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未捷身先死—— 意外死亡的黄埔1期生（之十二）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10 11:18:13

　　早期的黄埔军校，大门口有着这么一幅对联：

　　上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

　　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横批：革命者来。

　　真的有这么一幅对联，抑或这只是早期黄埔师生中间流传的一个相互激励的口号，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就像没有人知道它的出处一样。这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全国各地不少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之徒已经陆续行往此处了，尤其是南方的年轻人;因为一来周边各省信息通畅交通便利，二来东南诸省素有南下粤港闯荡的传统。而对于北方人来说，第一消息闭塞路途遥远，第二奉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的居多，知道广州大元帅府的人少。那时的广州，是造反之地，是革命之地，而真的不是升官发财之地。

　　对于某些同样不贪生怕死的黄埔1期生来说，进入斯门，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们他们没有倒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而是因为种种突发的、意外的原因，就在风华正茂的年代去世了……

　　黄埔1期生中的意外死亡者(十二)：余程万(1902-1955)，号：坚石，广东台山县荻海区光大乡涨村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中将军衔。

　　余程万早年毕业于番禺师范学校、广东铁路专门学校。

　　1924年春，由广东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谢英伯保荐，余程万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1队学习;军校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1团排长、连长、营长，教导2团中校副团长、上校党代表。

　　1925-1930年，经历不详。

　　1931年，余程万任南京警卫军少将主任教官。

　　1932年，余程万转入陆军大学研究院深造，学历之高，在国民革命军将领中少见。

　　1934年，余程万任国民革命军第49师第289团团长、副师长。

　　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衔。11月，余程万任海军局少将政治部主任。

　　余程万虽然在黄埔1期生中学历最高的毕业生之一，但早年长期从事军队政工工作，直到抗战爆发，都没有担任过军事主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余程万调任国民革命军第49师少将副师长，随部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高安会战等战役。

　　1939年，余程万调任第57师副师长(师长施中诚)。

　　1940年，余程万升任第57师中将师长。

　　1941年，第74军在上高会战中重创日军，被授予飞虎旗，第57师坚守下陂桥阵地，冒着猛烈的炮火与日军第三十四师团浴血奋战，为上高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命名为“虎贲”部队。

　　抗日战争中，中国有五大王牌师，其中最著名的是第74军(整编后为整第74师)，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善战，被称为抗日铁军，而“抗日铁军”中最著名的师就是“虎贲”师(第57师)了。“虎贲”这一称号是他们在上高战役中浴血奋战换来的，“虎贲”师师长余程万的资历比第74军军长王耀武(黄埔3期)都要老，虽然他们是上下级关系，但私下都将余程万称做老学长。

　　1943年，余程万兼任第74军副军长，晋升中将军衔。日本为策应太平洋战场，牵制中国军队转移到滇缅，制定了新的作战大纲，要求日军第11军在鄂西会战之后发动常德会战。常德历史悠久，先民在常德筑城已有近2300年的历史，史上多称武陵、朗州，宋朝时始称常德。常德是湘西北重镇，川贵的门户，素有“西楚唇齿”、“黔川咽喉”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常德历来是水陆交通枢纽，可北扼长江，进逼宜昌，东指粤汉铁路，西协黔川。所以，鄂西会战之时，“虎贲”师就到此布防，抓紧修筑工事，积极备战。余程万向全军官兵动员，发出了“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作战号令。各路“虎贲”勇士同仇敌忾，誓与常德共存亡。余程万有序部署守城，分作三个阶段御敌：城郊防御时期，城墙防御时期和城市街道防御阶段。11月18日开始，日军先头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展开进攻，日军以第68师团为主，十余万人全线进攻常德，而常德的守城军队只有八千多人的第57师，力量对比悬殊。打到12月3日凌晨，第57师参战的8315名官兵，仅剩300余名，战斗之激烈可见。

　　当时，正在开罗会议上的罗斯福通过国际舆论听说了这一战场的惨烈状况，特意向蒋介石询问了守城部队的番号和主将姓名，并将余程万的名字记在备忘手册上。

　　12月3日凌晨，师长余程万留下百余人守城，自己率领其余两百余人渡江突围，向德山方向移动，以图与增援友军会合。

　　常德虽然失陷，但为全局争取了时间，实现援军合围，将日寇赶到长江北岸。这次常德会战，全师八千多子弟兵仅有83人生还。

　　然而，常德失陷令从开罗凯旋归来的蒋介石大为光火，余程万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蒋介石也一再坚持将余程万枪决，后因众将劝阻和战事的发展得幸免。此事引发了长久的争议，道德论者以为余程万弃城潜逃，纯以天子门生的身份获释;也有人认为蒋介石行事苛刻，常德一战，余程万率部与日军展开了16个昼夜的殊死拼搏，最后弹尽粮绝，仅率残部百余人突围，已尽最大努力，如此重惩，有失厚道;也有人干脆视而不见，从来不提此事。

　　逮捕余程万的场面，说来也颇具戏剧性：

　　话说1943年12月11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1师率先光复常德，随后，国民革命军第58军和第72军主力亦进入城区，至25日，日军在各部追击下退至澧水北岸，惨烈的常德会战宣告落幕。第29集团军副总司令、第74军军长王耀武亲自赶到城中，看望血战余生的第57师官兵，邀请了第58军军长鲁道源、第72军军长傅翼作陪，与第57师师长余程万和第58师师长张灵甫一起喝酒庆功。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进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国民革命军第99军军长兼滨湖警备区副司令傅仲芳(黄埔高教班4期)，王耀武还以为这位是闻着酒香来的，正准备招呼他入座，结果傅仲芳把脸一板道：“坚石兄，抓紧时间，多喝几杯吧!”众人皆听出话里有话，反问什么意思?傅仲芳冷冷地说：“兄弟此次来，是奉军委会命令，逮捕余师长即刻押往重庆!”

　　在座的几位黄埔系悍将当然不服，甚至连陪酒的常德县长戴九峰也无法理解，一时跟傅仲芳吵了起来。余程万清醒过来，大喊：“兄弟们息怒，我余程万一人做事一人担!”然后举杯一饮而尽，便跟着傅仲芳去了。

　　余程万被解到重庆后，关押于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看守所，待遇还不错。没过几天，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国民革命军第74军首任军长俞济时(黄埔1期)来探监，两人是黄埔1期同学，虽然余程万在俞济时手下任职时间不长，但是感情尚好。俞济时表示不相信老同学是贪生怕死之人，现在舆论也对虎贲师很有利，但是委员长正在气头上：“这样吧，你写个申辩书，我代你交上去。”然而，余程万却是个犟脾气：“不不不，我不写申辨书!”俞济时不解，余程万执拗地回答说：“我不申辩，我有罪!”俞济时没有办法，只好通知回渝述职的王耀武。于是，王耀武又来探监，结果未等王耀武开口相劝，余程万先堵住了他的嘴：“佐民，我知道你要说啥了，我心领好意啦，但我主意拿定，不申辩!”一帮黄埔同学没了办法，最后有人出主意，把余程万的妻子邝瑗从昆明接到重庆：“听王军长说，你应该向上峰申辩，而你却不听劝……”余程万正色道：“这次常德之战，我要有十条命，也本该命归黄泉的，之所以当死未死，是上帝推迟了日期，现在轮到了，就当我去了吧，你好自为之，带大儿女，以后对他们说，父亲无愧”。

　　余妻无奈，挥泪而别。自此，余程万铁了心，谢绝了一切亲朋好友、上司部下的探望，但等死期。王耀武等人急得半死，又委托第6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说项，无奈这个“老广”软硬不吃、油盐不进。

　　1944年1月5日，看守长通知余程万，说俞济时在外面等他出去说话，余程万以为大限已到，出去向俞济时要最后一根烟抽，俞济时哈哈大笑：“坚石兄，我是来告诉你好消息的，常德各界数百人签名为你请功的信送到了侍从室，委员长没退，看来凶少吉多呢!”

　　余程万的案件由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办理。执行总监何成濬，就是当时最高军事执法长官。何成濬于抗战期间担任军法执行总监，在任内宽严有度，为人称颂，正是由于他的一再拖延，最终挽救了余程万的性命。何成濬身后留有一部《战时日记》，披露了许多国军抗战的内幕。其在1944年的日记中，留下了余程万逃脱死刑的离奇经过，阅后令人唏嘘不已。

　　1944年夏，日军为打通粤汉铁路线，发动“一号作战”，第四次进攻长沙。守城的薛岳嫡系精锐第4军，一天多时间就弃城而走，致使长沙沦陷，第4军军长张德能为此被判死刑。在张德能被判当日，何成濬在日记中写道：“委座怒张德能未能坚守长沙，便询问余程万案办理情形，云如果早枪毙余程万，则张德能有所畏罹，或不敢轻弃长沙。”

　　1944年11月，桂柳会战爆发，令世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两天，桂林就沦落敌手。桂系军队短期内失了桂林，再丢柳州，日军兵锋所向直指贵州，导致独山沦陷，重庆危急。然而，桂系人脉广要员多，军委会投鼠忌器，没有追责。各大报纸以负保卫桂林之责者不受军法制裁，议论纷纭;而军事当局，碍于特殊情势，装聋作哑。既然当局无力惩处桂系高级将领的逃跑，就不得不顾及民意，自然不能在此时此刻处决浴血死守常德的余程万了。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何成濬适时地再次向蒋介石提出对余程万从轻发落的请求——“现因桂林守将不战而溃，未受处分，余程万在常德苦战二十余日，兵尽弹绝，反不免于罪，外间颇多疑义。”

　　蒋介石也考虑到：既然“守桂林诸将领，未战而溃，碍于特殊情形，不能按军法惩办”，那么余程万死刑的问题也就不能再坚持下去了。最后，余程万被减为有期徒刑五年，他总共在军法执行总监处关了四个月，就被王耀武保出。历史事实证明：并非校长有意庇护学生，而是历史本身就这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死里逃生的余程万觉得，作为后死者，有责任把那些壮烈的事迹记录下来，就派人找到了著名作家张恨水，希望他能够写下“虎贲”军的感人故事。爱国将士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使张恨水很激动，但是他当时还没想到以此来写一部军事抗战小说。张恨水爱惜羽毛，以不懂得军事，没上过战场婉谢了，但是拗不过抗日英雄的热切，他答应从长计议，将来再说。抗日英雄在离张恨水处不远的地方住了下来，此后便常常找张恨水聊天，久而久之，两人就成了朋友。事隔数月，余程万又旧话重提，这样，张恨水于公于私都不好再说拒绝的话，只好应以先看材料，等有工夫再写。

　　1944年11月，张恨水已辞职乡居，便抽暇看了一部分材料。于1945年春正式动笔写《虎贲万岁》。

　　张恨水在自序中隐隐讲出了他拒绝的真实原因和他被感动的经历：我写小说，向来暴露多于颂扬，这部书却有个例外，暴露之处很少。常德之战，守军不能说毫无弱点，但我们知道，这八千人实在已尽了他们可能的力量。一师人守城，战死得只剩下83人，这是中日战争史上难找的一件事，我愿意这书借着57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去，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所以改变了我的作风。

　　小说完稿后，余程万非常高兴，特地派人送来一笔相当丰厚的谢金，但是张恨水没有收。抗战胜利后，余程万驻守南京，要请张恨水吃饭，也被谢绝了，但是却接受了他一件礼物：一把从日俘手中缴获的战刀。

　　关于《虎贲万岁》还有一件小小的趣闻，书出版后，第57师扬名中国，也大大的提高了余程万的知名度，一位很漂亮的苏州小姐看了书，心仪余程万，托人做媒。事有奇巧，正值余太太去世不久，苏州小姐竟然做了新任余太太。

　　1945年，抗战胜利后，余程万重返军界，出任粤东师管区司令。

　　1949年底，云南卢汉宣布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军长的余程万曾遭卢汉扣押，被卢汉释放后，转道海南，后到香港寓居。他在香港做起了米店和杂货店生意，在郊区办了农场种菜养鸡，还与人合伙开设了一个当铺，准备在香港隐居，安度晚年。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余程万最后并没有去吃那五年牢饭，且名扬天下抱得美人归并升了军长，可谓名利双收，1949年兵败之后为什么不去台湾、而是宁愿留在香港做小生意呢?难道是对当年的校长为了面子必将自己置于死地而并不后快耿耿于怀吗?我们读史知道，当年滞留香港的党国要员，大部分是觉得自己与两党皆有瓜葛，想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徘徊观望;而余程万与共产党素无往来，应当不是在考虑去留问题，因此，他的不“归队”自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1955年8月27日晚上，余程万年轻美貌的妻子被香港黑社会绑架，他从外面赶回家，单枪营救，他的家人悄悄从后门跑到二里外的警署报警。警察到来后，与劫匪发生了枪战，在黑暗中，余程万被打死，年53岁。

　　名声显赫的抗日英雄，就这样稀里糊涂命归黄泉。事后，警方公布说：余程万是被盗匪打死的。究竟是被盗匪打死还是被警察打死，无人敢去追究，但是，由于余程万在与黄埔老友闲聊时，论及蒋介石多有怨气，所以也有人推测他是被台湾特工暗中加害的。

　　余程万元配邝琼华育有二子二女，第二任夫人吴冰育有一子二女。最小的女儿余佩芳(吴冰所生)是上世纪70年代香港著名艳星，艺名余莎莉。余莎莉小时候，父亲余程万就死了，家道从此中落。余莎莉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但是长得漂亮，凭着漂亮的面庞走上了演艺道路。1975年，余莎莉第一次踏入影视圈，主演了吴思远的警匪电影《廉政风暴》。1976年，她与欧阳菲菲和谷峰搭戏，主演了第一部风月电影《骗财骗色》，成为邵氏公司的演员，曾拍过多部由李翰祥导演的电影。1976年，余莎莉与男星詹森结婚，不久离异。余莎莉年轻的时候凭着自己的努力生活很富裕，但是后来家境每况愈下，四十多岁以后和儿子相依为命。

　　这一个栏目本来是预备写到钟彬结束的，无论死亡方式还是时间节点，钟彬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所谓早期，本来所指就是1949年政权交替之前，但余程万的死实在太过意外，因此从时间节点上就拖到了1955年。其实，在此前的大陆镇反运动中死去的将军们已经很多了，不过那是另一个栏目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