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处决的“天子门生”——黄埔4期（之四）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30 14:23:00

　　当大宋还是小小宋的时候，黄埔军校，在我小小的心灵里简直是传奇般的存在。大人们津津乐道的诸多传奇之中，“蒋校长不杀黄埔生”便是其中之一，且每每说到这里，都要举出黄埔1期的陈赓同学做例子——没办法，毕竟我们生活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对“其他”黄埔生知之甚少：学生再怎么拼命反对校长，校长自始至终网开一面——好像“天子门生”人人都有“免死金牌”一般。

　　后来，小小宋长成了小宋，知道了校长也有怒斩黄埔学生的事儿，不过，那都是例外，例外而已。毕竟，校长是个非常护短的统帅。

　　小宋变成了大宋之后，我才明白，哪里有什么免死金牌?哪里有什么护短的统帅?且不论两大阵营之间的你死我活(专文另述)，即便是“浙黄陆一”，法不容情处照样“立即执行”!只是，总裁手谕毕竟凤毛麟角，可中华民国多的是各级政府，地方实力，上司翻脸，甚至方面大员的假公济私……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无处不在的军统局的可怖影子，况且，除了两党之外，还有一个第三党的存在……总之，黄埔系被处决的路子并不少，就看你想选择哪一条!

　　当然，校长“慈悲为怀”，视黄埔生如同己出，都是打天下的基本队伍，如同能提拔的尽量提拔一样，能原谅的尽量原谅，能宽容的尽量宽容，能给一条生路的尽量给一条生路……比如对待《蒋公日记》面世后，凭借日记而“永垂不朽的”黄埔1期生郭济川：

　　郭济川，又名：渠川，1900年出生，江西泰和人;郭家世代务农，有四亩地，粮产自给。本人县立高等小学校毕业，江西省立第一中学肄业，任本村国民学校教员两年后，改习商业，于商务印书馆服务四载，任司理账目及帮办函牍之职。

　　1924年5月，由郭森甲(曾任国会参众两院国民后援会会长)、翁吉云(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2及第8区分部支部长)介绍加入国民党，同月，由茅延桢、曹石泉(分别任黄埔军校第1期第2队队长、分队长职)介绍报考黄埔军校，编入第1期第2队学习，毕业后参加第一次东征，任教导第2团排长。

　　1925年4月29日，与见习官李士官在梅县携枪械潜逃，后被缉捕，不久获赦罪退伍。

　　据蒋公日记记载：“5月3日，……郭渠川，江西人，第一期学生，竟敢于放哨时率队潜逃，余引为革命军第一之污辱，几欲自杀。”

　　看到没有?校长想到的居然不是杀学生，而是自杀!

　　本来，我写黄埔军校史的初衷，并非为那些黄埔出身的、功成名就的、抑或身败名裂的将军们树碑立传，而是为了关注那些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里，被时代的洪流淹没了的、或逆流而上或随波逐流的个体的命运。比如这位差点让蒋校长自杀的学生，就是我所感兴趣的。然而，他后来的经历已不可考，但作为进入蒋公日记的第1期生，也算是“青史留名”了。诸位看官如果有谁了解此人此后的经历，尚望不吝指教!

　　然而，校长又是一位严于律己的职业军人。在1925年的日记中，有不少自责的文字，如：

　　1月18日……九时后起床。晏安如此，尚能立业耶，戒之!

　　1月25日……八时后起床，宴安如此，岂足为人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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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0日……今日暴躁过甚，须视部下如子弟，作为孩子气之童子。

　　2月1日，今日心神尚能自勉，惟见色心动，戒之。

　　……

　　看到没有?这样一位偶尔早上八点起床都要自责的校长，自然也是严于律人的，自然是会更严于律后生的!虽然有的黄埔学生后来在回忆军校生活时，会提及每天黄昏后，这位律己律人律后生的校长与陈洁如及儿子纬国在校园内散步的温馨画面，但黄埔军校毕竟是一所军校，而且是一所纯爷们的军校，所以铁血是其本色，《革命军连坐法》是其必然!

　　撇开并不存在的所谓“赤、白黄埔”，按照死神光顾的顺序，我说完了黄埔3期生中被处决的同一阵营的“天子门生”，再来说说黄埔4期生中被处决的同一阵营的“天子门生”：

　　黄埔4期生中被国民政府处决的国民党人(四)：周庆祥(1904-1948)，原名：周昭桐，字：云亭，山东夏津县城北陈庄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国民革命军整编第32师师长，中将军衔。

　　周庆祥出生于富裕农家，幼读私塾，后相继就读于夏津县第一高等小学、东昌二中。

　　1926年3月，周庆祥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步兵科学习。10月，军校毕业后，周庆祥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先后任见习官、排长、连长等职，随部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9月，周庆祥随部在南京东龙潭镇参加对孙传芳部的战役。

　　1932年，周庆祥随部参加了对工农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作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庆祥升任国民革命军第3师(师长李玉堂，黄埔1期)第18团上校团长。

　　1938年5月至10月，周庆祥率部参加武汉保卫战。7月，在九江湖口一役，所部伤亡惨重，开赴湖南衡山补充兵员，整训达半年之久。

　　1939年2月中旬，日军进攻南昌，周庆祥率部随第3师至江西修水阻敌，部队损失严重，南昌会战结束后，周庆祥随第8军(军长李玉堂)第3师(师长赵锡田，黄埔4期)转移至湖南湘潭整训。9月，周庆祥奉命率部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

　　1940年4月，军政部决定将国民革命军第8军和第10军合并整编，准备派遣入缅作战。5月6日，李玉堂就任合并后的国民革命军第10军军长，第3师师长赵锡田兼副军长，所部移往沅陵、桃源整训。但是随着远征军在缅甸的失利，第10军入缅的任务亦随之取消，但第10军仍受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并被列为战略预备军。7月，赵锡田调任国民革命军第63师师长，周庆祥升任国民革命军第3师中将师长，率部转战湘赣一带。

　　1941年9月和12月，周庆祥率第3师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结束后，军委会向国民革命军第10军颁发“泰山军”的荣誉称号，其所属三个师也分别颁授荣誉旗。1月24日，第10军军长李玉堂因功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0军军长。3月，李玉堂辞去第10军军长兼职，专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黄埔3期)擢升为第10军军长，第3师师长周庆祥与军长李玉堂一起因功荣获青天白日奖章，成为了该勋章的第95和96位获得者。

　　1944年5月下旬至8月上旬，周庆祥率国民革命军第3师参加长(沙)衡(阳)会战。6月18日，长沙失守，日军乘胜进攻衡阳。周庆祥师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10军展开衡阳保卫战。6月28日，第10军重创日军。7月11日，日军再度大举进攻衡阳，国民革命军伤亡惨重。8月16日，日军攻入衡阳，国民革命军展开肉搏战。因为没有后援，第10军军长方天觉下令全军缴械投降。至此，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以失败告终。周庆祥被俘后约20余日，在军统湖南站特工协助下，与第10军军参谋长孙鸣玉(黄埔7期)一同脱逃，出走至广西，收编散兵，重建国民革命军第3师。年底，该师奉调先后到重庆、汉中整训。

　　1945年2月，周庆祥升任重建后的国民革命军第10军(军长赵锡田)副军长。抗战胜利后，国民革命军第10军被缩编为整编第3师，赵锡田出任师长。

　　周庆祥的名字虽然喜庆吉祥，但打起仗来却异常凶狠不要命，在抗日战争中率部参加过无数著名战役。自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后，周庆祥一直在第3师服役，已先后伺奉过钱大钧(黄埔教官)、陈继承(黄埔教官)、李玉堂(黄埔1期)、赵锡田(黄埔4期)等多位师长，原本以为自己此时能顺位晋升整编第3师师长一职，却不料早已调离第10军、出任第63师师长及第100军副军长的黄埔同期同学赵锡田此时又挟曾活捉新4军军长叶挺的显赫业绩回任第10军军长，从而顺理成章地接任了整编第3师师长职务，而周庆祥却只能做同期同学赵锡田的副手，令周庆祥心中十分憋屈。周庆祥一向不服赵锡田的资历与能力，加上赵锡田又是顾祝同的外甥兼连襟(有点儿乱)，让周庆祥愈加觉得赵锡田是仅凭裙带关系才自军校毕业后一路碾压自己的，不甘久居人下的周庆祥于是断然放弃了原职。

　　1946年春，周庆祥只身回到山东老家，投奔老乡、黄埔3期学长、，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先后出任中央训练团第19军军官队总队长，山东省训练团少将教育长、团长等职。

　　1947年10月，周庆祥替换在鲁西南战役中败战的唐永良，出任重建的杂牌军国民革命军整编第32师中将师长。

(顾祝同)

　　1948年3月，在胶济路西段战役中，周庆祥率部与解放军作战，遇见同样打起仗来异常凶狠不要命的许世友。在周村，整第32师遭到包围被歼，周庆祥化妆逃出，归队后遭扣押，被蒋校长电召到南京，交国防部军法局会审。

　　根据会审记录，作为守军整编第32师师长的周庆祥，由于疏于戒备，所部万余人，与解放军接触不到三小时即被突破。而由国防部监察局派驻在整编第32师作为监军督战的战地视察官严仲翔，当时曾要求周庆祥死守周村。可是，周庆祥无视战地视察官的命令，趁当时混战之际，擅自脱离部队，只身逃出周村。战地视察官严仲翔却在周村即将被破之时，自杀身亡。

　　战地视察官是当时国防部以及蒋委员长对军队进行监管的一个特殊手段，亦被称为“总统特派战地视察官”或“总统府战地视察官”，而周庆祥竟敢无视战地视察官的要求，更造成战地视察官丧命，据说也是造成周庆祥被处决的原因之一。

　　1948年7月10日，据国防部军法局报告：“该师长周庆祥不尽其应尽之责，临阵退却属实，依法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提庭宣判，验明正身，绑赴本京东炮台刑场执行枪决”，也就是南京城南雨花台，年44岁。

　　临刑前，周庆祥给妻子写了一份亲笔遗嘱："新华我妻，余与你永别矣。望你在混堂桥与立起儿重立门户，以便后代有家可归也。双亲处更望特别代我奉养，并将我之尸体运至混堂桥。我于抗战守长沙衡阳所受之勋章亲交立起儿纪念，我之青天白日勋章更不可遗失。特嘱!周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