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报》：冀东抗战一面旗(组图)
来源：环渤海新闻网   2015-08-18 10:25:23

　　

　　油印版的《救国报》

　　

　　马宗周、吕光、顾宁、傅惠轩烈士

　　

　　1941年救国报社部分同志在鲁家峪的果树下合影

　　编者按：

　　早在1923年，李大钊就在《报与史》一文中写道：“报的性质，与记录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抗日战争时期，冀东地区第一张党报《救国报》(今《唐山劳动日报》)的创建与发展历程，正是我党运用新闻武器引领冀东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历史的忠实记录，成为冀东党组织的喉舌和冀东抗日烽火中的一面旗帜。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回顾《救国报》的发展历史，它所经历的在芦各寨、鲁家峪、长城内外各个时期的战斗生活时，日倍感亲切；更加怀念那些为党报事业贡献出宝贵生命的新闻战士。

　　回望：抗日烽火遍冀东

　　冀东地区，北据长城、南邻渤海、西扼京津，京奉路(也称北宁路，今京沈线)贯穿其中，是华北与东北之走廊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近代兵家必争之地。

　　据我市著名党史专家李成民介绍：抗战时期，冀东泛指天津——北京——古北口一线以东、长城以南的河北东北部地区。按旧制包括临榆、抚宁、卢龙、昌黎、滦县、乐亭、丰润、丰南、玉田、遵化、迁安、宁河、宝坻、蓟县、三河、香河、通县、顺义、平谷、密云和唐山市。南邻渤海，北据燕山、长城，与热河、辽宁省相连。也是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侵华日军入关后对这一区域的侵略时间最早，统治最为系统和严密(1935年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其控制手段也最为残酷。大扫荡、屠村、集家并村、人圈、千里无人区，把冀东大地上的美丽乡村变成炮火硝烟下的一片片焦土。

　　依李老梳理的脉络，我们对冀东抗战情况进行了简单的历史回顾：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侵华日军也更为加紧了对冀东地区的侵略和控制。华北日本驻屯军从8000激增至2万余人，其中1.3万分驻冀东之通县、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临榆等地。日军屯兵西移，呈现出待机兵犯华北腹地的态势。7月底，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迁至唐山，北平、天津沦陷后，日本指使汉奸王克敏等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合并，将其原属22县，划归河北省，改称“河北省冀东道公署”，开始了日伪狼狈为奸的残暴统治。

　　然而，这一区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重要区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是中国早期工农革命运动重点地区。“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在各地持续发动了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支援了长城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东人民的抗日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1938年春，中共河北省委遵照党中央关于与八路军挺进冀东紧密配合、组织冀东暴动的指示精神，发动了汇集10万武装力量的冀东抗日大暴动。随着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冀东地区的革命斗争也转为以坚持为特点的敌后游击战。相继建立起腰带山、鲁家峪、盘山等多个游击根据地并成立了抗日民主县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冀东人民革命斗争融入到全国抗日斗争的洪流中。

　　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从中央局起一直到省、区党委，以及比较独立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并作为党委与宣传部门的中心任务。是年冬，中共冀东区党分委开始建立宣传工作，翻印《党建》《论持久战》等一些书籍。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及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遵化西南的芦各寨建立《救国报》社，社长马宗周(曾化名崔林、李杉)。

　　发声：曾有这样一座小学校

　　查阅《冀东报史资料》，发现一篇经历过冀东革命的老报人肖铃写于1982年的专访，记述了有关《救国报》诞生地芦各寨、鲁家峪的变化情况。我们也就此拜访了这位新闻前辈。年逾九旬的肖铃鹤发童颜、声如洪钟，谈到《救国报》的情况如数家珍、一往情深。肖铃的回忆和如今仅存不多的文字资料中，最多的记录是在芦各寨曾经有过一座小学校，首任社长马宗周是以小学教师的身份开始了抗日《救国报》的创建工作。

　　要在敌人控制最为严密的占领区建起宣传抗日的报社，难度之大可以想见，任务艰巨而光荣。马宗周时任抗联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宣传部长徐志传达办报的任务之后，马宗周迅速来到芦各寨进行实地调查。

　　芦各寨，群山环抱，这里既有适于长驻又便于转移的地形，还有已经发动起来并经过斗争考验的抗日群众，而且敌人把这一带认作“治安民区”，诸多因素均适合报社不宜经常移动的特点。马宗周把党组织为他配备的助手刘海山安排为芦各寨小学校工，动员了该村的冯国玺(杜风)、尹铭钰(范捷民)、严德成(刘敏)同志参加，分担抄收、编辑、刻版、印刷、发行等工作，并挖掘秘密地洞、利用养蜂的果园作掩护，组成了最初的《救国报》社。

　　在敌后游击区办报的环境异常艰苦，稿件撰写也极为困难。敌人来了，他们必须迅速把稿件、蜡纸、钢版藏好，拿着课本装作到教室给学生上课，骗过敌人的搜查。敌人走后，再投入紧张的后续工作。芦各寨小学校长计明达曾在回忆《<救国报>创刊的一段经历》一文中写道：“一天早饭后，我与崔林(马宗周)正在屋里审阅刚刚刻好蜡版的《救国报》报稿，突然，听到窗外有穿皮鞋的走动声，抬头一看，日军已到窗外，在这万分危急时刻，我和崔林立即将蜡纸扯碎吞入肚里，刹那间，长安队长已来到我们面前，幸好未翻箱倒柜地搜索，好歹应付过去。”

　　最为艰难的还是消息的闭塞。那时报社仅有的一架“电台”，只是一个普通的收音机，只能接收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新闻，不能接收新华社的电讯信息。早期《救国报》上面许多战地新闻，是马宗周从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及其对解放区的攻击污蔑言论中，通过筛选、甄别、整理，选其可用的资料进行编写的。初创时期，由于人员缺乏，经常是他一人担任稿件的综合整理、修改清抄。而此时来自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各个战斗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稿件，则成为《救国报》的灵魂。后来，党组织为了加强力量，又派根据地的丰原(柳眉)同志来报社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1940年元旦，冀东党的机关报——《救国报》第一期，同广大抗日军民见面了。尽管受到游击环境下人力、物力的限制，《救国报》只是一张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每周出版一期，每期只能发行1000多份。但是，这张小报一经问世，就成为了冀东党组织联系广大抗日群众的一条重要纽带。一期又一期的《救国报》，不间断地送到冀东抗日游击区的各个角落，送到广大抗日军民手里，有些甚至还被送到敌人的据点里。由此，《救国报》担负起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鼓舞军民斗志、坚定人民信心的重任，树立起抗日宣传的一面旗帜，并且也成为冀东地区抗战中打击、瓦解敌人的一把锋利尖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