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黄埔军校,大门口有着这么一幅对联:
上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
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横批:革命者来。
真的有这么一幅对联,抑或这只是早期黄埔师生中间流传的一个相互激励的口号,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就像没有人知道它的出处一样。这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全国各地不少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之徒已经陆续行往此处了,尤其是南方的年轻人;因为一来周边各省信息通畅交通便利,二来东南诸省素有南下粤港闯荡的传统。而对于北方人来说,第一消息闭塞路途遥远,第二奉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的居多,知道广州大元帅府的人少。那时的广州,是造反之地,是革命之地,而真的不是升官发财之地。
对于某些同样不贪生怕死的黄埔3期生来说,进入斯门,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们没有倒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而是因为种种突发的、意外的原因,就在风华正茂的年代去世了……
黄埔3期生中的意外死亡者(七):刘伯龙(1899-1949),又名:超亮,别字:腾骧,贵州龙里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革命军第89军军长,中将军衔。
刘伯龙毕业于县立中学。
1919年,刘伯龙考入北平南方大学政治系,大学毕业后返回贵阳。
1924年底,刘伯龙来到广州。12月,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步科学习。
1925年10月,在校期间,刘伯龙随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作战。
1926年1月,军校毕业后,刘伯龙历任黄埔军校教导第2团排长、连长,随军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4月,刘伯龙任黄埔同学会纪律股股长,参与对黄埔同学的清党活动。
1928年,刘伯龙奉派赴日本留学,进入日本陆军步兵专门学校学习。
1930年,刘伯龙毕业回国。
1932年春,刘伯龙参与发起组建中华复兴社,被推选为中华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接着与康泽等共同发起组建西南青年社,(兼主任委员康泽),被推选为四名委员之一。
1933年秋,刘伯龙与康泽一起发起组建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并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别动总队部(总队长康泽)参谋长。
1934年9月,刘伯龙被保送陆军大学第2期学习。
1936年3月14日,刘伯龙获授陆军步兵中校军衔。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伯龙从陆大毕业,出任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总队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外围战事。
1938年4月,刘伯龙获授陆军步兵上校军衔,任荆(江))沙(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官。
1939年春,别动总队改编后,刘伯龙改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8师中将师长,率部随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
1940年12月5日,刘伯龙获授陆军少将军衔。
1942年4月,刘伯龙兼任曼德勒卫戍司令部司令官,率部阻击日军强渡怒江。
1943年10月,刘伯龙出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第10期班主任,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9期、第20期校本部教育处处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刘伯龙继续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21期校本部教育处处长。10月,刘伯龙获颁忠勤勋章。
1946年5月,刘伯龙获颁胜利勋章,任军政部驻成都第28军官总队总队长,负责该地区军官复员事宜。
1947年4月,刘伯龙任国防部战地视察组组长,曾赴多个战区视察。
1948年9月22日,刘伯龙获授陆军中将军衔。11月,出任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89军军长,率部驻防贵州。刘伯龙利用自己的老乡关系,四处招兵买马,很快把自己属下的两个师扩大到三个师,手下的两个师长和副军长等人经常找谷正伦告状,而刘伯龙也经常不听谷正伦的命令,与贵州地方实力派谷正纲、韩文焕(黄埔3期)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1949年11月18日,谷正纲率保安团在贵州晴隆县政府(此时是贵州省政府和绥靖公署所在地)诱捕刘伯龙,刘伯龙被伏兵乱枪所杀,年50岁。
据说,谷正纲枪杀刘伯龙,是经过其兄谷正伦(贵州省主席)同意的。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中华民国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正是兵荒马乱之时。然而,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谷正伦却下令袭杀驻军贵州的国民革命军第89军军长刘伯龙中将的事件,还是震惊了大西南,甚至是大半个中国。随后,谷正伦因病赴香港治疗,解放军进入贵州全境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刘伯龙被袭杀事件便不了了之了。
身临如此多事之秋,受命于如此危难之际,即便是贵州天高皇帝远,两位党国要员此时此刻不更应该秉承黄埔精神“亲爱精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吗?两人有何不共戴天之仇?一定要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彼此火并,做出如此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呢?谷正伦与刘伯龙留在大陆的部下对此事件撰写过多篇回忆录,文史研究者也推出过不少文章,众说纷纭之下,其主要结论为:刘伯龙拥兵自重,为谷正伦所深忌,且觊觎省主席、省保安司令、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诸要职日久,甚至想逐谷逼宫,谷正伦因此而杀之。
然而,对于我来说,无论谷氏兄弟在贵州有多大的势力,断无任意私下处决一名屡建战功的国民革命军中将军长的权力!何况,此时的贵州省城贵阳已于三日前(1949年11月15日)被解放军占领,11月18日当天,黔中重镇安顺也已落入解放军之手,刘伯龙在晴隆县被杀的第二天(12月19日),晴隆县就被解放军攻陷。到了这个地步,国民政府的军政权力在贵州已是日暮途穷,谷正伦与刘伯龙还有必要为这些劳什子省主席、省保安司令、贵州绥靖公署主任的虚职而你死我活吗?况且,在捕杀刘伯龙之后,谷正伦就退守盘县,因病卧床,经蒋介石特批赴港医治。启程前,谷正伦欲把军政权力移交给贵州绥署副主任王文彦(黄埔1期)或保安副司令韩文焕,两人皆推脱不愿接手,可见当时贵州的军政权力已是众人避之犹恐不及的烫手山芋,刘伯龙又不傻,为什么会在如此关头贪图如此虚无缥缈的权力呢?
谷正伦手下的几个得力干将都是贵州老乡,与刘伯龙又都是黄埔军校前后期同学,又会有什么深仇大恨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并不会后快呢?
再者说了,如此震惊了大西南、甚至震惊了大半个中国的大事件,被杀的又是黄埔3期的天子门生、复兴社骨干,蒋校长蒋社长事后又为何一言不发呢?难道刘伯龙犯的是通敌罪,顶头上司有临阵先斩后奏的特权?刘伯龙投敌有真凭实据吗?
或许,答案就在原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17军政委兼军长赵健民所出版的《赵健民文集》里。在其中的《普安会议》一文中,赵健民记录了有关刘伯龙与共产党解放军联络的经过:解放军进入贵阳市后,国民革命军第89军军长刘伯龙就通过维持会向第2野战军第5兵团第17军接洽投诚事宜,刘伯龙要求按照陈明仁(黄埔1期)在湖南的方式对其部予以改编。第5兵团迅即将刘伯龙接洽投诚一事电报第3野战军总部刘伯承、邓小平。刘伯承与邓小平随即复电:一、同意刘伯龙所提的两个条件,立即集中,停止抵抗,听候开到指定地点改编;二、可以允许刘伯龙部队不编散的要求。然而,刘伯龙欲投共却行事不密被谷正伦觉察,谷正伦请示蒋介石,并得到委员长“着吾兄权宜处置”的答复。谷正伦于是授意参谋长张法乾打电话给刘伯龙,声称谷正伦体衰多病,无力任职,欲把贵州省事务托付给刘伯龙。此计正中刘伯龙下怀,刘伯龙欣然率一连卫兵前往晴隆县政府赴会,待到刘伯龙手持谷正伦的委任状得意而出,随即被伏兵乱枪袭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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