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耻一词在《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因外国的侵略及国内的软弱或腐败而使国家蒙受耻辱。”其实,国耻一词古来有之,《礼记.哀公问》有“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后汉书.刘虞传》有“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勠力,尽心王室。”黄遵宪《大狱》诗之一有“国耻诚难雪,何雠到匹夫。”《一百个国耻纪念日》所称“近代以来所谓国耻大体上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遭到资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被迫签订种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丧失大量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等等,而所蒙受的奇耻大辱。”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答应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无疑是一例证,之后数十年每逢此日前后国人会展开形式多样之五九国耻纪念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欧洲列强均陷于战争之中而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借英日友好同盟而对德宣战出兵我国山东青岛并加紧制定新一轮对华侵略政策。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大使日置益把外务大臣加藤所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递交袁世凯,并使其绝对保密,袁世凯当晚便召集政府要员进行秘密议商。1月22日,日本《朝日新闻》刊登了日本对华四条要求,得知这一消息后,国人“对中日交涉颇持愤慨之论”。2月2日至4月17日,两国代表共举行了25次交涉会议。4月24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修正案,中国政府5月1日回绝了日本的修正案。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限于中国政府5月9日下午6时之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之手段”。袁世凯被迫于5月9日上午以电话通知日本使馆允诺“二十一条”,下午3时致送复书。5月25日中日正式签订了“二十一条”。
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签字时合影
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之“二十一条”后,国内迅即掀起哗然大波。在5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上章士钊署名秋桐发表了《时局痛言》一文,在文章结尾明确著有“五月九日,即国耻纪念日。”此文为最早提出五九国耻日之说。5月9日被定为国耻纪念日,与穆藕初的倡导有关。《穆藕初评传》记载:“为挽救岌岌可危的经济主权,穆藕初以上海实业界人士身份,致电正在天津参加全国教育联合会会议的全体代表,力请教育界人士联合反对‘二十一条’,电文称:‘交涉蒙耻过去,国民教育方亟,请各代表通告各本省大中小各校员,研究此次交涉理由充史舆资料,唤起国民自觉,为救亡图存整备,愿大家毋忘五月七日之国耻。’他的这一呼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全国教育联合会随即做出决定,设立‘五九国耻日’以砥砺国人,并复电江苏省教育会并请转告穆藕初:‘本会已议决每年五月九日开会为国耻纪念,并经通电全国教育界,唤起自觉心。’”此后的纪念这一国耻活动,就时间而言,学界通常把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之日即5月9日时为国耻日,而商界通常取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之日即5月7日为国耻日;就地域而言,南方大多视5月9日为国耻日,而北方大多取5月7日为国耻日。其实五九国耻日也好,五七国耻也罢,其纪念意义完全相同,故本文称之为五九国耻日。
之后几十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五九国耻纪念活动。每年五九国耻日前后,会有众多纪念五九国耻日之活动见诸报端并伴随相关大量评论文章。1915年5月19日《申报》有题为《赣人士纪念国耻》一文,分别刊登江西奉新玻璃商将售卖的一座玻璃刻上“中华民国四年五月初七日之国耻纪念”十五字当做座右铭;新建人士张祺庆割破手指写血书并送交报馆,呼吁国人勿忘国耻。1921年5月10日《南开周刊》记载南开大学5月7日在各走廊、各斋舍、各门前壁上均贴有“勿忘国耻”、“莫忘二十一条件”、“誓雪国耻”等等警语,全体师生均素食一日,各项运动游戏皆停止,以示纪念,以表决心。1926年,广西执行委员会妇女部发出《为五九国耻日告女同胞》,号召女同胞以忠实力量,做救国先锋军人之后盾。评论文章亦是国人对五九国耻日的纪念之一形式,如1916年5月9日《大公报》发表题名为《去年今日》的社论,一再提醒毋忘国耻。1919年5月9日《申报》有杂评《国耻》认为“国耻者,非少数人之国耻也,亦非多数人之国耻也,乃全国国民之国耻也。”应该“全国国民皆知其可耻,各自尽其能力以消灭构成此耻之要素,不使庄严灿烂之历史上长留国耻两字之污点,年年纪念,而国家方有洒耻之望。”1927年《现代评论》第127期刊载《五九国耻纪念日》以示不忘国耻、奋发图强。文学作品有老舍的《五九》以及伍成周的《国耻纪念日》等通过短篇小说来纪念五九国耻日。商家以五九国耻日为主题做广告也不失为纪念国耻之另一形式,每到五月九日前后,将会推出诸如国耻手表、国耻毛巾等纪念品,并打出抵制日货、购买国货的口号或进行商品打折、减价,足以见证当时对于五九国耻日之纪念以深入常人之心。
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次党务会议决定,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这一决定五九国耻日之纪念纳入国家层面的高度,在中国国耻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政府举动。直到1940年5月2日第五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将五九国耻日之纪念活动并于7月7日抗战建国纪念日举行。在此期间,除了每年社会各界自发的纪念五九国耻活动之外,中央党部及各地党部亦十分重视五九国耻日之纪念,每至此日,各地党部会决定停止娱乐下半旗以示纪念。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再一次触动国人的神经,对于五九国耻日的纪念随之而渐行渐远,并退出历史的舞台、淡出国人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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