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用新生活运动撑起抗战半边天
来源：忆库历史   2015-05-05 16:14:05

　　抗战时期，宋美龄和蒋介石一道发起并共同领导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国民精神改造运动，这就是持续达15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通过这场运动，蒋介石夫妇成功地调动起全民族的抗战信心和决心，动员起全国的老女老少，与日寇展开了一场全民战争。

　　提到新生活运动的缘起，宋美龄的传记作家们都指向了宋美龄与美国传教士的一次谈话。那是1933年盛夏，正在庐山牯岭避暑的宋美龄接待了一批美国传教士。席间，有传教士建议道，南京政府如欲获得外国支持，就应该在国内实施社会福利计划，给在华西方人士和西方国家一个好印象。这位传教士还特地介绍了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敏感的宋美龄对此深有启发，当即萌生了发动中国新政的念头。她立即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蒋介石，谁知夫妇两人不谋而合，这个想法恰好与蒋介石多年来反复倡导的国民精神建设计划如出一辙。于是，宋美龄立马和传教士们共同拟订了中国新政的计划，并取名为新生活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克制着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对日本的憎恨，尽可能延迟战争的爆发，为不可避免的持久战多做准备。他反复强调，作战有两个要素，一个是精神，一个是物质。我们只有拿卓越的精神来补物质之不足，将来中国对外作战，精神就是我们战胜敌人最重要条件。蒋介石提倡国民精神动员，统一思想，通过振奋国民的精神力量来支持长期战争。1932年以后，蒋介石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民族精神的文章和演讲，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国民精神建设和抗战精神动员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内涵是：将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固有民族道德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相结合，摒弃坐而论道的传统习性，崇尚力行，实现传统的忠、孝、礼、义、廉、耻与新时代精神的结合，铸就立国精神。

　　蒋介石赋予新生活运动的宗旨是深层次的国民性改造，而宋美龄赋予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则是全面改变中国人落后、愚昧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的。深受西方文明熏染的宋美龄，对国内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脏乱无序现象早已深恶痛绝。 她说，过去数年来，我在国内巡游了许多地方，亲眼看见，人民的生活状况不但困苦艰难，不但简单原始，并且充满着绝大的危机；社会麻木如死，人民苟安成习，毫无希望可言，经过了十数世代，已经根深蒂固，倘欲重振精神，不仅有赖于爱国人士的齐心合作，共同改良，还需要一种新的刺激来推动我们的工作。她深刻地意识到，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已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阻力。“人民不问国家大事，所以就消灭了民族意识，并养成人民对国事的冷淡，而有害于国家的进步和繁荣”。宋美龄认为，当时的中国，“人民大都没有群众生活的责任观念，在民主政体中他们究竟处什么地位，也完全茫然”；更可悲的是，“甚至家庭生活中简单的卫生需要，他们也完全不知道，不必说构成家庭所必需的其他一切条件了”。她认识到，“发展民众精神的现实努力”，必须从改良民众衣食住行中的生活习惯着手。以居室环境为例，要“养成有秩序的习惯，所有居室和环境都保持清洁，然后大家的思想，也会跟着纯洁了。同样地，一村一镇一市都能讲究卫生，保守秩序，到相当时期，大家旧有的一切缺点，也就能洗刷净尽了”。从生活的小节着手，最终使得民众“不论对人对己，以及对于地方团体或整个国家的事业，都发生极大兴趣”， 达到“由外形生活之整饬，以激发起内心志气节操之振作”效果，负起国民责任、振起民族精神、奠定复兴基础，这便是宋美龄提议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宗旨所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以南昌为示范城市，正式发起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被一些学者理解为改造国民生活方式的社会运动，但蒋介石更乐意将它称作心理建设运动和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他和宋美龄无疑都期望在改变国人生活方式的同时，深入改造国民的精神素质、重塑衰朽的国民性和立国精神。他这样阐述新生活运动的目的：现在我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主要的目的是要用社会教育的方式,使一般国民日常生活能够整齐、清洁、简朴、勤劳、迅速、确实.,达到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三个目标。先从食、衣、住、行做起,来实践并发扬礼、仪、廉、耻的固有德性和立国精神，由此可知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就其内容而言,则为国民生活革命的运动；就其方式而言,则为普通社会教育的运动；就其最后目的而言,则为民族复兴运动中最重要根本的中心工作,即国民精神建设运动。其意义与作用,与总理关于心理建设的一切遗教,完全是一贯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新生活运动就是心理建设的补充实施办法。

　　有学者总结了新生活运动的八大工作重点：一、培育国民的日常礼节规矩；二、养成国民重清洁讲卫生的习惯；三、培养国民节约的风尚传统的中国人本有节约的风尚；四、增强国民劳动服务的意识；五、开展移风易俗的工作；六、结合教育塑造学生；七、促进乡村的改良；八、落实三化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如果说，全面抗战之前，新生活运动是抗战的精神准备，那么，全面抗战之后，新生活运动就完全纳入了抗战的整体部署之中，成为抗战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新生活运动总长的宋美龄立即将运动与抗日救亡的实际需要全面对接起来，致力于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动员广大民众厉行节约，服务社会，以一切实际行动支援前线的抗战，新生活运动由此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妇女运动则是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的重中之重。在兵源不足、男性劳动力不能满足战时需要的情况下，宋美龄卓有成效地将几千年来禁锢于家庭生活的中国妇女动员了起来，她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地引领她们投身抗日救亡工作，写下了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辉煌篇章。

　　新生活运动一开始，宋美龄便特别注重改变中国妇女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1934年的一期《新生活周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各国的女人的嗜好》的文章，文中这样介绍了各国女人的嗜好：

　　英国女人 参政运动

　　美国女人 善交际、整理家政，精厨事

　　法国女人 努力于装束与化装

　　日本女人 背小孩、勤家事、耐劳苦

　　意国女人 美育生活，努力贤妻良母

　　俄国女人 精野勇健、活动、创造

　　西班牙女人 悍泼放眣

　　荷兰女人 雅洁、勤朴

　　印度女人 顺从愚劣

　　中国女人 打麻雀、迷信、跳舞吃大菜　

　　由于长期受“三纲五常”的儒家文化禁锢，中国妇女陷入了无地位、无职业、不参与社会的状态，以至于到了民国，妇女的形象符号成了“打麻雀、迷信、跳舞吃大菜”。正是在新生活运动中，宋美龄为中国妇女提出了全新的定位，她倡导的“妇女责任”理论成了实现妇女解放的突破口。而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华妇女的社会责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宋美龄认为，妇女进步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要评判一个国家文化程度的高低，也要看其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如大多数妇女是受过教育的，她们的思想与人格是健全的，那个国家就是个文明的国家。她强调，妇女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出力，居人口半数的妇女，有绝对的理由为国家出力，正像她们有处理家务的职责一样。我国的女同胞应当觉悟到，她们的思想和行动大半还不曾合乎规矩，应当立刻革除愚昧怠惰的恶习。至少要把家庭处理得清清楚楚，把家庭生活调整得井然有序，绝对摒除烟酒赌博等等一切浪费腐败的习惯。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用她们的才智，去指导她们的邻居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应当教她们四周的妇女识字读书。假若每一个受教育的女子都能这样做，在短期间内，全国各地妇女的知识和生活必有显著的进步。在这国难严重时期，妇女尤应为国家加倍出力；她们若能循着正确的路线勇往迈进，那么我们所渴望的国家进步就会迅速实现，而一切阻碍我们的反动力量，也就不能继续存在。抗战爆发后，宋美龄对爱国而辛勤服务的妇女加大赞赏，并对她们提出更高的希望和要求。对那些不曾参加战时工作的妇女，则进行严厉的批评,并试图使她们知道她们的袖手旁观,没有尽同舟共济的责任，实在是严重的罪恶，实在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同胞，同时也对不起其他的女性。她说，大家都得知道，我们是同处在一只船上，使这一只船渡惊风骇浪，达到彼岸，乃是我们人人所共有的责任，人人应该出力的。宋美龄这样勉励全国的妇女同胞：“我们只有两种途径可以遵循。一种是失望地垂头叹息，放任一切。或用假装的决心来掩饰自己的懦怯，向掌握大权的伟人们，送一些感动的请愿，希望一个较好的将来。然而这希望是渺茫的。另一种是固守着大无畏的立场，联合起来，作实际行动，这样就有效得多。”

　　全面抗战一打响，宋美龄就接二连三地发起成立了多个妇女组织，用组织的力量对全国的妇女同胞展开广泛的动员。1937 年 8 月 1 日，召集国民党要员的女眷们在南京开会,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宋美龄任总会长，会议还通过了通过了《全国妇女参加抗建工作计划纲领》。宋美龄指出，中国广大妇女在战斗中不只局限于生产军火和办医院，而且还应教育大众这将是一场消耗持久战。1938 年 3 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宋美龄任理事长。同年 5 月，宋美龄改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继续出任指导长，妇指会下设9个部门，分别为总务组、训练组、文化事业组、生产事业组、生活指导组、慰劳组、儿童保育组、战地服务组和联络委员会，妇指会在各省设分会，由省主席夫人亲自负责，县设支会，在各交通干线、车站码头建立分支机构，还成立了10个海外妇女工作委员会，成为动员和领导全国妇女以及海外华侨妇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总机构。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妇指会把全国妇女紧密团结在一起，与男同胞一起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成为抗日长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妇指会确定了八项工作内容，包括：征募、缝制慰劳品、组织宣传队、组织救护队、协助军人家属、协助救济难童、协助扫除文盲、协助手工业生产。通过以上三个全国性妇女机构以及同样由她负责的中国红十字会，宋美龄搭建起了无处不在的战时妇女组织网络。一次，她在会上发言说：“如果不把我们二万万多妇女运员起来，是我们少数知识妇女的耻辱，我们应该做的事太多了。”

　　深受西方教育熏陶的宋美龄素来主张妇女要有独立的人格，不应依附于男人。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妇女更要和男人一起共同承当救亡的责任。她对广大妇女发出号召，欲求解放必先负起责任，后方妇女也有参战的义务，有承担男子从军后留下的劳作的职责，有救济救护的责任，知识妇女还有教育大众的任务。她这样勉励广大妇女：“妇女要在社会上争取地位，必须认真工作。惟有真实的成绩才可以换得人们的器重。”她从不高高在上，而是在组织和领导全国妇女工作的百忙之余，尽可能地挤出时间来，与广大妇女一起奋战在第一线。在她的模范带领下，新生活运动促进了各项妇女工作的全面开展，其中主要包括培训妇女技能、动员女子参军、募集钱款物质、开展生产劳动、慰问前线将士、抢救护理伤兵、救助战时难童等等。

　　培训骨干队伍是妇女运动的基础工作。1938年5月20日，宋美龄于庐山召开各界妇女谈话会商讨妇女界统一抗日。5月25日，会议闭幕式上讨论通过了宋美龄起草的《告妇女同胞书》，号召全国妇女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会议决定，训练大批妇女干部作为妇指会的一线指导人员，分赴各地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仅1938 年7月到1940年5月，妇指会培训组就先后开办了四期战时妇女干部培训班、一期高级干部训练班。每期训练班开班，宋美龄都亲自讲课，她在“人格教育”课中指出：“国民没有人格，国家就没有国格，一个优秀干部最必要的条件就是高尚的人格。”妇指会还办了二期救护训练班，宋美龄有时亲自给救护训练班的学生做示范。妇指会培养出大批富有献身精神的优秀妇女干部，她们到各地组织妇女工作队，其中一个工作队在不到 6 个月的时间里，培训了将近 30 万名妇女。在宋美龄的感召下，全国各界妇女纷纷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年轻的女学生们都自豪地称呼自己为以蒋夫人的学生。宋庆龄曾由衷地赞叹：“宋美龄将中产阶级的代表———大家闺秀们转变成年轻的文明战士。”

　　武汉会战前夕，在宋美龄的全力推进下，刚刚完成改组的妇指会迅速展开全面工作，创设女工识字学校，疏散武汉女工，训练妇女干部，派遣干部班人员下乡工作，动员民众支持抗战，促进军民合作，慰问前线将士，为后方伤兵医院的伤兵服务，会同儿童保育会开展战时难童的教养工作，筹资创办生产事业，为妇女谋生活独立，联络并团结其他妇女团体等等，各方面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开展起来，全国妇女总动员由此拉开了序幕。时人称赞道：“在短促的半年中间，她们抢做了不少工作。树立着新中国新妇女新生活基础。在工作中表现着新妇女的新生活精神。”

　　1938年7月到1943年12月，妇指会训练组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多达15次，受训人员1256人次，这些干部奔赴全国各地，在各县组织开设家庭妇女训练班、儿童训练班、托儿所、女工训练班、伤兵识字班、乡村服务组和战地服务组等各种机构，他们厉行精神动员，策进战时生活；协助兵役建设，协助肃清烟毒，增进国民健康，扫除妇女文盲，举办妇女合作社，改善妇女生活，改善妇婴卫生，普设幼儿园，开展儿童工作，举行小本贷款，调节劳资纠纷，增加战时生产力量，出版妇女刊物，慰劳前线将士，为伤兵排忧解难，设立抗属服务队，创办抗属工厂。

　　1938 年 11 月底，宋美龄到重庆不到一周，就动员重庆各界妇女，组织了抗敌军人家属服务队、民众教育队、救护队、缝制队和宣传队等 5 个妇女团体。1939 年 1 月，宋美龄提出在大后方“如何动员机关职员及职员家属”抗战的问题，之后不久，便组织起 36 个妇女工作队。1939年，宋美龄发动了节约献金运动，规定每年3月5日为节约献金日，当年的献金日，她亲自组织了8个宣传队，仅一天时间就收到爱国献金63万多元，在她的领导下，重庆妇女界获得全市各界献金第一名。她还和两个姐姐一起发动妇女们做手绢和纸花拿到街头去义卖，用义卖所得的钱买布做军衣。妇女们积极响应，3天时间就做了5百多条绣花手绢和一千多朵漂亮的纸花，拿到街头高声叫卖：“先生们，太太们，买一条手绢，买一朵花吧，你们多捐一点钱，我们就可以多做一件军衣，让前线战士英勇杀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市民们纷纷解囊，争相抢购。看到那热烈的爱国场面，三姐妹激动得哭了。在这次节约献金大会上，宋美龄动员大家说：“这次献金我们要给世界各国看看，要给敌人看看，中国妇女是多么热忱地爱着她的祖国……请大家不要怕劝献难，你们告诉有钱的太太和公务员，前方忍着饥寒的将士在拼命地作战，如果你们在后方依然过着悠闲的生活，有钱不出钱，怎么能希望壮丁自动入营呢？把战士当作我们的父兄子弟，我们就会为祖国的危难献出一切。”她的话赢得了如雷般的掌声。

　　据统计，全面抗战的八年中，宋美龄领导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共发动大型征募活动九次。1939年10月，宋美龄发起征募寒衣药品运动，宋美龄致电海内外，呼吁各界捐献，募得1000万元捐款、50多万件棉衣和50万双棉鞋，募集来的棉衣棉鞋交由各战区慰劳分会及地方长官夫人负责缝制分发。武汉会战中，宋美龄一人捐助棉背心2000 件，并捐出70 万元为将士制作寒衣。1940年1月，宋美龄发起征募百万夏衣鞋袜运动。1942年，宋美龄发起“献机报国”运动和“伤兵之友”捐助伤兵运动。“妇慰总会”自1937年成立到1941年的四年间，“募集的医药用品及医药救济金不下五千万元”。 1938 年 10 月，妇指会组织过献“百万件棉衣运动”，宋美龄亲自裁剪并缝制士兵棉衣。“妇女界的领袖、各阶层的妇女分子，都忙于编织绒衫，翻制棉衣，缝制短衫裤，以及绷带被单等等”。“妇指会”办了几家工厂和工场，专替伤兵缝制大衣。1945年，宋美龄为中国远征军将士发起募书运动。她致函各委员及各分会征集书报杂志，凡书藉、报纸、杂志、画报及定期刊物等不论新旧，均在征募范围内，同时采取劝募方式，分别向有关军中文化机构各报馆出版界及各界热心人士等征集。

　　1940年随着物价上涨，部分商人囤积居奇，导致前线药品奇缺，加上疫痢流行，将士伤亡率不断增加，为缓前线战士伤病之苦，中国妇女慰劳自卫将士总会于成立三周年之际发起了征募药品运动。9月23日，主任委员宋美龄通电海内外。同一天《妇女新运》刊出了总干事唐国祯《征募药品的意义》，指出抗战将士不惧生死，而是不堪忍受无药救治的痛苦，以致小病小伤延误成重病重伤，生命安全无端受到威胁，“战士的痛苦就是我们民族的痛苦，战士的存亡就是我们民族的存亡。”从国内外征募来的大批药品除大部分赠送前方外，余下陆续分发给伤兵医院、保育院、抗属工厂、重庆难民。各战区代表领取药品时皆由衷感叹：“一粒药强于一粒子弹，兄弟当更努力杀敌了!”

　　1938 年 8 月 5 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成立，宋美龄担任董事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生产自救。据 1942 年 7月统计，全国工业合作社发展到 3000 余个，解决了 15万失业工人和难民的劳动就业。全国各地的妇指会生产事业组积极参与到生产建设运动之中，其中尤以大后方的四川最为成功，妇指会先后在该省创建了蚕丝实验区、松溉纺织实验区、新运纺织厂、新运纺织工艺社等生产实体，既提供了部分军需，又解决了部分失业者和难民的就业，先后参加生产的妇女达 7 万人。一位官兵家属在《妇女新运》杂志上发表了自己参加新生活运动中抗战慰劳组后的变化：

　　我的丈夫出川抗敌。......我是个没有离开过家庭的女子。......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忧虑和心上的难过。......(但是)现在是我不依赖别人，真正能自给自养的开始。......我每天能织三十码布，一个月下来，除去伙食费外，尚可得百余元的工资。能使我的丈夫安心的在前线，可以减去他不能顾家之虑。

　　和当时大多数妇女一样，这位女士原本是“没有离开过家庭的女子”，丈夫为保卫家国奔赴前线后，家里没有了顶梁柱，每日牵挂丈夫的生死，还得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如果不是新生活运动给了她们自立自强的精神，女性的半边天就有坍塌的危险。

　　宋美龄领导的红十字会在全国各地分设了469个分会，成为八年全面抗战中战地救护的生力军。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便开始投入了紧急救护工作。该会组有救护队10队,急救队12队,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另特约公私医院16所,分布淞沪前线及上海市区,协同一致执行救护、输送、医疗等作业。又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等地,陆续设立重伤医院。据统计，自1937年8月14日起至1938年4月30日止，上海市救护医院收容伤病兵民19539人，由伤兵分发站运送伤兵民7128人，由前线急救队及救护队运送伤病兵民43446人。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委员会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自1938年1月到1945年9月，救护总队总计完成外科手术119856人、骨折复位35522人、敷伤8784731人、内科住院人数2142997人、门诊军人2481685人、门诊平民20029 962人、预防接种4632446人、其他如X光照相5631人、X光透视52798人、消毒灭虱792148人、灭虱物件3881176件、检验226593人、补充特别营养934833人。

　　宋美龄是伤兵救助的领导者和积极参与者。她时常带领妇指会人员穿梭于后方大小伤兵医院，亲自为伤兵包扎伤口。她的行动极大地安慰了受伤的士兵及其家属。1938 年 11 月 、1939 年 10 月、1941 年 10 月、1944 年 2月，宋美龄四度去湘北，合计 71 天，视察了各类医院，慰问伤员，询问治疗和服务情况。她的确“称得上是抗战中中国最辛苦、最努力的女性”。受其影响，“那些没有毁家失业的妇女，他们都自愿参与接济兵士，救济贫民的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春到1942年底，新生活运动医疗队共治愈伤兵达十余万人次，敷伤六十余万人次，施行大小手术一万余次，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力量。伤兵救助为抗战积聚后备力量、安定民心、极大地安慰稳定前线的将士、受伤的士兵家属,对抗战的持续进行和胜利具有精神鼓舞作用,这种作用尤其是对于保证抗战有生力量,使众多受伤将士通过医治重返抗战前线更是功不可没。

　　新生活运动构建起来的是一个庞大的全民总动员体系，其中包含着千头万绪，而这千头万绪无不汇集于宋美龄一身。超人 千头万绪集于一生 她不知疲倦 永远给人从容淡定 微笑总是挂在脸上 洋溢着热情和无限充沛旺盛的精力 没有超强的意志力和精神境界 是做不到的 她不仅是大政方针的制定者，也不仅是制度和计划的编制者，甚至还不仅是各项工作的组织和推进者，还是身体力行的办事员。她能够在事无巨细的繁重工作中游刃有余，井井有条，忙而不乱，就像她的穿着和打扮一样，永远整洁干净，大方得体。好比一套永动机。为抗战输送着无穷的力量，而且带动着全民族的情绪、热情和斗志。在如此多的领域中，到处留着宋美龄的足迹，耗费着她的心血，其中的感人故事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在武汉时期的宋美龄，可以说是了为抗战，全力以赴。她与妇女界领袖频繁来往，与基督教教友频频谈话，回复几千封各方面人士的来信，她还陪同蒋介石到河南前线视察，当然，更主要的是做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她领导下新生活运动，尤其是全国妇女总动员创造的的辉煌成绩不胜枚举，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二战的所有参战国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妇女工作能够动员到如此程度。日本人的评价，中国能够坚持到胜利的三大法宝，新生活运动就是其中之一。

　　在抚育孤儿的过程中，宋美龄将孩子们培养成了抗战大家庭中的小小建设者。她在指导战时教育时，将孩子们的手工课内容设计成为战士缝制衣服，还让孩子们参加宣传抗战的歌咏会等各种公益活动。战士为全国人民浴血奋战，妇女为战士提供后勤保障并照顾老人和孩子，连孩子们也参与力所能及的抗战事业，这就是宋美龄通过新生活运动构建的和睦民族大家庭。

　　1937年10月6日，宋美龄在澳大利亚某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正在觉醒和奋起的中国妇女。她告诉全世界的读者，中国妇女正在自告奋勇地服务于抗战，除了担负救护、推销国债、捐献财物、慰劳伤兵等工作外，她们还参与“接济兵士，救援贫民的工作”，无论妇女界领袖还是普通女子，都忙于“编织绒衫，翻制棉衣，缝制短衫裤，以及绷带被单等等东西”。不仅有女飞行员要求驾驶飞机直接参战，有女驾驶员开着汽车往返于前线，甚至连酒楼的侍女、舞厅的舞女都时常出现在医院或救济机关的服务行列中。1940年6月，宋美龄撰文谈到高级官员的夫人们发生的变化：

　　空闲的妇女们，现在已为她们的能力找到了一条出路。她们也为着伤兵、孤儿、难民的工作忙碌不堪，也已没有时间闲谈或在麻将桌上聚赌了。各省主席的夫人们，不问她们是前方或后方，亦不问她们是新式的大学毕业生抑或保守的太太，都以深切而认真的态度，担负起她们的责任。她们了解自己必须赶上时代前进，依赖丈夫地位生活的日子已经过去，自己运用独立思想行动的权利，来开拓国家未来命运的日子已经到来。

　　国内社会逐渐认识到了妇女界的力量，国际社会亦通过宋美龄的宣传增进了对中国妇女的了解。1942年2月12日，宋美龄曾在对全印度妇女发表的谈话中非常自豪地提及妇指会:“现在每个政府机构中，都已有妇女在工作，她们在公务上表现出惊人的才干。……在二十一个省份中有三百十七个妇女团体，在参加战时工作。……远在后方的，勤劳耕织，组织合作社，开垦荒地。接近前线的歌唱、演剧和讲述古今英雄事迹，来娱乐、慰劳、并鼓励士兵。许多不识字的妇女都自动组织起来，为士兵浆洗缝补，参加前线医院工作，并组织担架队救护战地伤兵。”

　　对于宋美龄在新运妇女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黄仁霖的评价最为中肯：“各位应该知道，以往妇女们一直是被认为是弱者的。妇女所能做的最佳工作，便是留在家里，抚养孩子，而对于国家大事，都是绝少过问的。蒋夫人所做的工作之一，便是在改变中国女子的这一种落伍的观念。她使得妇女们能够明白，中妇女占了全国人口的半数，因为如此，所以应该把帮助国家的责任担负起来。她给予她们实质上的工作项目，要求她们去一一践履。由于她的努力，中国妇女开始站出来，和他们的丈夫一起负起她们的责任。这是一个前进的大潮流。”

　　日军首相阿部信行曾分析中国所以能够长期抗战,列新生活运动为三要素之一。阿部信行指出,中国抗战有三件不可轻易看过的大事,就是整理财政、整理军备和新生活运动。中国所以能够长期抗战,新生活运动实为主要因素之一。对于新生活运动在抗战中的作用,蒋介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抗战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其中最大武器,除政治、经济、军事等外,其精神上无形的基本武器莫过于新生活运动。”1944年2月18日,在新生活运动十周年纪念的广播讲话中,蒋介石再次勉励全国同胞,改革精神生活,加强抗战力量。当时各大报刊和新闻媒体亦纷纷盛赞新生活运动,认为新生活运动是发动抗战的基本力量,激发了将士们惊人的勇气,在抗日战争中创造了了出人意料的战绩,发挥了后方民众潜在的能力,为增加生产,配合战时需要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宋美龄领导的新生活运动和各个妇女组织为前线后方作出的贡献多得难以计数。宋美龄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不但为抗战创造了物质条件，也为抗战提供了精神支持。无怪乎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八周年纪念会上总结说:“我们抗战到今天，所以能愈战愈强，实际上得力于七年来新生活运动推进的效果确是不少。”古人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宋美龄成功地通过新生活运动，为抗战创造了“人和”。

　　为了促进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激发全国人民向所茫然的爱国心，新生活运动是值得称誉的。宋美龄就是要激发人们的公共意识，引发公共关怀，凝聚集体力量，这是发动新生活运动的深层意蕴。目睹社会秩序的混乱、生活方式的低劣和精神风貌的粗鄙，宋美龄萌生了改造国民生活方式的重大设想。从培养国民优良的生活习性出发，改造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在抗战期间，以新生活运动为支点，以妇女孩童为生力军，宋美龄领导和最大限度地动员起中华民族的半边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宋美龄领导全中国妇女，为中华这个战时大家庭缝衣备粮，哺育孩子，照顾伤员，慰问战士，维持大家庭的生活秩序。在民族危难和兵荒马乱的岁月，她凝聚起中国女性独有的母性力量，安定民心，振奋军心，不仅为前线创造物资的后方，更为将士们创造精神的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