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没想到，这个遍布中国的药丸广告，是日军侵华的间谍指引
来源：孔甲丙   2021-12-25 14:39:02

　　每当高温酷暑，不少人容易出现失水昏厥，进而引发中暑。

　　在现代，人们应对中暑的方法可是多种多样，或通过食物补充水分，或使用冰袋进行物理降温，或利用药物预防中暑。

　　但在民国初期，可就没这么多便利的法子了。

　　当时的大街小巷都布满了一种名叫“仁丹”的解暑药广告。

　　无论你在街上拉住谁问解暑的法子，得到的答案也只有“仁丹”。

　　“仁丹”究竟有何影响力能在中国民众心中建立“神药”的形象?

　　甚至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中，都能寻觅到它的身影。

　　那么想要探究“仁丹”的秘密，首先要从“仁丹”的起源说起。

　　仁丹究竟是何方神药

　　早在民国初期，“仁丹”就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名声鹊起，广告更是遍布中国的大街小巷。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街头巷尾最为人熟知的是这样的现象：一个日本人用不太流利的中文来推销“仁丹”，随后引发周围市民“我要一大包”“我要两大包”的哄抢声。

　　都说“仁丹”神，仁丹火，“仁丹”到底是什么呢?

　　“仁丹”是一种产自日本，原料采用甘草、桂皮、茴香等16种香料，配合芳香精油组合炼制而成的红色药粒。

　　中国民众将其奉为解暑“神药”，每遇身体不适时，就吃上几粒，便有身体便利之感，效果显著，与现在家中常备的藿香正气液作用相当。

　　而“仁丹”的热销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显著的效果，“仁丹”低廉的价格也极大程度地俘获了人心。

　　据资料记载，在当时成都的一张药价单上，“仁丹”根据分量的不同，给出了五种价格。

　　其中420粒的大包装的“仁丹”售价九毛，而小包装的“仁丹”甚至达到了一毛的超低价。

　　与在同一张药价单上的其他药品相比，“仁丹”价格着实让人心动。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仁丹”虽为日本药，起源地却在中国台湾。

　　据资料记载，台湾人为了避暑，利用月桃种子“砂仁”制造出了清凉解暑的药，也就是仁丹的前身。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迅速侵占我国台湾，当时有一个名叫森下博的日本军人，在台湾岛上偶然窥得当地人利用这种药丸来治疗暑热眩晕，恶心呕吐。

　　森下博当下就觉得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商机，于是立刻把这种药丸的配方“偷”回了日本，求教日本的药学专家及汉学家，研制出了升级版药丸，命名为“仁丹”。

　　仁字，取儒家道德最高标准;丹字，则是汉字药丸之意，极具中国特色。

　　1905年“仁丹”问世后，在日本一路畅销，到中国后也迅速打开了中国市场。

　　起初，日本仅在中国的重点城市，如上海、北平、沈阳、重庆、成都等设置专卖店来贩卖“仁丹”。

　　但随着“仁丹”以低廉的价格和良好的功效在中国市场一路畅销后，它的势力也逐渐深入农村，达到了快要覆盖全中国的程度。

　　“仁丹”的热销程度可见一斑。

　　而“仁丹”的广告更是遍布大街小巷。

　　其广告极具特色，广告上是一个身穿西式大礼服的大胡子绅士，其胡子尤其显眼，带着浓浓的日本风味。

　　伴随着“仁丹”的名号渐渐打响，人们渐渐地把这种胡子称为仁丹胡。

　　由此仁丹胡也成为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流行趋势，甚至不局限于日本人留着这种胡子，许多中国留日人士，日本将军也这样留。

　　在仁丹胡成为“流行风向标”的同时，当时的人们却对“仁丹”的广泛性提出了质疑：“仁丹”为何能以低廉的价格倾销式在中国售卖?

　　“仁丹”的广告为何能在抗战爆发前夕一如既往地遍布大街小巷，甚至会将未曾掉漆的广告翻新重刷?是为了垄断中国市场，还是另有图谋?

　　仁丹实为日本侵华指向标

　　原来“仁丹”不仅仅是日本人打开中国市场的手段，还是一种侵占中国的谍报策略。

　　在森下博利用“偷”来的仁丹赚得盆满钵满之后，花费了大量心思来打广告，不仅是日本，中国布满了“仁丹”的广告。

　　他还将目光投向了国外市场，甚至不惜用“起死回生”这样的虚假广告来博取眼球。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仁丹”广告依旧在中国过得风生水起，甚至日本人的宣传攻势比以往更加疯狂，无论在闹市还是穷乡僻壤都是铺天盖地的“仁丹”的广告，实在是惹人生疑。

　　更加奇怪的是，越是交战的地区，粉刷量越大。

　　在险要地界，更是经常能看到“仁丹”广告活跃的身影。

　　在1936年6月25日四川省政府致省会公安局的一份密令，大致意思就是相关人员在黄冈城多处险要位置发现日本人的出没，其中诡异的点就是日本人特意穿着中国百姓的服饰，然后在涂刷仁丹广告，如若一般城镇算是广告，那么放到险要位置，这些仁丹广告意味就不同了。

　　换言之，这些仁丹广告，更像是一种标识。

　　除此之外，密令还特别提到，这个日本人给了屋主两块大洋后，立即前往各处拍照。

　　为何日本人偏偏要选择在城门、栈桥、重要机关等险要位置绘制“仁丹”广告?

　　为何在刷涂完“仁丹”广告后，要用照相机拍下这些广告的所在位置?

　　一份密文给出了这些行为背后的答案。

　　1936年8月12日，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四川省政府发来一份秘密咨文，咨文内容大致意思就是：发现日本间谍六人，他们以买卖仁丹之名，假意在成都一代活动兜售，但实质上是携带最新照相机四处拍摄成都地区的各处地形地势。

　　在另一份档案中也曾提到，日本人不仅是在成都活动，在湖北黄冈、江苏武进和昆山、山东济南等地的险要地势处都进行了这样形迹可疑的活动。

　　文中重点提及了中国境内绘制的仁丹广告数量颇多，而且长方各有不同，颜色也有四种之分，这些差异，确实含有军事秘密无疑。

　　原来那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风靡一时的仁丹胡，却暗藏着侵华的密码。

　　当两撇胡子两边上翘时，说明此路畅通无阻，当胡子的左边下垂时，说明左边的路不通;当胡子的右边下垂时，说明右边的路不通;当胡子的两边都下垂时，说明死路一条。

　　而对于没有八字胡的纯文字广告，暗号就蕴藏在仁丹的字上，字体的横折竖弯钩都表示着不同军事含义。

　　文字的排版上也分为直式和横式，横式表示街巷不通，直式表示可以通行。

　　就此，我们揭开了“仁丹”广告背后的真相，一个为日本侵华提前准备就绪的指路牌。

　　“仁丹”起源于中国，在中文释义里，拥有着极为高洁美好的名字。

　　而其实际的意义和目的却是日本间谍为日本侵华计划能够顺利开展所精心制作的间接指引牌。

　　日本人将绘制好的广告用照相机记录下来，是为了让以后来此地的日本人能够清楚辨析地点，顺利展开行动。

　　而使用价格不菲的油漆涂写则是为了让广告能够承受风雨的侵蚀保持长时间的醒目，充当好“路标”的角色，方便日本人走街串巷，大肆搜索中国军民。

　　在“一·二八”和“八·一三”事件中，不少日本侨民就利用“仁丹”的秘密，来搜集机密，来指引日本陆战队向中国军队发起准确无误地攻击，减少失误和伤亡。

　　不过，日本也并未因此得意太久，便被我国一举识破了“仁丹”的诡计!

　　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民国政府渐渐意识到了“仁丹”广告的异样，当局当即以“反日爱国，抵制日货”为由，以“刷到哪儿涂抹到哪儿”的计策，命令各地涂抹消除“仁丹”广告。

　　随后，全国各地上下一心，掀起了一股涂抹“仁丹”广告的浪潮。

　　除此之外，为避免涂抹广告进程受阻，四川省政府还特意勒令城乡居民不得允许日本仁丹的中国代理商在居住地附近的墙壁涂刷“仁丹”的广告。

　　最终，在全国民众上下一心，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化解了这场持续多年的危机，使其在中国销声匿迹，但日本间谍并没有就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日本间谍从未停止过活动

　　在日本以“仁丹”广告为指向牌的阴谋被揭发后，可以发现日本的谍报工作非常成熟。

　　他们每次成功的行动背后，都隐藏着无数精准而隐秘的谍报准备，用心程度如见一斑。

　　而“仁丹”广告仅仅只能称为是日本间谍在华收集情报的一个小缩影。

　　日本间谍从未停止过活动。

　　日本间谍荒尾精曾开办“汉口乐善堂”，招募了大批的浪人在中国各地开设“乐善堂”支部，以销售药品为主业，兼做出版的业务，以此作为伪装来暗中调查中国各地的情况。

　　除此之外，日本间谍还在中国各地开设了理发店、餐馆等，潜藏在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以厨师、商人、演员，甚至僧人等身份进行隐藏伪装在中国的各个角落来搜集着中国的机密。

　　在四川省政府1939年6月发给省会公安局的密电中可以证实这一说法。

　　密电中这样描述到：“有一僧人法名宏道，自称为福建福州人，在福州削发为僧，从陕西来到四川，在乐山住了一星期，现已前往峨眉。僧人说话根本不像是福州话，而是一名学会了中国话的日本人。”

　　而后面一封密电揭示了其真正的目的：“此人身着百衲衣，手持铁锅，背着包裹，衣服物件十分多，并有陕西佛教会证明书件，年龄大概在二三十岁，确实是一名来四川侦查的日本间谍。”

　　甚至在1947年四川省政府发给成都市卫生科的一份文件中记录着日本仁丹再现的情况，商讨着其是否能在中国市场销售，并表明了不允许日本“仁丹”的残余势力在中国为所欲为的态度。

　　这就意味着直到抗战胜利，日本“仁丹”的残余势力仍在成都盘踞。

　　而这仅仅只是成都市档案馆提供的一份档案材料，其余各地还未曾考证。

　　由此观之，间谍势力潜伏时间之长，日本间谍不择手段的程度，都令人不敢细想。

　　结语：

　　“仁丹”，本应该是为人们治疗暑热眩晕，恶心呕吐的良药。

　　它却在心怀鬼胎的日本人面前，成为打开中国大门的利器。

　　它起源于中国，却肩负着侵占中国，为日本指路的使命，失去了赋名的意义，着实让人感到可悲可叹。

　　抗日的胜利来之不易，而如“仁丹”之流的危机却在我们周围萌芽生根，我们应该更加警觉外来间谍势力的流入和恶势力的抬头，以此来保卫民族与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