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画报中的延安 (上)——到延安去追求拯救中国的真理！
来源： 民国大校场 文/禾乙   2023-09-01 10:45:57

　　去延安途中(1939)

　　“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到了新中国的圣地——延安去了。三三两两的，成群结队的，远远近近地从各处奔来。其中有演剧者、画家、学者，有的是士兵，哲学家、新闻记者、教师或工程师”，“他们步行的也有，坐牛车骑驴子的也有，坐汽车，火车，飞机的也有。他们都是到延安来追求拯救中国的真理的”。这段话出自1939年上海《良友》画报第140期刊登的《去延安途中》。

▲《良友》画报刊载《去延安途中》

　　《良友》画报　　关注时事的商业性综合杂志

　　1926年2月，《良友》画报在上海发行。办刊特色是将文字与图片相结合，生动、形象地阐释新闻内容。这份民国时期刊行时间最长、最富有史料价值的综合性画报，发行范围很广，号称男女老幼、不同阶层、不同职业“无人不读”，茶几、梳妆台、唱片机上，画报“无所不在”。这份随处一躺就可以读的娱乐性画报也非常重视时事，对每月发生的重大新闻，都会以“图像”的直观形式在画报中如实报道。同时，杂志十分了解城市新阶层对科学和文化知识的需求，创始人伍联德对其定位是“内容不深奥，不偏不倚，运用浅明的图画文字，传播与时俱新的知识”，就像一位知己的良友一样，于笑谈趣语中贡献人生的至理和实意，并提出：“以商业的方式而努力于民众的教育文化事业”的办刊宗旨。

▲1926年2月出版的《良友》画报第一期

　　抗日救亡　　民族危难时期的《良友》画报新主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民众群情激愤，一向关注时事的《良友》画报开始宣传抗日。第62期《良友》画报发表长篇评论并配以详实的图片，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的过程。此后，抗战图文占据了《良友》画报的大部分篇幅，内容涉及前线战况、国内外时事分析、抗战后方救援、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等。

▲九一八事变后，《良友》刊载日军在东北暴行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良友》画报推出专号，展示卢沟桥的狮子和抗战勇士照片。随着战事推进，从第131期起，画报开始以抗日将士或与抗日有关的女性为封面，并相继报道平津前线、忻口血战、台儿庄大捷、黄河全线反攻以及国内外同胞踊跃支持抗日的情形。

▲《良友》刊载《卢沟桥事件》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良友》画报被迫迁址香港，继续竭力向读者揭露日寇的凶残面目，宣传我军将士英勇杀敌的抗战历程，努力唤醒全国人民的救亡意识。

　　原《良友》画报主编马国良在《良友忆旧》一书中曾说：战时《良友》的宣传宗旨就是：“一切为了抗战服务。”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良友》加大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八路军、新四军形象的报导，大力宣传共产党在战场上英勇作战的事迹，朱德也登上了《良友》的封面。

▲1938年《良友》画报第134期封面

　　据统计，抗战期间，《良友》画报刊载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照片超过90幅，专题报导八路军1篇、新四军4篇、延安3篇，真实地展示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正面形象。画报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文化、教育、生活状况进行全方位宣传，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所作的贡献做了生动客观的解说。

　　延安故事　　《良友》画报中的三次专题报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土沦丧，亲人离散，平静的校园生活不复存在，无数青年学子无家可归，他们问自己：“到哪里去?”此时，“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结党营私、没有人发国难财”的延安成为了风清气正的理想圣地。1938年4月，延安的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成立联合招生委员会，“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全国各地的千万青年克服种种困难，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当时远在上海的《良友》画报主编和记者都很年轻，作为同龄人，他们鼓励青年参加到抗日的队伍中，“然民族的拯救，不是一死可成的事业，中国需要我们生，需要我们活着去寻求生路”。《良友》画报分三次报道了热血青年们奔赴延安的情形。

　　《去延安途中》这篇署名陈约克的专题报道，由9张照片和一篇文字组成。他写到：一位叫贺国的青年艺术家，花了四个月的时间从汉口出发，到郑州时，陇海线正在大战，他便借道徐州，可是又碰到徐州陷落，他没来得及逃脱，便扮成农民，冲出了日军的阵地。途中他的伙伴死去了。他两次陷入危机都被游击队救下。他步行到上海，再从上海到香港，最后到达延安，一路的艰难只有他自己知道。作者感慨：已成中国青年梦想中天国之延安，每日必有数百青年，自全国各处，分道奔来，投军入学，此等不畏艰难追求光明之青年，当属未来中国之主人翁。

▲长途跋涉的青年画家贺国躺在运输车上

　　每个来延安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女孩子独自一人走了一千多英里的荒山野路从四川步行到延安。也有骑在牛上、马上的都市女青年，手举遮阳伞，身后满山的花草，像是春日的一次愉快的郊游。显然，后者是为了“抛弃奢侈之都市生活，赴延安求新生活”，来“领受新女性的训练”。

　　作者感叹：“到延安去的队伍，真像朝山进香的参拜团一般，所不同的是我们不像宗教信徒般去找寻天国，我们是要把这个陈旧腐败的国家改进成为强健公平的新中国。”青年们“高歌行进，在赴延安途中”。那么此时的延安究竟是怎样一座城市呢?作者放眼看去：“延安是一个旧式的城市，介于两座山谷之间，在一座破落的城墙中，建筑着许多牌楼以及旧式的屋宇。在这块圣地上既没有故迹可寻，也没有什么庙宇。”

▲延安老照片

　　青年人到延安都是来学习的，“延安是一个大学校”。作者非常有洞察力地预言道：“今日延安学生在未来中国所操纵的命运，我们更无法估计了。”杂志社对青年读者群的心声十分清楚，报道中写道：延安的学生大都住在窑洞中，上课在露天;政府每日供给膳食费洋七分，每学生每月又可得零用钱一元，教授每月五元;学生纪律极严;普通学生除制服两身，被褥，书本外，别无他物，因为功课严紧，所以精神极佳，与都市学生完全不同。这里的读书条件无法与大城市比，但学生们获得了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满足。

　　作者在延安停留了多久无从知晓，但他肯定不止一次遇到过延安的灵魂人物——毛泽东。他写道：毛泽东“是那样的平民化，你可以在路上，会议席上，学校里碰到他。他也许会在公共汽车中坐在你的身边，在戏院里，也和你一样的坐在硬板凳上，把大衣脱下来垫在背后”。在多次与延安的各级领导相遇和接触后，他深深感受到“人类的平等在这里不再是一种姿势，而是一个事实。任何担任职位的人，他们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而已”。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