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振贤|谁是九一八事变的吹哨人
来源：老康聊天室   2020-07-24 15:16:56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学教职员学生数百人拥至外交部质问，师生愤无可遏，外交部长王正廷在红墨水瓶、石头、木棍、椅凳、茶杯交相打击下，衣服全破，头脸染成红色，不成人形，耳后下颚及腿脚均受伤出血，由保镖的搀扶下，从后门逃出就医，并呈请辞职。

　　王正廷被揍后，其部长办公室也被捣毁，据参与行动的中大学生林时懋、崔秉钧事后陈述：在王的公文抽屉中，发现有关东北报告密件多份，俱原封未动。次日，天津《大公报》以《王外交部长殴伤事件》为题发表社评：

　　学生团昨日殴王正廷，实则可殴之人太多。朝野有力者，几乎个个值得一殴。教授学生本身，亦不应免，吾侪业报者亦在内。……吾人平情衡断，外部应负之责，有重要一点：即对于日军行动，事前毫未觉察而预防。盖日本数月来公然呼号武力行动，见诸报章，无人不知。此何等事，报纸且已公开，内幕自然激烈。在两月以来，局外所不能知者，果于何时爆发一点耳;至蕴蓄必发，则稍留心东北事者，无不共信。负四万万人民安危之政府当局，顾于此无所防杜或消弭焉，就此点论，外交部殆不能无责任。……

　　显然，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以及王正廷等官僚的不作为是激起民愤的导火索。然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真的不可避免吗?

　　日本谋取满蒙的野心，在1928至1931年的四年中，就已全盘暴露，其《田中奏折》在1928年闹得沸沸扬扬，满世界均知道日本的用心。然而，国民政府外交部沉溺于“革命外交”，对此不作分析，就于1930年4月12日在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上刊载了题为“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的文章，除了列举该文件中散见的错误之外，还以“日中亲善提倡者”谈话的形式发表评论，表示：“如放任(小册)流传，将会为中日交流带来恶劣影响”。显然，该文件不但没有引起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外交部还持“谨慎”态度，轻描淡写地从政治层面认定其属于伪托。

　　然而，风起于青蘋之末，只要留心中日关系及东北问题人士均能了解事实。当时在东北办报的贵州人文宗淑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快发现了问题，并把自己观察到的种种迹象，透过老友马伯援介绍，找到了国民政府前外交部长黄郛，报告了相关情况。

　　文宗淑(1893-1953)，又名访苏，贵州贵阳人，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1915年娶贵州大家闺秀万佩兰(中国近代植物学奠基人之一万勉之先生五妹)为妻。翌年，参加学部高等文官考试，成为一名外交官，长期居住日本，北洋政府倒台后回国，在东北从事新闻事业。文宗淑与万佩兰育有六女三子，其中五女儿文桐新(文洁若)为中国著名翻译家，女婿为中央文史馆馆长萧乾。

　　时任外交部长王正廷(左)前外交部长黄郛(右)

　　此时，卸职外长的黄郛，退隐闲居于莫干山。1929年初，黄郛接见了来自东北新闻界的文宗淑，就有关东北危机问题两人展开对谈，由于文宗淑所论极具情报价值，故黄郛把两人之间的谈话写进了日记。

　　据黄郛夫人沈亦云《亦云回忆》记述：

　　这年的一月二十四日，一个曾在日使馆任事，后在奉天办新闻事业的文访苏(宗淑)君，由东北到沪，来访膺白(黄郛)。我家昔在天津时，此君曾来谈过，系东京青年会干事马伯援君介绍。马君虽热心宗教，然对日本社会和政治情形，相当留心。文访苏君这日报告东三省情形极详尽，膺白录在日记，我今摘要如下：

　　(一)日本对东三省拓殖，从前只注意外交军事，二十年中移民不过二十万，今则沿铁道附属地，水道房屋路政均大致完备，鼓励移民久居，并奖励朝鲜移民。鲜人在日本、在朝鲜均受虐待，而向东三省移殖，则不独舟车得补助便利，亦享受领事裁判特权。

　　(二)日本对满蒙铁道网势在必成，从前五路要求，规模太大，招中国反对，列强嫉视，今取断断续续短距离之路(如吉敦路等)，有事时，用轻便方法，一联贯即达其本来目的。

　　(三)内地杂居由不良中国人代为购地，植棉牧羊造林，片段告成，始行揭晓，当局慑于日威，亦无可如何。近更在新邱购地，为新邱煤矿计，该地矿质虽逊于抚顺，量实百年不尽云。

　　(四)日人在奉天有特务部，主其事者有秦少将，勾结要津，津贴中下级职员。其要人曾挂名教长，而其住宅即日人所送。

　　(五)日人荒部少佐，曾充模范团团长，易名黄慕，入中国籍。及张作霖被炸，在滦州一带，黄慕力劝张学良杀杨麟阁(宇霆)，张不从，黄愤而辞职，仍用荒部名往大连去矣，故当时沪报有杨在小山被杀之说。

　　(六)至麟阁被杀原因甚复杂。小张自父死后，挥霍无度，欲提用铁路及兵工厂之款，而杨、常(荫槐)均不予通融。杨管理兵工厂，常管理铁路(中东铁路)。当张作霖在日，经数年经营，完成打通(打虎山至通辽)铁路，此路与日人之南满路平行，可由京奉直达齐齐哈尔，故大招日人之忌。杨、常自身亦欠检点，生活较奢，杨大唱开放主义，谓欲保全东三省，惟有对內开放、对外开放，对內广揽各省人才，对外联络英美以牵制日本。前者招旧派之反对，后者招日本之反感。

　　(七)杨、常既死，当局年少多欲，而田中西进政策日进不已，东三省在今日实可谓危机四伏，一触即发。田中去年炸死张作霖，本有整个计划，意在解决满蒙问题，只因时间未准确，此一年中，田中之对华政策，可谓一无成就，若明年议会开时再无成绩，则军阀政治命运将终。闻其毒计，在本年中，中国政局如起纠纷，全部或局部有战事时，彼将借口保侨，占领奉天，此则我当局不能不警戒者。

　　膺白记此毕曰：“惜乎今日局势，无论朝野各方，均未足以语此，奈何!”又言：“文君谈毕，予乃作一介绍片，请其往宁晤岳弟(张群)，冀得转达介弟(蒋主席)，或可以供参考。

　　适何敬之(何应钦)兄来访，因文君亦贵州人，介绍一见之。”读者疑阎、冯战时，中央请奉军进关。何以东三省无事乎?此时日本，正田中义一受天皇责问，辞职而又身死故也。然日本军人的侵略野心，亦仅延迟两年，而其野心则更大。

　　黄郛、沈亦云夫妇在浙江莫干山

　　1931年春,黄炎培在日本考察时,明显感受到了“日本已公开的嚷着要占领了中国才得海上与美战,陆上与苏俄战”。其策略是:“预备由海州登岸先占徐州,将中国北部占有,然后进占郑州,将平汉及津浦二铁路截断,使南北关系隔绝”。

　　黄炎培获此舆论，心急如焚，他不顾个人安危搜购了三册反华书籍,便急忙返国。期间,他以《申报》记者的名义写文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侵略中国的阴谋。同时他还东奔西走,通过演讲、谈话等形式,多次向国人谈及这个问题。

　　当年初夏，黄郛到日本做私人访问。这次游历，他探知日本少壮军人于最近将有事于东三省，故思虑对日外交难以释怀。回到南京后，黄郛面告了外交部长王正廷，但王不以为然，认为中日两国虽有分歧，未必有此严重的局势。

　　时任外交部次长王家桢(左)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右)

　　黄郛回上海后，又将其近来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告诉了老友黄炎培、赵正平。黄炎培深知黄郛所言并非无稽之谈，更拿出自己所搜资料加以佐证。赵正平说：“膺白先生得此密告，来自与日关东军极密切而久居东三省之人，这才是值得忧虑之处。先生据此告之当局，而我外交当局当会有所应对。”但黄郛深知，形势如此紧急，仅凭他一个在野书生的呼吁，是不可能引起重视的。

　　5月29日, 黄炎培获蒋介石召见，特意当面谈到了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并把从日本买来的相关资料呈报,希望当局能引起警觉，并早做准备。但蒋介石默不做声,要他去找外交部。而王正廷听后,不仅对黄炎培报告的情况不加理会,反而揶揄他说:“如果你黄炎培都知道日本要打仗,日本才不打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你黄炎培是不知道的。”虽然，黄炎培的告警没有得到蒋介石和王正廷的根本重视，却引起了外交部常务次长王家桢的警觉。

　　正当王家桢着手调查日本政治动向，开始理顺中苏关系时，却被调往国联参加大会，以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外交陷入全面被动。

　　1931年9月18日夜间，日军攻打沈阳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日军胳膊上系着的白布条为夜间身份识别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