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振贤|余程万为什么能死里逃生？
来源：老康聊天室   2020-07-17 10:46:34

　　1943年常德会战，国军第74军第57师师长余程万率部坚守危城，与日军展开了16个昼夜的殊死拼搏，最后弹尽粮绝率残部突围，被蒋介石定性为临阵脱逃，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一时舆论哗然，波澜四起，争议不断，唯因蒋介石的一意孤行，余程万命悬一线。

　　余程万将军

　　1943年11月22至26日，美、中、英国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其时，常德会战正酣，中国军队第74军第57师师长余程万率部在常德与日军展开了16个昼夜的殊死拼搏，最后弹尽粮绝，余程万率残部突围，被蒋介石定性为临阵脱逃，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然而，余程万在常德之战，竭尽全力，在所部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仅率残部百余人突围，其忠心已表，有此结局，让人嘘吁!但关于余程万是否应判死刑的问题，在上层也波澜四起，争议不断，唯因蒋介石的一意孤行，余程万一直命悬一线。所以，探究余程万最终死里逃生的玄机就特别有意义。

　　余程万被捕，案件由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办理。执行总监何成濬，就是当时最高军事执法长官。何于抗战期间担任军法执行总监，在任内宽严有度，为人称颂。身后留有一部《战时日记》，披露了许多国军抗战的内幕。其在1944年的日记中，留下了余程万逃脱死刑的离奇经过，阅后令人唏嘘不已。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左)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右)

　　1944年夏，日军为打通大陆通道，发动了“一号作战”。日军为打通粤汉铁路线，第四次进攻长沙，守城的是薛岳嫡系精锐第4军。但其时，因史迪威介入中国内政，激活了国内政治派系的争斗，导致了国军内部部分高级将领心怀异志。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蠢蠢欲动，有意与李济深西南派联手脱离蒋介石，另组新的政府，故不愿“去给重庆守大门”，造成日军仅攻一天多时间，第4军就弃城而走，致使长沙沦陷。第4军军长张德能为此受到了军委会逮捕。

　　当初定案时，军委会清楚张德能只是替薛岳背过，所以评判会议皆说“薛岳退出长沙时，只命张德能保卫长沙，而对于保卫长沙的方法，丝毫未予以指示，且薛岳脱离长沙过早，导致军心动摇，不能就说薛岳已尽到了长官的职责。”所以，当时仅判处张德能无期徒刑。但蒋介石于震怒之余，痛恨其丢失长沙过早，致使全局陷于被动，于是批示必须将张德能正法。

　　何成濬身为军法执行总监，虽然明白张德能任军长不过年余，该军的人事、财政权皆不在手中，被判死刑，属量刑过重，其长官也有一半责任，但蒋介石之意已决，何成濬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就只能屈从。

　　张德能为薛岳背过而死，令何成濬不无感慨，于是在日记中写道：“近数年来，法律不能制裁权位较高者，实抗战军事上之一大缺陷。”事实上，不但军委会军法执行部对薛岳这类高级将领毫无办法，就连专门弹劾政要的监察院，也不愿意染指这类弹劾提案，理由很简单，蒋介石大权独揽，一言九鼎，这类案子最终还是由其钦定，故即使接了提案，审查明白后却不能制裁，只会让监察院失掉公信和权威。

　　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左)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右)

　　何成濬在日记中写道：“监察院有委员数人，对于长沙、衡阳之失陷，查觉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实处置失宜，贻误戎机，即政治上之一切措施，薛兼主席亦有违法舞弊之嫌，特提出弹劾，经审查会通过，于院长右任虑办理——兼主席之长官不易，反损害监察院尊严，尚搁置未送呈国府。”

　　张德能既做了薛岳的替死鬼;余程万也差点因张德能案件被牵连而殉葬。在张德能判死当日，何成濬在日记中写道“委座怒张德能未能坚守长沙，便询问余程万案办理情形，云如果早枪毙余程万，则张德能有所畏罹，或不敢轻弃长沙。”

　　余程万死守常德半月有余，虽城池失陷，但所部弹尽粮绝，死伤惨重，已经算是尽责，与张德能坐拥精锐之师，遇敌而溃，又岂能相提并论。所以，尽管蒋介石虽一再催逼，何成濬却大打太极，一拖再拖，目的在于竭力保全余程万。但是数月之中，蒋介石并不松口，反而频频过问，越逼越紧。

　　1944年11月桂柳会战爆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当时倍感乐观，于是在日记(11月8日)中写道：“我军方对于桂林建有坚强之防御工事，该处地形复有山洞可作据点。据军委会方面之估计，即令被围，孤城之抵抗可支持两月。”但令王世杰难以置信的是，其日记墨迹未干，仅过两天桂林就沦落敌手。

　　桂系短期内失了桂林，再丢柳州，日军兵锋所向直指贵州，导致独山沦陷，重庆危急。为推卸责任，张发奎临机处死了蒋介石的嫡系第93军军长陈牧农。王世杰自军令部获悉内幕后，感叹道：“桂林、柳州我军未坚守而败。敌军称已占据桂林及柳州。军纪之散劣令人寒悚。”

　　第4军军长张德能(左) 第93军军长陈牧农(右)

　　在大战之前，桂系虽有很多豪言壮语，但事到临头不战而逃，又怎能瞒得过重庆军令部的耳目。当时就有人撰联讥讽：“省府数度搬迁，宜山不宜，都安不安，百色百变，从此凌云直上，安居乐业;军事屡遭失败，健生(白崇禧)不健，夏威不威，向华(张发奎)向隅，幸得龙光反照，镇止边陲。”

　　桂林失守，不仅王世杰感到惊诧，何成濬也一样想不通。他于11月17日在日记中写道：“军令部报告：宜山已十五日失守，在座诸人，对保卫桂林之广西军，不战而溃，并遗弃大量之新武器及弹药等，多所猜疑。”

　　其后，白崇禧虽在军委检讨会上多方狡辩，推卸责任，但却无法得到与会者的认同。事实是：“全州、桂林一带守军，畏葸退缩，见敌即溃，不惜将重要城池，拱手送诸敌人”，几乎未与日军发生战事。至于所谓收复失地，则不过是以前“我军误视伪军为倭军，即退，此时伪军他窜，(我军)又复进至原地，遂以收复闻也。”

　　桂系丧城失地，军委会个个心知肚明，只是白崇禧权高位重，竟无人弹劾。蒋介石也鉴于桂系势力和西南派的暗潮汹涌，投鼠忌器，只能装聋作哑。以致，坊间对于余程万被判死，更加打抱不平。

　　最初各大报纸以负保卫桂林之责者不受军法制裁，议论纷纭;继之军事当局，碍于特殊情势，装聋作哑。既然，当局无力惩处桂系高级将领的逃跑，就不得不顾及民意，在此时此刻，处决浴血死守常德的余程万了。

　　事情发展到了这步，何成濬适时再次向蒋介石提出对余程万从轻发落的请求——“现因桂林守将不战而溃，未受处分，余程万在常德苦战二十余日，兵尽弹绝，反不免于罪，外间颇多疑义。”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蒋介石也考虑到，既然“守桂林诸将领，未战而溃，碍于特殊情形，不能按军法惩办”，那么余程万死刑的问题也就不能再坚持下去。最后，余程万被减为有期徒刑五年。

　　由余程万的死里逃生，不难窥见抗战史上荒唐的一面，余程万死与不死，既有蒋介石以权代法，干预司法公正的一面;也有国难当头，国内政治派系纷争的另一面。前线将领不仅要面对凶残的日军，还要用另一只眼时时看着自己的长官，不然丢掉性命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探究余程万最终死里逃生的玄机就特别有意义，并可从中窥视抗战时期国军军法的实质。

　　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公墓位于常德市城区青年路和建设路交汇处，座东北朝西南向。1996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