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记 |抗战八路军武器来源及扩张真相
来源：抗战史记   2020-06-30 08:45:49

　　1940年，仅八路军就坐拥官兵22万。1944年6月22日，朱德、叶剑英等曾在延安对中外记者披露，中共主力部队(不包括地方武装及群众武装)已有47.4万人。至1945年抗战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超过140余万。要满足如此“快速”扩张，武器物资来源是大问题。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的武器物资主要来源：国民政府拨付、苏援、缴获、收编、国军地方部队接济、自产。

　　1、国军拨付

　　1938年，国民政府曾拨发了120挺轻机枪和6门机关炮给八路军，其余枪支弹药，物资(如粮食，军衣，军帽，军鞋等)开始由阎锡山所主持的第二战区拨发，具体数目不详；至1941年1月国共分裂才停发。但不会超出国民政府规定的八路军员额。按国共协商的八路军员额为3个师(即115师、120师、129师)，每个师4个团，人数共为4.5万人，此外还有地方武装1万人、新四军1万余人。

　　1937年1月~7月全面抗战爆发期间，国民政府给当时红军约280万元法币(相当于70万美元)、4.5万套军服、大米1580包，对当时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而且国民政府自身经费并不多。

国军政府拨付军饷表(1937-1941年)

　　1937年8月~1941年1月，国民政府共支付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军饷2733.5万元法币(相当于684.5万美元)。而中央军一个甲等野战师的军费每月也才约20万元。但是很快无法满足八路军快速扩军的需要。

　　除军饷外，蒋介石还根据中共要求和战争需要给中共一些临时性补助和奖励：比如1939年4月30日，新四军长叶挺要求蒋介石发放各种补助：“一、运输困难，恳赐发行动费2万元；二、请准予军司令部经费发给每月5600元；三、乞准设立医院一所每月经费1.3万元。”蒋批示：“照准”。1939年7月8日，何应钦向蒋介石请示“据肖劲光电请增发河防经费、沿河各渡口水手工人伙食、船只修理费、防毒口罩、加强工事费等共10.5万元。”蒋批示：“张治中代批奉谕照办”此类临时性增补的费用在抗战前期还是有不少的。此外，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击毁击伤作战飞机24架，削弱了忻口战场上敌之日军的立体火力，蒋介石就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奖励了八路军大洋2万元(法币)以示表彰。这些补助和奖励，预计超过百万法币(超过25万美元)。

国军政府拨付八路军物资表(1937-1941年)

　　平心而论抗战前期，蒋介石在向中共军队发放军费和物资方面还是相当说话算数的。只是因为运输问题会造成的延误，这点其它中央军及地方部队也会同样遇到。

　　注：国内媒体及影视剧，却演绎成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克扣，拖延中共军队武器装备，军饷及物资。这绝非事实！至少在1940年6月，国共分裂前不是！

苏联秘密运输援华物资

　　2、苏联的秘密援助

　　目前中央政府及俄罗斯政府，都没有公开和解密相关档案。笔者只能根据共产党，苏共相关人士回忆录及中国台湾国史馆史料一看冰山一角。据王明回忆，1937年12月他回延安，曾转达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承诺：“将从苏联支援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武器中抽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关于这一点，早已与蒋介石达成了协议。”但该协议是否真的存在，尚是谜团；即便存在，事实上也未得到执行(国军花钱才购买18个苏械师装备)。

　　1938年4月，当任弼时向苏联提出武器援助要求时，季米特洛夫的回应是：“假若援助了，这可能不是帮了你们，而是害了你们。”考虑到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苏联决定采取秘密援助的方式，给予延安武器支援。

　　抗战初期，苏联通过新疆到兰州的公路援助国民政府。这条公路线在1937~1939年间，几乎完全掌控在苏联手中，所以苏联“特意按排八路军驻新疆和兰州的办事处，承担了秘密接收、转运苏联武器的重任;八路军自然从中运输大量苏械装备。譬如1937年12月21日，有“苏俄军车五辆，载纸张、白糖、步枪十五箱、子弹三十一箱，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1938年2月16日，“有军车十六辆，全系步枪、轻机关枪、炮弹、手榴弹等”；1938年5月30日，“苏俄军车二十五辆，武器弹药、货物、食品等交八路军办事处转”。1938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开始强化监视苏联军运车队，并管制对延安的公路交通，秘密武器援助的纪录开始变少，但仍未断绝。直到1939年中旬，国民政府才彻底切断该秘密运输路线。

装备苏械八路军

　　根据史料记载1940年12月，中苏秘密商议通过“收买”绥远傅作义部运输，但要向傅作义提供装备或资金。当时傅作义的部队已称霸绥远，并与八路军关系密切，有“七路半”的绰号。但傅是否被收买，目前并无任何史料可以证明。但中国台湾国史馆有史料显示，国民政府军统曾发现苏俄通过蒙古边境“用汽车密送物资至延安”；苏联红军驾驶员依·戈·明卡也回忆称：“1939年或者是1940年，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们接受了运送武器到内蒙的任务。这些武器是送给中国红军(当时已改为八路军)的，有机关枪、步枪、子弹、手榴弹以及飞机油。”

　　但1940年1月，仍“用‘新盛’(新疆盛世才)名义运军火三十六辆至延安。”皖南事变后，虽然苏联仍拒绝公开援助延安，但延安还是继续通过秘密渠道得到一定的苏联武器援助。至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为争取中共方面的支援，斯大林曾两次主动提出支援延安武器，希望八路军能抽调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和外蒙边境地区牵制日军，并接受苏方提供的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但毛泽东出于种种考虑，拒绝了该提议。

　　受史料所限，至于苏联到底援助中共军队武器数量，迄今是谜。尽管延安方面有许多人埋怨苏联在武器援助上完全倾向于国民党，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为了避免透露给国民党，中央尽可能地封锁消息和保守秘密，绝大多数中共同志并不了解武器援助的情况。”

　　注：笔者综合各方面史料，预估整个抗战期间，有不少于10~20个苏械师装备流入八路军、新四军。而1937年~1945年，国民政府向苏联政府购买的也只有18个苏械师装备；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有近四分之三装备消耗。

　　另外抗战胜利后，苏联又通过新疆，东北，旅顺向中共军队运送5~10个苏械师武器装备及物资；此时中共军队苏械装备已超过国军。

电视剧《八路军》剧照

　　3、中共军队缴获

　　国内影视中与日本作战中缴获往往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最主要的方式。但真相却是，与日军作战被缴武器损坏率严重，完全入不敷出。直至1941年，中央军委仍在给各根据地的指示中，一再反复强调对日作战，消耗与缴获的不成比例；中共部队的缴获与损失的总体数据，迄今未见权威统计材料。

　　笔者只能从官方战报，来展现真实情况。以百团大战最大战斗“榆辽战役”战报为例：此役，参战部队共缴获敌军步枪21支，迫击炮1门，八音手枪1支，步马枪子弹1240颗；共损失步枪45支，手枪1支，驳壳枪1支；而各部消耗步马枪弹21236颗，驳壳弹1130颗，轻机枪弹14971颗，重机枪弹6727颗，手枪弹1002颗，迫击炮弹58颗。损失的枪支，是缴获的两倍，而损失的弹药，则是缴获的30余倍。显然，日军拼死抵抗，造成缴获武器数量严重不足。

跟伪军打仗缴获多，伤亡又少

　　所以缴获最重要的来源自然是对伪军的打击以及与国民党“顽军”的摩擦中，这也是为什么抗战中共部队歼灭伪军远大于日军最重要原因，因为打日军无法得到足够补充。根据资料显示除1940年因日军扫荡而导致枪支缴获与损失严重入不敷出外，其余三年，枪支的缴获一直远大于损失。而弹药则恰恰相反，除1938年外，其余年份弹药的缴获远远跟不上消耗。这可能跟伪军，国民党“顽军”作战时，敌方基本“打光”弹药有关。这大约也正是中央军委在1941年前后，要求各兵工厂将主要精力用于翻造子弹的缘故之一。

被八路军收编的部队(逃亡率不小)

　　4、中共军队收编

　　在抗战初期，收编曾一度是八路军扩军，获得武器的最主要方式之一。最初是收编民间武装，如冀鲁豫边区首先争取与动员有武装的农民或土匪，改变为脱离生产不脱离地方的游击队。但由于缺乏相当“志向”，带“勉强”性质，所以收编容易，改造巩固难。造成大量被“收编”部队，“逃离”甚至“叛逃”。不过这些被收编部队来时带枪，“逃离”或“叛逃”时“人走枪在，退人不退枪”，保证了武器扩大而无损失，达到了收敛武器的目的。

　　注：为改善收编情况，中共部队以“统战”“合作”名义，对其它民间武装、地方部队，甚至国民党中央军进行渗透，架空，控制。这加剧与国民党冲突，还引发“流血”事件。其中赵侗事件，在当时影响相当恶劣。下面介绍中共部队扩编时，将详细介绍。

　　抗战八路军所收编的最大一笔枪支，是在1940年，来自阎锡山所部“新军”牺盟会徐永昌日记：“黄树芬(山西省党委)讲述牺盟会叛变，被八路军收编精锐部队约三四万，好枪约二万五千支。”

　　而1940年，八路军已坐拥官兵二十二万(相当于国军一个战区总兵力)、枪九万五千支、轻重机枪一千五百挺、山炮三十六门(山西造，相当于国军一个山炮团)、平射及迫击炮一百五十门(相当于国军三个炮团)。

　　注：至1945年抗战胜利，国军只有第5军，中国驻印军新1、6军才配备炮兵团，其它各军均配备炮兵营，如第74军、第18军、第10军、第71军等精锐。

傅作义与周恩来(晚年傅派秘使与蒋联系，希望能到台湾，但为时已晚。)

　　5、国军地方部队支援中共部队

　　除了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向中共提供军饷和物资外，国军中的一些地方部队出于跟中共关系不错或者想中共支援自己抗日等目的，也会经常接济中共部队。

　　比如周恩来与国民党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私交不错，1938年4月卫立煌访问延安时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以后卫立煌向八路军批发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牛肉罐头180箱、以及八路军3个师的夏衣、大批医药用品和电话通讯器材。再如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后，阎锡山、傅作义将一时难以后运的30万余人(整个第二战区总兵力)份军用品及少量弹药竟全部送给了八路军。在抗战中，这种地方部队接济中共的例子屡见不鲜，

　　注：抗战中后期，西北军、东北军及桂系军队，为拉拢中共部队，除送了不少武器装备及特资，还使用八路军人员，造成不少地方部队被中共渗透，控制。

　　6、中共军队武器自产

　　八路军总部设有军工部，各部队、各根据地也大都设有兵工厂，如120师在1942年有7个兵工厂，太行区有兵工厂4个，晋察冀边区有兵工厂12个。截至1943年7月，军工部的生产成绩如下：“五年来，数量上：近万数的步枪和掷弹筒，另十万发炮弹、几十万发地雷和炸弹，将近百万发步枪子弹和很多匹马力的机器。……质量上：a、步枪、迫击炮弹、无烟药和炸药一般的可与现代大工厂出品一样。B、掷弹筒及掷弹筒弹、步枪子弹经过最后的改进，能够为我们所用。C、其他如手榴弹、地雷和机器等，还是很勉强的。”

　　至1945年抗战结束，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的自产武器，就步枪及掷弹筒而言，至多不过数万支。严重不够。

　　7、中共部队快速扩张

　　抗战开始后，随着战局的发展，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全面壮大队伍。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当天，毛泽东就指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再扩大3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中共部队扩充兵员，除了发动群众外，还以“统战”“合作”名义对其它民间武装、地方部队，甚至国民党中央军进行渗透，架空及控制。其中赵侗华北国民抗日军最为著名，该部前身为中国少年铁血军，为国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撤入关内后(《义勇军进行曲》中东北抗日义勇军原型)，遂成为东北国军抗日孤军。

　　1936年该部撤回到平津，改编为华北国民抗日军，曾威震辽宁，平津。赵侗所部虽隶属国军战斗序列，但他政治立场一直保持中立，而且在东北时期，就与中共抗联开始合作；直至1938年，与中共一直保持紧密关系；赵侗还受邀前往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并受到聂荣臻，杨成武，邓华等高级将领接见。

赵侗在晋察冀根据地

　　但也就在此时，中共开始加强对华北国民抗日军全面透渗(东北抗日时，抗联就派谴干部进入)。1938年末，赵侗被完全架空。为重掌部队，赵侗率部百余人赴重庆争取国军支持，并接受培训，但他并没有发表任何反共立场，也从未加入国民党。1939年6月29日，赵侗率部重返部队时，在石家庄孙家庄遭到八路军第120师某部包围，被俘后与其妹赵理智遭到杀害。

　　而赵侗从东北抗日，到华北被错杀，自始自终，都没有损害过中共东北抗联及八路军任何利益。却被诬陷为：赵侗这个人很狂妄.....一直想要脱离游击队，他同国民党的关系拉得很紧……国民党政府好不容易在敌后找到这样一个一心投靠他们的人物，于是大肆吹嘘他，又是给他下“委任状”，又是给他配电台、密码和各种新式武器，派他回华北来，同共产党争地盘，搞摩擦，至今仍被扣上“赵侗匪帮”恶名，当真是千古奇冤，华北有赵侗。另外赵侗华北国民抗日军从创立开始，就隶属于国军战斗序列;而赵侗被害前，国共并未决裂。如此杀害国军抗日将领，这无疑是“挑起”国共争端，制造“磨擦”。“赵侗事件”严重影响了中共长期“光明磊落”“对朋友毫无保留”的形象。

新四军长叶挺(右一)，政委项英(左一)和周恩来合影

　　新四军及皖南事变，就更是中共渗透，控制“恶果”。新四军长期被宣传成完全的中共领导的军队，实际上新四军的成立是国共合作的成果，初期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成立后中共就试图完全掌握新四军，而项英更是不顾毛泽东指示，竟然架空叶挺军事指挥权。并在皖南事变前，指挥新四军主动对国军发起黄桥，曹甸战役。国军伤亡近两万人，战死中将军长和中将旅长各一名，新四军也伤亡万余人，大量抗日力量却消耗在国共“争端”中。皖南事变时，项英又一意孤行，拒绝执行毛泽东多次命令，拒绝接受国民党开赴黄河以北命令;更拒绝听取叶挺正确建议，导致皖南事变失败恶果。致使国共合作彻底决裂。

　　另外为解决部队军官及干部来源问题，中共军队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6月2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布训令，要求各部队重视对知识分子，至1945年抗战胜利，共招募知识分子数万人。

中国台湾忠烈祠(全球最大国军抗战英烈陵园)

　　从1937年10月底到12月底，仅八路军就扩充至9万余人。1940年，仅八路军就发展到22万余人。1944年6月22日，朱德、叶剑英等曾在延安对中外记者披露，中共主力部队(不包括地方武装及群众武装)已有47.4万人。至1945年抗战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140余万以上(八路军100万以上，新四军30万以上，华南游击队接近10万)。八年全面抗战，国军总伤亡365万余人(另有学者研究超过450万)，中共军队总伤亡58万余人。

1937年庐山谈话

　　8、中共军队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随着队伍的壮大，中共开始不断向国民政府要求扩编和增加军饷;中共部队的迅速扩编，很快引起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警惕和恐慌;直接加剧国共矛盾，并最终彻底决裂。

　　蒋一方面拒绝八路军和新四军扩编和增加军需补给的要求，指责中共“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若为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源?”

　　另一方面，蒋开始布置全力削弱中共力量，不断制造摩擦，并在军需经费上做手脚，百般克扣，少发，甚至不发。比如1940年3月22日，国军在无为县扣押张云逸的夫人、孩子及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曾昭铭等20余人，并没收新四军军饷7万元。此外，国府还处理了一些在军饷上为中共提供便利的国府官员，比如据康泽回忆说：“我提出陈宏谟接替并代理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1940~1941年间，陈回重庆述职，在返回陕北时，擅自替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携带了三百万法币(相当于75万美元)到陕北。因此，我免了他的职。”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1940年12月，随着国共斗争的加剧，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和物资，据朱德、彭德怀称：“据敝军西安办事处报告，据军需局面告，奉何部长命令，从本日起，停止发给十八集团军经费，即十月份未领之二十万元，亦一律停发等语。”至于新四军的军费，1941年1月领完最后一笔军饷和物资后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国府宣布新四军是“叛军”，也就再也没发放军饷了。从此以后，中共所有部队的给养都靠自己解决，国府没有再给过补给。

　　从1941年开始，由于国民政府停止拨款，各边区财政出现了严峻形势，这年财政亏空567.2万余元。为此，各边区政府开始征粮、收税、发行公债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也才有了“大生产运动”以及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南泥湾”。

　　综上所述：

　　1、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武器主要来源是国民政府拨付、苏援、缴获、收编、国军地方部队接济；

　　2、中共快速扩张，是造成国共最终分裂主要原因；

　　3、蒋与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期给予中共军队的武器，物资，军饷不存在克扣，拖延问题；

　　4、华北赵侗和皖南事件发生主因是中共快速扩张；

　　5、苏联秘密援助大量苏械装备及物资，至1946年，中共军队拥有的苏械装备超过国军；

　　6、中共军队缴获武器主要来自于伪军和国民党“顽军”；

　　7、中共通过收编，收敛不少武器装备，但加剧了与国民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