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雪山、过草地”——滇西战干团生涯二、三事
来源：口述/杨光熹 执笔/李北兰   2025-09-28 15:08:56

　　杨光熹，笔者当年采访他时已89岁（前些年去世），抗战时，先后在66军参谋处、11集团军总部政治部、第二军政治部工作。参加过缅甸腊戊战役和滇西反攻战役，1949年在成都起义。现为重庆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大渡口区联络组组长。让我们通过这位远征军老人的回忆来感受当年的风云岁月——

　　1942年8月，为滇西大反攻作准备，大理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后改称“驻滇干训团大理分团”），经批准承认，一期为黄埔19期，二期为黄埔20期，当年随远征军从缅甸回到国内的我，考入该校学习。

　　一年后毕业，我被分配到福贡县的“滇缅边境特别游击区”的第二区政务室民政股工作。福贡县地处滇西北碧罗雪山与高黎贡山之间的怒江峡谷，与缅甸接壤，境内山势陡峭，河流纵横，森林密布，气候多变；当地居住着傈僳、怒、藏、白、傣、纳西、独龙、景颇等20多个少数民族。环境复杂，形势险恶。我和同学们怀着满腔热血，深入边境山寨，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团结少数民族同胞设隘阻敌、反谍防奸、支前援军……“为有牺牲多壮志”，有的同学还为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一】

　　早就得知，碧罗雪山终年积雪，而我们从大理出发，途经牛街、邓川、剑川、兰坪等地去福贡时，又正值秋冬季节，故对于爬雪山多有思想准备，脚上没穿草鞋的，也自备了一些绑在鞋上防滑的草绳、布带。不过，我们却没想到，除了爬雪山之外，我们还得过“草地”。

　　说起“草地”，其实就是“潜伏”在河谷、湖畔与山麓之间的湿地和沼泽，看着上去就像一片繁茂、坦缓的草地，但如果没人带路，冒然踏上去，就很有可能被那些深达两、三米的泥潭吞没……我们的同学中有本地人，在他们的指点、帮助下，我们往往能够顺利地抵达“彼岸”。然而，毕竟是外乡人，再怎么小心谨慎，也难免没有“失蹄”之时。

　　那日清晨，我们刚翻过一座山，眼前便出现了一大片薄雾缭绕、平顺宽旷的草地，尽管已是深秋季节，但草地上还不时开着几朵蓝色的鸢尾花。“好美啊！”我们原本紧绷的神经不由得为之一松。不过，有“前车之鉴”，我们并没被眼前的美景所迷惑，相互打着招呼：“注意，沼泽！”“一定要顺着老乡踩过的‘路’走，千万别走歪了！”“下脚前先用木棍戳戳，看看‘路’面是否坚硬！”正小心翼翼地走着，忽听得身后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原来一位同学失脚滑进沼泽。也许是拼命挣扎、喊叫的缘故，他越滑越远、越陷越深，很快，泥泞不堪的沼泽便淹没了他的大腿。“别喊，别动，我这就来救你！”同路的一位少数民族同学朝他走了过去，先用木棍在前面的沼泽地里插了插，然后便把那根一米多长的木棍伸了过去，“你快抓住木棍，我把你拽上来！”被陷同学挥动胳膊，试了几次，都没能抓住木棍。“你千万不要灰心！咱们再试一次！相信我，我能把你救上来！”受此鼓舞，被陷同学使尽全身力气，向前伸出双臂……一二三，他终于抓住了那根救命的木棍。

　　尽管这位同学被救了上来，但我们在场的人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幸好他前面的沼泽地表不算太软，否则……”

　　从大理步行去福贡，除了要“爬雪山、过草地”之外，还有穿越水流湍急的漾演江、澜沧江、怒江等河流，以及这些河流两岸的原始密林，再加之该地匪盗出没、蛮烟瘴雨，个中艰辛难以述说。我们一边走一边休整，走到较大的场镇还要就此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如演讲、发动群众、刷标语等等，半个月后，我们方才抵达福贡——“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第二区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二】

　　到达福贡之后，环境相对稳定。但我们大多数时间都要走乡串寨，故跋山涉水、餐风宿露，在所难免。下乡后，我们与当地少数民族老乡同吃同住——吃的是玉米、红薯等杂粮，偶尔有一顿大米吃，就像过节一般；住呢，就在老乡的吊脚楼的火塘周围打地铺（楼下多是猪、牛、羊等家畜的栏圈）……由于这里人烟稀少、僻远寂静，晚上睡在火塘边，时常能听到野兽的吼叫声。

　　来之前，就听说这山上有虎、豹、熊、野猪、山驴、豺狼等野兽，不过，据老乡说，最凶猛也最具攻击性的还要数野牦牛。这里的野牦牛不仅体形宽阔、力大无穷、凶悍好斗，而且常常成群结队。别说我们这些外乡人，就是土生土长的老乡见了，也要退避三舍。那日，我们去边境的一个卡口布防，经过一道山梁时，突然发现对面山坡上有一只野牦牛担任“警卫”，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也不知它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少顷，便有二十多只野牦牛在山坡上聚拢、集结。它们一个个瞪着铃铛大小的眼睛，就好像在示威似地发出低沉的、有一点像猪叫的吼声（后来才得知，野牦牛又名“猪声牛”），摆出一副与我们血战到底的模样。“惹不起，躲得起”，尽管隔着一道深谷，但我们还是心怀惊悚，快步翻过山梁，直到看不见那些血红的“牛铃铛”。其实，不仅是在野外，有时我们下吊脚楼，也能看见在山上“散步”的野牦牛。

　　像这样与野兽对峙的事，毕竟不是天天都有，但我们却必须面对一日数变的天气。碧罗雪山陡峭、高峻，从夏初到秋末积雪不化，即便是盛夏，天一阴立马就雨霾交加，有时甚至大雪纷飞。出门还是阳光灿烂，一会儿就下起瓢泼大雨；早上起来棉衣裹身，午后却是一身短打扮；刚刚从放晴的山坡爬上来，突然又坠入十里云雾。更为稀奇的是，走进寂寥、旷远的高山密林，你不能说话，一说话，马上就下起雨来，你声音小，就下小雨；你声音大，就下大雨；若你放开嗓子高喊，倾盆大雨立马就劈头盖脑地“砸”下来……为此，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对于碧罗雪山，我们莫言（当时还不知69年后会出一个得诺奖的作家莫言）！”

　　时晴时雨、忽冷忽热、云颠雾覆、四季无常，我们的衣服常常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一会儿冷得打哆嗦，一会儿又热得脱衣服，再加之山林里乌烟瘴气肆虐，因而很容易得病。幸好大家都年轻力壮，在军校里又学了一些热带丛林生存的知识，同时，还有本地同学和老乡的悉心指点和帮助，故即便生病，最后也能挺过来。据说，分配去其它地方的同学中，就有个别人因不适应当地多变的气候而得病身亡。

　　【三】

　　在军校时，我们学了一点方言和缅甸话，但这还不能与当地人无障碍交流和沟通，最多也只是在见面时问个好、连比带划地表达一些简单的意思。好在同学中有不少当地人，有的本身就是少数民族，有了他们作翻译，我们游击区的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缅甸较早被日军占领(1942年5月)，为从滇西北入侵中国作准备，日军就地培训了很多缅奸，以混入中国边境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由于缅奸与当地居民同民族、同语言、同习俗、同宗教，有的还是亲戚关系，故很难识别和防范。于是军校便有针对性地招募了一些本地的有文化的少数民族青年。

　　印象最深的是两位傈僳族同学孙定国和李安邦。在军校学习时，他们就是“著名人物”，这除了与他们刻苦训练、成绩优异有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名字被战干团的教育长宋希濂在不同场合多次提起：“一个‘定国’，一个‘安邦’，这两位同学的名字取得太好了……在国家有难、民族危亡之际，希望这两位同学以及全体同学要像这两个名字所寄望的那样，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打败日本，‘定国安邦’！”每每提及，都会赢得热烈的掌声，这无疑起到了激励斗志和鼓舞军心的作用。

　　与我们一道分配到福贡之后，他俩除了充当翻译、协调地方和军队的关系之外，还多次结伴深入敌后侦察敌情、搜集情报，并根据司令部的指令，和其他同学一道，把少数民族同胞组织起来反特防奸等。有一次，从一位老乡口中得知，有一个缅奸潜入边境，欲威胁、利诱他的一个亲戚作内应“起事”……俩同学得知消息后，便主动请缨前往那个与缅甸一山之隔的村寨。尽管险情连连，但他们采用“调虎离山”之计，竟如愿见到那位极难见到的傈僳族上层人士，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终于说服对方交出缅奸，使敌人的阴谋再一次破产。

　　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太出色，每次出击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于是，他们便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几欲除之而后快。对此危险虽有觉察，但他们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照常走村串寨，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能因为有危险就畏惧不前……要知道，我们可是‘定国’和‘安邦’！”

　　尽管加强了防范，但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还是防不胜防。某日，他俩去一个边境村寨发动群众却没能按照预定时间回来。第二天，我们派人去那个村寨询问其下落，老乡们皆肯定地回答：“昨日下午已返回！”一天、两天、三天……他们就像人间蒸发似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曾发动老乡四处寻找，但仍然杳无踪影。后来因滇西大反攻，战事紧迫，我们只好把此事搁下。之后，又天各一方，更无从得知他们的下落，但他们那种为了“定国安邦”而不怕牺牲的精神却永远活在了我们这些活着的同学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