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双重叙事及其历史影响
来源：吴鹏辉   2025-09-28 17:03:18

　　作者：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吴鹏辉

　　二战末期，日本形成“对内终战、对外投降”的双重叙事体系：天皇《终战诏书》以“终战”代替“投降”，将战争终结塑造为天皇“为民众利益”的主动选择；而对外签署《日本投降书》明确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承认“无条件投降”。这种叙事差异是日本统治集团为维护天皇权威、规避战争责任构建的政治策略，严重误导了日本社会的正常认知形成，对东亚地区安全和睦形成了潜在的巨大危害。

　　一、日本投降的历史语境与双重叙事的逻辑起点

　　1945年，日本在军事上彻底溃败。太平洋战场丧失制海权与制空权，本土遭美军“李梅火攻”，广岛、长崎被原子弹摧毁，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击溃日本关东军。一系列军事失利使日本统治集团深刻地意识到，继续抵抗只会导致“一亿玉碎”的灭国结局，他们不得不开始考虑投降的问题。

　　然而，以天皇为代表的日本统治集团并不甘心彻底地失败，复杂的内心变化使其在投降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内外有别”特征：8月15日，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以“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为由，宣布“帝国政府已受诺波茨坦宣言”，全文未提“投降”二字；9月2日，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明确承诺“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全体日军，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条款”。

　　这种双重叙事的本质，是日本在“战败现实”与“统治存续”之间的策略平衡。对外，接受“无条件投降”是避免国家覆灭的必要妥协；对内，以“终战”替代“投降”，是维护天皇神圣性、规避战争责任的政治建构。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在《拥抱失败：二战后的日本》中指出：“日本的投降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叙事工程，其核心是保护天皇制免受战败的冲击。”

　　二、日本投降过程中的双重表述：文本差异与政治意图

　　（一）《终战诏书》的“终战”叙事与符号建构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民众通过广播首次听到天皇的“玉音放送”，《终战诏书》以古典汉文写成，全文3500余字，核心表述在三个层面：

　　1.对战争结局的模糊化处理：诏书称“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故“朕兹命令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诏书刻意回避公告中“无条件投降”的核心条款，仅以“终战”描述战争结束，将其定义为天皇主动“收拾时局”的行为，而非军事失败后的被迫屈服。

　　2.对战争责任的转移与剥离：诏书将战争原因归结为“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彻底否认日本的侵略本质，将战争责任推给“战局”与“大势”，甚至暗示日本是“正义之战”。

　　3.对天皇权威的重塑与强化：诏书强调“朕对于始终与朕共患难之臣民，深怀嘉许”“欲保存世世相传之皇祚”，将“终战”塑造为天皇“为亿兆赤子，免遭更大之不幸”的“爱民之举”。这种叙事通过“天皇-民众”的情感联结，重构天皇的神圣形象，为战后天皇制的存续铺垫舆论基础。

　　日本学者竹内好曾尖锐批评：“《终战诏书》是一篇彻头彻尾的欺骗文本，它用‘终战’掩盖‘投降’，用‘爱民’掩盖罪责，目的是让日本国民在战败的废墟上，继续跪拜在天皇的神权之下。”

　　（二）对外投降文件中的“无条件投降”承诺

　　与对内的模糊表述不同，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投降文件呈现出明确的“无条件”特征，这一过程包含三个关键节点：

　　1.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官方照会（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称“天皇陛下已颁布命令，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公告明确“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永久剔除欺骗及误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包含“无条件投降”的核心内涵。

　　2.《日本投降书》的签署（1945年9月2日）：投降书共16条，第一条即明确“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全体日军，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将所有军队及资源置于同盟国最高统帅控制之下”。此外，投降书还承诺“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包括“严惩战争罪犯”“解除军队武装”“放弃海外领土”等。

　　3.《旧金山和约》的补充确认（1951年9月8日）：和约第1条重申“日本承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受一切投降条款的效力”，再次确认“无条件投降”的法律地位。

　　（三）双重表述的矛盾本质与政治逻辑

　　《终战诏书》与投降文件的差异，本质上是日本统治集团（天皇、军部、官僚）在战败情境下的“生存策略”。从政治学视角看，这种策略包含三层逻辑：

　　合法性维护：天皇制是日本近代以来的统治核心，“神权天皇”观念深植于国民意识中。若公开承认“投降”，将直接冲击天皇的神圣性，威胁统治根基。因此，用“终战”替代“投降”，实质是通过符号重构维持统治合法性。

　　责任切割：将“天皇”与“军部/政府”分割，把战争责任归咎于军部“独断专行”，而天皇则被塑造为“反对战争”“拯救民众”的形象。这种切割为战后天皇免责、军部战犯成为“替罪羊”提供借口。

　　利益博弈：对外接受“无条件投降”是为换取盟军对日本“国家实体”的保留，对内坚持“终战”叙事则是为在战后改革中保留更多自主空间，避免天皇制被彻底废除。

　　美国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民族国家的叙事构建往往服务于统治合法性。日本的双重叙事正是通过“想象”天皇与民众的“共同体利益”，掩盖战争的侵略本质与统治集团的罪责。

　　三、双重叙事下的战后改革：选择性接受与策略性应对

　　（一）盟军占领期的改革与日本的应对逻辑（1945-1952）

　　盟军（主要是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改革以“非军事化”“民主化”为核心，旨在铲除军国主义土壤。面对改革，日本统治集团利用双重叙事进行“选择性接受”，具体表现为：

　　1.对“民生改革”的主动承接：对于农地改革、劳动权益保障、教育普及等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日本政府将其宣传为“天皇关怀民众”的体现。1947年官方媒体《朝日新闻》称“此乃陛下‘终战诏书’中‘为亿兆赤子’之誓言的实践”，将改革成果与天皇权威绑定，强化民众对天皇制的认同。

　　2.对“天皇制改革”的消极抵抗：1946年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否定“神格”，这是盟军推动的关键改革，但日本官方将其解读为“天皇主动与民众平等”，而非对神权的否定。当时政府要求媒体“避免使用‘天皇放弃神权’表述，改用‘天皇与国民同心’”，可见其对改革的策略性转化。

　　3.对“战争责任追究”的规避：东京审判（1946-1948）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但天皇裕仁未被起诉。日本政府在1948年《朝日新闻》的社论中称“天皇的终战决定拯救了日本，其功绩远超战争中的失误”。这种叙事方式为日后历史修正主义埋下伏笔。

　　（二）天皇制存续的制度保障与叙事强化

　　二战后，日本天皇制度虽然变为“象征制”，但双重叙事方式却通过制度与教育得以固化：

　　1.日本宪法中的模糊性表述：1947年《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为日本国之象征，无政治权力”，但未明确其战争责任。同时，宪法序言称“吾人信唯正义与信义乃国际社会之基调”，回避对二战的反思，这种模糊性为官方叙事提供解释空间。

　　2.历史教育中的叙事筛选：195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学习指导要领》（相当于教学大纲）中，对二战的描述使用“大东亚战争”而非“侵略战争”，强调“终战”而非“投降”，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罪行只字不提。据日本教育史学者家永三郎的调查，1960年代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对“终战”的描述是“天皇为避免民众牺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完全延续《终战诏书》的叙事。

　　3.靖国神社的符号作用：靖国神社最初为纪念明治维新以来的战死者，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合祀”其中。日本政府对靖国神社的定位是“纪念为国捐躯者”，回避其与战犯的关联，而天皇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进一步强化了“战死者为国家牺牲”的叙事，模糊了“战犯”与“烈士”的界限。

　　（三）案例分析：“水俣病事件”中的叙事映射

　　1956年发生的水俣病事件（企业排污导致民众汞中毒），虽与二战无直接关联，但折射出双重叙事对日本政府应对危机模式的影响。初期，政府隐瞒真相，将责任归咎于“企业过失”，后期在舆论压力下被迫赔偿，但始终回避“国家监管失职”的责任。这种“责任转移”逻辑与二战后的投降叙事如出一辙——即“问题由局部造成，国家/天皇无责”。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指出：“水俣病的处理模式，是二战后日本‘逃避责任’文化的延续，其根源在于《终战诏书》构建的‘国家无错’叙事。”

　　四、双重叙事对日本社会心理的塑造：认知偏差与集体记忆

　　（一）“受害者叙事”的构建与罪责淡化

　　双重叙事通过强调日本的战争损失，构建“日本是受害者”的集体记忆，具体表现为：

　　1.对原子弹爆炸的悲情化宣传：日本政府将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塑造为“无差别屠杀”的象征，每年举行“和平纪念仪式”，强调“日本是唯一遭受核打击的国家”，却回避原子弹投放与日本拒绝投降的关联。1995年，《读卖新闻》民意调查，78%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是二战受害者”，仅有22%承认“日本是加害者”。

　　2.对战后苦难的放大与归因：官方叙事突出战后初期的贫困、饥饿，将其归因于“盟军占领”而非战争本身的破坏。1952年出版的《昭和史》（文部省审定）中，对战后描述为“盟军的不当政策导致民生凋敝”，这种归因进一步弱化民众对战争罪责的认知。

　　（二）“接受失败却不甘认罪”的矛盾心态

　　这种心态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均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政治层面：日本政府虽在1995年发表《村山谈话》，承认“过去的侵略行为”，但随后多次出现“修正主义”言论。例如，2006年首相小泉纯一郎称“日本在二战中并非单纯的侵略国”，2021年外相茂木敏充否认“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是侵略”。这种矛盾态度源于双重叙事下的“罪责分裂”——既无法否认战败现实，又不愿接受侵略定性。

　　社会层面：据日本舆论调查会2020年数据，65%的受访者“承认日本在二战中失败”，但仅有31%认为“日本应承担主要战争责任”；42%的受访者支持“靖国神社是纪念战死者的场所”，仅有18%明确表示反对参拜。这种认知分裂表明，双重叙事已内化为社会心理的一部分。

　　（三）代际差异与历史记忆的断裂

　　战后出生的“战后世代”因缺乏直接战争体验，其历史认知更易受官方叙事影响：

　　1945年前出生的一代：部分人亲历战争，对“终战”的欺骗性有直观感受。例如，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广岛札记》中回忆：“听到天皇玉音时，我知道这是投降，但大人们都说‘是终战，不是投降’，这种谎言让我愤怒。”

　　1960年后出生的一代：通过教科书、媒体接触历史，对战争的认知模糊。2015年东京大学调查显示，70%的20-30岁年轻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具体内容”，62%“不清楚日本是否向中国道歉”。这种记忆断裂使得反思历史的社会基础逐渐弱化。

　　五、结论：超越双重叙事影响的路径选择

　　日本二战后的双重叙事，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建构，其核心是维护天皇权威与统治的合法性。这一叙事在短期内实现了日本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复苏，但长期来看，却导致了历史认知的扭曲，成为日本与亚洲邻国实现真正和解的深层障碍。一是塑造了日本社会对“投降”与“责任”的认知错位，为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生存空间。二是固化了天皇制在日本政治与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为“失败未彻底”“投降有条件”提供了借口。三是导致日本的历史记忆呈现“碎片化”特征——不同群体（亲历者、战后一代、右翼政客）难以构建统一的历史共识。要超越这一双重叙事的历史困境，日本迫切需要在三个层面实现突破：

　　一是认知层面：需打破“终战”与“投降”的语义壁垒，正视《终战诏书》的欺骗性本质，承认“无条件投降”是历史事实。德国的经验表明，只有直面历史真相，才能真正走出战争阴影。

　　二是政治层面：需以实际行动修正历史认知偏差，而非停留在模糊的“道歉”表述上。日本政府应正视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性质，将正确的历史观纳入教科书审定标准，将二战战犯移出靖国神。

　　三是社会层面：推动民间对历史的多元讨论，鼓励战争亲历者的证言传播，支持学者对侵略历史的深入研究，逐步消解双重叙事的影响。政府应对“和平运动联合会”“慰安妇问题对策协会”等民间进步力量应予以支持，为反思提供动力。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镜子。日本二战后的双重叙事，本质上是对历史真相的逃避，而这种逃避最终会成为国家发展的精神枷锁。只有打破“对内终战、对外投降”的认知分裂，以坦诚的态度面对过去，日本才能真正获得邻国的谅解，成为一个在历史问题上负责任的国家，这既是对二战受害者的交代，也是日本实现自身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道尔（JohnW.Dower）：《拥抱失败：二战后的日本》，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2.高桥哲哉：《靖国问题》，黄东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3.家永三郎：《战争责任与教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

　　4.《日本投降书》（1945年9月2日），收录于《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5.《终战诏书》（1945年8月15日），收录于《日本近代思想史文献汇编》第8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6.日本舆论调查会：《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知变迁》，2020年调查报告。

　　7.皮尤研究中心：《亚洲各国对日本的好感度调查》，2020年。

　　8.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王成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

　　9.《村山谈话》（1995年8月15日），日本内阁官房官网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