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杀敌，无力回天——1940年代病故的黄埔1期生们（之四十二）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17 15:50:51

　　早期的黄埔军校，大门口有着这么一幅对联：

　　上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

　　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横批：革命者来。

　　真的有这么一幅对联，抑或这只是早期黄埔师生中间流传的一个相互激励的口号，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就像没有人知道它的出处一样。这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全国各地不少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之徒已经陆续行往此处了，尤其是南方的年轻人;因为一来周边各省信息通畅交通便利，二来东南诸省素有南下粤港闯荡的传统。而对于北方人来说，第一消息闭塞路途遥远，第二奉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的居多，知道广州大元帅府的人少。那时的广州，是造反之地，是革命之地，而真的不是升官发财之地。

　　对于某些同样不贪生怕死的黄埔1期生来说，进入斯门，可谓“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他们因为身体的原因(当然也有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和环境等诸因素的原因)，有的未出校门、有的刚刚毕业、还有的风头正健时，就早早病故了……

　　以下是在1940年代病故的黄埔1期生们，为了便于大家阅读，以死亡时间排序：

　　黄埔1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四十二)：梁干乔(1903-1946年1月8日)，原名：昭桂，广东梅县松口大塘村人，军统“十人团”成员之一，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第10战区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

　　梁昭桂之父经商，家产8000元。

　　1924年春，梁昭桂随父赴广州经营商业。4月，由国立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及广东大学法学院院长粱龙保荐，梁昭桂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3队学习，改名梁干乔。在校期间，梁干乔加入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后，梁干乔随部参加第一、二次东征作战，历任黄埔军校教导2团排长，国民革命军第3师连长、营党代表、团附等职务。

　　1926年初，从黄埔军校第1、2、3期毕业生中选拔保送赴苏联留学生，梁干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学中有后来同样成为复兴社“十三太保”的1期同期同学萧赞育、贺衷寒、邓文仪，以及2期的郑介民、3期的康泽;另外还有张炎元，以及后来成为中国宪兵创始人的张镇及左权。当然还有以“嗬嗬嗬，喔喔喔……”出名的3期的王光樾。)(黄埔军校出来的奇葩(第3期)：精神的归精神(上))(黄埔军校出来的奇葩(第3期)：精神的归精神(下))在莫斯科，他受苏联党内斗争的影响，追随校长拉狄克、副校长库秋莫夫加入“托派”。

　　“经过我们两人(梁干乔与陆一渊)的宣传，不数月间，留俄学生之同情反对派者，几占全数之半。”——陆一渊：《以前种种》，《苏俄评论》1931年第3期。

　　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庆典时，梁干乔等中大托派学员在游行人群中经过列宁墓时，突然亮出托派标语，向主席台高喊托派口号。“红场事件”导致中大开除了梁干乔、区芳、史唐、宋逢春等人党籍、学籍，并遣送回国。

　　1927年底，梁干乔经海参崴回到上海。因为中共党内人手不够，缺乏干部，梁干乔等人便继续留在中共党内，梁干乔被分配到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工作，化名“梁大慈”。然而，他却继续在暗中传播托派思想，并从事相关活动。

　　1928年9月，东江特委书记彭湃转任中央农委书记，梁干乔被派往东江接任澎湃的特委书记职务。12月初，梁干乔秘密前往上海，与区芳、逢春、陆一渊等在上海组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史唐任干事长。梁干乔起草了政治纲领，并被委派为华南方面的负责人，负责编印《我们的话》机关刊物，传播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

　　梁干乔回到香港后，与在太古船厂担任中共支部书记的区芳一起，在船厂工人中建立了托派的一个支部和三个小组，梁干乔的托派身份随之暴露。

　　1929年7月初，广东省委开除了梁干乔的党籍。

　　1931年5月1日至3日，经流放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调停，中国四大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与“无产者社”、“十月社”、“战斗社”等在上海召开“统一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统一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为陈独秀，梁干乔落选中执委。“无产者社”四大金刚之一的马玉夫因为没能当选“中执委”，而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统一大会后不到一个月，即5月23日，托派中央机关遭破坏，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外，其他中执委全部被逮捕。五个常委捕去四个，整个托派中央陷于瘫痪。梁干乔、陆渊、刘英等四人于是来到南京，向黄埔同学会报到，并公开发表声明，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

　　梁干乔以黄埔1期、莫斯科中山大学首批反对斯大林、反对中共的中国学员身份，备受重视。他首先发表文章《回忆与展望》，与托派生涯彻底告别：“历史以最轻薄的态度对待了反对派(即托派的自称)。反对派在今后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是没有它的地位的。”

　　年底，蒋介石筹组“复兴社”，梁干乔成为创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称。康泽出任复兴社宣传处长，梁干乔担任他的助理，仿造此前的托派刊物《我们的话》创办了《我们的路》周刊，制造反共剿共舆论。戴笠筹建军统局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时，梁干乔就与戴笠等人组成了“十人团”，成为军统组织最早的骨干。特务处组建后，梁干乔任第3科(交通科)科长、特务处南京总处书记长，主持特务组织内部的工作。

　　1932年10月，梁干乔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少将训育组长，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少将训育组长、副主任。

　　1934年，梁干乔兼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理事。

　　1935年，梁干乔任力行社中央干事会干事，兼任张学良创办的四维学会的理事，南京中央宪兵司令部政训处长。

　　1936年6月，“两广事变”中，梁干乔负责策反广东空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梁干乔任军统局郑州办事处主任，企图发展个人势力，招收了近千名流亡青年在郑州办训练班。戴笠要求把这批学生送到正在湖南筹备的军统训练班，为此，二人关系破裂。

　　1938年2月，梁干乔脱离军统，投奔康泽，在康泽手下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2厅中将副厅长。8月中旬，梁干乔干脆跑到西安投靠黄埔1期同学胡宗南，任战干4团游击战术教官、中央军校7分校学生总队长、第10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专门从事破坏延安方面的活动。曾因遭日军轰炸而受轻伤。

　　1940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总指挥部成立，梁干乔任邠洛区指挥官，辖旬邑、淳化、耀县三个县，指挥部设在耀县的文庙，负责封锁陕甘宁边区伸入关中的“囊形地带”。但粱干乔与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第37集团军总司令员陶峙岳等人关系紧张。10月，梁干乔调任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指挥部参谋处处长，企图实行军民一体，逐步吃掉中共陕甘宁边区，帮助胡宗南控制地区。

　　1942年，梁干乔兼任陕西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

　　1945年春，梁干乔任陕西省第二守备区保安指挥官。6月26日，梁干乔所部的耀县警备营营长刘文化率士兵一部，向中共陕甘宁边区警备第1旅第3团第2营投诚。与此同时，高里镇碉碉堡守军一个排的士兵将排长绑了起来，也向中共赤水保安大队投诚，史称“淳化事件”。7月，监察院晋陕监察使童冠贤暨战区第2巡察团主任胡伯岳以“破坏行政，纵属殃民”等六条罪状弹劾梁干乔，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解除了梁干乔的第二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职务，第二守备区保安指挥官职务由苟福堂接任。

　　1946年1月8日，本来就体弱有病的梁干乔在西安病逝，年42岁。

　　梁干乔被安葬在西安郊外的翠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