件，布置省县新闻通讯网等措施。

　　(二)社址与经费

　　云南日报社的报社经费，“主要由教育厅负担，开办费拨五万元，常费每月一万元(均系旧滇币)，如果不敷可以再拨”。社址在昆明市文庙横街东口，由省教育公产拨给，“一连铺房五间楼上下及背后住房修理使用，作为采访及经理部门，并办有集体伙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云南民国日报》虽然创办较早，但其在办报经济来源上却较为拮据，“省党部每月领取五百元，中央党部每月补助五百元，其余由云南省政府津贴，三项每月可得二千五百元，(广告及保费在外)……据经理股负责人谈，每月收支只能平衡。”

　　(三)印刷与电讯

　　在报纸的筹备时期，《云南日报》自身并没有开办印刷厂，由云南财政厅印刷局代印。同时，该局印刷设备和技术都比较好，还有摄制铜版的设备、柴油机等设施，停电状态下也能印刷。而且，该局还刻有七行五行的标题大字，也能做套色印品，基本满足了《云南日报》的印刷需求。印刷局方面也考虑到，“省府的报纸，销量必多，是一桩大的生意，又能对该局的印刷技术起广告作用”，并表示愿为《云南日报》新铸一套铅字。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对于合作都是非常认可的。

　　电讯方面，由无线电局杨润苍等人负责收听中央社的电稿。上海申时社及香港的特约专电，仍由无线电局收转。

　　5月1日，云南日报社开始收电采访编印，并进行了内部试版。

　　三、《云南日报》的日常运营

　　1935年5月4日，作为国民党云南省政府机关报的《云南日报》正式创刊营业。该报的主要创办人为龙云和龚自知。

　　(一)组织机构

　　云南日报社实行董事会制，龙云担任董事长一职，董事有“周惺甫(钟岳)、胡蕴山(瑛)、卢永衡(汉)、丁又秋(兆冠)、陆子安(崇仁)、张西林(邦翰)、缪云台、裴存藩、陈秀山、杨镜涵(文清)、廖品卓、袁蔼耕、胡郁荪，萧敬业(扬勋)、龚仲钧(自知)等十五人。”其中，龚自知任报社常务董事，全面主持报社的日常工作。

　　云南日报社下辖一室三部，即社长室，编辑部，采访部及发行部。报社创立之初，并未设立社长及编辑部主任职务，实际上形成的是编辑、采访、发行三部共同对常务董事负责的制度。

　　社长室设有秘书一人，由周立慈担任。编辑部副主任为李济五，下有评论股，新闻股，电讯股，电讯股收报室，印校股，南风副刊股，现代公民周刊股，教育与文化周刊股，每周特刊股等。“采访部由饶继昌任主任，李振武任副主任，设有本埠、外埠、商情等三股”，另配有若干通讯员，访员，特派记者等。发行部主任为周立慈，下分营业股，广告设计股，寄派股等。此时，国内外电讯由李德、王子祜编辑，校对股由宋思悖等负责。云南省内新闻由采访部自编，《南风》副刊及其他周刊事宜由张克诚负责。三部之外，还设有罗举之、范义田、张子斋等多位撰稿人员。

　　云南日报社秘书室有职员三、四人，编辑部包括服务人员在内有十多人，采访部的编访专业人员从八人增至十人，发行部五、六人，共计三十多人，分工细密，人员众多，为当时昆明报界之冠。

　　(二)新闻采编

　　办报伊始，《云南日报》就甚为关注国内外时事新闻的搜集工作，认为“现代新闻纸，其内容以新闻为主……除设置收报室，收取南京中央社特电及购用上海申时社专电外，并特设采访部，聘用外勤记者，特约访员，通讯员等，搜集全省及西南各埠新闻资料”，并征集如下之新闻：

　　(一)各机关各团体之工作报告，周刊，月刊，季刊等。

　　(二)各机关团体之宣传文件。

　　(三)各工厂商店之营业报告或设施纪实。

　　(四)各学术团体，各学校之出版物品。

　　(五)个人出版之著述，及所藏关于云南之史地资料。

　　(六)各相馆及个人摄获之本省名人及名胜照片，以上各种资料，得斟酌情形，给予以酬金或赠阅本报，或由本报为之介绍。其仅允暂时借用者，亦酌量致酬。

　　(七)省会新闻投稿员，各县投稿员，(本社订有详章，有愿担任此项职务者，请亲到或通函本社商量。)来件请书明寄云南省文庙横街云南日报社采访部查收。

　　另外，该报还征集有省会新闻投稿员，各县投稿员等。

　　国内外电讯方面，云南日报社主要“收译中央通讯社电报，收抄上海申时社和香港的特约专电。”

　　在新闻采编方面，该社每天夜间汇稿时，就会把新闻线索提出，并决定次日活动的对象。云南日报社采访部具体负责本省新闻的采编，每日要拿出二万多字的稿子，负担不为不重。该社除派遣专职记者进行采访外，还聘有一些分布在各机关的特约访员，许多重要新闻都被该报领先或独占。例如滇军总部参谋处的军事消息，即是由饶继昌专门负责采访，别报难以插手。

　　外县新闻方面，云南日报社则把《新滇报》原有的通讯员关系网全部转移过来，并以教育厅的关系，由报社请托各县文教机关，介绍通讯人员，由报社编发采访须知，指导各地通讯员工作。至此，《云南日报》全省通讯网基本建成。

　　同时，如有好的外文言论及记载，《云南日报》都会全译或摘要译载。言论，配合国内外省市县要闻，写“社论”“短评”或“编辑余谈”发表。此外，如突然发生特别事件，则出号外，必要时连载出二、三次。

　　(三)副刊投稿

　　关于副刊及周刊板块的稿件方面，《云南日报》在创刊之初就积极提倡采用社会投稿，“本刊文稿，除本社同人撰述外，并欢迎外界投稿”。

　　在投稿内容上，《云南日报》详细注明了各板块的具体栏目、发刊周期等，以使社会来稿有的放矢，南风(日出一版)暂分为：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学术论着、时事评论、译述、插画、简评、调查、讽刺小文、书报介绍、读者顾问等、教育与文化周刊暂分为教育论着、教育思潮介绍、教学方法研究、教育实况调查或实验报告、教育要讯、学生园地等项;现代公民周刊暂分为：政治经济论着、社会问题研究、各地现状描述、公民常识介绍、公民生活指导、及有关公民训练、公民教育之方案、法令及其实施状况、读者之声等项。

　　对于社会投稿之文体、字数方面，《云南日报》仅作不拘文言语体，但简评、讽刺小文、学生园地、公民常识介绍、公民生活指导、则以语体为主，且简评及讽刺小文，最多不得过一千字等要求。

　　在来稿致酬方面，《云南日报》更是不计成本，“教育之论着，文艺评论，政治经济论着，社会问题研究，及有价值之学术论着与创作等，每千字酌酬旧币七元五角至二十五元;简评及讽刺小文，每篇酬旧币二元至二十元;诗歌每首酬旧币一元至十元，长诗四百字以上者，照散文二倍致酬;插画每幅酬洋三元至二十元;学生园地，每千字酬洋四元至十五元;其余各类文稿，每千字酬洋五元至二十元。”

　　(四)办报理念

　　《云南日报》自创刊之日起，在舆论导向上强调“救亡图存”的宣传理念，“我们革命导师中山先生的遗教，便是我们出路的指南……唤起广大民众，共同一致向前奋斗，然后出路才有可能打开，然后中国才会得救，这是我们的信念，这是本报致力的唯一目标。”

　　同月7日的社论中，该报又将“传达地方消息，疏通国内声气……宣达政治法令，促进地方建设……介绍学术思想，转移社会习俗”等办报宗旨，作为该报未来的重要使命。这与龙云主张的“滇人治滇”是相似的。在报纸的舆论宣传功能方面，《云南日报》认为“报纸是代表舆论的机关”。同时，该报业认为“以国利民福的立场，超然的观点，透辟周延的研究，科学实证的方法，所构成的正论，确论”的内容才是有价值的舆论，并强调《云南日报》的使命，“不只在代表舆论，还得要进一步参与舆论的造成”。

　　(五)排版发行

　　1.排版与印刷

　　《云南日报》每天出版对开新闻纸两大张八版，星期天出一大张对开四版，“较当时一般商报增加一倍面积”。其中，新闻、文章、副刊等占五个版面，广告面积约占三个版面，每版约1万字。在版面设计上，该报主要有国际新闻、社论、短评、国内新闻、本省新闻、副刊等栏目。

　　《南风》副刊每日出一版，由张克诚担任编辑。《南风》副刊的内容总体上侧重于文艺方面，主要刊载短篇小说、杂文、译述、学术论着、时事评论等文章。同时，《云南日报》还设有乡土史地、每周特刊、地方教育、农村改进、时事一周、医学讲话、现代公民、艺术评论、大众学园、云南教育、教育与文化、昆明市政、星期茶话等十几种专刊。

　　在排印上，《云南日报》正文用老五号字捡排，每版约一万字，按其内容之轻重分别编以一、二、三、四号字做标题，大小栏窜排，对比较重大的要闻用五行头甚至用七行头为题，必要时配用铜铅锌版木刻及新闻版片，遇纪念节日及重大事件发生加用套色。

　　另外，《云南日报》也打破陈规，和外埠大报一样，实行夜间编排，在出版时间上比本市其他报纸加快了一天，使得新闻报道更加迅速，时效性更强。另外，《云南日报》也增加了刊期的数量，一改过去礼拜天、纪念日、新旧年节、端阳节的次日都要休刊的传统，自1937年初开始，《云南日报》改为按日出版，星期天出一大张，其余均出两大张。

　　创刊之初，《云南日报》使用的是瑞典新闻纸，质地优良。同时，该报创刊号的报头《云南日报》套红，平常有些商业广告也套色，这一商业措施开启了云南报纸套色的先河。故而，新创刊的《云南日报》一经出版，印刷优良，版面新颖，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2.广告与发行

　　在刊载广告的价目上，《云南日报》定为“工商类每日每方寸二角，公告类每日每方寸四角，感谢类每日每方寸五角，紧要启事每日每方寸六角。”同时，对于长期刊登广告之用户，“广告一月以上八折，三月以上七折，半年以上六折，全年五折。”另外，《云南日报》也规定“颂扬广告不登，封面地位刊资加倍，广告以三天起刊，外埠以国币计算”等。

　　在该报初期的宣传广告上，标明了其有兼营通讯、出版、社会服务、书报代办等项事业。除了通讯一项外，其余的副业，后来都已次第举办，可以说是开云南未有之风。

　　由于《云南日报》是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发行的机关报，故发行对象以各级党政机关、县(市)政府的公教人员为主。同时，昆明的读报人群中，“城市居民占大多数，乡村民众数目最少，商民较多，农民较少，公务员、教员、学生数较多，一般妇女及劳苦大众较少。”

　　在批发零售方面，《云南日报》定为“本市每月新币一元二角，半年新币六元五角，全年新币一十二元;国内每月新币一元四角，香港每月新币二元四角，国外每月新币四元二角”。在征求订户方面，《云南日报》也定如下章程，“凡在两个月内预定本报半年以上者概照报费八折计算，惟报资须先惠寄，空函不覆;凡在本月内向本报刊登广告者，概照定价七折计算。”

　　由于《云南日报》篇幅大，内容多，报道迅速，比之当时昆明市各报较好一筹，因而得到了一般读者的喜爱。自出刊之日起，《云南日报》在昆明报界就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日销四千多份。

　　四、《云南日报》的发展轨迹

　　(一)宣传方针的调整

　　在《云南日报》创刊初期，中央红军已经到达川滇黔地区，龙云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害怕蒋介石如对待贵州省主席王家烈那样把自己解职。因此，《云南日报》在宣传方面，秉承龙云的政治意图，宣传政令收买人心的同时，“拥蒋反共”，造谣中伤红军的报道也是源源不断。反共，成为了该报当时必要的政治宣传。同时，《云南日报》对当政者也是极力吹捧，为要人作起居注、言行录，歌功颂德的新闻天天都有。同时，该报也刊载粉饰太平，甚至低级趣味的长篇报道，而对民间疾苦的很多社会问题则甚少揭露和报道。

　　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是龙云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使龙云对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主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政策，表示钦佩。至此，龙云的政治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

　　1937年8月，龙云由龚自知等陪同，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途径西安时，他与中共代表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会见，并同机抵达南京。与会期间，中共领导人与龙云进行了坦诚的交谈。这些，对龙云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他表示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并与朱德交换了密电本等。龚自知回到昆明后，于《云南日报》发表了《随节入京纪》一文，并连载十五期之多。在该文连载第二期，龚自知高度赞扬了中共代表们良好的精神面貌，称其“身着蓝布学生装，朴陋而精悍。言语行动，则诚恳而热烈，真豪杰之士也。”]同年9月6日，《云南日报》还刊登了龙云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的合影照片。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国共双方的阶级矛盾转变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倡导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形成。为了争取和利用报纸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云南地下党组织先后派李立贤(陈方)、杨亚宁、刘浩、欧根等人打入《云南日报》，团结该报进步新闻工作者，促使该报及其《南风》副刊刊载了一些进步的时论、杂文和揭露黑暗、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

　　由于龙云、龚自知思想的转变和中共地下党员在报社内开展的工作，《云南日报》的面貌得到了显著改变，言论趋于进步。这一时期的《云南日报》，积极宣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救亡思想，在其国际国内版及《南风》副刊上，有着明显的进步倾向。例如，分别于1937年9月28日第6版刊载了《第八路军晋北大捷》，10月25日刊载了《今日的朱彭》，30日第一版特载了史诺写的《毛泽东论中日战争》;12月9日发表《毛泽东谈抗战》一文;12月11至18日转载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条件》全文;12月25日第1版特载了大公报记者陆诒写的《毛泽东谈抗战前途》，第4版刊载林彪的《抗日战争的经验》等文章。1938年7月12日，《云南日报》还在显着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的《致参政会电》及其本人照片。9月4日，该报还全文刊载了朱德委托李根源带给龙云的亲笔信，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信中称赞云南派军队参加抗日战争，并希望龙云“发动民众，巩固其爱国热忱，发挥其救亡伟力，同心协力，缔创独立自由幸福之新中国，以符合历史上著名革命发祥地——云南之光荣传统。”12月26日，《云南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文，并连载十天之多，后因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阻挠而未刊发全文。

　　这些文章，由于宣传了中共坚持团结，抗战到底的决心，介绍了中共在敌后战场的斗争，在云南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界群众争相购阅，在云南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云南日报社还常常举行时事座谈会，讨论与抗战有关的问题;多次为抗日部队举办义卖义演募捐等;出版了抗战画集和丛书。尤其是《云南日报画刊》的出刊，在云南报界更是一种创举。抗战期间，画报连续刊发，内容上包括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场景，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英勇场面，国民被暴日烧杀抢掠的悲惨处境等，很直观地激发了后方民众的爱国精神，即使文盲者也能够被画面所传达的抗战救亡气氛所感染。

　　抗战时期的《云南日报》，从新闻报道、社论、时评以及副刊内容看，于民族团结、对日抗战、学术研究和提高文化诸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但由于《云南日报》毕竟是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的机关报，对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能不进行一定的宣传和敷衍，所以在正版上有不少反共反人民的宣传。曾经刊登过民社党张君励诬蔑毛泽东和红军的文章，刊登过反驳毛泽东的《和中央社、扫荡社、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等内容的文章。

　　此外，针对国民党中央系统贪官污吏的罪行，《云南日报》发表了国民党云贵监察使李根源的谈话，痛斥国民党中央驻滇机关的贪污腐败行为，并迫使国民党中央将高等法院院长撤换。

　　1938年底，在汪精卫发布“艳电”叛国投敌后，《云南日报》随即发表昆明学生、工人举行的反汪示威火炬大游行。1939年1月2日还发行了号外，唐登岷写了短评文章，揭露并批判了汪精卫和亲日分子的对日投降和妥协。3日，该报再发社论《再论汪精卫叛国》，逐一批驳汪精卫“艳电”中的谬论，再次强调加强团结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重要性。

　　1938年9月1日，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成立，推选甘汝棠、陈善初、傅宅安等为常务委员，并通过审查委员会章程。审查委员会成立后，对各报拟刊稿件进行全面检查，后来又改为审查校样，导致各报稿件经常被全文扣发或删节。各报刊纷纷刊出“奉令免登”或“全文奉令免登”字样，以示抗议。报纸上出现的这种空白，时人称之为“开天窗”。1940年9月23日，该报社论《雨季将过提高警惕》被删去三分之一，开了小天窗。新闻版开天窗更是常见。

　　1940年中，针对在昆明出现的宣扬法西斯主义，为侵略者张目，适应国际上敌人诱降，国内反逆流需要的“战国策派”，《云南日报》之《南风》副刊及其他一些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予以公开批判。范长江来昆明时，还与该派别的教授们座谈，并写了题为《昆明教授群中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的通讯，运用事实作深入的分晰与批判。重庆的《新华日报》亦支持这一斗争，连续发表了很多文章。在广泛而持续的声讨中，鼓吹特务哲学，美化特务汉奸，曲线救国的话剧《野玫瑰》也被迫停演。

　　1941年3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团回国慰问抗战将士。在途经昆明时，陈嘉庚对昆明新闻界发表了重要谈话，对国民党不顾国家民族危亡，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深表愤慨。《云南日报》、《云南民国日报》甚至《中央日报》都做了相关报道。

　　全面抗战的后期，蒋介石和龙云争夺控制云南的矛盾加剧，中共地下党经过多年的统战工作，逐步争取，团结了地方实力派龙云，昆明的民主运动空前高涨。这一时期，《云南日报》的进步言论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此外，重庆《新华日报》曾开辟地方民主报刊舆论摘要专栏，经常摘登昆明《云南日报》及其昭通版、《正义报》等地方报刊的社论，形成了这一时期西南诸省坚实的爱国民主舆论阵地。

　　1943年秋，龙云回老家昭通，昭通当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龙云在会上发表了批评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言论，《滇东日报》和《云南日报》(昭通版)几乎全文发表。

　　1944年，《云南日报》相继刊登记者淮水写的《西南暴风雨》和《湘桂撤退记》两份长篇通讯，揭露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的黑幕。延安新华社据此播发了广播稿，对蒋予以谴责。盟军驻华的军官以及外交官们也对国民党军的抗战表现提出了质疑与批评，“几乎所有人都严重地，并且时常强烈地对中国和中国人持批判态度”。重压之下，蒋介石派遣特务头子刘建群来昆明，逼迫龙云改组《云南日报》。由于龙云与龚自知都没有与蒋介石作抗衡到底的决心，报社被迫在人事上作了调整，随后宣传内容转向右倾。

　　抗战时期，《云南日报》除报道国内外重要时事、政府政令、领袖言论等内容外，也对滇军出省抗战、修筑滇缅公路、美国空军对日参战、滇西抗战等事件做了重要宣传与报道。

　　《云南日报》在抗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宣传抗日、民主、团结、进步等内容为己任，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和欢迎。1944年，《云南日报》的日销量最高曾达16000份之多，行销遍及全国，甚至在缅甸、暹罗、越南、南洋以及欧美等部分地区，都有或多或少的读者。

　　(二)组织架构的变迁

　　创刊初期的两年中，《云南日报社》社长秘书周立慈调任缅宁县作县长，副刊编辑张克诚升为编辑部副主任，发行部工作由副主任张士鑅负责。饶继昌调任石屏县县长，李振武升任采访部主任。

　　1937年10月11日，《云南日报》做出重大改版，由对开两大张八版，缩减为一大张四版，每逢星期日加出星期增刊半张。

　　1937年冬，陈玉科担任云南日报社社长一职，报社由三部主任共同负责制改为社长制。张士鑅升为发行部主任，张克诚为编辑部主任。李振武调任大关县长，何少诚任采访部主任。

　　1940年冬，陈玉科调任河口督办，云南日报社回归三部主任共同负责制。

　　1942年，云南日报社订购印刷设备，在西郊地台成立昆明印刷所，调张士鑅为印刷所经理。同年，张克诚升为云南日报社主任，何少诚为副主任兼昆明印刷所副理。报社又由三部主任共同负责制改为社主任制。董祚楷为编辑部主任，宣仲超为发行部主任，欧根为采访部主任。不久，因编辑、印刷机构不在一处，工作甚感不便。云南日报社便又派员采购印刷机，并在兴隆街设厂印报。至此，《云南日报》始有自己的印刷设备。

　　1944年3月1日，《云南日报》(昭通版)创刊，“社址在昭通县城文庙内”，由马仲明，刘华昭负责。 1944年7月7日，云南日报社正式发刊《云南晚报》，由何少诚负责主办。

　　1944年11月，云南日报社被“整肃”。张克诚调整为驻社董事，何少诚升为报社主任，张凤歧为副主任，欧根为总编辑。同时，任命严达夫为采访部主任，张励吾为编辑部主任，马若璞为印刷厂主任，周泽溥为发行部主任。

　　1945年10月3日，“昆明事件”发生后，龙云、龚自知下台，由卢汉担任云南省主席一职。由于政治靠山倒台及办报经费短缺的原因，《云南晚报》、《云南日报》(昭通版)相继于同年8月27日、11月10日被迫停刊。[76]

　　“整肃”后的《云南日报》，积极“拥蒋反共”，不得民心，销量日益下降。同时，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报社难以维持，被迫于1947年9月30日宣布停刊。其后，国民党云南省政府新闻处长潘仲鲁接收了《云南日报》的设备和人员，于1947年10月改名为《平民日报》继续出版。

　　《云南日报》于1935年5月4日创刊，1947年9月30日正式停刊，历时十二年零五个月。

　　结 语

　　抗战时期，由于《云南日报》作为国民党云南省政府机关报的特殊性，该报的相关言论受到其特殊身份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在舆论引导方面有脱离民众实际生活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龙云政府的宣传喉舌，不乏说辞空洞，阿谀逢迎，“拥蒋反共”的一面;在另一方面，《云南日报》又对抗战时期的重要事件进行了详细的宣传报道，在舆论引导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更为建设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创办初期，《云南日报》正刊以维护龙云的统治为己任，成为“拥蒋反共”的政治宣传专刊。但该报《南风》副刊经常刊载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各界民众抗战到底、救亡图存的爱国呼声。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变为中华民族与日本法西斯之间的民族矛盾。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形势下，龙云、龚自知逐步认同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云南日报》报道了许多抗战救亡的宣传报道，向广大民众宣传了救亡图存的政治理念。

　　抗战后期，由于《云南日报》发表多篇揭露豫湘桂大溃败的战地通讯文章。结果，在“整肃”政令的实施下，该报的輿论宣传由进步走向了反动。

　　《云南日报》在整个抗战时期的舆论宣传方向，随着云南地方与中央以及中共三方的博弈而不断变化着。就如同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两座大山的夹缝中生存一样，《云南日报》也在龙云与蒋介石的政治博弈中“忽左忽右”。龙云的地方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不如中央政府，综合实力上处于弱势地位。为了保全云南地方政权，政治上龙云政府就必须“拥蒋反共”。

　　但由于在抗战时期的特殊情况下，地方割据与中央统治集团长期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龙云政府想要“反蒋”，就需要中共的力量支持，也就需要赞同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同时，又由于《云南日报》毕竟是国民党龙云政府的机关报，在龙云政府没有下定决心与蒋介石决裂前，对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也不能不进行一定的宣传和敷衍。

　　因此，作为云南政府宣传喉舌的《云南日报》，其在整个抗战时期舆论宣传方向的左右摇摆，就显得合理合情了。甚至，蒋介石要“整肃”《云南日报》，龙云也并没有与其抗争，仅派龚自知出面对报社众人表示，“以后不能再出乱子，如再出乱子，龙先生负不了责，我也负不了责，哪个搞的，由那个负责”。

　　综上所述，本文最终总结出《云南日报》在抗日战争期间舆论宣传中具有的两面性和脆弱性，及时性和独到性，丰富性和进步性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