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神工——投身抗日洪流的中国科技精英
来源：北京日报   2015-07-07 11:04:59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合影，这张照片中有11位未来的中科院院士。前排左四为叶企孙。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叶企孙（中）、熊大缜（左二）与抗战士兵合影。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根据地民兵在连接地雷。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在经典的老电影《地雷战》中，“一硝二磺三木炭”的火药配方，“不见鬼子不挂弦”的经典台词，早已被几代人熟知。

　　事实上，“一硝二磺三木炭”造出的是黑火药，威力远不足杀敌。真正令侵华日军魂飞魄散的地雷，装填的是成分复杂得多的化学炸药。这些炸药的配方和工艺，不是庄稼汉出身的游击队员能创造出来的，而是由来自中国最智慧的大脑——一群年轻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创造出来的。

　　在当时，称呼他们科学家为时尚早，他们正年轻，风华正茂，是清华大学等中国顶尖学府的学生或青年教师。钱学森、李政道这些闻名遐迩的大科学家，是他们的同辈学人；他们的导师，是中国物理学之父叶企孙；他们当中的汪德熙、葛庭燧，后来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日本侵华，国难当头，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救国杀敌。他们用肥田粉造炸药，用植物油造石油，改进子弹无烟火药，造雷管、造机器……他们是根据地军工事业的中坚，为之贡献了智慧、心血乃至生命。

　　战火颠沛

　　1937年7月7日，开启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变本身事发突然，但这场战争，对侵略者日本和被侵略的中国来说，都不意外。

　　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蓄谋已久，不必多言。国民政府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也已经意识到，中日关系不是战与和的问题，而是何时战的问题，国民政府并为此开始做迎战准备。

　　但是，当时中国与日本之间军事实力存在着巨大鸿沟，军事上的准备远不足以弥补，更何况国民党政府军事上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围剿共产党上。此后的战事进程印证着中日的差距。相对而言，国民政府最有意义的战前准备，是“九一八”之后故宫国宝的秘密南迁，保全了国之重器、民族瑰宝。

　　还有一种“国宝”，也在“九一八”之后悄然准备着南迁。这就是京津两地的大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也是中国科学、文化大师辈出的时代。众多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学人大师灿若星河。在历来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时称北平），特别是清华、北大两所大学，大师大家尤为集中。

　　不但是这些堪称国宝级的大师级人物，即便是他们的学生、当时的大学生，相对于中国的人口基数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万中选一，国家科技的栋梁之材。这其中，很有代表性的要数清华物理系。

　　1929年到1938年的清华物理系，是中国高教史上一个不朽的传说。这期间清华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71人，其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21人，成才率之高世所罕见。当时执掌清华物理系的叶企孙是中国物理学奠基人，新中国“两弹一星”的23位功勋科学家，半数以上是叶企孙的学生。

　　战争的警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就已经敲响。北平的大学师生们忽然发现，战争的烽火已经渐渐逼近了象牙塔。1932年度开学时，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在开学致辞中说：“至于本学年的未来之一年中，能否仍照这样安安静静地读书，此时自不可知。”

　　到1936年，日军进驻华北，“北平已成国防最前线”，北平的国立大学开始筹划南迁。

　　据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回忆，在讨论未来战争期间清华的迁移地点时，“有些人认为西安很适当。我提议迁往湖南，因为我认为日本的侵略决不会远及湖南。尤有进者，湖南生产稻谷，即使日本想要封锁中国，清华教职员和学生也不致挨饿。”在与国民政府、湖南省政府积极沟通下，1935年，清华停建规模颇大的文、法学院大楼，把40万元基建款项转投长沙岳麓山，筹建一套新校舍，以作为华北战事爆发的退路。

　　1936年，清华大学在长沙的新校舍开始建设，战争却没有给新校建成的时间。

　　就在1937年7月7日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学界名流，刚刚受蒋介石之邀赴庐山参加谈话会。结果，谈话会还没开，战争开始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几年中，日本不断挑起局部冲突，从东北向华北不断蚕食着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最初几天，很少有人意识到，预料之中的中日大战已经开始。大部分国人仍认为这是一次局部冲突。

　　但日本这一次的目的不只中国局部。战端一启，日本马上动员了40万大军，启动全面侵华。华北局势急转直下，7月29日，北平沦陷。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的校长，原本要与蒋介石纵论国是，这时只能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紧急商谈三所学校的应变之策。8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南迁，以尚未完工的清华长沙新校舍组建临时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于当年10月25日开学，11月正式开始上课。未及两月，南京沦陷，武汉危急，战火逼近长沙，临大被迫再度迁校至昆明，即为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校歌中“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吟唱的正是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

　　清华校长梅贻琦远在庐山，校务由叶企孙主持。他安排好应急事宜，组织教职工疏散、南迁，随后准备经天津南下。行至天津，却发现海陆交通都被战事断绝，叶企孙当时身染伤寒，只能暂时栖身英租界的清华同学会。

　　这一年，本是叶企孙的学术休假年。按照清华大学的安排，他本该去美国游学休假。滞留天津期间，叶企孙仍有脱离战火赴美的机会。当时天津与国内的交通虽然断绝，但远洋外轮仍在营运。叶企孙的两位助手之一是美籍教授温德，以美国护照为叶企孙提供了保护。

　　但叶企孙选择留在天津。一方面是由于梅贻琦联系到了他，通知了清华、北大和南开合并南迁，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的消息。梅贻琦委托叶企孙组建清华临时办事处，管理清华财物，联络并资助清华南迁师生在天津安全转站。叶企孙滞留天津将近一年，在北平天津往来奔走，成为大量清华师生南下的中转站。

　　另一方面，叶企孙的另一位助手熊大缜这时要离开他，投身抗日。这个变故让叶企孙开始担负起另一项重要而危险的工作。

　　据叶企孙的回忆：“1938年春节后的一天，熊忽然告吾，他已决定要到冀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

　　招兵买马

　　冀中根据地隶属于晋察冀边区，在1937年底逐步形成，是中共领导建立的第一块平原根据地。其位置在北平、天津、保定之间的三角地带，属战略要冲。这个区域群众基础好，物产丰富，经济相对发达，是晋察冀边区的衣粮库。

　　不过，这里并不是敌后游击战的理想场所。冀中以平原为主，缺少高山密林的掩护，它又被平津、津浦、平汉三条铁路动脉围绕，利于日寇大部队调动，八路军则只能用两条腿与之周旋，斗争环境可以说险象环生。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冀中根据地的游击战却打得有声有色。《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等经典的抗战电影，都是取材于冀中根据地的抗战故事。冀中根据地得以不断壮大，除了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机智英勇作战，还有一批平津大学师生的特殊贡献，他们被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称为“边区科学家”。

　　张珍是第一个到达冀中根据地的“边区科学家”。他是辅仁大学化学系助教，中共地下党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家乡河北定县，加入晋察冀边区八路军第三纵队。

　　起初，张珍真的是投笔从戎，带兵打仗去了。他当上了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带领部队打了几次游击战、伏击战，还得到了军区嘉奖。

　　随着冀中军区部队的壮大，装备、物资上的现实困难越发凸显。《游击队歌》中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从敌人手中缴获确实是八路军获取装备的重要途径，但这种方式一来代价高昂，每件武器都要用战士的鲜血和生命去交换；二来所获终究有限，枪炮缴获到手可以用上一段时间，弹药却是打一发少一发，缴获量远远弥补不了消耗。

　　最关键的还是要靠自己，冀中根据地自力更生，着手建立自己的兵工厂。

　　热兵器时代的武器弹药制造，需要非常专业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当时中国的整个军事工业都极为落后，更何况根据地所处的都是科学、文化落后的偏远农村。

　　科技人才，是根据地军工首当其冲的需求。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时部队中学历最高的张珍。张珍在通州潞河中学上学时就入了党，后来考取了燕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因为负担不起学费，又转考辅仁大学化学系半工半读，并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以此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一个张珍远远不够冀中军区所需。吕正操找到他，给他派了任务：“打仗就要死伤人，没有医药不行；通讯也要收发报机；打仗还需要造手榴弹、地雷、子弹、炮弹……”总之，张珍要到北平去“招兵买马”，动员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才到根据地，还要采购药品、医疗器械、通信器材零件……

　　在战争期间，去敌占区采购药品、通信器材零件极为敏感，看上去比“找人”要危险和困难。而实际上，张珍更发愁的是如何“找人”。

　　他很快就在北平建立起了交通站，通过一个学生家长以教会身份为掩护，为根据地输送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而“找人”的任务费尽周章。

　　医生和广播人才，张珍通过地下工作时的关系很快找到了，但根据地急需的军工人才却没那么容易找到。这类人才，首先要专业对口，化学、物理两个专业的师生最合适。这样的人还必须有爱国心，有舍生胆。日寇侵占平津后，多数爱国师生已经南撤。张珍一时并没有明确的寻找对象。

　　在辅仁大学时曾经同住一个宿舍的孙鲁是个很好的人选，他也是化学专业，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可是张珍找到他的时候，孙鲁正患有气胸病，需要定期到协和医院治疗。孙鲁无法到根据地，但是他答应张珍，帮忙寻找、动员根据地需要的人才。

　　孙鲁没有食言。不久之后，他回天津家中过春节，在街头巧遇正协助叶企孙组织清华南迁的熊大缜。孙鲁大学期间曾从辅仁转学清华，与熊大缜住在同一栋宿舍，两人非常熟悉。

　　深知熊大缜为人的孙鲁当即眼前一亮——熊大缜正是根据地军工人才的最合适人选。

　　熊大缜是清华物理系七级毕业，成绩突出。为适应抗日国防之需，熊大缜的毕业论文选择了与军事新技术密切相关的《红外光照相术》。那时候红外光照相技术刚刚出现，中国连普通胶卷都无法生产，熊大缜自己研制出红外胶卷，完成了中国第一张红外照片，深得导师叶企孙赞赏。1935年，熊大缜毕业留校任教，做叶企孙的秘书，平时就住在叶企孙家，师生二人情同父子。

　　熊大缜并没有马上答应孙鲁去冀中根据地，他还要与自己的恩师商量一下。

　　那时，叶企孙本已安排好熊大缜去德国留学，却被忽然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暂时耽搁。一个在科技领域大有前途的青年才俊，要投身战火纷飞的险地，叶企孙不免担心，“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竭力劝阻，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

　　事实上，叶企孙不但没有阻止熊大缜前往根据地，相反，他和弟子一样，满怀赤诚之心投身抗日洪流。这位当时中国的物理学泰斗，又为冀中根据地送去了更多的得意门生。

　　造炸药

　　通过张珍安排的地下交通线，熊大缜顺利地从天津到达保定，随后进入了根据地。

　　初见熊大缜，张珍却有了几分担心。身为原辅仁大学助教，他自己已经经历了真正的战火洗礼，一身戎武之气；而眼前的熊大缜，西服革履，面皮白净，还是个书卷气十足的大学生模样。

　　张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见他穿着西装，就问：‘你能吃苦吗？’他把西装领带脱下一甩：‘你能吃苦我也能，你吃小米饭我也行！’”

　　熊大缜刚到冀中根据地时，这里的军工事业几乎是一张白纸，一缺人才、二无原料，暂时也没有真正的用武之地。他首先被安排到冀中军区印刷所当所长。虽然所做并非所学，熊大缜还是展现了卓越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很快被破格提升为军区供给部部长。

　　也正是在这前后，冀中军区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

　　1938年5月，张珍在与冀中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沙克碰面时，听沙克聊起二分区捡到了一个棘手的“便宜”。原来，二分区在饶阳、安平一带的滹沱河中发现了三艘大船，据说是阎锡山的部队遗弃的。船上满满当当装了几百个箱子，部队战士不知为何物，有人说是炸药。这下让二分区既兴奋又为难。

　　那时候冀中军区部队的弹药，几乎都是靠土法制作的黑火药，做子弹还可以，装地雷和手榴弹就勉为其难了。黑火药的爆炸威力很有限，而且极易受潮，手榴弹扔出去不响是常有的事。即使响了，其作用往往也只是吓唬敌人一下。手榴弹弹壳只能炸开几瓣，没有多少杀伤力。“边区造”手榴弹很长时间都被部队视为聊胜于无的“样子货”。只有在破袭战时拔碉堡、炸炮楼，部队才会拿出真正的军用炸药包，那比金子还宝贵。

　　这三船“炸药”足有几十吨，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可二分区却进退两难。部队知道炸药的威力和危险，没有专业工兵不敢乱动，弃之不理又实在舍不得。

　　张珍一听说有三船“炸药”，马上来了精神，当即让沙克派人领他去看。

　　找到那三艘船，张珍才发现，这些箱子装的其实是可以生产炸药的氯酸钾，离成品炸药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可是张珍还是激动得难以自制，“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天下最富有的人。”他是化学专业出身，在辅仁大学时就为地下党组织制造过炸药。有了氯酸钾，不愁造不出炸药。非但如此，这三艘船上还装了红磷、电线、钢材、锉刀、锯条等等，各种原材料、工具着实不少。这笔“意外之财”就成了冀中军区军事化工的起步基础。

　　熊大缜马上在供给部设立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的研制生产。从平津来到冀中根据地的青年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理工科的人才几乎都被分派到了技术研究社。张珍那时已经是军区卫生部部长，也常被拉到技术研究社参与科技攻关。

　　在这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物理、化学专业人才手中，把氯酸钾变成炸药并不是难事。当然，炸药所需的原料不止氯酸钾一种，他们没有现成的其他成品原料，就用一些可以就地取材的材料，不断试验、改进着炸药配方。

　　氯酸钾炸药很快被研制出来，威力非常可观。但这些青年科技人员所学毕竟不是军工专业，他们能让氯酸钾爆炸，却无法控制它的爆炸。

　　氯酸钾化学性质活泼，与特定物质混合，稍有不慎就会自爆。技术研究社实验的过程中，就发生了连人带屋子都被炸飞的惨痛事故。如果不能让氯酸钾炸药的性质稳定下来，再大的爆炸威力也没有意义。

　　炸药研制一时陷入瓶颈，熊大缜给自己的恩师叶企孙写信，寻求帮助。

　　叶企孙是物理学家，并不能从化学专业上给出什么指导。不过，清华大学化学系也曾经发生过氯酸钾爆炸的事故，叶企孙推测，清华化学系应该有人知道如何稳定氯酸钾。他想到了在北平中国大学任讲师的清华化学系毕业生汪德熙。

　　汪德熙虽然是化学系毕业，却也和叶企孙有密切的师生之谊。据他回忆，在清华求学时，他曾经上过叶企孙的热力学课。那个学年的期末大考，有一道题本来会做，只是因为马虎写错一个加减号，导致答案出错。而叶企孙阅卷时，一点不讲情面地把这道题的分全部扣光。

　　汪德熙觉得委屈，找叶企孙申辩，叶企孙告诉他，把分全扣的原因不是一个加减号，而是因为答案明显荒谬却没有被汪德熙注意并改正，这是科学态度的不严谨。汪德熙深受教育，由此与叶企孙熟悉起来。

　　叶企孙亲自从天津到北平找到汪德熙，动员他去冀中根据地帮助解决氯酸钾炸药的难题。恩师亲自登门，所为又是抗日大义，汪德熙没有二话，当即答应。汪德熙学的化学也不是军工，为了不负所望，他还专门到图书馆查了几天的资料，临时突击恶补了氯酸钾和炸药的相关专业知识。

　　熊大缜去冀中根据地时，叶企孙在仓促之间满是挂怀担忧，到了动员汪德熙去冀中时，他已经思虑周详地为之提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