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读历史资料,看到原国军高级将领裴昌会率部起义后积极追求进步,并于1989年8月以93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于是就对这位毕业于保定军校及民国陆军大学、在抗战戡乱战争中长期效力于国民政府的民国将军之心路历程产生了一种颇为特殊的印象。
裴昌会,字同野,1896—1992,出生于山东潍县一个工商业主家庭。他在县立中学读书期间即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中学毕业后,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考入北平民国大学商预科,后又投笔从戒,于1918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孙中山南方革命政府成立后,他与保定军校同窗陈诚将军在武汉分道扬镳,陈去广州投奔了国民革命,他则接受分配加入了军阀孙传芳的湖北第二混成旅任见习班长,随后升任学兵连排长、连长、上尉参谋、少校团副等职务。以后又转入了国民革命军。
1927年后,他先后任第4师参谋长、第47师团长、旅长、副师长、师长。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裴昌会率第47师奉命开赴抗战前线的河北涿县,先在白沟河一带协同第30作战。面对装备精良、拥有炮兵群和战车的日军的疯狂攻击,在前线友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他督率所部顽强作战,坚守阵地达7昼夜,奉命冲破敌人的封锁线,经易县转移到保定城关驻守。继而转移到元氏县以西高地,多次抗击日军北进。
1939年1月下旬,裴昌会率第47师在洪洞、古县一带阻击敌人。经过两天半决战,敌人损失严重,只剩几百人狼狈逃窜。之后,国军以几个集团军的几十万兵力驻守中条山和太行山,阻止敌人前进。国共双方军队在坚守阵地的同时,配合开展敌后游击战。在这个区域,游杂部队多,有的政治倾向不稳定,互相间经常有摩擦。裴昌会的第9军驻此地区时间长,与共产党军队的关系处得颇好,在地方游击部队中也较有威信,在沟通关系,调解纠纷上做过大量工作。
1940年7月,裴昌会升任第9军军长,他按照战区部署,率第9军向太原以东转进,到王屋山及太行山转进,长期驻豫北济源一带,一直坚持到1942年春。在此期间,第18集团军陈赓部也驻在中条山,部队条件十分艰苦。有时派会出敌后小分队到第9军防区,要求作短暂停留。裴昌会命令部下热情接待,所缺粮食弹药都能尽力给予调剂补给。
抗战开始没多久,裴昌会的家乡山东省潍县沦陷,裴的母亲及妻子亲属数十口,随其部队辗转迁徙,1944年底到达洛阳,暂住在距洛阳30华里的李村。中原会战中,洛阳频遭日军飞机轰炸,李村住不下去。这时,裴正在前线指挥战斗,只派随员一人照顾亲属,经过深山进入安全地区,再转至西安。转移中在木柴关同敌人遭遇,因没有防御能力,结果裴的亲属共7人遭日军杀害。二儿子被俘,后幸脱险。
1948年4月,裴昌会奉命指挥所属部队参加了阻止解放军南下的壶梯山及大荔以北诸战役。由于在多次战役中都是损兵折将,只能不断向四川方向撤退。撤退到宝鸡时,裴昌会碰上他旧日曾参加过共产党的朋友李希三,两人感情较深,无话不谈。李对蒋介石卖国反共挑起内战极为不满,他对裴说:“革命的目的是为国家的复兴和民族的繁荣,一个爱国的军人,应该投到真正的革命阵营中去。中国共产党是允许和鼓励反动营垒中的人弃暗投明、立功赎罪的。”并表示“如果信得过我的话,愿意效力。”裴昌会经过反复考虑,觉得长此以往,自己所领导的10万多将士的前途不堪设想,决心走起义的道路。他果断地对李希三讲:“只要我的部队将士在人身安全上得到保障,能各得其所,内战中的一切责任由我个人承担。”他郑重地委托李希三设法去延安代向解放军联系起义。
1949年7月,裴昌会率部到了川陕公路、川甘公路交界处的双石铺,因地势十分险要,他曾动了在此地起义的念头,但是并没有太大的把握。8月中旬,李希三绕过胡宗南部的封锁,由西安潜回双石铺,向他传达了口信:一野总部欢迎他率部起义,对他现在的处境也表示理解,并转达了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的意见:既然对整个起义部队没有把握,还是再等机会为好。1949年9月下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部起义。11月23日晚裴昌会把交呈毛主席与朱总司令的起义电文交由李转发,随后裴即电告所属部队在孝泉镇起义。1950年元旦,贺龙还专门为裴昌会在安康举行了“坐敞篷车”入城欢迎仪式。
1950年18月起义部队完成整训任务(中高级军官全部调军政学校继续学习)后,北上宝鸡天水加入解放军第7军彭绍辉部,再经陕西转赴朝鲜前线。
1950年后,裴昌会在部队整训期间即开始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转业后历任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川北土改委员会主任、西南纺织管理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第五届、六届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历届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还先后担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和重庆市委副主任委员等职。
1950年6月,裴昌会作为起义将领,被特邀赴北平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还作了大会发言。6月23日,毛泽东单独接见了裴昌会。亲切询问了起义部队的整训情况和生活安排,裴一一作了回答,并负疚不安,深为遗憾地向毛说:“1947年3月,我同胡宗南进犯延安,祸及边区十几个县,对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应向您老人家请罪。”毛风趣地说:“你还好嘛,在延安东门外的马路上铺了石子,在延河上修了一座滚水桥。”
裴昌会说:“您收藏的书,被新闻处长运去西安,我没有给您保存好,很不安。”毛主席说:“我收藏的都是马列主义的书,他能拿去看,做个义务宣传员,我也是高兴的。”毛主席还同他讲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鼓励他努力学习,后半生好好为人民服务。临别,毛主席还赠送给他一本《改造的学习》。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
百度搜索是如此评价裴昌会的:他走过了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程,1989年8月,裴昌会在93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2年,裴昌会在重庆逝世,终年96岁。
笔者因与裴昌会第七兵团属下第98军团长及参谋处长的后代关系密切,也读到了该军军长刘劲持中将后来写的交代材料,故对裴昌会部起义的具体活动颇为熟悉,特补充部分重要内容如下:
· 刘劲持军长系陈诚系统将领,在担任第98军军长之前曾担任国防部五厅厅长及联勤总司令部经理署署长,起义之前与裴昌会司令官从来没有过任何隶属关系,甚至没有见过面,但他是最积极支持起义的第七兵团高官。
· 裴昌会司令官是25日晚通过电报向属下各军发出起义指示并要求限时回复的,如超过27日后再回复则不视为参加起义,第98军经师团长开会研究后按时回电表示执行,而兵团所辖的第17军(军长周文涛)与第76军(军长薛敏泉)则没有回复,两位军长烧毁电报后随即率部转移他地,自谋出路了。
· 裴昌会“率领10万大军起义”之说有欠严谨,1949年后期新组建的第七兵团属下各军均非满员的临时组合部队,其中实力较强的第98军也不足两万人马(另如第158师当时仅有官兵3000人左右),起义后该军自解放军军代表进驻后又先后成建制地逃走了3个营又3个连及许多川籍农民官兵,因此完成整训后北上开赴宝鸡时部队仅编足了3个团。
· 1950年后,裴昌会司令官也没能实现他当初保护部属人身安全的愿望,刘原军长后来所了解到下落的第98军部分高中级军官有:代理军参谋长周兆楷上校,转业后赴兰州工作,1955年因卷入胡风案而被迫去天津“交代问题”,两年后沦为“右派分子”,饿毙于大饥荒中;第117师上校副师长邓雨亡于“镇反”;第158师少将师长朱则鸣死于“文革”;军部军法处上校处长赵寿宽亡于“镇反”;军部少将政工处长伍成刚被列入“战犯”关押至1975年特赦;军部前任少将参谋长黄培琎死于“土改”;第158师上校团长尤剑雄亡于“镇反”;第158师少将副师长王德穆起义后未安排工作,只能进工厂打工谋生,直到1980年代初期才恢复了17级干部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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