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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决的“天子门生”——黄埔4期(之二)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30 10:17:36

  当大宋还是小小宋的时候,黄埔军校,在我小小的心灵里简直是传奇般的存在。大人们津津乐道的诸多传奇之中,“蒋校长不杀黄埔生”便是其中之一,且每每说到这里,都要举出黄埔1期的陈赓同学做例子——没办法,毕竟我们生活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对“其他”黄埔生知之甚少:学生再怎么拼命反对校长,校长自始至终网开一面——好像“天子门生”人人都有“免死金牌”一般。

  后来,小小宋长成了小宋,知道了校长也有怒斩黄埔学生的事儿,不过,那都是例外,例外而已。毕竟,校长是个非常护短的统帅。

  小宋变成了大宋之后,我才明白,哪里有什么免死金牌?哪里有什么护短的统帅?且不论两大阵营之间的你死我活(专文另述),即便是“浙黄陆一”,法不容情处照样“立即执行”!只是,总裁手谕毕竟凤毛麟角,可中华民国多的是各级政府,地方实力,上司翻脸,甚至方面大员的假公济私……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无处不在的军统局的可怖影子,况且,除了两党之外,还有一个第三党的存在……总之,黄埔系被处决的路子并不少,就看你想选择哪一条!

  当然,校长“慈悲为怀”,视黄埔生如同己出,都是打天下的基本队伍,如同能提拔的尽量提拔一样,能原谅的尽量原谅,能宽容的尽量宽容,能给一条生路的尽量给一条生路……比如对待《蒋公日记》面世后,凭借日记而“永垂不朽的”黄埔1期生郭济川:

  郭济川,又名:渠川,1900年出生,江西泰和人;郭家世代务农,有四亩地,粮产自给。本人县立高等小学校毕业,江西省立第一中学肄业,任本村国民学校教员两年后,改习商业,于商务印书馆服务四载,任司理账目及帮办函牍之职。

  1924年5月,由郭森甲(曾任国会参众两院国民后援会会长)、翁吉云(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2及第8区分部支部长)介绍加入国民党,同月,由茅延桢、曹石泉(分别任黄埔军校第1期第2队队长、分队长职)介绍报考黄埔军校,编入第1期第2队学习,毕业后参加第一次东征,任教导第2团排长。

  1925年4月29日,与见习官李士官在梅县携枪械潜逃,后被缉捕,不久获赦罪退伍。

  据蒋公日记记载:“5月3日,……郭渠川,江西人,第一期学生,竟敢于放哨时率队潜逃,余引为革命军第一之污辱,几欲自杀。”

  本来,我写黄埔军校史的初衷,并非为那些黄埔出身的、功成名就的、抑或身败名裂的将军们树碑立传,而是为了关注那些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里,被时代的洪流淹没了的、或逆流而上或随波逐流的个体的命运。比如这位差点让蒋校长自杀的学生,就是我所感兴趣的。然而,他后来的经历已不可考,但作为进入蒋公日记的第1期生,也算是“青史留名”了。诸位看官如果有谁了解此人此后的经历,尚望不吝指教!

  然而,校长又是一位严于律己的职业军人。在1925年的日记中,有不少自责的文字,如:

  1月18日……九时后起床。晏安如此,尚能立业耶,戒之!

  1月25日……八时后起床,宴安如此,岂足为人师乎?

  ……

  1月20日……今日暴躁过甚,须视部下如子弟,作为孩子气之童子。

  2月1日,今日心神尚能自勉,惟见色心动,戒之。

  ……

  看到没有?这样一位偶尔早上八点起床都要自责的校长,自然也是严于律人的,自然是会更严于律后生的!虽然有的黄埔学生后来在回忆军校生活时,会提及每天黄昏后,这位律己律人律后生的校长与陈洁如及儿子纬国在校园内散步的温馨画面,但黄埔军校毕竟是一所军校,而且是一所纯爷们的军校,所以铁血是其本色,《革命军连坐法》是其必然!

  撇开并不存在的所谓“赤、白黄埔”,按照死神光顾的顺序,我说完了黄埔3期生中被处决的同一阵营的“天子门生”,再来说说黄埔4期生中被处决的同一阵营的“天子门生”:

  黄埔4期生中被国民政府处决的国民党人(二):廖龄奇(1904-1941),字:大可,湖南祁阳县七里桥镇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革命军第74军第58师师长,中将军衔。

  廖龄奇少时天资聪颖,曾被乡人誉为“神童”,先后毕业于长沙湘雅教会学校和武昌中华大学,是黄埔军校第4期学历最高的学生之一。

  1926年3月,廖龄奇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学习。10月,军校毕业后,廖龄奇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连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屡立战功。在汀泗桥战役中,廖龄奇率部猛打猛冲,右臂受伤,落下伤残。汀泗桥之战使得廖龄奇一夜成名,从黄埔4期生中脱颖而出,被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88师第264旅第527团第2营中校营长。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廖龄奇因战功卓著被升为第88师第264旅上校团长,渐渐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员猛将。国民革命军第88师是当时中央军中少有的德械师,属于嫡系中的精锐。

  1937年8月9日,日军派驻上海陆战队第1中队队长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滕要藏乘军车故意闯入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遭到中国守卫士兵阻拦后,他们开枪打死一名机场卫兵。中国军队反击,当场将二人击毙。日军以虹桥事件为借口,命令大批日军陆续登陆,派飞机在沪宁、沪杭线上空侦察。13日,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上海,并以租界和黄浦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制造了“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9集团军在总司令张治中指挥下,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廖龄奇随国民革命军第88师(师长孙元良,黄埔1期)参加淞沪会战,所在第264旅旅长黄梅兴(黄埔1期,淞沪会战:黄埔6期生的1937!(一))在作战中阵亡。继任旅长高致嵩(黄埔3期)指挥全旅与日军奋战八十余天,予敌以重大杀伤,后奉命从战场撤退。随着国军的陆续撤出,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七个师团及两个旅团约二十万人,分两路跟踪追击撤退的国民革命军。据日军战史记载,当时其北路上海派遣军四个师团沿太湖北岸沪宁铁路(上海——南京)追击;南路第10集团军三个师团沿太湖南岸宁杭公路(南京——杭州)追击,并以其一部出广德趋芜湖阻止守军西撤。日军挟淞沪会战之余威,接连越过吴福线(吴县——福山)和锡澄线(无锡——江阴)两道筑城防线,兵锋直逼南京。11月19日,蒋介石下令固守南京;20日,南京卫戍司令部宣告成立,唐生智为司令长官,编组卫戍军共十四个师11万余人。廖龄奇随国民革命军第88师奉调入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第264旅负责守备雨花台、中华门一带。

  12月6日,当各路日军抵近栖霞山、汤山、淳化镇、秣陵镇,对南京形成三面包围并展开进攻,廖龄奇率部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12月12日,第264旅旅长高致嵩(南京保卫战:黄埔军校第3期生的1937!)战死,廖龄奇在炮火中接任该旅少将旅长之职。当时战事激烈,第264旅官兵伤亡惨重,两名团长先后阵亡,廖龄奇坚持在前线督战,直到南京卫戍长官部下令全面撤退后。

  当时,第264旅与第88师师部和孙元良师长失去了联系,廖龄奇只好带着从雨花台撤下来的残兵向下关江边突围,由于手下的辎重营手里有一些木船,廖龄奇就带着第264旅余部在夜色中渡江了。在南京保卫战中,国民革命军第88师的幸存者中大部分来自廖龄奇的第264旅。廖龄奇到了武汉后,面见蒋校长时,曾当面要求蒋校长公开枪毙自己的顶头上司孙元良。

  1938年,国民革命军第88师师长龙慕韩(黄埔1期)率部在河南内黄车站截击日军土肥原师团,却因其指挥混乱,招致重大伤亡,幸赖廖龄奇率全旅官兵奋勇抗击,才稳住阵脚。战后,龙慕韩被蒋校长下令枪决,廖龄奇也当即改换门庭,投奔了老上司俞济时(黄埔1期)的国民革命军第74军。在万家岭战役前,廖龄奇接替同期同学邱维达,出任第74军第58师第172旅少将旅长之职,不久后,兼任第58师少将副师长。俞济时和第58师正副师长相继调离后,廖龄奇正式接任国民革命军第58师中将师长,成为中央军的一员高级将领。执掌王牌军队后,廖龄奇大展所能,曾于第一次湘北会战中率部予日军以迎头痛击,拖住了敌人,取得了第一次湘北会战大捷。

  据说,功勋卓著、战无不胜的廖龄奇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狂傲自负。曾有人这样描写他:“廖龄奇的自负完全是兵油子式的,狂傲不羁,目中无人,满口粗话;并且对上司,认为不如自己的往往出言不逊,态度傲慢。”即便是对自己的顶头上司、第74军军长、“黄埔3期的学长但只读过几年私塾的王耀武”,他也是“很看不起”的,认为王耀武只是机遇好,本领才能并不出众,以致于极善处理人际关系的王耀武也觉得与廖龄奇这头湖南“犟驴”不好相处。不过,就廖龄奇高傲自负看不起自己这一点,王耀武倒还真没怎么放在心上,真正让他与廖龄奇反目成仇的,是廖龄奇欲率部归入机械化第5军的事件。当时,廖龄奇的老上级俞济时将调任新组建的机械化第5军军长,他希望能将自己的得力部属廖龄奇的第58师带入第5军,遂征求廖龄奇本人的意见。国民革命军第74军当时已经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王牌军,而第5军则刚刚组建,没有一点名气。众人皆认为廖龄奇会选择留在第74军,不料廖龄奇却出人意料地表示支持俞济时,引起了第74军军长王耀武的不满,廖龄奇还由此得罪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后来,“小诸葛”白崇禧一气之下与军训部机械兵监徐庭瑶联合,说“俞济时不懂机械化,恐难以胜任。”导致俞济时最终没能当上第5军军长,无奈只好去重庆休养,廖龄奇当然也只好继续留在第74军。

  即使是对战区最高长官薛岳,廖龄奇照样不买账。据说,廖龄奇的第一任妻子张凤清于1940年11月在江西吉安泰和医院因难产去世后,第9战区参谋长吴逸志曾好心为他牵线,将薛岳上将的姨妹子介绍给他。当时,能与战区最高长官结为亲戚,这在注重派系归属的军队内,绝对是一件前途无量的事情。然而,就在吴逸志拍着胸脯向薛岳打包票此事一定能成的时候,廖龄奇却来了一句“本人历来不搞裙带关系!”从而让吴参谋长下不了台,也彻底得罪了薛岳。

  以上种种,都为这一战功赫赫的黄埔名将以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而第74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的失利,更是成了处决廖龄奇的直接导火线。

  1941年9月17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指挥第3、第4、第6、第40师团和荒木、早渊两支队向大云山进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序幕由此拉开。翌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人民同胞书》,表示要坚决抗战到底。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以巧辰电向在江西的王耀武下达命令,要第74军迅速开赴浏阳前线参战。此时的廖龄奇因事先请假去吉安结婚,此时正携新娘在湖南祁阳老家省亲。第58师接到军部电令后,遂由副师长张灵甫(黄埔4期)率领,经江西新余徒步赶往长沙。不想,日军此时已破译了第9战区通讯密码,国军的一切调动均在其掌握之中。24日傍晚,得到情报的日机就曾蜂拥飞来,追着行军中的第58师狂轰滥炸。当时担任第58师作战科科长的罗文浪回忆说:“……在24日、25日,第57师、第58师及军部通过浏阳城西蕉溪岭隘路时,受到敌机的轮番轰炸扫射。在一条上下15里两面是石山的羊肠小道上,密集部队伤亡重大……”与此同时,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对第74军的使用也发生了分歧,薛岳和参谋长吴逸志决定让第74军守长沙以东的黄花、永安地区,而参谋处长赵子立(黄埔6期)则认为:“鬼子主力是要找寻我军的右侧来包围。现在作战的关键问题,是鬼子和我军争夺外线的问题,得之者胜,失之者败。如果把第74军向长沙以东拉,那正好是以右侧背受敌,是自己进入内线,是自投罗网,万万使不得。”争论到最后,不愿意冒长沙失守风险的薛岳没有采纳赵子立的意见,决定执行他的既定方案,将第二线大军收缩在长沙周围。25日深夜,薛岳以第9战区长官部名义向第74军下达作战命令:(1)敌神田师团、青木师团已陷瓮江,向金井、高桥进逼,已令第26军萧之楚部向金井、团山之线迎击,掩护你军到达;(2)你军应连夜赶到春华山、永安市、黄花市地区,沿捞刀河南岸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作为长沙外围阵地,协同第79军夏楚中部固守长沙城区。

(吴逸志)

  接到部队开拔的电文,廖龄奇即辞别蜜月中的新娘,经万载徒步赶往长沙。半路上听说日军已于9月17日强渡新墙河,因担心部队安危,他又“自己掏钱租了一辆车,由祁阳驱车赶上部队,率部向长沙急进”。26日上午,廖龄奇终于率第58师赶到战场,随即令全师在永安市、东林寺、春华山一带展开,巩固长沙——平江大道地区,正面迎战由路口畲南进的日军。在此之前,第74军的先头部队第57师一部已于25日午时许到达春华山附近,占领春华山到赤石河(春华山西北十公里)一线阵地。该师其余部分亦于26日黎明前后到达,廖龄奇第58师的蔡仁杰(黄埔5期)第173团也随第57师参战。当时,围绕着春华山这一战略要地,敌我双方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经过反复争夺,终因日军后续部队增援,敌我兵力悬殊,春华山以北高地均为日军占领,第74军先遣部队被迫向南撤退。26日下午15时左右,日军又以重兵急袭永安,廖龄奇率第58师从西面迅猛反攻,将突向捞刀河桥梁的一个日军大队与其师团主力之间拦腰斩断。然而,正在廖龄奇调兵遣将围歼该大队之际,日军第18联队主力赶到,得到增援的日军士气大振,意图趁第58师进攻态势尚未完备之际将其击灭,双方遂在永安南方约一公里的147高地一带展开彻夜激战。曾有人如是写道:“廖龄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指挥部队顽强抵抗。凌晨2时许,凄厉的冲锋号在黑夜中骤然吹响,58师竭尽全力向敌军连续发动三次猛烈反攻,敌人的攻势顿挫,敌森胁大队的两名中队长也战死。”傍晚,受命截击第74军的日军第6师团在连绵的山地昼夜急行军,于当天傍晚到达捞刀河畔,主力集结于大桥市——北盛仓附近,准备攻击捞刀河左岸。随着日军第6师团所部陆续投入战斗,担任掩护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26军已经完全溃退,“敌人的兵力已经明显占据优势,58师即使拼死反攻,要想凭一师之力挽回颓势是不可能了”。

  27日下午2时,在廖龄奇指挥下,第58师第173团与第174团于伍家冲以北插入日军第6师团防线,但是右翼的日军已经越过春华山,向黄花市以东的国民革命军第51师阵地进攻。日军从侧翼突破春华山,“58师的部队开始被日军包围切割,部分溃兵一路退向长沙,出现在黄花市的74军司令部附近”。目睹此危局,军长王耀武“只是令第51师迅速占领阵地阻止敌人前进,并收容第58师的溃兵,令第57师于石塘铺一带阻击南犯敌军”。不料,“混战至黄昏以后,第51师师长李天霞(黄埔3期)不遵守军部命令,擅自将部队向东龟缩,阵地形成一大空隙”。日军在连续取胜之下,“竟一反夜间不深入的常规战法”,大部队夜袭黄花市,还以伞兵在黄花市以南空降,配合便衣队及汉奸四处活动,破坏电线,鸣枪扰乱;就连第74军直属部队也遭到袭击,卫士排排长为保护军长而被日军用军刀砍死,近在咫尺的王耀武在黑夜中侥幸躲过一劫。下午5时,得悉战况的薛岳无奈发出命令:第74军转移到浏阳河以北。接到撤退命令后,第51师与第57师迅速摆脱了日军的纠缠,顺利撤出战场,第58师则因已陷入与日军的混战之中,难以迅速脱离战场,损失最重,伤亡竟超过百分之四十,其中阵亡将近百分之十。不过,难得的是,第58师虽然在激战中伤亡近半,且被完全优势的日军包围切割,但是大部分依然突围而出。“在如此极端不利的态势之下能够将部队撤下来,避免全师覆没的命运,这在师长廖龄奇已经是勉为其难了”。

  然而,廖龄奇接下来却干出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并最终铸成了不可挽回的大错:撤出战场的廖龄奇抗拒了战区司令长官部要第58师退往浏阳的命令,而是自行将一部由湘阴港渡过浏阳河,集结于镇头市西南许家桥、土桥及南门坝,收容以团、营乃至连为单位突围的部队;收容完毕之后,师长廖龄奇也没有就地整顿队伍,而是强行拦下一列火车,将残部拉到株洲整训;更不可思议的是,廖龄奇到株洲后也没有留在部队,而是顺道返回了祁阳探亲,没有再参加后期的会战……实事求是地分析,该次战役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指挥不当,第26军未按长官部命令在捞刀河阻止住日军,掩护第74军进入指定阵地,致使日军长驱南下;第74军军部急于前进,没布置防空措施,没有侧翼警戒部队,没有直接与前方友军联系,敌情不清,侧翼完全暴露等,这都是惨败的原因。然而,廖龄奇战场抗命以及擅自回家探亲的举动,却在全战区乃至全国都尤为显眼,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到了战后追究责任的风口浪尖上。10月16日,神情严峻的蒋介石飞抵南岳,主持召开以检讨本次会战得失为中心议题的第三次南岳军事检讨会议。会议的第一天,恼怒的蒋校长便大骂参战的国民革命军第10军指挥无能,战斗不力,让军长李玉堂(黄埔1期)等人胆战心惊,也令本次会议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好在当夜李玉堂等人一起公关,把预备第10师的战绩报了上去,第10军才算侥幸过关。恰在此时,第9战区一个曾在火车上遇到过廖龄奇的高参回到总部,将廖龄奇私自回家探亲之事密告薛岳。薛岳闻之十分震怒,他认为廖龄奇擅自将部队后运株洲,不仅是直接藐视战区长官部的权威,更是一种畏战逃跑行为,也使第58师错失了与第51师和第57师一起在9月28日后发起侧翼攻击行动的良机。于是,早就对廖龄奇不满的薛岳当即电令祁阳县政府将其逮捕,押解至南岳。

(薛岳)

  廖龄奇来到南岳后,亦坐在了军事会议的发言席上。不过此时的他已是危机四伏:薛岳与王耀武等人联手,严厉指责廖龄奇等将领居功自傲,不听指挥,会场已成一边倒之势。而满腔委屈的廖龄奇目睹此状,不认真检讨自己的过错,却认为薛岳、王耀武等人是为了推卸自己弃城逃跑的责任,掩盖长沙又一度失陷的事实,而将一切过失推到自己头上,他竟直接跑去面见了蒋校长。据陈冠任在《国殇(第2部):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一书中所写:“这次王牌军第74军打了败仗,兵败捞刀河,一支齐装满员、士气高昂的王牌攻击军竟支撑不了一天,败局之严重,从战区长官部到最高统帅部都极为震惊。蒋介石认为是拆了他的台,丢了黄埔的脸,本来就已极为愤怒,见败将廖龄奇来见,当即就喝令‘滚蛋’,不予接谈,并继续看自己的文件。谁知这廖败将竟然站着不走,一再喊报告,要求申述,蒋介石不理睬,起身准备去开会,廖仍追着喊‘报告’,并且说‘报告校长,我想请你派我去陆大学习’。蒋介石一听他还要逃离前线,火气更大了,忿怒之余,喝令宪兵‘将他押起来’!”

  这种小说化的叙述的确更能说明廖龄奇的持宠而骄。廖龄奇被逮捕的消息传入会场,他便彻底成了众矢之的。有人趁此打击黄埔嫡系,有人虚构事实,为自己开脱罪责;有人鉴于将领抗日不力,大声疾呼,非杀一两个逃兵不可,不然不足以惩一戒百……竟无一人为“天子门生”廖龄奇说情!目睹此状,连十分讨厌廖龄奇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亦于心不忍,他建议枪毙屡次当逃兵的国民革命军第26军军长萧之楚,杀一儆百。但是,这一次虽然又是萧之楚最先挡不住日军,导致第74军失去侧翼掩护,但萧之楚毕竟没扔下部队不管,加之萧之楚又是原西北军出身,而廖龄奇则是委员长的学生,况且廖龄奇的事表面上看起来比萧之楚的更为严重,来自其他派系的将领们都等着看蒋委员长如何处置,此事遂显得甚为棘手。自抗战以来,蒋介石已经下令处决过数十个作战不力、临阵畏缩的将领,即使廖龄奇过去有功,但他公然抗拒战区命令的事实铁证如山,自然不能视而不见。若不从重惩办廖龄奇,今后必将难以指责约束其他派系作战不力的将领,蒋校长几番斟酌思量,最终决定“挥泪斩马谡”,拿自己的好学生祭旗。于是,会议的最后一天,蒋介石作题为《现代战争之特性与今后整军抗战之要旨》的讲话,亲自嘉奖了第57师步兵指挥官李翰卿,第190师副师长赖传湘(黄埔4期,《抗战牺牲的黄埔4期生们》(之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第197师第590团营长刘虞卿,第99师第295团营长曹克人等烈士,对第74军第51师与第57师在会战初期和后期的战绩也予以肯定,各奖法币一万五千元,颁发给两位师长宝鼎勋章各一枚。最后,蒋委员长话锋一转,当众宣布:“第58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应即刻枪决!”黄埔4期的杰出将星廖龄奇,享年37岁。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大会秘书长贺耀祖是廖龄奇的湖南老乡,他有意想救廖龄奇,想等蒋介石消气后再为其求情。但由于薛岳、王耀武等害怕蒋介石追究他们指挥不力的责任,坚决要求立即执行,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亦支持薛岳整肃军纪,于是,廖龄奇就在未经军事法庭审判的情况下被匆匆枪毙了。抗战期间,包括韩复榘、廖龄奇的老长官龙慕韩(被处决的“天子门生”——黄埔1期(之七)超链接)等将领都是经军事法庭审判后行刑的,只有廖龄奇是个例外。

  国民革命军第74军第58师下属的四个团长蔡仁杰、邓竹修(黄埔5期)、何澜与王伯雄都是湖南人,廖龄奇被处决后,四人立即集体辞职,一则为师长廖龄奇鸣不平,二则为军长王耀武没为保住部下廖龄奇的性命竭尽全力表示忿怨。廖龄奇死后,宪兵在当初拘禁廖龄奇的房子里发现他生前留下的三份遗书,一份致其母廖张氏处理家事,一份嘱其新婚之妻杨淑岚改嫁,一份致其表弟陈耀庭,嘱结算第58师师部账目,并要求将这三份信函抄呈蒋校长审阅。原来,“廖龄奇虽然右手萎缩,连字都写不了,但他被蒋介石关起来后就想清楚了自己可能罪责难逃,虽然嘴巴上挺硬气,内心却做好了死的准备,因此写下了三份遗书”。遗书呈给蒋校长,加上第58师这几个团长一闹,校长心里也有些后悔,他随即指示将廖龄奇按抗日阵亡将官给予抚恤,并指示将廖龄奇遗体厚葬于最大的“烈士陵园”——南岳忠烈祠。军事委员会给廖龄奇家属颁发了“荣哀状”证书,按阵亡将士给予一次性抚恤金和年度抚恤金证书。

  又是一个罪不至死的黄埔系高级将领被冤死了。持才而骄、从来不把上司、同僚放在眼里的廖龄奇,到了关键时刻,也没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曾经跑到自己敬爱的蒋校长面前理直气壮地要求枪决临阵不见踪影的顶头上司,最终却未能在蒋校长面前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即将被枪决伸冤。有人说,如果廖龄奇当初真做了薛长官的姨妹夫,相信薛长官一定会力保他不死。我倒是觉得廖龄奇续娶的这位杨淑岚一定是位可人儿,能令廖龄奇如此神魂颠倒,干犯军纪,从战场上跑回家去看她……可惜无法查到她的任何资料,更找不到任何与她有关的历史照片,实为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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