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补生 | 凿凿有据——“黄埔军官学校”校名之佐证
来源：单补生   2025-02-12 14:41:27

　　黄埔军校在广州黄埔时期(1924-1930)，校名自“陆军军官学校”始，先后易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最后以“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结束，校门一共悬挂过四块牌匾，校名均为民国元老谭延闿所题。那时民国元老以书法著名有于右任、张人杰、谭延闿三人，因于、张两人不在广东，故向谭敬求墨宝。谭延闿书法取意唐代颜真卿，得浑厚灵逸之妙；其楷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竖画多用悬针法，起笔沉着稳重，顿挫有力，使人感到貌丰骨劲，味厚神藏。

　　笔者为搜集黄埔史料，常奔波于各旧书店，时有收获。旧书店的魅力，是与它坚持开架售书分不开的；光顾者可站在书架前，自由自在地随意翻、拣、查、阅，哪怕一本不买，也不用担心店主给脸色看，生意人讲究进店为客，待客生财。有一次逛东安旧书店，在民国版书架上意外翻出一本“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材；书名《总理关于军警的遗教》，铅印/32开,平装/240页，1929年8月由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特别党部筹备委员会翻印，承印者是广州市财政厅前的光东印务局(又称光东印务书局，1928年设立，1931年停办，出版期间曾为军校印制政治军事教材)。封面右下处有蓝笔签名“雁冰”二字，据店主讲：“这是沈雁冰，著名作家茅盾的笔迹，1927年曾当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1928年7月，离沪赴日，1930年4月，从日本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书记；此书页面干净无公章私印，有附告说明，属私藏外流。”

　　封二为附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收发办法》

　　一.各县党部未成立者，教育局得将宣传品代发，教育文化机关并填表报告；各师旅党部未成立者，政训处得代处理。

　　二.各特别市、各县党部接到宣传品，应转发区部分部及教育文化机关，不得发给个人；如有不敷分配情形，可将各所属党部名称、地址、宣传负责人，呈报本部酌量增发。

　　三.接到宣传品报告表，应每月报告一次，不按期报告者即停发宣传品。

　　四.党部地址如有变迁，应随时呈报。

　　五.各特别市及各县境内，如有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及公立图书馆、阅览所、讲演所等，党部能将其所有名称、地址、负责人，及学生人数、图书册数或每月听讲者人数，呈报本部得酌发宣传品。”读后细品店主所说“雁冰”签名本的来路，似信非信，有待考证。

　　是书收录1912年至1923年孙中山先生对南北方军警界演讲21篇；其中有篇《在北京军警界欢迎会上之演讲词》，时间是1912年9月1日午后1时，地点在北京万牲园(动物园)畅观楼。该楼为皇家行宫，自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始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初竣工；设计者是留学英国海归学士、满族人傅佰锐(1875-1926)。建筑为欧式风格七楹两层，正门上方有珐琅二龙戏珠镶嵌匾额，书楷体“畅观楼”三个大字。楼基座为灰色，楼体为土红色，显得庄重大气。畅观楼两边不对称，东边为圆柱形三层楼，楼顶为一圆形平台，有一圈紫铜制作的欧式花饰栏杆，在此可俯瞰远处，实为观景台；西边为八角形两层楼，屋顶有一座似中式须弥座的基座，托住八角锥形屋顶。楼内的陈设、器具以西洋式为主，楼上、楼下均有特制的各式沙发；楼西二层东西两室内各置一铜床，帐褥皆黄色，为慈禧、光绪来此休息之所(曾两次小憩)。楼南几步之遥有一座白石小桥，名南熏桥；桥南东侧有一铜狮，西侧有一麒麟，均口能喷水。畅观楼周围环水，绿树掩映；环境清幽，宁静舒适。

　　北京军警界为孙中山先生开欢迎会，首选畅观楼隆重其事，由总统府军事处处长冯国璋致欢迎词，孙中山先生致答谢词。孙中山讲述了军警对于国家的意义及其责任，并指出：“专制时代之军警，专为保护皇室，残害同胞；共和时代之军警，则为捍御外侮，守卫同胞，共享利益。”会后孙中山与北京军界欢迎人士合影留念。

　　笔者认为黄埔文献史料是认识和研究黄埔校史的基础。本书亮点是封面有校名“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它是黄埔7期第2总队之冠名，其总队文献史料存世凤毛麟角，民间难得一见；机不可失，故买之为佐证。

　　本校名之由来

　　黄埔校史记载：1929年4月至6月间，代校务何遂、教育长李扬敬，政治训练处主任戴季陶先后辞职，中央先派黄珍吾(海南文昌人，黄埔1期)继任政治训练处主任；7月31日蒋校长又委派林振雄为教育长。林振雄(1888-1964)，广东惠州人；广东陆小、保定速成，日本士官10期毕业；他是孙中山先生任命的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又曾任黄埔军校管理部主任，即由其代拆代行校务。1929年9月10日，蒋校长令本校由“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更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本校直属中央，增加“黄埔”二字，以存黄埔光荣历史。9月18日蒋校长致电林振雄：“整理校务淘汰腐员，应分几个时期，不可操之过切，致生反感，应付环境可与(黄)珍吾妥商。”1930年1月10日、20日蒋校长两次致电林振雄要求他速来南京商议。林振雄赴南京向蒋校长请示有关事宜，表示“如奉谕回校，即前往整理”。1930年9月7日，蒋校长电令准黄埔第7期学生毕业出校，同日又发电令“第7期毕业后着即停办”，19日林教育长条谕各部处厅队办理结束事宜。

　　本校于1928年5月录取入伍生800余名，编为第7期2总队；12月25日入伍生修业期满，举行升学分科(步炮工)考试；1929年1月14日开始授课训练，1930年8月修业期满，22日实施野外演习，25日至27日为测图学习，9月1至3日举行战术实施，6至9日进行学科考试，9月26日举行毕业典礼，计毕业学生666名。林振雄在第7期同学录序言写道：“现第七期诸生，又届毕业矣……惟本届同学录出版，适值本校停办时期，循览是编，不无特殊感想，本校今日之命运，已如修蛇赴壑，夕阳在山。”学生出校后，成立校务委员会暂时维持校务，同时由官生协同组织经济审查委员会、保管委员会等，达成了黄埔军官学校停办的善后任务；10月24日校务结束。尔后，继承黄埔本校光荣革命历史，努力奋斗，以完成孙中山与先烈未竟之遗志者，厥为南京本校矣！

　　林教育长平生立定报国宏愿，致力于近代军事教育并卓有建树，其主持工作，决策果断，责任担当。

　　比如黄埔军校在当年设计孙中山纪念碑时，原没有计划铜像安放其上，建筑设计仅是一座纪念碑。铜像是孙中山生前的日本挚友梅屋庄吉竭其个人资产所铸造的四尊铜像之一(南京中央军校、广州中山大学、澳门孙中山纪念馆各一)，由日本雕塑家牧田祥哉敬作，著名筱原金作工场铸造。1930年5月，梅屋亲自护送赠予黄埔军校的铜像，乘坐日本客轮“大洋丸”抵达上海，接着转乘“琼州”号轮船，于5月28日到广州。5月31日下午，黄埔军官学校开会欢迎梅屋先生。有关部门原定在孙中山广州蒙难8周年暨军校建校6周年纪念大会上举行孙中山铜像揭幕典礼，后因纪念碑工程尚未竣工而延期，这时就有了把铜像放在碑顶的动议。纪念碑高19米，雄伟壮观，而铜像高度仅有2.5米，重约1吨。中国传统建筑讲究上下左右的平衡，各类雕塑的主体一般比较高大，而基座则相对低矮。军校内纪念碑和孙中山铜像的高度之比为7.6：1，显然不合惯例。教育长林振雄原拟将铜像放置在纪念碑前，当见到以孙中山向民众发表演讲的姿势为造型，气势磅礴，栩栩如生的铜像时；他拍板决定放置纪念碑之上，理由是:“总理为本党民众导师，特择定军校纪念碑之上为建立总理铜像地点，使民众万世瞻仰。”

　　又例惠州“黄埔军官学校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之建立；

　　1925年10月，东征军进攻惠州城时，以北门为主攻方向，13日部队发起了总攻击。守城敌军约5000人，装备精良；在叛逆陈炯明的干将、第6军军长杨坤如的指挥督战下，负隅顽抗，战斗非常激烈。攻城部队伤亡惨重，第4团团长刘尧宸和副营长谭鹿鸣(共产党员、党代表)英勇牺牲，第一天尚未能攻入城池。14日，周恩来亲临指挥，第1纵队长何应钦亲自督战，终于下午4时许攻克惠州。历时30小时的攻城战斗，东征军牺牲官兵241人，五眼桥附近战地布满了将士的忠骸，景观壮烈。

　　1930年3月，林教育长为缅怀东征阵亡的军校官兵，决定在惠州城北门前方、西湖五眼桥侧建立“黄埔军官学校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该碑高约5米，由碑座和碑身两部分组成，周围以炮弹模型作围栏，炮弹间用铁链相连。碑身为花岗岩石，长条方形，正面阴刻楷书大字“黄埔军官学校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系林振雄题；碑座四周嵌4块石碑，前后两块为大理石，前面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蒋中正亲笔手书“精神不朽”，后面刻教育长林振雄题字“气壮西湖”；左右两块墨石均刻有此役牺牲的烈士英名，其中有中将刘尧宸等。该碑解放初被毁，1992年10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在五眼桥东侧依原碑模式复建此碑，以彰显黄埔先烈之精神。

　　孙中山北京记事二则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并宣告中华民国成立。2月13日，孙中山为了促成国家的南北统一提出辞职(4月1日正式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新举临时大总统”；7月袁世凯又电函邀请孙中山来北京会见：共商国是，同促民国。

　　一、前大总统称先生

　　1912年8月24日17时30分，孙中山乘坐火车由天津抵达北京前门东车站。当时的前门东车站就在正阳门箭楼东侧，袁世凯为孙中山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特命开启以前只有皇帝才能通行的正阳门箭楼城门，乘用大总统的朱漆金轮双白马轿车，迎接孙中山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原大总统府)下榻，之前袁世凯为表示谦卑礼让，自己则把大总统府搬迁至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大楼，即今张自忠路北面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院内。接待事务由大总统府礼官黄开文主持，有人问：前后俩大总统初次会见如何称呼？黄答：“这次大总统谆谆吩咐，对孙中山要恭敬备至，民党对他称先生，我们也要称他先生，一定留心先生面前不要称名道姓。”袁世凯主动先拜会，乘一辆双马轿车来到迎宾馆大门外，黄开文开了车门，对袁说：“先生在台阶上面专诚迎接总统了。”孙中山乃由内客厅步行出来，站在台阶口准备迎接；当袁走到台阶最高两级时，孙向前走两步，前来握手，袁亦肃然趋前握手，说：“先生路上一定很辛苦吧。”两人边说边走到内客厅中间坐下，相互娓娓而谈。当晚8时，孙中山到临时大总统府出席了袁世凯举行的欢迎宴会；席间，袁世凯亲自为孙中山执盏，略谓：“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望先生有以教我。”孙中山表示：“本人願在十年之内修筑铁路20万里，请大总统在同一时期训练精兵一百万。”袁一听高兴得站起来大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也回报一声“大总统万岁”。其实，孙中山非常反感“大总统万岁”，之前曾批驳：“万岁”两字本是封建皇帝硬要官民称呼他的，我们革命的先烈为了反抗“万岁”，牺牲了多少头颅？流了多少血？所以个人“万岁”要不得。孙中山在京期间，据时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描述，双方长谈共计13次，“论事最为畅恰”。9月9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特授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而孙中山也并非完全放弃了对最高权力的争取，只是限于自身实力的不足暂时屈就。

　　二、国民党之名缘

　　孙袁会见第二天(8月25日)上午10时，孙中山第一次莅临北京湖广会馆，出席在京中国同盟会员欢迎大会，并发表演说：“过去革命都靠全国同胞的支持和赞助，不完全是同盟会员之功；今后搞建设也是群策群力，方能成功；要以调和党见、容纳异才为宗旨。”楼上楼下与会3000人热烈鼓掌，欢声雷动。下午13时，孙中山又在此参加国民党成立大会。中国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五政党合并组成国民党，发布《国民党政见宣言》，文曰：“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人于使人不忘其义，故颜其名曰国民党。”大会因新政纲删掉了“男女平权”这一项而发生争执，孙中山说明是因为合并之各党意见不一致；他认为“男女平权”是对的，此时政纲虽未列入，将来随着国家文明进步，必能实现。孙中山先生演说约两小时，听众掌声不断。大会选出以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理事9人，阎锡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于右任等参议30人。当时各大报馆争先报道，如《正宗爱国报》、《民权报》、《民立报》、《申报》等都登载大篇幅文章。

　　孙中山北京之行，自8月24日由天津抵达北京，至9月17日离京赴山西考察，历时25天。期间，孙中山出席官方和社会各界欢迎会20余次，还接受了《时报》《中国报》《大陆报》《亚细亚报》《新支那》以及路透社等记者的采访，并会晤各国公使，使同盟会暨国民党在北京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在当选正式大总统后，仍视国民党为眼中钉，于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从此，国民党在国内的组织活动便告停顿。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