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吴鹏辉
二战末期,日本形成“对内终战、对外投降”的双重叙事体系:天皇《终战诏书》以“终战”代替“投降”,将战争终结塑造为天皇“为民众利益”的主动选择;而对外签署《日本投降书》明确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承认“无条件投降”。这种叙事差异是日本统治集团为维护天皇权威、规避战争责任构建的政治策略,严重误导了日本社会的正常认知形成,对东亚地区安全和睦形成了潜在的巨大危害。
一、日本投降的历史语境与双重叙事的逻辑起点
1945年,日本在军事上彻底溃败。太平洋战场丧失制海权与制空权,本土遭美军“李梅火攻”,广岛、长崎被原子弹摧毁,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击溃日本关东军。一系列军事失利使日本统治集团深刻地意识到,继续抵抗只会导致“一亿玉碎”的灭国结局,他们不得不开始考虑投降的问题。
然而,以天皇为代表的日本统治集团并不甘心彻底地失败,复杂的内心变化使其在投降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内外有别”特征:8月15日,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以“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为由,宣布“帝国政府已受诺波茨坦宣言”,全文未提“投降”二字;9月2日,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明确承诺“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全体日军,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条款”。
这种双重叙事的本质,是日本在“战败现实”与“统治存续”之间的策略平衡。对外,接受“无条件投降”是避免国家覆灭的必要妥协;对内,以“终战”替代“投降”,是维护天皇神圣性、规避战争责任的政治建构。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在《拥抱失败:二战后的日本》中指出:“日本的投降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叙事工程,其核心是保护天皇制免受战败的冲击。”
二、日本投降过程中的双重表述:文本差异与政治意图
(一)《终战诏书》的“终战”叙事与符号建构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民众通过广播首次听到天皇的“玉音放送”,《终战诏书》以古典汉文写成,全文3500余字,核心表述在三个层面:
1.对战争结局的模糊化处理:诏书称“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故“朕兹命令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诏书刻意回避公告中“无条件投降”的核心条款,仅以“终战”描述战争结束,将其定义为天皇主动“收拾时局”的行为,而非军事失败后的被迫屈服。
2.对战争责任的转移与剥离:诏书将战争原因归结为“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彻底否认日本的侵略本质,将战争责任推给“战局”与“大势”,甚至暗示日本是“正义之战”。
3.对天皇权威的重塑与强化:诏书强调“朕对于始终与朕共患难之臣民,深怀嘉许”“欲保存世世相传之皇祚”,将“终战”塑造为天皇“为亿兆赤子,免遭更大之不幸”的“爱民之举”。这种叙事通过“天皇-民众”的情感联结,重构天皇的神圣形象,为战后天皇制的存续铺垫舆论基础。
日本学者竹内好曾尖锐批评:“《终战诏书》是一篇彻头彻尾的欺骗文本,它用‘终战’掩盖‘投降’,用‘爱民’掩盖罪责,目的是让日本国民在战败的废墟上,继续跪拜在天皇的神权之下。”
(二)对外投降文件中的“无条件投降”承诺
与对内的模糊表述不同,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投降文件呈现出明确的“无条件”特征,这一过程包含三个关键节点:
1.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官方照会(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称“天皇陛下已颁布命令,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公告明确“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永久剔除欺骗及误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包含“无条件投降”的核心内涵。
2.《日本投降书》的签署(1945年9月2日):投降书共16条,第一条即明确“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全体日军,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将所有军队及资源置于同盟国最高统帅控制之下”。此外,投降书还承诺“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包括“严惩战争罪犯”“解除军队武装”“放弃海外领土”等。
3.《旧金山和约》的补充确认(1951年9月8日):和约第1条重申“日本承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受一切投降条款的效力”,再次确认“无条件投降”的法律地位。
(三)双重表述的矛盾本质与政治逻辑
《终战诏书》与投降文件的差异,本质上是日本统治集团(天皇、军部、官僚)在战败情境下的“生存策略”。从政治学视角看,这种策略包含三层逻辑:
合法性维护:天皇制是日本近代以来的统治核心,“神权天皇”观念深植于国民意识中。若公开承认“投降”,将直接冲击天皇的神圣性,威胁统治根基。因此,用“终战”替代“投降”,实质是通过符号重构维持统治合法性。
责任切割:将“天皇”与“军部/政府”分割,把战争责任归咎于军部“独断专行”,而天皇则被塑造为“反对战争”“拯救民众”的形象。这种切割为战后天皇免责、军部战犯成为“替罪羊”提供借口。
利益博弈:对外接受“无条件投降”是为换取盟军对日本“国家实体”的保留,对内坚持“终战”叙事则是为在战后改革中保留更多自主空间,避免天皇制被彻底废除。
美国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民族国家的叙事构建往往服务于统治合法性。日本的双重叙事正是通过“想象”天皇与民众的“共同体利益”,掩盖战争的侵略本质与统治集团的罪责。
三、双重叙事下的战后改革:选择性接受与策略性应对
(一)盟军占领期的改革与日本的应对逻辑(1945-1952)
盟军(主要是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改革以“非军事化”“民主化”为核心,旨在铲除军国主义土壤。面对改革,日本统治集团利用双重叙事进行“选择性接受”,具体表现为:
1.对“民生改革”的主动承接:对于农地改革、劳动权益保障、教育普及等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日本政府将其宣传为“天皇关怀民众”的体现。1947年官方媒体《朝日新闻》称“此乃陛下‘终战诏书’中‘为亿兆赤子’之誓言的实践”,将改革成果与天皇权威绑定,强化民众对天皇制的认同。
2.对“天皇制改革”的消极抵抗:1946年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否定“神格”,这是盟军推动的关键改革,但日本官方将其解读为“天皇主动与民众平等”,而非对神权的否定。当时政府要求媒体“避免使用‘天皇放弃神权’表述,改用‘天皇与国民同心’”,可见其对改革的策略性转化。
3.对“战争责任追究”的规避:东京审判(1946-1948)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但天皇裕仁未被起诉。日本政府在1948年《朝日新闻》的社论中称“天皇的终战决定拯救了日本,其功绩远超战争中的失误”。这种叙事方式为日后历史修正主义埋下伏笔。
(二)天皇制存续的制度保障与叙事强化
二战后,日本天皇制度虽然变为“象征制”,但双重叙事方式却通过制度与教育得以固化:
1.日本宪法中的模糊性表述:1947年《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为日本国之象征,无政治权力”,但未明确其战争责任。同时,宪法序言称“吾人信唯正义与信义乃国际社会之基调”,回避对二战的反思,这种模糊性为官方叙事提供解释空间。
2.历史教育中的叙事筛选:195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学习指导要领》(相当于教学大纲)中,对二战的描述使用“大东亚战争”而非“侵略战争”,强调“终战”而非“投降”,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罪行只字不提。据日本教育史学者家永三郎的调查,1960年代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对“终战”的描述是“天皇为避免民众牺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完全延续《终战诏书》的叙事。
3.靖国神社的符号作用:靖国神社最初为纪念明治维新以来的战死者,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合祀”其中。日本政府对靖国神社的定位是“纪念为国捐躯者”,回避其与战犯的关联,而天皇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进一步强化了“战死者为国家牺牲”的叙事,模糊了“战犯”与“烈士”的界限。
(三)案例分析:“水俣病事件”中的叙事映射
1956年发生的水俣病事件(企业排污导致民众汞中毒),虽与二战无直接关联,但折射出双重叙事对日本政府应对危机模式的影响。初期,政府隐瞒真相,将责任归咎于“企业过失”,后期在舆论压力下被迫赔偿,但始终回避“国家监管失职”的责任。这种“责任转移”逻辑与二战后的投降叙事如出一辙——即“问题由局部造成,国家/天皇无责”。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指出:“水俣病的处理模式,是二战后日本‘逃避责任’文化的延续,其根源在于《终战诏书》构建的‘国家无错’叙事。”
四、双重叙事对日本社会心理的塑造:认知偏差与集体记忆
(一)“受害者叙事”的构建与罪责淡化
双重叙事通过强调日本的战争损失,构建“日本是受害者”的集体记忆,具体表现为:
1.对原子弹爆炸的悲情化宣传:日本政府将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塑造为“无差别屠杀”的象征,每年举行“和平纪念仪式”,强调“日本是唯一遭受核打击的国家”,却回避原子弹投放与日本拒绝投降的关联。1995年,《读卖新闻》民意调查,78%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是二战受害者”,仅有22%承认“日本是加害者”。
2.对战后苦难的放大与归因:官方叙事突出战后初期的贫困、饥饿,将其归因于“盟军占领”而非战争本身的破坏。1952年出版的《昭和史》(文部省审定)中,对战后描述为“盟军的不当政策导致民生凋敝”,这种归因进一步弱化民众对战争罪责的认知。
(二)“接受失败却不甘认罪”的矛盾心态
这种心态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均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政治层面:日本政府虽在1995年发表《村山谈话》,承认“过去的侵略行为”,但随后多次出现“修正主义”言论。例如,2006年首相小泉纯一郎称“日本在二战中并非单纯的侵略国”,2021年外相茂木敏充否认“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是侵略”。这种矛盾态度源于双重叙事下的“罪责分裂”——既无法否认战败现实,又不愿接受侵略定性。
社会层面:据日本舆论调查会2020年数据,65%的受访者“承认日本在二战中失败”,但仅有31%认为“日本应承担主要战争责任”;42%的受访者支持“靖国神社是纪念战死者的场所”,仅有18%明确表示反对参拜。这种认知分裂表明,双重叙事已内化为社会心理的一部分。
(三)代际差异与历史记忆的断裂
战后出生的“战后世代”因缺乏直接战争体验,其历史认知更易受官方叙事影响:
1945年前出生的一代:部分人亲历战争,对“终战”的欺骗性有直观感受。例如,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广岛札记》中回忆:“听到天皇玉音时,我知道这是投降,但大人们都说‘是终战,不是投降’,这种谎言让我愤怒。”
1960年后出生的一代:通过教科书、媒体接触历史,对战争的认知模糊。2015年东京大学调查显示,70%的20-30岁年轻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具体内容”,62%“不清楚日本是否向中国道歉”。这种记忆断裂使得反思历史的社会基础逐渐弱化。
五、结论:超越双重叙事影响的路径选择
日本二战后的双重叙事,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建构,其核心是维护天皇权威与统治的合法性。这一叙事在短期内实现了日本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复苏,但长期来看,却导致了历史认知的扭曲,成为日本与亚洲邻国实现真正和解的深层障碍。一是塑造了日本社会对“投降”与“责任”的认知错位,为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生存空间。二是固化了天皇制在日本政治与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为“失败未彻底”“投降有条件”提供了借口。三是导致日本的历史记忆呈现“碎片化”特征——不同群体(亲历者、战后一代、右翼政客)难以构建统一的历史共识。要超越这一双重叙事的历史困境,日本迫切需要在三个层面实现突破:
一是认知层面:需打破“终战”与“投降”的语义壁垒,正视《终战诏书》的欺骗性本质,承认“无条件投降”是历史事实。德国的经验表明,只有直面历史真相,才能真正走出战争阴影。
二是政治层面:需以实际行动修正历史认知偏差,而非停留在模糊的“道歉”表述上。日本政府应正视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性质,将正确的历史观纳入教科书审定标准,将二战战犯移出靖国神。
三是社会层面:推动民间对历史的多元讨论,鼓励战争亲历者的证言传播,支持学者对侵略历史的深入研究,逐步消解双重叙事的影响。政府应对“和平运动联合会”“慰安妇问题对策协会”等民间进步力量应予以支持,为反思提供动力。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镜子。日本二战后的双重叙事,本质上是对历史真相的逃避,而这种逃避最终会成为国家发展的精神枷锁。只有打破“对内终战、对外投降”的认知分裂,以坦诚的态度面对过去,日本才能真正获得邻国的谅解,成为一个在历史问题上负责任的国家,这既是对二战受害者的交代,也是日本实现自身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道尔(JohnW.Dower):《拥抱失败:二战后的日本》,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2.高桥哲哉:《靖国问题》,黄东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3.家永三郎:《战争责任与教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
4.《日本投降书》(1945年9月2日),收录于《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5.《终战诏书》(1945年8月15日),收录于《日本近代思想史文献汇编》第8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6.日本舆论调查会:《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知变迁》,2020年调查报告。
7.皮尤研究中心:《亚洲各国对日本的好感度调查》,2020年。
8.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王成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
9.《村山谈话》(1995年8月15日),日本内阁官房官网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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