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甲归田——抗战胜利后退役的黄埔5期生们(之九)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08 10:05:08

　　1944年底，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现，中华民国的军力也达到了空前的124个军354个师另31个旅近600万官兵，国力不堪重负。

　　1945年初，国民政府实际已陆续裁减了36个军111个师另21个旅，编制减少了约1/3，官兵人数减少了约110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惨胜。

　　1946年1月，为了减少军费支出，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国民政府决定再一次大规模缩编军队(上一次军队缩编引发了中原大战)(《本是同根生——中原大战阵亡的黄埔5期生》(之十九-之二十三))。1月17日，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林蔚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关于整军的报告》：“国民党方面早在抗战后期便已计划军队整编工作，至如此庞大的兵力在经济上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而且部队素质低下，待遇不高，亟待调整整编。”是为国民革命军正式缩编的先声。

　　3月，军政部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报告，国民革命军将在18个月内分两期整编：第一期12个月，部队从现在的91个军253个师裁减为30个军90个师，第一期第一阶段先把军改为师，师改为旅，预定5月底完成;第二阶段统一编成90个师，两阶段预计复员官兵143万人。第二期全军编为50个师，预计复员官兵65万人，地方保安团队亦复员1/3。——林蔚：《军事复员报告》

　　据蒋介石的机密甲9269号和9272号手令，国民革命军的整编方法是：“将全国现有陆军，按军师单位，军缩为师，师缩为团，或先缩为旅”。——《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1946年印本，第4页

　　也就是说，三师九团制的军缩编为二旅六团制、或三旅六团制的师，裁掉1/3的员额，从三三制改为二三或三二制。据时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的看法，军政部原计划汰弱留强，后因各部队要求公平，遂改为全军一律裁减1/3，最终导致强者变弱，弱者更弱。

　　从3月开始，第一期整编陇海路沿线的27个军67个师，4月底完成;第二期整编长江以南的30个军84个师，6月底基本完成;第三期计划整编陇海路以北的32个军，自7月开始……此时，全面内战爆发，军队整编工作终止。

　　没有查到国民政府关于军队最终裁减实数的统计，按中共的统计：1946年6月，国军总数为430万人，较林蔚所称1945年底的490万的数量减少了约60万人。现有资料中，军官佐被裁后的有关情况较多，但很少有关于士兵被裁情况的资料。

　　按蒋介石当初的设想，是“将现役师旅团中之各级优秀军官佐及军士，轮流悉数选集于中央陆海空军各学校，重新训练，以为建立国防军之新干部，尔后按省设立军区，开始征兵，逐步成立国防师”;“将已经缩编之师旅，配置于全国重要公(铁)路线上，及国防重地，区分地境，限期六个月至一年内，将其所辖地区内之公路铁路或水利治河，定期完成，尔后按实有人数，师缩为旅，旅缩为团，继续增修公(铁)路与治河水利工作，并增加较久之生产事业，如造林，垦殖，与移民戍边等工作。”——《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第4-5页。

　　为此，行政院成立了“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对于复员官兵之生计，负统筹设计之责，务使人人各安其业，各得其所”(《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第4-5页，第3页)。然而，由于形势变化太快，无论是复员军官的转业训练还是薪俸待遇，最终大都停留在纸面上，未能真正付诸实施。按照当时的物价上涨情况，如果退役后没有职业，这点薪水不能够维持其原有生活水平，以至出现了“将级人员退伍还乡后，社会地位未予保障，致受保甲人员欺压”的情况(《国防部政绩报告》、《国防部会议记录》，1946年6月18日)。唯一实行了的，是成立了20个军官总队及4个直属大队，收容被裁军官。

　　这次大缩编，使得曾为国家浴血奋战的官兵对党国心怀怨恨，影响了社会安定，更是直接影响到今后部队的作战士气以及即将上演的国共内战的结果。许多戎马半生的被裁军官，除打仗之外身无长技，一旦裁减，走投无路，甚至不乏自寻短见者，军官团的“哭陵事件”便是最好的例证。

　　如果自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生走出校门到现在算起，他们也已经在硝烟弥漫的杀戮场上刀头舔血二十个春秋了。许多人被裁，许多人萌生退意，想回归正常生活，也有许多人受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蛊惑，想借着这一次的缩编，解甲归田了。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岂不是古今中外无数职业军人的终极理想吗?您想多了，那可能是“古”和“外”，“今”和“中”必不会如此，因为即将到来的这一战，不仅关乎权力与利益，更关乎意识形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您想少了，思想战线上的暗争，远比战场上的明斗更加神秘、诡异、残酷，岂非一般“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职业军人能够想象、理解、适应?正因如此，与后来“起义”、“投诚”以及“被俘”的同学们相比，那些在抗战胜利之后以各种理由退役转行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们各自的命运更加地戏剧化，也更加地扑朔迷离，更加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学史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规律吗?错，历史本无规律可言!新政权执政后“全国上下一盘棋”吗?从未有过，人治社会更多的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如果非要从历史的教训中总结出若干经验，我父亲生前(他在中华民国生活过二十多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过六十多年)总结了一条：

　　要么做大官，要么不要做官!

　　在收集抗战胜利后退役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资料的过程中，我总结了两条：

　　在他乡比在家乡好过;在监狱比在社会上安全。

　　学史可以让人变得聪明倒是真的!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我们按每人去世时间的先后，说说那些抗战胜利后退役转行的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生们：

　　抗战胜利后退役的黄埔5期生(九)：汤子桓(1907-1959)，字：祖桢，湖南常德人，土家族，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革命军第198师第592团代理团长，中校军衔。

　　汤子桓出生在湖南张家界市永定区合作桥乡岩口村，在家中排行第五，青年时期在常德市念中学。

　　其胞兄汤子模是著名的川军将领、孙中山任命的陆军上将、北伐左翼联军司令官;其母五十大寿时，孙中山曾赠“爱日常晖”金字绘凤大匾，端挂在常德市刘家花园大厅横梁上。

　　1924年底，川军熊克武第1军在四川内战中失败，出川经贵州撤到湘西的常德、澧州、津市等地驻扎，所部改称建国川军，下辖余际唐第1军和汤子模第2军，因为汤子模是川军中的湘西人，所以部下有很多湖南人。熊克武在常德成立的建国川军干部学校，俗称“随营学校”。

　　1925年夏，随营学校选拔一批优秀学员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第4期，其中有七名湘西籍学员：大庸县的汤子桓、张国勋，芷江县的曹彬、毛峻、曾浩，还有杨志林和蒲师欧。他们从常德坐船，经洞庭湖出湖南到湖北武汉，再顺长江而下到上海，由黄埔1期的老大哥李杲从广州到上海负责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前往广州。

　　年底，汤子桓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4期入伍生总队受训。

　　1926年3月，汤子桓正式升入黄埔军校第4期工兵科学习。10月，第4期学员毕业时，在军校操场举行了盛大阅兵式，学员列队接受校长蒋介石检阅。汤子桓身高一米六七，身材稍显单薄，站在队尾，蒋校长走到他面前停住脚步问：“今年多大啦?”

　　“报告校长，学生今年19岁!”汤子桓行军礼回答。

　　“不满20岁，再念一年吧!”蒋校长想了想吩咐说。

　　于是，汤子桓留级转入黄埔军校第5期工兵科继续学习。

　　如果此说当真，应该是蒋校长有些莫名其妙了，因为汤子桓并不是黄埔第4期最年轻的学员，他所在的工兵科就有好几个比他年轻两、三岁的!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汤子桓被编入黄埔军校学生军工兵营担任见习排长，执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任务。9月，北伐军取得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胜利后，乘胜追击，兵临武昌城下。北伐军司令部根据地势，下令工兵营隐蔽深挖地道42天，实行爆破战术。10月10日拂晓，城墙引爆成功，北伐军占领武昌城。12月，未及毕业就参加北伐作战的黄埔4期生们重回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编在第5期工兵科，这才是汤子桓从黄埔4期生变成黄埔5期生的真实原因。

　　1927年5月，汤子桓随军校学生军参加针对杨森、夏斗寅部的作战，调升步兵连连长。

　　1928年春，北伐军光复北平，汤子桓随部追击一股奉军至长城古北口外，后随部驻守古北口。

　　1929年，日本关东军纠集亲日派伪军骚扰长城。一天，伪军在数架日机掩护下进犯古北口，汤子桓不顾枪林弹雨，登上蜿蜒而苍老的长城，站在没腰深的野草丛中，瞭望低空盘旋的日机，指挥战斗。

　　这次战斗是1933年著名的长城抗战的前奏，老乡邹煜南营长(黄埔4期)对敌我陆空激战、短兵拼杀的场面尽收眼底，在视察阵地时，邹营长对汤子桓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赞扬，他在全营集会上说：“我们营一个士兵守卫20步宽阵地……汤连长在战斗紧要关头身先士卒，善于集中使用兵力，几秒钟夺回阵地，挫败敌步空联攻战术……”

　　接着，邹营长又走上古北口关门上荒凉的平台，手抚残损的城垛，居高临下俯视城外，发出豪言：“一将当关——”，汤子桓随即应道：“万夫莫敌!”

　　1930年，邹煜南把自己的妹妹邹惠森许配给汤子桓，并准假让他回湖北汉口结婚。

　　1931年，汤子桓的长子出生在武昌。

　　1933年2月，以刘戡(黄埔1期)第83师、黄杰(黄埔1期)第2师、关麟征(黄埔1期)第25师和骑兵第1旅、炮兵第4团合编组建国民革命军第17军(军长徐庭瑶)，参加长城抗战，援助宋哲元部，汤子桓任第17军某部连长，随部参加长城抗战。

　　1935年5月，军长徐庭瑶转调职，国民革命军第17军番号第五次撤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为确保太湖西岸安全，汤子桓随部阻击日军从杭州湾登陆，奉命日夜行军奔赴苏、浙战场。沿宁杭公路急行军，终于到达驻守阵地——宁杭公路的咽喉莫干山。一日，汤子桓与一位法国友人视察莫干山地形，登高远眺，青山翠竹，风光如画，极目钱塘，炮火连天，禁不住泪流满面，慷慨陈词：“祖国河山岂容践踏!还我河山，定将热血洒疆场!”法国友人深受感动。

　　12月13日，南京沦陷。宁沪日军企图分兵三路渡江北上，与华北南下日军会师徐州，打通津浦线。汤子桓随部参加徐州会战，在苏、皖战场频繁袭击日军交通线，成功牵制镇江、南京和芜湖沿线日军精锐数万，使其不能脱身北上攻击徐州侧背。汤子桓因战功晋升营长。

　　1938年，第6战区所属各部在江西九江、南昌以西至湖南岳阳间的纵深丘陵地带布阵，配合武汉会战。汤子桓随部转战于江西修水至岳阳间，参加了江西庐山南麓著名的上高会战，并成功掩护临时首都西撤。

　　上高会战，国民革命军击毙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歼敌15000余人，汤子桓因功升任副团长。

　　1939年至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进犯长沙，汤子桓奉命率部驻防常德德山、石板滩一带，阻击日军登陆洞庭湖西岸，确保长沙左翼安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汤子桓升任国民革命军第54军(军长黄维，黄埔1期)第198师(师长叶佩高)第592团中校代理团长。

　　1942年底，因肺部感染，汤子桓离开部队回常德休养，临别时，军长送他一万元治病费。

　　1943年春夏，在家乡休养时，汤子桓接到国民革命军第57师和警察局的通知，日军要进攻常德，全城疏散。汤子桓派人将家人安顿到大庸岩口(今张家界市永定区合作桥乡岩口村)和新化洋溪镇舅舅家，自己则执意留在常德。

　　11月上旬，日军在指挥官横山勇率领下围攻常德，遭遇第57师官兵顽强抵抗。由于敌众我寡，日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一度攻进常德市区。两天后，国民革命军援军到达并形成反包围之势，日军弃城而逃，常德保卫战告捷。

　　汤子桓后来回忆：“在常德保卫战时期，我住在常德城东北刘家花园偏屋里。每天都感受到东门、北门的激战，枪炮声比城里大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放鞭炮声还要大了不知多少倍，分不出点子来。每场战斗过后，烈士忠骨很快被集中堆存在市区东北角武陵花园遗址的几处大墓室里(后来第74军在这里修建了抗日将士纪念公墓)。市区街巷十字路口处大都修筑有地堡，上用铺路石板盖顶，射击口有书包大。每处地堡里外及附近几乎都有一大摊殷红的血迹，有深有浅，流成弯弯曲曲的小河……”

　　常德保卫战后，汤子桓给国民政府军委会写报告：我是湘西大庸县人，土家族，熟悉湘鄂西地势、民情，恳请在第6战区建制内，组建一支游击队，袭击日军交通线，肃清给日军通风报信的汉奸土匪残余，当否?敬请委座批示!

　　这封信直到常德邮政恢复，才于1944年1月8日发出。3月下旬，汤子桓收到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3处发来的回信，指示汤子桓“即希迅往面洽并将结果具报为要”。不料，因肺部又严重感染，组建游击队一事终未成功。此后，汤子桓退役，从常德回到大庸岩口老家，退隐南山，侍弄棉田。

　　1950年的土改运动中，汤家房产被没收，分给三户农民。七十年后的2014年，房主汤敬传在翻修旧房时，从屋梁缝中发现此信：信封上收信地址——常德大高山巷德记鞋店(汤家门市房);发信地址——重庆南岸小温泉第111号信箱。

　　1945-1948年，经历不详。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进军湘西，曾留下一个连驻守岩口，清剿土匪。该连连部和一个步兵排驻在汤家，汤子桓开粮仓、煮腊肉支援慰问解放军。

　　1950-1958年，经历不详。

　　1959年，因肺气肿病，汤子桓病逝在岩口村汤家岗家中，年5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