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牺牲的黄埔5期生们（之三十九-四十）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23 09:26:57

　　之所以叫《抗战牺牲的黄埔5期生们》这个标题，是接着之前所写的《抗战初期的黄埔军校第5期生》、《淞沪会战：黄埔军校第5期生的1937!》和《南京保卫战：黄埔军校第5期生的1937!》排序的。之前写的是一次战役以及在一次战役中牺牲的黄埔生们，现在要写的则是一个个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战役中为国捐躯的黄埔军校第5期学生：

　　黄埔5期生中的抗战牺牲者(三十九)：林泽寰(?-1944)，字：润民，广东合浦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革命军高射炮兵第43团团长，上校军衔。

　　1926年4月，林泽寰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入伍生队受训。11月，正式升入第5期经理科学习。

　　1927年8月，在南京毕业后，林泽寰历任军职。

　　1928-1943年，经历不详。

　　1944年，中央防空学校高炮部队在抗日战争中伤亡惨重，林泽寰奉命率高炮第43团由广西撤入贵州，到贵阳修整。在独山麻尾六甲，被受命打击广西六寨日军的友军飞机误炸，第43团官兵在毫无防范中被炸死数百人，国民革命军高射炮兵第3区指挥官岑鏗少将，高射炮兵第43团团长林泽寰上校遇难。

　　严格意义上说，林泽寰并没有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而是被友军误炸身亡的，但那也是因抗日而起，所以我把他归入抗日牺牲之列。

　　黄埔5期生中的抗战牺牲者(四十)：狄维城(1902-1945)，本名：狄开大，字：维城，号：时吾，江苏溧阳胥渚花园头村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苏南总站副站长，少将军衔。

　　狄维城的父亲狄荣庆和爷爷出生于有文化、有远见的大户人家;狄维城毕业于溧阳县高等小学堂(清朝的溧阳平陵书院)。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17岁的狄维城来到上海，进入族人狄平子(康有为弟子)开设在上海望平街(现山东路福州路转角处)的有正书局。这是一幢坐西朝东的三层楼房，底层为有正书局，二层为狄平子开设的《时报》馆，三层为书报编辑部和狄平子的居室。狄维城到了有正书局后，每天早早起来生炉子、烧开水、扫地、擦书桌、掸灰尘、整理书架。但最让他感兴趣的还是有正书局的书，他一空下来就如饥似渴地阅读。狄维城受狄平子影响很大，这位维新人士对自己的族亲小老乡也关怀爱护备至。

　　1926年初，经狄平子介绍，狄维城进入一家大纱厂做文员。一天，狄维城匆匆来到狄平子办公室，告诉他自己想要报考黄埔军校。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狄平子的大力支持。4月，狄维城考入黄埔军校入伍生队受训。11月，狄维城正式编入第5期步科学习。

　　1927年8月，在南京毕业后，狄维城随部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军职。

　　1928-1935年，经历不详。

　　1936年，国民政府为纪念北伐战争10周年而精心制作了北伐纪念徽章，奖给黄埔军校所有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将士，狄维城的后代家中还藏有一块珍贵的徽章：徽章长约8厘米、宽约5厘米，章面是紫铜材质，狄维城的像清晰地印在上面，形状呈标准的椭圆，下面有木质基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保卫战前夕，狄维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88师中校副团长，他把妻儿从南京送回了老家，同时把这块极其珍贵的北伐纪念徽章留在了乌龟墩家中，再三告诫家属一定要珍藏好。

　　1938年，狄维城在第3战区历任江苏保安团副团长，中校参谋主任。由各界人士和爱国学生组成的抗日队伍——忠义救国军在上海、江苏等地成立后，为了训练这支队伍，提高其战斗力，军事委员会从各战区向其派出像俞作柏、周伟龙、阮清源、马志超、狄维城等大批正规军军官，狄维城奉命担任忠义救国军上校编练官。在此期间，狄维城利用自己的军事特长以及对江南地区的熟悉，为忠义救国军提升军事战斗力和对敌谍报做了大量的工作，狄维城所部在江浙一带对日军进行情报收集、暗杀、爆炸之类的特种战斗，从此由一位决战沙尘的军官，转入地下秘密工作的谍报特工。狄维城长期战斗在上海、常熟、宜兴等江南沦陷区，常往返于溧阳三丫桥第3战区冷欣长官部和溧阳水西村新4军江南指挥部，与新4军关系融洽，每至水西村，陈毅、粟裕等常亲自迎送。

　　1942年除夕夜，忠义救国军各支队协同新4军对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展开大规模的攻击，给日军造成了很大伤亡和财产损失，给投敌的汪伪军以极大的震动，狄维城是主要指挥者之一。

　　1945年，狄维城出任江浙两省军政策反少将专员，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苏南总站副站长，奉命从事敌伪军策反工作。他多次深入敌区，争取部分伪军官，使之认清形势，减少作恶，为沦陷区百姓减少蹂躏付出了大量的心血。3月24日，为策反汪伪高级军政人员任援道，他冒险经重庆潜入敌占区，被敌方特工马力行(又名马瑾、马祥、马进勤)、王奇(又名王咬脐)、女特工周恒等发现，将他的行踪报告了日军驻溧宪兵队军曹富田德。深夜，大批日本兵悄悄包围了地处溧阳城西北角的胥渚花园村，狄维城被捕。

　　狄维城的女儿狄曼真回忆：“那年我15岁，早上起来烧早饭，当时天还没亮，因为灶头大锅的木锅盖要拿到村前的池塘里洗刷干净，我就去开门，谁知一开门，涌进来一大批日本兵，吓得我丢了锅盖大叫起来。接着响起了两声炸耳的枪响，带头冲进我家的日本兵叽里呱啦叫了一阵，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残杀我父亲的日本军曹富田德，翻译马上说，狄将军，出来吧，请到宪兵队走一趟!那天是爸爸和我后妈(狄方德贤)第一天到家，我爸我妈从容地从内屋走出来后，这个日本军曹命令把我父母捆绑起来，遭到了我妈的坚决反抗，谁知这个狼心狗肺的日本军曹上去就给我妈一个巴掌。因为我妈那时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怕捆绑伤了肚子里的孩子。”

　　狄维城夫妇被捕后，富田德对他们分别进行了提审，结果一无所获。狄维城从未将自己从事的秘密工作和自己的特殊身份告诉妻子，加上她有孕在身，富田德只得暂时释放了狄方德贤。被关押在日军宪兵监狱期间，宪兵军曹富田德直接指出了狄维城的少将身份，以及他两次率部攻打溧阳县城造成日军死伤的事实，并以利益相诱。狄维城见身份暴露，坦言：“余投身军旅，在国家危亡之际能率部抗敌乃为黄埔军人责职所在。”富田德阴笑：“自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政近百万人归顺日本，岂是你狄将军一人可挽大局?”狄维城平静地答道：“中国是一个古国，它有着许多残渣，在她团结成一个新国家的过程中，会暴露许多缺点。可是中华民族抗击日寇自强不息的精神是神圣的，你一个军曹岂可在堂堂黄埔少将面前妄放厥词?”富田德冷笑：“可惜你的所谓精神连同你的生命都将被我们消灭了。”狄维城昂首答道：“余至此，对于己身已毫无挂虑，中国军队已胜利在望!尔虽顽劣至死也不能阻日本战败之惨局!”“余坚信：区区日本四岛纵有天大狼子野心也断无亡我中华之理!”

　　狄维城在关押期间，与当时国民政府溧阳县长史燮臣同拘一室，其学识为人深为史燮臣钦佩。战后，史燮臣以县长身份慷慨资助狄维城的家属和证人前往上海军事法庭作证。

　　1945年6月4日，老羞成怒的日本宪兵军曹富田德将在押的狄维城残忍杀害，年43岁。狄维城“遇难之日雷电交加，倾盆大雨，其凌然正气，天地働哭!”狄维城“禁于暗室，严刑逼供，以遂其将苏南各地下工作人员一网打尽之毒计，狄维城矢志忠贞，不为严刑所胁，不为富贵所诱，坚不吐实……”——引自上海军事法庭军事检查官顾永泉起诉富田德的起诉书。

　　“……于去年6月4日夜间，率其部下宪兵六名，以草绳捆扎狄维城之双目以及下颌，以布条紧缚其口以禁其呼救。然后将其一再高举摔地至昏厥后盛装于草包内由两士兵负之所出，因发现狄维城尚未气绝仍如前法复将其高举摔地遂致殒命，后以尸体置放于预为扣留之渔船内驳运至对岸三尖渚荒地(现溧阳市高静园)后将尸体由草包中取出，被告(日本宪兵军曹富田德)以所携之刺刀宰割死者之头颅，并刺戳死者之腰部又因所挖之泥潭太小，故斩断死者之左手及右臂以草绳扎紧草草将尸体卷埋泥潭后，以垃圾及瓦砾覆盖其上。”——引自上海军事法庭军事检查官顾永泉起诉富田德的起诉书。

　　日寇这一暴行当时都被渔民周洪宝、江锁林亲眼看到，他们成为战后上海军事法庭审判凶手富田德的有力证人。

　　两个多月后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狄维城的遗腹女出生，取名狄爱真。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迅速把狄维城被害案列为重大案件，迅速把几名告密出卖狄维城的汉奸抓获归案，上海军事法庭立即将日本军曹富田德列为战争罪犯通缉。

　　1995年，年已65岁的狄曼真回忆当年抓获战争罪犯、残杀狄维城的元凶富田德的精彩而难忘的一幕：

　　国民政府发出通缉令后，富田德犹如人间蒸发，不见了踪影。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富田德的军衔仅仅是军曹，不是军官，很有可能是混在普通士兵里随第一批战俘被遣送回日本了。然而，第一批遣送名单中并没有富田德的名字，而下一批遣返的日本战俘又即将启程回国，这让上海军事审判战争罪犯法庭十分着急，再次派稽查队把即将登船遣返的日本士兵逐个检查，仍没查到。高检查官急中生智，急忙把此案的关键人物、也是证人之一的狄维城遗孀狄方德贤找来，让她跟随稽查队到上海码头查找罪犯富田德。在船上，她与稽查人员一个一个舱位寻找，在开船前半小时，终于在最底层的舱内发现了富田德，但老奸巨猾的富田德已经改了名字，他否认自己是富田德。狄方德贤立即厉声说：“把你的双手伸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富田德乖乖举起了双手：六指儿。

　　原来，富田德带人去胥渚花园村抓捕狄维城的时候，在这个日本军曹抬手去打后妈狄方德贤的一刹那，女儿狄曼真清楚地看见他有六根手指头，就是中国民间常说的“六指儿”。狄方德贤与丈夫一起被捕后，身怀六甲的她被押解到驻溧日军宪兵队(现高静园对面宝塔湾鲁仙宫旁)，富田德首先提审的就是狄方德贤。狄方德贤坚持富田德抓错了人，自己的丈夫既不是忠义救国军，也不是新四军，更不是什么将军，而只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商人……富田德在空气中挥舞着的、在面前的桌子上擂得砰砰响的六根指头的手，给狄方德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6年6月4日，国民政府于狄维城牺牲一周年纪念日，在狄氏公祠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并追授狄维城陆军中将军衔，明令褒奖英烈，抚恤烈士家属。

　　1946年8月14日，上海提篮桥监狱，石美瑜将军亲自下达了杀害狄维城的凶手富田德的处决令。

　　据史料记载，富田德被执行枪决的这天，上海军事法庭检察官符树德和书记官袁庸庆、翻译官罗涤及宪兵独立第3营第2连班长马玉生及宪兵四名，来到提篮桥监狱，签发提押犯人的书面凭证，将富田德提解出监房。富田德身材不高，面颊偏瘦，脸色青绿，身穿黄色日本军服，戴军帽，系同色皮带、绑带，脚穿淡黄色长统皮靴，军衔及肩章均已摘除。中国宪兵上前对富田德搜身，富田德用汉语回答：“请勿搜身，我没有什么东西。”他说着将一封纸包、一个绢布包和六封书信交给监狱看守，请他们把这些东西转交其家属及位于上海江湾的战犯拘留所等处。

　　9点55分，富田德被看守提至监狱空地上的临时公案前站立。书记官袁庸庆提笔准备记录，翻译官罗涤聚精会神地准备翻译，摄影记者纷纷拍照，各报记者都注视着富田德。检察官符树德对富田德验明正身后，对他郑重宣布：“今奉国防部命令，今天将对你执行死刑。你有什么遗嘱?”三个多月前已被判处死刑、早有心理准备的富田德回答：“我知道这一天总要来临，我要写遗书。”

　　经检察官批准，允许富田德当场写遗书。富田德向法庭要了一支铅笔，在左边小桌上，于十行竖式信纸上开始写遗书，他内心极度紧张，手在发抖，并频频抚摸头部，作沉思状。富田德写的第一封信为：“江湾拘留所队长以下各位：八月十四日午前十一时命终，我活了二十九岁……以后事情托丸山、野口、森下三位照料，祝各位健康!……昭和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富田德。”第二封信为：“我的爱妻津江静子：我的生命到今天为止……我的灵魂永恒地跟随母亲和你。纸短情长，珍重珍重。昭和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夫富田德。”

　　写到这里，富田德向罗翻译官要求吸支香烟。罗涤点头答应，旁边的《大美晚报》记者吴某递过一支“骆驼牌”香烟。吸了几口香烟后，富田德脸上露出一丝苦笑，然后继续写第三封致其母亲的信，称自己死后灵魂将永随母亲左右。富田德写完遗书，法庭命令对富田德加绑，宪兵准备用白色细绳将其双手反绑。富田德向法庭说：“我是军人，可不用绑。”法庭训斥富田德：“不许污言秽语，必须老老实实。”宪兵上前对富田德强制绑缚，带富田德走向刑场内预置的“行刑椅”(木制的高背椅子)坐下。10时25分，独立第3营第2连班长马玉生举起盒子枪，一枪击中富田德的后脑勺，子弹从他口中射出，打落了他的门牙，连四枚金牙也被射落了三颗。宪兵以白布覆于富田德尸体上，由日侨互助会收尸，收尸人为松冈博明。

　　1946年8月14日，《申报》、《大公报》相继刊出狄维城将军抗战功绩、牺牲经过以及凶手伏法等史实。

　　狄维城的妻子周仲莲娘家在溧阳歌岐村，她与狄维城共生育了八个孩子。由于那个年代医疗卫生条件差，八个孩子中有五个先后死于伤寒，周仲莲也在36岁那年死于伤寒，最后幸存下来的是长子狄的真、女儿狄曼真和另一个儿子狄希真。从南京保卫战开始，狄维城一直率领部队奋战在抗日前线，故一直没有续娶。到了1943年，狄维城才与溧阳籍的一位名叫方德贤的女子结婚。

　　遗憾的是，作为一名高级特工，狄维城生前几乎没有(不能)留下什么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