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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东抗日卫国协进会与战时任务大队
来源:政协宁波市江北区委员会 江北史志 程丽珍   2018-03-24 15:35:24

  (一)

  1937年7月7日,日军侵犯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紧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将拟公布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就宣告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然而,由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不断扩大侵略范围,把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火车站,淞沪战争爆发。

  淞沪会战后,蒋子瑛、杨照诚等一些失业失学的知识青年陆续回到故乡庄桥,这些回乡的知识青年,都有强烈的抗日救亡热情,经常在母校晋群小学相聚,谈抗日道理,讲抗战形势,教抗日歌曲,同时,向同学详细讲述日军在上海闸北、虹口一带狂轰滥炸、肆意残杀上海人民的滔天罪行。当年11月上海沦陷,不久杭州沦陷,晋群小学的历届毕业生纷纷从沪杭逃难回家乡,这些逃难回到家乡的失业失学的青年常到母校,与老师们一起评论时事,谈论抗日形势,控诉日寇残暴罪行,倾吐自己抗日救亡的心事,摘抄由上海寄来的《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的评论、通讯等,相互传阅。晋群小学成为抗日救亡宣传的阵地,也为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创造了条件。(放一张晋群小学师生合影)

  此时,晋群小学校长严式轮提出,应该组织起来,尽些抗日救亡的义务。经同教师们商讨,参照上海等地的经验,组织“慈东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宣传队一成立,晋群的历届回乡毕业生,都先后前来参加宣传队,这支宣传队活跃在慈东地区各乡村,深受群众欢迎,具有强大的宣传力量。宣传的形式有写标语、出壁报、展示漫画、组织剧组到各乡镇巡回演出等等,壁报内容为时事分析、本县风光、战时通讯、时评、抗战文艺等,分发到所属各乡镇的交通要道口张贴,供民众阅览。同时,为出征军人家属演出《三江好》、《重逢》、《血洒情空》、《大除夕》等救亡话剧,在巡回演出中,深受各乡镇群众好评。除此,还普遍教唱抗日革命歌曲,如《打倒东洋》、《枪口对外》、《囚徒歌》、《义勇军进行曲》、《国共合作进行曲》等等,宣传工作轰轰烈烈,全区抗日歌声四起,民众抗日热情高涨,宣传队足迹遍及慈东区各乡镇。(11放一张慈溪县抗日救亡工作队到山岙岙演出)

  1938年5月,去山西学习的金如山、徐永绥、胡寄梅回到晋群小学,虞玉成被分配到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工作。邵明、朱兆祺(洪山)、孔平(孔令嘉)也从山西来到晋群小学。5月,中共慈溪县工委(后改为县委)在晋群小学附近的徐永绥家成立,先后担任书记的就是晋群小学教师周朴农和金如山。中共宁绍特委王文祥、邢子陶、顾春林、竺扬、陈明华等同志也来过晋群小学。这样,从1938年5月到1941年4月,晋群小学就成为县委机关所在地和中心联络点,慈东也成为宁属特委的活动重点及特委机关所在地之一。

  (二)

  中共慈溪县工委的成立,标志着慈东的抗日救亡工作有了党的领导。县工委一成立,就在五一节召集附近十来个小学的师生,在晋群小学操场上举行庆祝大会。会后决定将原在晋群小学的慈东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扩大为“慈东抗日卫国协进会”。为搞好统战,争取合法,由严式轮向国民政府作口头备案。经组织动员,慈东大部分学校的教师、部分医生、乡镇公所工作人员及政工队员都加入了协进会。于是,召开成立大会,讨论了活动的工作大纲,决定以校为单位,发动学生,成立宣传队,同时出版铅印的不定期刊物《慈东抗卫》,分发给各校、各乡镇公所及社会各阶层,扩大宣传作用。是年暑假,协进会在长石桥区校举办“慈东青年抗日训练班”,请国民党慈溪县县长章驹来讲话,并请他当训练班主任,由县抗日后援会出经费,参加者以慈东的青年和小学教师为主,还有慈西、慈北各区和外县来的,共有70余人。训练班由县工委直接领导,按照八路军学兵队的课程内容,上政治课,搞军事训练,并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939年初,协进会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全县,城南、城北及城西都成立了分会。各分会成立后,在县城体育场举行一次武装游行示威,请县抗日后援会负责人章驹、周聘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等前来检阅,他们点头赞许。但周聘三是个反共分子,事后周认为游行队伍打扮像八路军,要手下人注意。因此,协进会请洪塘小学校长许丹生担任会长,严式轮任副会长,在党的领导下,掌握协进会的实权。此后,县党部特务经常到晋群小学走动。国民党内下达《防止异党活动》的反共条例后,周聘三还把严式轮叫到县党部查问,说“晋群小学里有共产党的县党部,金且安(金如山)是书记”。鉴于金如山面貌已暴露,就改由陈卓领导。到1940年,在抗日卫国运动中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协进会”被勒令停止活动,但各学校的宣传队继续活动,高唱抗战歌曲。

  (三)

  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抵抗,慈溪随时有沦陷的危险。积极主张抗日的国民党慈溪县县长章驹提出组建几个战时任务大队,以显示群众的抗日力量的想法。1938年冬,中共慈溪县工委得知消息后,即委派负责统战工作的严式轮向章驹推荐了一批中共党员干部,得到了章驹的同意。12月,由县抗日卫国协进会出面,正式成立慈南、慈北、慈东3个战时任务大队(后改为战时服务大队)。慈东战时任务大队由杨照诚[1]任大队长,朱兆祺(朱洪山)、庄鸥、余瑾(余也萍)、洪文道、翁心惠、杜秀白等都参加了战时任务大队。慈东战时任务大队组织起来后,首先对广大队员和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教育,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团结起来,抗日救亡”等口号,继续展开规模更大的抗日宣传,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各种合法斗争。(12放一张杨照诚照片)

  为安定抗日后方,开展生产自救,配合庄桥镇政府组织群众力量,首先刹往乱抓壮丁、赌风泛滥、盗贼峰起之风。战时任务大队从严厉打击社会上不法行为着手,破除迷信,肃清反动道会门的歪风邪气、禁止赌博。同时开展生产自救,积极筹集资金,开办土纺棉纺厂,组织家庭妇女土织毛巾,解决战时的经济困难。

  打击囤积居奇的奸商,平抑米价。抗战初期,因战乱之故,交通中断,致使米价日益上涨。庄桥镇米商囤积居奇,群众排长队买米,曾踏死一个箍桶匠。1940年6月的一天,一个奸商将300石大米装船偷运出口,被杨照诚大队长等12名队员在垮塘桥查获扣留,报请县政府处理并召开保民大会。大会一开始,台下群众掌声如雷,齐声高呼“没收”“没收”,后来决定以每石11元的价格卖给缺粮的群众,这一决定作出后,极大地震动了人心,连旅居上海的士绅得悉此情,也来电庆贺。

  此外,刹住抽壮丁徇私舞弊的歪风。1939年春,国民党政府不按他们自己制定的兵役法抽壮丁,而是滥捕战时服务大队队员去当兵。同时又严重徇私舞弊,不抽有钱有势人家的壮丁,群众对此非常不满。战时服务大队与群众站在一起,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决定以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兵役法(独子免役、长子缓役)作为合法斗争的依据。由中共庄桥镇党支部负责组织战时服务大队队员,对应抽壮丁进行摸底排队,主要摸清地主、资本家子弟已挨到签号还未去服兵役的情况。此外,搜集一些群众对于乱抓壮丁的反映。为了团结抗日,他们用“先礼后兵”方法,由战服大队出面,请了镇公所事务员随带壮丁签号簿到战时服务大队部,战时服务大队领导同几名队员接过签号簿一查,发现慈城同章洋货店和二成典当铺老板的儿子,抽到的是2号和3号签,但都没有抽去当兵,当场就严辞质问事务员为什么不按签号抽丁。在场的队员和群众,听到2号、3号都还没有抽去当兵,都非常气愤,异口同声地跟着追问:“为啥不抽2号、3号,倒抽80多号去当兵”?“为啥光抓穷苦农民去当兵,不抓有钱人家的壮丁?”在群众的愤怒斥责下,事务员吓得乱抖,起先还狡辩说是2号、3号抓不着,最后在事实面前,只好认错求饶。反对抽壮丁徇私舞弊,在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下,斗争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支援抗日前线。1940年7月17日,日军第一次侵犯镇海,驻守镇海的守军和后援部队的五昼夜英勇反击,收复了镇海县城。战时服务大队23名队员,携带担架、急救包、药品赴镇海支前。此时,正值盛夏,战时服务队员冒着酷暑和敌人猛烈的炮火救护受难同胞,抢救伤兵,并把抢救出来的伤兵转送到镇海和宁波医院治疗。杨照诚等还向遭到敌机轰炸的灾区馈送慰问品。敌溃退后,战时服务大队还在镇海城镇演出抗日剧本《公愤》和《生与死》。剧情是与日本鬼子、汉奸斗争者生,屈服者死。两剧演出后,群情激昂,异口同声高喊“团结抗日,一致对敌”。此后,国民党镇海县党部书记沈友梅致电慈溪县党部向战时服务大队表示感谢。从此,战时服务大队在群众中的信誉更高了。

  杨照诚为建立战时服务大队,曾多次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一次是在国庆节化装演出平型关大捷时,杨照诚担任主角,宣传八路军打垮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话出于杨照诚之口,顽固派就收集他“赤化”证据,杨照诚被庄桥警察所拘捕。当夜抄家,抄家时把杨的婴儿抛掷在石板上,脑壳出血休克(后成了终身残废),因查无证据最终杨获释出狱。另一次是1942年5月12日在庄桥流动施救团办公室,突然闯进一个伪军短枪班,将杨照诚绑架到宁波,反复折磨达12天之久,命其供出“三五支队”[2]情况。中共组织让庄桥镇长钟一棠设法不惜代价营救,最后贿赂伪军姚华康部队的秘书任永康,以8000斤的稻谷赎出。

  慈东战时服务大队坚持活动将近三年,通过大队的活动,发展了党的组织。1938年秋慈东地区只有两个党支部,到1940年,党支部增加到9个。为慈东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杨照诚(1905—1995),庄桥镇新方杨村人。1937年代八一三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1月在庄桥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组织庄桥镇战时青年服务团,任团长,1940年任庄桥支部组织委员,1943年5月被汪伪第十师逮捕到宁波,经党营救获释。1944年4月任丈亭区区长,1947年5月分配秘线上海特派员。1957年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1982年平反。1995年11月22日病故。

  [2] 1942年8月19日,经华中局批准,成立了浙东军政委员会,何克希任书记,对浙东部队实行统一领导。同月,在慈北鸣鹤场成立了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何克希(更名何静)为司令,连柏生为副司令,谭启龙(化名胡志萍)为政委,刘亨云(更名刘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司令部成立后,统一整编浙东的主力部队为第三、四、五3个支队,林达、吴建功、连柏生分别任支队长,蔡群帆、吕炳奎分别任第三、四支队政委,此外,还有南进支队、特务大队、新国民兵团和教导队等,共计1510人,有轻重机枪36挺、长短枪878支。这支被群众称为“三五支队”的抗日武装是巩固三北和发展四明、会稽,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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