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记 |七七事变：蒋介石拖时间，宋哲元真妥协（下）
来源：抗战史记   2020-07-09 09:42:29

　　一、史料来源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注：时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中国课课长;是与冀察当局合谈的参与者。也是研究七七事变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三)，中国台湾军事译粹社；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注：秦郁彦，日本千叶大学，拓殖大学教授。曾任防卫研修所教官、大蔵省财政史室长。被日本史学界奉为日本近现代史“学术权威”，但是他长期宣扬右翼思想，饱受争议。不过其对侵华战争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致何应钦电》，国民政府军司令部战史会档案；

　　台湾《近代中国》第41期；

　　《致日备忘录》，载中共中央党校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1986年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稿》，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宋哲元电》，侍从室电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宋哲元致蒋介石密电稿》，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钱大钧致秦德纯密电稿》(1937年7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侯中军:《论“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应对》；

　　周天度：《从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抗日主张》，《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2018年版；

　　《蒋介石日记》；《事略稿本》；《上星期反省录》；《本月反省录》；《下周预定表》；

　　《卢沟桥事件第五十次会报记录》，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津浦铁路作战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中央日报》1937年7月19日。按:最初为“宣言稿”、“告国民书”,17日日记改为“谈话式”；

　　《中国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二、力求主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1937年7月17日，在国民政府内主和派强烈反对下。蒋介石仍坚持在庐山图书馆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程沧波撰稿)，又称《抗战宣言》，庐山讲话;被邀参会者共计200余人。

　　庐山讲话向世界表明：“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

　　同时国民政府划下了四条和战的底线，给予日本的最后通牒：(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最后蒋介石特别要求全体将领肩负守土卫国、抗日御侮的责任，准备随时随地为抗击日军而付出牺牲。根据战局发展，第14军军长李默庵、第42军军长冯安邦等将领奉命提前下山，立刻率部进军华北。蒋的话音刚落，整个会场掌声雷动。

　　该谈话主旨是蒋向全体国民表明，国民政府抗战决心;同时向宋哲元等地方势力及国民政府内主和派喊话，要他们团结抗战。最后给日本政府留下了“和谈”的台阶。当日在《本周反省录》一栏中还说:“倭寇调关东军入关,威胁冀察脱离中央,以图其扩张伪组织之野心,余即派中央军入河北保定,不惟打击其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协定也”,“倭寇屡攻卢沟桥不克,可以制敌野心。”

中国抗战领袖——蒋介石(北伐时期)

　　谈话后国民党内部以及民众团体态度激昂，多主张开战，但军政部与外交部等具体工作部门则主张慎重。蒋介石本人亦在等待各方的反响，尤其是日本方面。他在日记中自认“对倭寇政略与战略一贯实行，自信甚深” 。结束后，蒋介石又下令商震部驻防黄河北岸的军队集中石家庄待命。

　　1937年7月19日，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来见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等，责问：中国陆军北上，空军动员之举，是挑战日本!何应钦则正告喜多：国军都是国军，无所谓中央军与其他军，二十九军亦是国军;国军的移动纯粹出于自卫，日方增兵若撤退，中国才能进一步考虑。喜多诚一离开时，带有恐吓意味地说：如果中国认为要等日军撤退，国军才撤退，局势势必恶化，将来无法收拾，望中国审慎注意。

　　蒋介石认为，日本军方如此态度，显无诚意缓和，只有抗战到底。当天其日记中记载“人人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以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

日军进攻

　　三、蒋介石“示弱”真备战，宋哲元清醒已晚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后,宋哲元却仍然以妥协退让,换取苟安，保住地盘;采取了一系列削弱战备措施, 并再次要求中央撤出进入河北的部队。对此，蒋介石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还申斥了“何梅协定”的签订者、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

　　反观日军，则全面加紧军事部署。1937年7月19日，日军第20师团(甲种)近万人在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的率领下，由朝鲜龙山抵达天津，并以一部集结于唐山、山海关。20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抵达高丽营。至此，日军第一批增援部队全部抵达预定地点，对北平形成包围态势，并在平津一带不断挑衅，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同时，日本军部正式决定“使用武力解决事变”，并得到了内阁的批准。日本华北驻屯军还在天津发表通告，称将自7月 20日中午起采取自由行动。

　　察觉日军总攻击动向后，1937年7月21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如果日方所提“和谈”条件与其所发表谈话立场并无冲突“则应可了即了，当此最后关头，万勿稍存客气，中当负责一切也”。“倭间接要求我对近卫之宣言响应，与间接表示与宋交涉范围不出于我最低立场之四条。”7月22日，蒋在考虑卢沟桥事变处置时，得悉第三十八师已经从卢沟桥撤退，感觉“不胜惶虑”;他先后批准发行国库券,批示空军作战计划。

何应钦

　　面对日军大军压境，1937年7月23日，蒋介石再致电宋哲元，指示对日交涉应注意各点，称“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当可同意，与兄共负起责”。宋所提议的3条是：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中国不驻军于卢沟桥城郭及龙王庙;彻底取缔抗日团体。蒋认为该3条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尚可接受;期望在此基础上，能最后延缓日军发动总进攻的时间;以为日全面备战准备得争取更充足的时间。主持军政部的何应钦提出“我方准备应战，尚须两月时间，否则极难持久。故时间要素，在我方亦极重要”;由于准备不足，抗战全面爆发后小农经济迅速破产;蒋介石又坚决民生优先;导致国军官兵饿着肚子血战八年。

　　1937年7月24日，蒋介石致电鲁系韩复榘、沈鸿烈，指示“切勿以卢案签字即可作为解决，此乃敌缓兵作用也”，“十日内倭寇必向我山东进迫，务望星夜赶筑工事，完成防务”。督促山东加强防务，这充分显示，蒋已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同日，蒋介石还致电熊斌、宋哲元，询问华北日军动向。蒋向熊、宋指出“日本内地军队向韩、满输运者甚多，彼方在前线部队，究有撤完否?以中判断，不久彼必有进一步之动作”，建议宋哲元“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并随时作抗战，则或可消弭战端”。这充分显示蒋介石此时“示弱”只是一种策略，只是在争取时间。

　　遗憾的是，直到1937年7月26日，宋哲元等人才如梦方醒，发现自己中了日军的圈套;意识到“大战势不能免”，只能全力抵抗，但为时太晚。是日蒋介石日记中强调:“遭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忽再作避战之想矣。”还对宋哲元的妥协批评:“自昨夜起至今晨九时,倭向廊房卅八师攻击,今申又在北平广安门对战。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而宋始终不悟,犹以为可对倭退让苟安而仅对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队撤退,可痛心乎!”今井武夫也说：掌握平津冀察地区的宋哲元等，从自己利益角度考虑，“只要有一线希望也不愿意开战。”

　　7月28日，日军作战部署全部完成，遂撕毁了事变以来中日双方签订的一切协议;集中3万精锐对平津发起总攻。

日军进攻廊坊

　　四、宋哲元妥协到底，廊坊沦陷

　　早在1937年7月20日，日本中国驻屯军所辖各部全部到达指定位置。驻屯军司令部驻天津，步兵旅团司令部驻北平，下辖部队分散配置在丰台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线上。其中第1联队主力驻北平丰台与通县，一部驻天津;第2联队主力驻天津，其余分驻在塘沽、滦县、秦皇岛、山海关等地;增援华北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集结于密云;独立混成第11旅团驻扎高丽营;第20师团主力到达天津，并以一部在唐山和山海关集结。原有的驻屯旅团全部集结于北平，总兵力约30000人。

　　国军方面，驻平津与冀察地区的第29军共辖步兵4个师，骑兵1个师和1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总兵力约10万人，其军部驻南苑。第37师驻北平和保定地区，师部驻北苑;第109旅驻保定，一部驻任县;第110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第111旅驻北平城内。第38师驻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一带，该师第1旅驻大名、广平、长垣地区。第143师驻察哈尔省及河北省境内的平绥铁路沿线。骑兵保安部队及独立第39旅驻北平黄寺和北苑，并有一团驻北平城内。冀北保安部队和独立第39旅驻北平黄寺和北苑。在日军向平津地区集结期间，南京政府军事当局也派兵一部向保定和石家庄地区集结。在日军完成进攻部署后，第29军也令第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并令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

　　廊坊成为日军首要攻击目标，廊坊位于平津之间，北宁铁路穿镇而过，扼平津间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第29军第38师第113旅驻守。1937年7月25日，下午4时，一列日军兵车开进廊坊站。

　　车初到站时，日军以交通列车为由，修理沿途电话线。但从车上下来的却是日军第20师团第77联队第11中队的官兵，他们在站台上布置警戒，驱逐车站闲杂人等，并禁止站外的行人进站，实际上欲将车站非法占领。廊坊警察分局中国驻军派代表前去交涉，然日军蓄意挑衅，除仍留主力部队隐蔽在车站内之外，又派兵出站沿廊坊周围修筑工事，遂与当地驻军发生武装冲突。

　　国军被迫主动出击，利用早已筑好的工事，给日军以猛烈的打击。日军未带重武器，加之立足未稳，又一贯轻视国军，仓促应战，伤亡惨重，但仍占据车站进行顽抗，等待援军。第38师第113旅决定争取主动，在拂晓前将车站内日军全部歼灭，夺回车站。但当夜12时，却接到北平方面的调解冲突的通知，只得放弃拂晓前歼敌计划;再次错失良机。与此同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却增派援兵千余人，还命令驻屯军步兵旅团第2联队第2大队在乘火车去北平途经廊坊时，下车参加该地战斗。

　　1937年7月26日拂晓，日军27架飞机开始在廊坊上空轮番轰炸。上午8时，日军增援部队基本到达，立即在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对中国守军阵地发动猛烈攻击;车站、营房均毁于炮火。中国守军一面作殊死抵抗，一面撤入青纱帐，至下午1时，因不敌优势的日军，撤离廊坊，转至安次县城关。日军占领了廊坊，断绝了平津之间的交通，第29军陷入了更加危急、被动的局面。

　　日本军事上的突然动作使得蒋认定“大战刻已开始，和平绝望，决对日绝交后宣战，请以此意转告英政府”。蒋同时致电宋哲元，立刻布置北平防务，宛平城立即恢复戒备，并要求宋本人从北平移驻保定;但为时已晚。另外还电令各地准备防空,疏散物品,并下令各处赶筑工事,各部动员与迁移演习,各地壮丁召集之演习,粮服管理机关人选。

　　1937年7月27日，蒋致电各方指示作战部署，要求即日起疏散南京周边兵工厂及各仓库所存物品，南京、杭州、上海、郑州、广州等开始实施防空。当天，蒋先后接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赉(Cora Giuliano)及法国驻华大使那齐雅(Paul E.Naggiar)，希望上述三国能劝日本停止侵略行为，试图利用外部势力压迫日本，以赢得时间。

卢沟桥沦陷

　　五、全线被动，蒋介石下达撤退命令

　　1937年7月26日，攻占了廊坊的日军又占领了平津间的北仓、杨村、落垡等车站，切断了天津与北平之间的交通。宋哲元得报后，立即召见外交特派员，告以“战争恐不能免”，急令第143师师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迅速返察，做好作战准备。

　　就在同一天，驻丰台日军500余人自丰台乘卡车数十辆，开到广安门外财神庙以北集结。当晚7时许，约200名日军分乘载重汽车十数辆向广安门开来，冒充城内驻华使馆卫队野外演习归来，企图混进北平城。担任广安门城防的独立第25旅第679团刘汝珍部识破诡计，乃打开城门，诱引日军入城之后，一齐开枪射击。敌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损失惨重，敌首樱井德太郎负伤而逃。

　　当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29军于27日正午以前将卢沟桥和八宝山附近的第37师撤至长辛店，并把北平城内的第37师所部全部撤出城外，然后陆续退往保定，“如果不实行，则认为贵军未具诚意，而不得不采取独自行动以谋应付”。按照日军要求，简直是要国军拱手让出北平。

　　不待中方答复，日军便于凌晨3时向通县发动总攻。双方激战至午时，国军寡不敌众，突围撤退。同日晨5时，日军也向团河围攻，并出动飞机18架配合作战，中国守军伤亡逾千人。蒋电令宋部，“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宋哲元一方面电呈南京国民政府，陈述华北局势严重;另一方面正式答复日方，拒绝一切无理要求，退回日本的最后通牒(太晚啦!)。宋哲元当日召集军政要员会议，会后发表了《决尽力自卫守土通电》，表示在“国家兴亡，千钧一发之际”，要“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

　　同时又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任命冯治安为城防司令，张维藩为戒严司令，秦德纯为总参议，配备了城防部队，加紧构临时工事，准备固守北平。宋哲元又通令第29军各部奋勇抵抗，连夜派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戈定远驰赴保定，指示北上的第40军庞炳勋部向静海，独流镇集结，准备策应天津，第26路军进驻长辛店，良乡，支援北平，协同作战。

第29军官兵血战油画

　　可是，宋哲元对日一味妥协，丧失了最宝贵的时间;日军绝不允许第29军有喘息的机会。1937年7月27日深夜，日军对北平南郊的南苑发起试探性进攻。28日黎明，日军向北平地区第29军发起总攻。集结于团河附近的日军第20师团主力与位于北平东南约15公里处马驹桥的华北驻屯军一部，在40架飞机的掩护下，从东、南两面同时向南苑阵地进攻，另以混成第4旅团所部切断了南苑到北平间的公路联系。其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步兵第11旅团，由北平北侧推进，攻击北苑和西苑。

抗日英烈佟麟阁

　　日军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北平四郊国军的工事。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第29军在敌重兵围攻下仓促应战，“因驻地分散，且中其缓兵之计，未能将兵力集中”。很快被敌军切成数段，分割包围。加之防御工事简陋，尤其是南区方面，仅以营房周围障碍物为掩体，在日军优势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很快，各部队之间的通讯失去联络，造成指挥失灵、秩序混乱，情况极其险恶。位于丰台的日本驻屯军主力，前出至大红门地区，切断南苑到城内的道路，阻击由南苑向城内撤退的第29军部队。下午，南苑战斗结束，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壮烈殉国，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撤向北平时，遭到日军伏击，中弹殉国。

　　第29军第37师一部曾向丰台之敌发起反攻，并一度收复丰台，但很快被日军增援部队击退。29军在大瓦窑，大井村，小井村，五里店，卢沟桥车站等处发起全线反攻;但均被优势日军击退。

日机轰炸北平

　　1937年9月28日，昌平，高丽营的日军在飞机的支援下，分别向沙河，小汤山，北苑猛攻。第29军官兵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节节抵抗，临近傍晚向北城圈退却。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攻战清河镇，守军冀北保安部队第2旅退至黄寺;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占领沙河。为扭转被动局面，驻武清的国军进行反击，攻击廊坊一线敌后，以威胁其侧背，但很快被回援日军击退，并于当锡向安次撤退。下午2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决定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但入夜后，北平南，北郊的日军已迫近城垣。

　　国军统帅部军政长官会议曾拟定了两种作战方案：一是“将沧保线部队推进至永定河岸，以便增援北平，而将主力之集中，推进于沧保线”;二是“中央军仍在沧保及德石线上集中，而指导廿九军退出北平，以保实力，免被各个击破”;当时与会长官多主张采用第一方案，而蒋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因为北平已无守的可能，而沧保线的国军部队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推进至永定河。7月28日，蒋介石即电宋哲元速离北平;同时电令第94师朱怀冰部赶往绥东，急购英法飞机;粤港路接轨。

张自忠

　　宋哲元见大势已去，乃命令北平郊外作战部向永定河右岸退却。第29军司令部也于当晚撤至北平市区，宋哲元召开了第29军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决定撤离北平。当晚11时，宋哲元偕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及冯治安，张维藩等离平赴保定，留下张自忠收拾残局。第37师也奉命向保定方面撤退。张自忠将军自此滞留北平一个多月(另有一说7月25日就决定张自忠留平)，直到当年9月3日才离开北平;这成为他一生最大之耻辱。这天蒋日记云:“倭寇进攻北平,虽廊房与丰台为我廿九军击袭恢复,然而北平近郊毫无工事布置,南苑失陷,副军长阵亡,部队溃退,将士未经爆炸与枪声之习,闻乃即心怯胆寒。宋军长六时离平赴保,北平城于夜十一时完全退出”,“政府应照既定决心,如北平失陷,则宣言自卫与对倭不能尽片面条件之义务矣”。

　　1937年7月29日上午，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进攻北苑与黄寺。黄寺守军冀北保安部队与敌战斗至中午后撤退。北苑守军独立第34旅与敌战斗后转移到古城，战斗结束后又返回北苑。该旅于31日被日军解除武装。留在北平城内的独立第27旅被改编为保安队，维持治安，数日后才突围到察哈尔省。第29军第37师奉令向保定撤退时，该师第110旅在宛平至八宝山之线掩护军部和北平部队经门关沟南撤。任务完成后，该旅于30日撤向保定。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和驻屯旅团分别在30日晚和31日进占长辛店西南高地和大灰厂附近地区。至此，古城北平完全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抗日英雄李文田将军(他保住了第29军最后的尊严)

　　六、李文田抢先突击，天津终失守

　　日军攻占北平，扼住了平汉，平绥铁路，然后从北平，山海关和唐山分兵夹攻天津的第38师。天津形势危如累卵。

　　天津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平日驻有日军河边旅团步兵第2联队，独立炮兵联队及战车，骑兵，工兵，化学各1个中队，驻屯军空军大部也集中在天津。七七事变爆发以来，日军相继控制了天津的海路和陆路交通，驻塘沽的日军千余人占领了塘沽码头，驻天津日军则占领了天津火车总站和东站。日军大举增兵天津，除步、炮兵外，还有大批飞机，“截至27日，津市共停日机60余架”，28日下午4时，又有日军临时航空兵团飞机“百余架抵津东局子机场”。另外，日军还不分昼夜地进行侵占天津的战术演习，从25日起，已发展到演习巷战，到27日，日租界实行戒严。

　　此时，驻天津的国军部队不仅同北平失去了联系，且在数量上亦处劣势。天津市内及郊区只有第38师手枪团1000余人，独立第26旅的两个团约3000人，天津保安队3个中队和武装警察约1500人，共计5500余人。第38师副师长李文田决定主动出击(师长张自忠将军滞留北平;有史料证明，是张自忠电令李文田攻击天津日军)，于1937年7月28日凌晨1时向日军发起攻击。由于国军主动出击，日军仓惶应战，战斗之初的几个小时，国军就相继克复天津东站和总站、北宁铁路总局。在东局子机场和海光寺战斗中，国军予敌严重打击。日本驻津总领事给日本驻北平大使馆的电报承认“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极为危惧的状态”。

陷入苦战中的日军

　　1937年7月29日凌晨2时起，日军分四路出动，大举进攻天津市区。李文田与副指挥刘家湾、天津市府秘书长马彦发出联名通电：“自卢案发生，日本无端分别袭击平郊各处外，并于今日晨复强占我特别四分区，分别袭击各处，我方为国家民族图生存……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

　　第38师及天津保安队奋勇抵抗，并对日租界实施包围，大举反攻。经反复争夺，国军终于攻入日租界，并从大和街、旭街、福岛街三个方向包围了日军守备队。日军“已完全陷入危急状态”，连日本侨民也被组织成“义勇队”，准备作困兽之斗。与此同时，中日两军在天津总站、飞机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等处激战，战斗非常激烈。

　　1937年7月29日上午8时左右，大沽口第224团炮轰停驶于海面的日本军舰，日海军与步兵联合发动反扑，大沽口守军陷入苦战。同日，中国守军化装成保安队员奇袭日军所占据的公大第七厂，战斗从凌晨持续至下午，给日军以较大杀伤。

　　当天下午，香月清司命令第20师团高木支队迅速增援天津，关东军司令官也命令原计划向承德输送的一个支队转往天津。下午2时许，敌援军赶到，在战车、飞机的掩护下向国军反扑，并重点轰炸北宁路总站以北的保安队总部、北宁公园、市政府、金汤桥西畔的警察总部、日租界北端外的电话局、东站和万国桥之间的邮务总局以及南开大学，使总车站、南开大学校舍等处大半毁于战火。国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伤亡惨重，战斗力锐减。孤立无援的天津国军在敌四面包围和空中轰炸之下，有全军覆灭之虑。然而，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却对天津抗战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1937年7月27日，宋哲元曾致电蒋介石要求庞炳勋军迅即集结静海、独流镇一带，以便策应天津，被蒋介石托词拒绝;此时蒋介石已放弃平津地区。29日上午，宋哲元又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再次“拟请中央速派大队增援”。第38师在血战一昼夜后，自力不支，“惟天津方面，日方又增厚兵力，且随有大批飞机飞至”。李文田等率驻津各部被迫于29日下午3时撤离天津，到静海县和马厂两地集中。1937年7月30日，在北平失守后的第二天，华北重镇天津也沦陷了。

蒋介石积极部署

　　七、蒋介石开启全面抗战，中国统一军事体系终告形成

　　天津沦陷当天(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令冀、鲁、豫、苏各省民间限期掘成各乡村之外濠,使之连成一线;战车防御炮，高射炮应速分拨于前线,分配表查报,编制各种战术。还提出要进行“持久战”等。此外,提出计划各师各军人事之整理，召开名流会议,国防会议;决定大本营组织人选,大本营拟设洛阳、西安、彰德;政府地点拟定武汉、长沙、广州。国民经济动员,检查战斗准备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国防会议问题。从这些举措可以看出，蒋介石已准备按下全面抗战的“按钮”。

　　1937年8月3日，宋哲元主动请辞，向军事委员会申请第29军长由冯治安代理。1937年8月4日，蒋在日记：“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史学界普遍依据此段日记，认为蒋正式开启对日全面抗战。

　　1937年8月6日，蒋介石成立第1战区，自任司令长官(后改由程潜担任);为安抚宋哲元集团，并稳定西北军抗战大局及华北抗日力量;同时也希望给宋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遂任命宋哲元为第1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没有想到，宋哲元毫无雪耻之心;再次暴露其军阀真面目，在豫北占地盘。不断发展壮大;然而，1938年2月日军一来，却望风而逃;造成了豫北大溃败，日军得以深入河南腹地。自此，宋哲元彻底倒台。这也再次印证了，宋哲元是七七事变的罪魁祸首。

民族英雄张自忠上将墓

　　而在北平受尽屈辱的张自忠将军，于9月3日成功离开北平，9月13日辗转抵达济南。宋哲元遂主动让贤，请辞兼任!由张自忠接任。但由于张自忠在“北平滞留”原因，直到1938年2月11日;张自忠将军才正式接任第59军军长。此后，张自忠将军重塑了第59军辉煌，在淮河反攻战斗，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1939年冬季攻势，随枣会战中，屡创佳绩;成为地方军抗战头号名将，1940年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

　　1937年8月7日，蒋约集各派系军阀领袖，在南京召开国防联席会议，与会者一致赞同抗战，集体承诺：“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直至，中国才形成了统一的军事组织。蒋介石日记记载:“八月七日,上午国防会议。批阅。下午会客。晚国防党政联系会,午夜始散,决定主战。”又记:“国防会议开成,全国将领集京赴难,得未有之盛况,是为胜利之基也。”一个星期后,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八、历史公论

　　“七七事变”爆发之初，蒋介石认为日本已经开始实施其既定的全面侵华计划;所以按预定计划首先调动军队北上，对日摆出军事强硬态度。但并不是真与日军在华北决战，一方面是吸引日本注意力;通过日军的军事部署，分析日军七七事变的真实意图。当时对日本政府情报收集及研究，都不能明确日本是否已正式扩大侵略;还是局部战争。另一方面，是通过声势来震慑日军;延缓敌人总进攻。

　　同时，对日宣战上又存在顾虑;主要在于蒋介石及大部分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认为，此时中国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蒋担心中国主动发动战争，将陷入全面被动!所以蒋对战争的态度表面上是对“战”与“和”的摇摆不定;实际上蒋政策的摇摆，是其对形势的判断与何时启动全面抗战的犹豫;毕竟对中国，晚开战;就能做更多备战准备。故蒋更多考虑的是最好能以其自身的意志和决心延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如日本无意此刻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则能以最有利的条件结束“七七事变”就是理想中的结局，即蒋所谓中央军能进入河北。蒋亦想乘此机会向内外宣示自己一直以来的抗战决心，希望日本知难而退;同时又尽量保证中国主权。这是当时解决七七事变，最有利中国的局面。

　　鉴于1933年长城抗战惨败，还有华北的形式。蒋介石将对日决战地点放在华东战场。而同沪路(后转走陇海路)是苏援运往华东唯一铁路命脉，必须将日军注意力吸引到华东地区。

下野后的宋哲元

　　但是，国民军事委员会采取的“应战而不求战”战略，表明其对日妥协还存在一线希望。故增援平津的部队都停留在保定以南，坐待日军进攻平津。在加上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派隔阂太深，以致各军互相猜忌，观望。这使得平津前线的宋哲元深存顾虑，对归他节制的孙连仲，庞炳勋两部也允许达到保定;不能进入平津境内。造成两部与第29军相距甚远，又无法呼应和协调作战。

　　而宋哲元对蒋介石真实意图并不了解，同时没有看清日军全面侵华的真实面相;也下不了应战的决心，严重忽略了应战的思想准备。这造成了，七七事变爆发初期处于主动;之后一味”和谈”妥协，完全陷入被动，并最终丢失平津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