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处决的“天子门生”——黄埔2期（之二）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09 09:10:25

　　当大宋还是小小宋的时候，黄埔军校，在我小小的心灵里简直是传奇般的存在。大人们津津乐道的诸多传奇之中，“蒋校长不杀黄埔生”便是其中之一，且每每说到这里，都要举出黄埔1期的陈赓同学做例子——没办法，毕竟我们生活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对“其他”黄埔生知之甚少：学生再怎么拼命反对校长，校长至始至终网开一面——好像“天子门生”人人都有“免死金牌”一般。

　　后来，小小宋长成了小宋，知道了校长也有怒斩黄埔学生的事儿，不过，那都是例外，例外而已。毕竟，校长是个非常护短的统帅。

　　小宋变成了大宋之后，我才明白，哪里有什么免死金牌?哪里有什么护短的统帅?且不论两大阵营之间的你死我活(专文另述)，即便是“浙黄陆一”，法不容情处照样“立即执行”!只是，总裁手谕毕竟凤毛麟角，可中华民国多的是各级政府，地方实力，上司翻脸，甚至方面大员的假公济私……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无处不在的军统局的可怖影子，况且，除了两党之外，还有一个第三党的存在……总之，黄埔系被处决的路子并不少，就看你想选择哪一条!

　　当然，校长“慈悲为怀”，视黄埔生如同己出，都是打天下的基本队伍，如同能提拔的尽量提拔一样，能原谅的尽量原谅，能宽容的尽量宽容，能给一条生路的尽量给一条生路……比如对待《蒋公日记》面世后，凭借日记而“永垂不朽的”黄埔1期生郭济川：

　　郭济川，又名：渠川，1900年出生，江西泰和人;郭家世代务农，有四亩地，粮产自给。本人县立高等小学校毕业，江西省立第一中学肄业，任本村国民学校教员两年后，改习商业，于商务印书馆服务四载，任司理账目及帮办函牍之职。

　　1924年5月，由郭森甲(曾任国会参众两院国民后援会会长)、翁吉云(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2及第8区分部支部长)介绍加入国民党，同月，由茅延桢、曹石泉(分别任黄埔军校第1期第2队队长、分队长职)介绍报考黄埔军校，编入第1期第2队学习，毕业后参加第一次东征，任教导第2团排长。

　　1925年4月29日，与见习官李士官在梅县携枪械潜逃，后被缉捕，不久获赦罪退伍。

　　据蒋公日记记载：“5月3日，……郭渠川，江西人，第一期学生，竟敢于放哨时率队潜逃，余引为革命军第一之污辱，几欲自杀。”

　　看到没有?校长想到的居然不是杀学生，而是自杀!

　　本来，我写黄埔军校史的初衷，并非为那些黄埔出身的、功成名就的、抑或身败名裂的将军们树碑立传，而是为了关注那些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里，被时代的洪流淹没了的、或逆流而上或随波逐流的个体的命运。比如这位差点让蒋校长自杀的学生，就是我所感兴趣的。然而，他后来的经历已不可考，但作为进入蒋公日记的第1期生，也算是“青史留名”了。诸位看官如果有谁了解此人此后的经历，尚望不吝指教!

　　然而，校长又是一位严于律己的职业军人。在1925年的日记中，有不少自责的文字，如：

　　1月18日……九时后起床。晏安如此，尚能立业耶，戒之!

　　1月25日……八时后起床，宴安如此，岂足为人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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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0日……今日暴躁过甚，须视部下如子弟，作为孩子气之童子。

　　2月1日，今日心神尚能自勉，惟见色心动，戒之。

　　……

　　看到没有?这样一位偶尔早上八点起床都要自责的校长，自然也是严于律人的，自然是会更严于律后生的!虽然有的黄埔学生后来在回忆军校生活时，会提及每天黄昏后，这位律己律人律后生的校长与陈洁如及儿子纬国在校园内散步的温馨画面，但黄埔军校毕竟是一所军校，而且是一所纯爷们的军校，所以铁血是其本色，《革命军连坐法》是其必然!

　　撇开并不存在的所谓“赤、白黄埔”，按照死神光顾的顺序，我说完了黄埔1期生中被处决的同一阵营的“天子门生”，再来说说黄埔2期生中被处决的同一阵营的“天子门生”：

　　余洒度(1898-1934)，湖南平江人，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的第1任师长，没有军衔//国民革命军第61军政训处处长，少将军衔。

　　余洒度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平江开展农民运动时期，余洒度接受革命思想影响。

　　1924年，余洒度考入黄埔军校第2期学习，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成员，也是黄埔军校血花剧社的重要演员之一。

　　1925年2月1日，余洒度随军校教导团参加了第一次东征作战。6月，随部参加了对滇桂军杨希闵、刘振寰的军事行动。9月，军校毕业。10月，随部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作战。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期间，余洒度受命潜入武汉发动兵变，任暴动队队长。

　　1927年6月，余洒度任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张发奎)警卫团(团长卢德铭，黄埔2期)中校团附兼第1营营长，该团骨干大部来自叶挺独立团。8月1日，卢德铭、余洒度奉中共党组织率领警卫团赶赴南昌，准备参加南昌暴动;部队尚未开到南昌，南昌暴动军已经失败南下，警卫团遂辗转在湘鄂赣边界地区。在此期间，卢德铭离开部队去寻找党组织，余洒度代理警卫团团长职务。他带领部队来到修水，与罗荣桓带领的农民武装取得联系，以江西省防军第1师(师长余洒度)的名义逐渐扩大武装力量。9月，在安源会议上，决定把该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作为参加秋收暴动的主力部队，余洒度出任第1军第1师师长。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发动，卢德铭担任暴动部队总指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委员，余洒度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当天，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从修水西门出发，到渣津一带宿营。10日，攻下朱溪厂，越过修水、平江边界，打下了平江的龙门厂。11日，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腹背受敌，情况危急。为保存实力，第1团向浏阳转移。原计划夺取长沙，后因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各部队先后遭到失败。

　　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召开会议，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第1师师长余洒度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卢德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支持上井冈山，认为再攻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毛泽东的主张被通过起了重要作用。

　　9月23日拂晓，暴动部队从芦溪宿营地出发，分左右两路隔袁河上行进大安里，江西朱培德的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7师第21团第3营(营长江保定)和江西第4保安团从萍乡追来。在离开芦溪15华里的山口岩，暴动部队遭到伏击，仓促应战，损失很大。卢德铭率领一个连的兵力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进山。上午9时许，当部队安全进山后，卢德铭与担负掩护的战士通过一片开阔地与前面的部队汇合。国民革命军第21团第3营占领了山头，居高临下，骑着大白马的卢德铭目标较大，成了主要射击目标，卢德铭胸部中弹阵亡，余洒度成为最高军事领导。

　　当时成立的所谓第1军不过是虚张声势，其实连第1师也是虚设，不过是让对手听上去觉得人多势众而已，当时的实际兵力不过只有一个团而已。所以，秋收暴动总指挥卢德铭的总指挥职务是虚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余洒度的名分也是虚的，毕业于黄埔1期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团长陈皓才是实权人物，因为唯一的一个团就掌握在他的手里。

　　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当时的第1师第1团第3营文书宋任穷、第1师第1团第2营第6连连长张宗逊、第1师第1团教导队区队长陈士榘、第1师第3团第3营第6连第1排排长陈伯钧以及第1师第1团第3营第9连第2排第4班班长黄永胜，日后都成为了显赫一时的大人物。

　　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在国民革命军中，黄埔2期生追不上1期生，而在中共工农武装内部，黄埔1期生反倒不如2期生吃香，所以当时的黄埔2期生卢德铭和余洒度都比黄埔1期的陈皓和徐向前职务要高。

　　在黄埔2期生中，卢德铭、余洒渡和周逸群三人无疑是共产党中的最杰出人物，他们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远远超过了那些参加共产党的黄埔1期的大师哥们，可惜一个早亡，一个背叛，一个被肃反了。不过以他三人的才干、性格和地位，想在党内立足也的确很困难，更不可能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平安无事。这是另一个系列的故事，咱们暂且按下不表。

　　话说秋收暴动后，余洒度率暴动军向湘南转移。9月29日，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剔除了吓唬敌人的虚名，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共七个连，五百多支枪)。没有了第1军第1师余洒度自然不能再担任师长职务，而改任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委员的虚职，这是因为他始终反对毛泽东上山打游击的主张，而是坚持打正规战占领大城市。暴动部队上了井冈山后，毛泽东索性派“消极怠工”的余洒度前去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北省委报告工作并请示工作方针。

　　10月19日，余洒度辗转来到上海，向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党中央写了《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的工作汇报，该文章刊登在中共中央内部秘密刊物《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上，该文后来成为研究秋收暴动的重要文献。

　　12月27日，留在暴动军中的余洒度的黄埔系基本盘：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团长陈皓(黄埔1期)、副团长徐庶(黄埔4期)、团参谋长韩昌剑(有的资料称韩系黄埔1期生，本人没有查到他的学籍)、第1营营长黄子吉(黄埔4期生)等人因反对“上山落草”而被党组织撤职审判，在宁冈砻市被处决，余洒度从此留在了上海，脱离了中共党组织。

　　1929年，余洒度参加了由谭平山、章伯钧等人组织的中华革命党。

　　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返回上海，创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来演变为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当时被人们称之为“第三党”。余洒度积极加入该党，并受邓演达的委托，与黄埔1期同学徐会之、陈烈、黄雍、俞墉，曹霄青等人筹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号召黄埔学生反对蒋介石。他们很快在十八个省市建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的分会和支部，国民政府于是下令通缉邓演达。

　　余洒度是黄埔2期生中的活跃人物，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很强，也是黄埔2期生中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典型。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余洒度等在上海被捕。11月29日，邓演达被处决，蒋校长对余洒度等表示愿意悔过自新的“天子门生”网开一面，这批学生于是进入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受训。

　　1932年3月，复兴社成立，已彻底完成思想转变的余洒度成为复兴社特务处的重要成员。政训研究班学习结束后，他与同班毕业学员五百余人组成了华北宣传队，赴华北地区进行反共宣传活动。

　　1933年，余洒度出任国民革命军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驻扎北平。他利用职权，走私贩卖毒品，而且又贪心不足，分赃不均，结果引发同伙不满，最后被人告密，事情败露。

　　1934年，北平宪兵团团长蒋孝先(黄埔1期)检举此事，余洒度旋即被宪兵团逮捕，并押往南京。蒋校长下令枪决，余洒度被军法处决，年36岁。

　　网上有人在讨论：如果余洒度不脱党，作为秋收暴动的头号功臣，1949年之后会获得什么职务和军衔?历史不能假设，如果非要我假设一下，那我假设他连1934年都活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