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抗日根据地是我党统战工作的成功典范
来源：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东浙南分会   2018-01-18 14:27:00

　　审时度势 决策制宜

　　事实上，早在浙东根据地初创之前，当卢沟桥头抗战的枪声一经响起，全国上下立刻风起云涌，掀起了同仇敌忾、以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浪潮。面对存亡绝续的危难时刻，始终以民族意志和群众利益至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义无返顾地展示出包容天地的勇气与胸怀，顺应了“宁为抗日死、不作亡国奴”的潮流，捐弃前嫌，大义凛然地主导并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从而在全国范围各个地区、各个阶层推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

　　于是，从长白山到海南岛，包括黄浦江两岸到杭州湾南北，无数有血性的仁人志士和青年才俊，纷纷响应党的号召，就地集结、揭竿而起，利用各种名目组成了保国卫家的武装力量。在沪杭甬地区，就出现了江南抗日保卫团、淞沪青年抗日工作团、浦东游击队、鄞西飞鹰团、定海吴榭自卫队，还有苏浙别动队、忠义救国军、宁波自卫总队、三民主义青年团鄞西区队等等。尽管其中鱼龙混杂、不乏社会上浑水摸鱼的投机成分。但是经过我们党组织锲而不舍的团结、争取和改造、锤炼，有不少终于逐步成为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子弟兵和党的忠诚战士，成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力量来源之一。

　　据笔者掌握的尚不完整的资料，连当时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第三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兼上海通讯处主任”的原全国政协常委王艮仲先生，在事隔将近半个世纪的1985年还记忆犹新地回忆说：“那年(一九三八年)春夏之间我在武汉，接触到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我到上海后，即公开表示，团结有志之士共同抗日。我找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合作。我通过盛幼宣找到了林钧，又通过林钧找到郭君毅，又找到了金学成。我与他们合作，组织了一个抗日团体，名叫‘淞沪青年抗日工作团’，筹备组织一支抗日游击队。”①

　　针对当初时势，上海地下党组织遵照中央有关指示、本着统战精神迅即作出回应，有理、有利、有节地借助国民党内部左派力量的斡旋，很快组织力量，就地投入武装抗战。如1937年10月由张爱萍指挥的五百勇士以“苏浙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名义在华漕镇吴淞江畔同日本强盗的殊死搏杀，与“八一三”四行仓库八百勇士英勇抗敌的业绩同样彪炳史册。②

　　同时党组织还调动党内同志以各种公开身份为掩护，在顾祝同、韩德勤、戴笠等国民党魁控制的上海市区及周边地区迅速恢复、建立起联络、情报网络，如闸北的五卅小学、华华中学、难民收容所、法租界霞飞路的华国小学、南市蓬莱路的大川书店等等，而且陆续有林钧、吴建功、周大根、郭君毅、连柏生、朱亚民、朱人俊、姜文光等分别接受江苏省委暨浦东工委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指示，在上海四郊、特别如浦东，分别组织起归我党直接指挥的抗日武装力量，并按照“灰色隐蔽、积聚力量”的党内指示，各自取得自我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灰色番号。

　　其时在浙东地区，同样也有朱镜我、鲍浙潮、秦加林、林一新等等党内同志，也相机调动各种关系，在各区各乡迅即播下抗战火种，隔杭州湾与浦东相呼应。在当时中日双方及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的政治经济重心和敏感地区迅速打开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局面。

　　正是得益于在抗战大潮涌动初期遵照党内指示所奠定的统战基础，因而当1941年初宁绍沦陷、上海及浦东地区抗战形势一度逆转并严重恶化的关键时刻，党组织相机作出“浦东部队在不得已时，只好反正，向余姚或杭州以北敌后一带活动。……为使该地区部队可以立脚生存，即可派谭启龙等，携带电台前往主持”的决策③，使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一年多时间内，以统战策略为依托、陆续利用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三、第五支队以及伪十三师五十团反正部队名义，分批由浦东从容驾船南渡杭州湾登陆，并及时取得“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第四大队”(简称“宗德三大、四大” )、“苏鲁战区暂编第三纵队(简称“苏鲁暂三纵” )”等番号作掩护，通过在相公殿、梅园村一带英勇杀敌，受到当地民众欢迎和各方势力的默认，进而逐步与浙东地下党组织融合而终于立稳脚跟。④

　　由此可见，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从一开始就始终是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统战政策的指引，结合天时、地利、人和，凭籍一大批忠贞之士灵活机动、前仆后继的团结奋斗，一方面致力于构筑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也依靠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才得以深入发动各阶层群众、燃起人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一步一个脚印地迈向辉煌的胜利。

　　一以贯之 全力以赴

　　1942年6月，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等领导同志肩负党中央和华中局首长的嘱托和期望先后到达浙东，并成立了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

　　7月18日，谭启龙同志在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综合敌、我、友三方情况，说明浙东敌后斗争形势一开始就是三角斗争形势……敌人在重要城市及交通线占绝对优势，但在广大人民中，(我们)在政治上保有相当优势。要在远离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敌伪的夹缝中求生存发展，武装斗争是首要条件;而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则是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条件。谭启龙主持浙东工作后提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团结浙东敌后各党派人士、各友军、各地方政府、各阶层人民、各宗教团体，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为坚持浙东敌后斗争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⑤

　　历史证明，这一方针高屋建瓴、掷地有声，迅速、及时地统一了当时浙东地区分别来自华中、浦东和浙东当地党内各级干部的思想认识，为浙东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不断成长切实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与保障。

　　首先是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和党的领导，这是一切工作、包括组织和完善最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首要前提。没有武装斗争，就无法抗击凶恶残暴的日寇、无法立足于沪杭甬东南沿海、也无法保全自己和保护群众;而没有党的领导，就无法统率部队、发动和取信于民众，无法在鱼龙混杂、群雄无首的浙东地区建立声望、竖起我党领导的武装抗战的旗帜。

　　同时对外则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号召，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主动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为抗日民主政权的成功创建积聚人气，创造条件、开拓空间。

　　立足于这两项重要的原则之上，通过上下一致、长期艰苦的作战和细致扎实的工作，我党领导的部队不但在浙东地区站稳脚跟、从日寇手中夺回了大片国土、歼灭了与人民为敌的艾庆璋、田岫山等顽固势力，因而令日、伪、顽闻风丧胆;还成功地争取和改编了张俊升部队和为患四明山区六十余年的王鼎山等绿林武装，赢得了浙东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信赖和支持，也赢得了许多闾里贤达和开明士绅的敬佩和推重。如古窑浦的虞家芝，洞桥的虞才章，龙山的朱祖燮，三七市的叶志康，三北、四明地区的毛契农、李志标，金萧地区的吴山民、郭静唐、钱之棼，诸暨的何燮侯，慈南的李纪佑，鄞南的周华堂，鄞西的边春甫，上虞的俞渭川，嵊县的张仲愚，还有浦东南汇的王艮仲，祝桥的杨春发，老港的蒋如楼等等一大批有识之士，他们在代征粮款、采办武器、运送物资、通报敌情、掩护干部和伤病员、建设家乡等方面，为浙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和根据地的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较大作用，使得互相之间在抗日救国、共同对敌的艰苦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情同手足、生死与共的同盟关系，添上了色彩浓重的精彩篇章。

　　而更重要的是，在武装抗战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浙东区党委和司令部适当其时地通过“二五减租”和“三三制”等举措，真心实意地带领社会各阶层投入到轰轰烈烈、共同构建抗日民主政府的宏伟事业之中，充分展示出中国共产党与各界民众肝胆相照、休戚与共和取信于民、建政为公的精神风范，因而在当地乃至全国舆论界、在浙东父老乡亲心中都树立起永不磨灭的丰碑。

　　浙东人民正是通过亲眼目睹的对比和区别，得以认清只有共产党的队伍才是真正“杀敌不扰民”的子弟兵，而非浙东地区当时比比皆是的出没无常、毫无民族气节的各种“游吃队”和“游劫队”，进而认准共产党的道路才是真正能够挽救中国、造福百姓的道路而赋以真诚的拥戴。

　　休戚与共 风雨同舟

　　我们现在重温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光荣历程—— 从1942年前后部队南渡三北、建立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到1943年4月梁弄解放、先后创建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和浙东临时各界代表会议，最后在1946年10月欢庆抗战胜利的凯歌声中奉命北撤。——其间的时间跨度虽然只有四年多，然而取得的丰硕成果和成功经验令人振奋和景仰，而且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面临新的时代使命和严峻的考验，更加需要我们严肃、认真、清醒地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共同进行探讨和作出抉择。

　　如前所述，每当历史的脚步与国家的命运进入到一个危难的时刻或转折的关口，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历史悠久、有着数不清恩恩怨怨的民族，迫切需要的并不是大家纠缠于如何清算陈年欠账以致枉费时间和精力，而首先是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就象抗战初期屹立于中华民族心目中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一样，刚毅果敢、责无旁贷地站起来力挽狂澜，为全国同胞指明一个方向、奠定一个稳定而巩固的政治合作基础，而且能够光明磊落地团结和统率全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以免神州大地沦入四分五裂、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

　　这个领导核心，必须具有清醒的头脑和恢弘的气度来正视历史和现实，并且具有足够的力量和韧性，雷厉风行、振聋发聩，就象当年的党中央一样，能够站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高瞻远瞩，理智地权衡利弊、明辨轻重、分清敌我友，果断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收揽人心和激励民气，全力构建目标一致而基础广泛的统一战线，同心同德地为中华崛起与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努力奋斗。

　　其次需要的、而且同样不可或缺的是，同处于这一阵线之中的各个方面军务必同心同德、肝胆相照，而不能同床异梦、互相算计或各打算盘。尤其是作为组织者和主导方的整个队伍内部，必须从高级将领到每一个普通战士，都能光明磊落、积极主动地秉承和贯彻整个领导核心所指定的每一个战略部署，在与所有同盟者相处之间善于求同存异、和衷共济，始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甚至在紧要关头，宁肯牺牲自身利益，也要争取保全友军;而不是意气用事、苛求对方。就象浙东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谭启龙、何克希等，在烽火连天、戎马倥偬之中，仍然一如既往的礼贤下士、推心置腹地与统战对象相过往，以致在浙东地区至今留下不少诸如“谭政委庵东会盐民”、“何司令单刀三赴会”、“吴山成献枪输财”、“普明和尚参军杀敌”、“朱祖燮兴学育人”、“毛契农设厂拥军”、“王鼎山弃暗投明”、“杨蕴荪慷慨就难”、“何燮侯秉公执言”、“张仲愚两肋插刀”、“顾小汀仗义守节”、“王艮仲风雨同舟”等等脍炙人口的美谈;受此鼓舞，苏南、浙东大地上到处是“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当地百姓纷纷把亲属子弟送上抗日杀敌的第一线，而稀有卖国求荣、谋私敛财、进而千方百计将家人与金钱转移出洋的懦夫窃贼。

　　注 释：

　　① 引自王艮仲1985年1月31日《致浙江省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② 引自《上海市闵行区革命遗址普查资料汇编》第128页：《关于苏浙别动队第一支队第

　　三大队华漕抗日遗址调查报告》

　　③ 引自《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第7页：刘晓1947年10月27日《致陈丕显》

　　④ 引自《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第145页：朱人俊《从浦东到浙东》

　　⑤ 引自《统战与政权建设》第265页：胡新苗《浙东抗日根据地上层统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