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租界各处架起铁丝网,阻止难民涌入
用草席搭成的棚屋就是难民的栖息之所
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血与火的洗礼,战争期间,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国土遭蹂躏,生灵被涂炭,人民被迫逃离家园,形成了数量庞大的难民队伍。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全国难民已达2000万,到1938年7月受战争直接威胁的民众超过1亿人口。日军占领华北后,很多人纷纷将暂时还较为安全的上海租界作为逃难之地。
战前,上海市包括租界在内的人口超过300万。战争初期,每天约有3万人逃离上海,然而,随着上海市郊以及江苏等地的相继陷落,上海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350多万。上海的租界就成了上海战区市民和外地难民避难的场所,仅八一三当天就有6万中国人躲进租界。租界当局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本想拒之门外,但由于难民人流众多,无法阻挡,只得将一些学校和公共场所腾出来,辟为临时难民收容所。以后,随着战火不断扩大,各地难民源源而来,租界当局也无力全部收容,许多难民就只能在弄堂口、马路上栖身。据《立报》载,1937年10月初,上海难民不下130万人,进入租界最高峰时达70万人。经紧急疏散后,租界内人口略有减少。战争西移后,疏散的一部分人口去而复返,而江浙等地区人口大量涌人上海,致使租界人口又一次膨胀。1938年下半年,上海租界人口已从战前的167万猛增到400多万。
大量难民的存在,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是这些人的饮食和住宿无法得到解决。难民舍多为日军袭击时仓促逃命,随身携带的衣物和钱都是非常有限甚至身无分文,除偶尔获得慈善机构的救济外,经常忍饥挨饿,甚至沿街乞讨。为争夺一小份食物,难民中往往发生流血事件。有的难民长期没有食物,只能卖儿鬻女。
住宿条件更是恶劣,大多数难民不得不露宿街头。由于饥饿、寒冷与疾病,几乎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亡。在心理上,难民中人数最多的是战区的农民、工人,他们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工厂,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即使稍有资财的人,由于战争中物价高涨,生活也会日益窘迫。现实生活的压力下,难民难免会产生意识上的危机,希望战争尽早结束,回归家园,无形中影响了对持久抗战的心理。因此,对难民的收容、安置直至教育问题都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乃至全国的抗战。
日益严重的难民问题,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报纸、杂志、广播都曾长篇累牍地谈论难民问题。
在社会舆论的督促下,国民政府决定成立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专职办理难民收容、运输、给养、保卫、救护、管理及配置等应急事宜。1938年初,又撤消难民救济委员会,成立赈济委员会,作为难民救济的最高领导机构。在上海,市社会局长潘公展为抗敌后援会的救济委员会主任,该会曾从危险区域运送难民,通饬各公私学校延缓开学,以将学校作为收容难民的场所;要求因战争停业的娱乐场所也改为难民收容所;潘公展还带领工作人员到仁济善堂办公,指挥难民事宜。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救济难民事宜方面并未起到切实有力的作用,尤其是在上海沦陷后,更无从负起难民工作的责任。 社会救济的社团,包括慈善机构、宗教团体、同乡会组成的民间团体,或爱国人士成立的专门机构,在救济、收容难民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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