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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的联合与斗争(二)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22-06-27 17:09:14

  本文作者 金冲及(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磨擦怎样进入高潮

  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以战略相持为特征的新阶段。国共关系却明显恶化,磨擦行动逐步进入高潮。这是什么原因呢?

  前面说过,蒋介石对待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好坏,是随着他受到日本侵略军威胁大小而转移的。最初,日方根据以往经验,以为只要“对华一击”,不难“速战速决”,使中国屈服。卢沟桥事变后才九天,徐永昌日记在7月16日载:“昨闻日陆相发表谈话云:中国如同儿童所弄之轻气球,不值一击。”不料在一年多的作战中受到中国军队和民众的顽强抵抗,而对新占领区又要分兵据守,再也无法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战场上的消耗,使新兵比重增加,军队素质明显下降。日方自己编写的战史写道:“这样,对华作战未能歼灭中国军之主力即已达到攻击的极限,而以此态势进入长期持久战。”日军已力不从心,同前一阶段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凌厉攻势相比有了明显差别。

  蒋介石也多少觉察到这种变化,他在1938年11月下旬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说:“日本占领了武汉并接着占领我们长沙和南昌,然而他进到岳州以后,就不能再攻进来,这就证明他的力量不够,气势已衰。”

  日本军事进攻压力的减轻,使蒋介石松了一口气,却把目光又更多转向如何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上来。本来,他以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开往敌后以后,在日军的反复“扫荡”下,至少将极大地被削弱,结果却在民众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他在1938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并在同天写道:“共党祸乱成性,叛迹日著,明年惟对此为最大问题之一,倭寇实已不能再为深患矣。”他已急于要制定行动“方案”消弭共产党这个“殷忧”,特别是要消除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的发展。他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把“共党到处发展”并为“急患”中的第一位,提出“应定切实对策,消弭殷患”。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号。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敌后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对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本来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对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一直采取支持的态度,而蒋介石却认为“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把“共产党到处发展”视为“急患”。可见他的注意力重点已逐步从抵抗日本侵略者转移到防止和对付共产党方面来。国共关系的恶化,成为不可避免。

  那么,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作出了许多重大让步,蒋介石先曾考虑用“溶共”的做法,以便像《孙子兵法》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他决不答应采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做法。1938年12月12日王明、周恩来等见蒋介石后,第二天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说:“对两党问题他说: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王明、周恩来等的报告说:“我们分别解释一个组织办法做不到,如跨党办法作不到,则可采取我们提议的其他方式合作。蒋答:其他方式均无用。”这样的谈判自然无结果可言。

  这以后几天,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汪精卫突然离重庆出走,随即发表电报并公开叛国投敌。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这是一件大事,表明蒋介石和国民党与汪精卫的投降派决裂,仍坚持对日抗战。

  对时局中这个重大变化和国民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给予充分肯定,并认为它将推动国共合作的继续进步。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月5日在内部发出指示:“这是中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进步,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征。”“这种进步,将必然推动国共合作的继续进步。”同时,也清醒地要求党内保持警惕。指示中说:“但这并不会取消国民党历来限共防共的政策;最近国民党各报上向本党提出的交出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边区及放弃共产主义等,以及在华北、西北各地的许多磨擦,就是这种限共防共政策的具体体现。”

  蒋介石对待八路军方针的处心积虑和正在出现的变化,共产党看得很清楚。周恩来早就说过:“八路军,蒋的方针企图远派到敌人远方。打得不好,使八路军削弱。打得好,他派人来收复失地。”“封锁我们与各地方军的关系,并挑拨我们与地方军关系。”蒋介石没有想到,八路军到敌人远方后,不但没有削弱,而且依靠当地民众,很快发展起来,这是他愈发不能容忍的。

  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应该怎么办?中共中央采取慎重的态度,要求静观,不必求之过急。在对军内和民众的宣传工作中仍维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继续热情赞扬在前线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将士。对各地磨擦活动的批评,一般只说到地方当局,避免直指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当局。这自然是为了顾全大局,留有转圜的余地。

  当时,《八路军军政杂志》正在创刊。毛泽东在该刊《发刊词》中,诚恳地以和解的态度写道:“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他强调:“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地配合作战的友军将士。”

  毛泽东当然看到国民党当局已对共产党开始磨擦活动,但仍尽量克制和忍让,在抗日的前提下力求避免国共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他致电周恩来等:“在目前磨擦很多、(国民政府)军委会严令禁止八路军入中原的时候,我正规部队可暂缓去华中。”在陕甘宁边区议会上,毛泽东不指名地说那些顽固分子:“他们说‘反共第一’,不过还有第二条‘抗日第二’,这是他们和汪精卫等不同的。”“他们还说‘抗日’的,所以还可以与之做朋友。”同时也批评:“除此以外,他们还要反对进步,不要民众运动,民主政治也说不好,改良民众生活也说不好。不懂得没有民主、不改良民生,是打不胜日本的。”这种批评,仍很留有余地。

  尽管如此,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主意已定。3天后,也就是1月2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是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共政策发生重大变动的转折点。蒋介石在会前5天的日记中就反映了他的心情:“共党发展甚速,其势已浸凌日汹。”1月26日,蒋介石在全会上说:“吾人对共党之态度,是要以领导党的立场,纠正其错误,反对其妄为,指正其趋向。总之,应以保育的态度相待。久之,共产党必将融化于本党,始有其存在之余地。”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的决议案》写道:“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这些话,矛头显然是指向共产党的。

  更严重的是,全会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4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奉命印发“极密”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办法》规定:“如异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使人民不敢与异党分子接近而受其利用。”“如发现有宣传阶级斗争,鼓动抗租、抗税、罢课、罢工、破坏保甲扰乱治安者,无论其假借任何名义,应一律依法从严制裁。”“各级军政机关与学校等非有特殊情形并经呈准者,一概不准擅自延用异党分子,对于已用人员各该机关负责人,应随时监督考查,倘发现有异党或左倾分子,应即撤销其职务,否则一经检举,应负渎职之责。”这个《办法》是发给“各省市党部、政府”的,并且叮嘱:“关于应付异党之对策与办法,必须层层负责,尽量避免书面传递之方法,各机关拟具对策时,亦应根据地方事实环境立言,不可辄用中央口气或翻印中央所颁布之原则,至必须保存之文件亦应指定忠实可靠人员严密保管,以免泄露。”6月下旬,陈诚主持下国民党方面连日集议如何对付八路军,并拟定《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连与议的军令部长徐永昌也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对军事政治工作不自努力遽进而日求对付八路军,真是舍本逐末。”这样,全面推行反共活动便成为国民党中央的正式决策。

  但是,当时国内外还有许多事情不能不使蒋介石分心:需要准备应付日军对重庆的进攻;四川地方实力派内部矛盾重重并走向激化,使他只得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汪精卫叛逃后,有些余留问题需要处理;他对云南龙云的态度一时还不放心;国际上,欧战即将大规模爆发,苏日发生军事冲突,需要估量形势并研究应对方案。所以,他在一段时间内还不能集中力量对共产党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到这年5月,蒋介石觉得可以腾出手来了,开始把反共磨擦的问题放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他在5月2日日记中提出三个要“注意”的问题,一个是“俄态不定”;一个是“敌无实力,非万不得已决不敢再取攻势”,日军一时不会有攻势使他比较放心;还有一个就是“共党争取冀省之态度”,这是他要腾出手来着重对付的。他在4日写道:“电蒋(鼎文)为何不截阻往陕北之青年”,要加紧对边区的封锁。到6月8日他就声色俱厉地写道:“对共明言各点,甲,共党应正式宣布表示取消共党之组织与活动,必须名实一致乃可准其此称;乙,否则如不愿取消或不遵法令不顾大局,如过去行动,乃为妨碍抗战亦即增加敌军势力,此种责任应由共党负之,我中央不能长此坐视;丙,中央决不受人压迫与欺侮;丁,未遵令撤退,不再谈话。”10日他又写道:“对共党痛斥其不法与封建言行。”话越说越重,蒋介石显然是要下手了。

  6月12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平江血案。国民党第27集团军杨森部一个连奉命袭击新四军在湖南平江嘉义的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人员10人,其中包括通讯处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和湘鄂赣特委书记罗梓铭。正如董必武所说:“这是近来一件非常的惨案。制造此惨案的,不简单是余连,而是一种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规模的破坏我国团结的阴谋。”

  在延安,中共召开了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他在大会前十多天还有一次内部讲话,说:“我们要有两套本领,目的为了什么?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因为顽固分子他死顽固。他磨擦来,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下去,好比在他头上打了一下,使他的头不敢再钻过来。他就想一想,还是不磨吧,讲亲爱。这个时候,我们也同他讲亲爱,请他喝茶,大家讲和平。所以磨擦是对付顽固分子,结果还是讲亲爱。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先打人。人家打来了,我也打过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磨擦是讲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

  毛泽东这个讲话说明了共产党对磨擦的基本态度:第一,我们不要先打人;第二,你打过来,我也打过去;第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和平。这几条应对的基本原则,合情合理,明白易懂,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坚持这样,没有改变过。对如此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在它刚初步暴露出来时,就能敏锐地觉察出来,提出明确而恰当的处理原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对平江惨案,尽管共产党用多种方式提出抗议,但国民党当局都“没有答复”。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中便说:“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这十六个字,同前面所说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由于它语言概括简练,又是通过中央社记者等公开发表的,产生的影响就更大。在这次谈话中,他还根据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的要求,用鲜明简练的语言提出:共产党的口号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向各界人士和民众提出的最响亮、影响最大的口号。

  蒋介石对毛泽东这些话有什么反应?他历来看重实力。10月上旬,日军发动的第一次长沙战役失败,被迫全线撤回原有阵地。8日,蒋介石写道:“湘北大捷,此役又开转败为胜之机运。”日军的压力有了减轻,他认为正便于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至少要惩罚一下,而把毛泽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声明只看作虚声恫吓,置若罔闻,态度更加强硬。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对叶剑英痛斥共党之骄横愚妄。”他在这个月的反省录中记录:“军政内部之意见与共党之磨擦渐烈”。可以感觉到,反共的锣鼓正在越敲越紧。

  进入11月,对日作战“最近军事稳定”。蒋介石经常把对共产党态度同苏联状况联系在一起考虑。这时,苏联和芬兰战争发生,国联大会将苏联开除出国联。蒋准备乘此对共产党采取行动了。他在11月1日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跋扈与枭张以后必甚,叛乱不远乎?”在这里,蒋介石已经对共产党采用“叛乱”二字。他说共产党“叛乱不远乎”,其实只是表明他要发动反共大磨擦已经为时“不远”了。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在11月12日至20日举行,这是一次在反共方面又跨前一步的重要会议。从蒋介石在会议期间日记来看,总感到共产党是重大隐忧。他在14日写道:“共党叛乱,非到其实力充足后不敢公开发难。”可见他没有找到什么共产党要“公开发难”的事实,更谈不上“叛乱不远”。但在19日他却写道:“然不可以不防范于无形也。”也就是说,即便没有事实,在他总是一块心病,还得先下手为强,实行所谓“防范于无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会上出现反共叫嚷,如张继在大会报告中说“共党之边区政府,系国中有国。”政治气氛越来越坏了。

  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决定从政治上反共,而到五届六中全会就部署军事反共了。这是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蒋介石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已把共产党称为“敌党”。他在21日写道:“我国以后困难全在内部之处理,而倭敌已无问题矣。”这表明他心目中重点已经转移,把第一位的问题从抗日转到反共了。他在25日的日记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到“对共匪之防范”。

  蒋介石已不再打算搞什么“溶共”,而是要直接以武力进攻共产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鉴于国内外的客观条件,他知道这时要全部消灭共产党还做不到,这种进攻还只能是有重点的:一在山西,一在河北。他在11月16日的日记中已写道:“晋情与华北情势更急也。”此外,国民党在陕北也发动进攻,侵占了边区的五个县。

  山西是八路军东进抗日时最先到达的地区。当地首领阎锡山已统治20多年,历经风雨,爱弄权术。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在日记中评论他:“阎实系一个并无坚定主宰,看环境变迁,随时应付”。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对山西构成严重威胁;战前红军东征时,蒋介石派五个师入晋,事后不撤,也构成他一块心病;又想同共产党拉关系。可以说:“阎锡山是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也不能碰着。”共产党人薄一波(山西籍)乘机同阎锡山谈判,得到他同意,在山西创办起特殊统一战线形式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志会”。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攻入山西。阎锡山说:“我们处在大难临头、千钧一发的时候,只有决心牺牲,才能保住我们的国家。”他说的“才能保住我们的国家”,实际上是说才能保住他统治了20多年的山西。由于山西兵力严重不足,在薄一波建议下,阎锡山同意组建新军,称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半年内发展到4个纵队,主力约7万多人。它的成员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军事干部很多由阎锡山派来的军官担任,八路军也派来一些红军营团级干部做指导,政治干部多数是秘密的共产党员,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薄一波后来说:“这支武装形式上是戴着‘山西’帽子,归阎锡山指挥,实际上则是由我党领导的。”

  新军在发展过程中,同山西旧派的矛盾逐渐扩大。新军的主体是坚决抗日的,矛盾的发展在于阎锡山和山西旧派觉得越来越不能任意控制这支新军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8月22日致电彭德怀等:“关于新旧势力的冲突,我们基本方针是支持发展新势力,但我党及战委公开表示态度时不要作左右倾,我们应号召新旧各派团结起来,设法作到在旧派反对新派时不反对我党我军,并能同我们在某些地方合作抗日、动员组织群众与改造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力求团结,并避免山西新旧两派的矛盾冲突扩大为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

  但阎锡山对新军的疑惧越来越深。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中共于最近期间将有变故之猜测,及苏俄与倭寇协以谋华之谣诼,于理于势皆不可能。”这时已到了十二月事变发生的前夜,蒋介石还承认中共这时“于理于势皆不可能”有什么反对国民党和阎锡山的活动。尽管如此,他接着在日记中写道:“中共亦不致突变,然不能不防耳。”所谓“防”,其实是要采取军事行动。于是,山西旧军就秘密集结,阎锡山派到新军的旧军官也准备从内部策应。12月初,阎锡山命令决死二纵队向日军进攻,又派旧军两个军紧随其后,准备两面夹击,一举消灭二纵队。二纵队意识到此中的用心,拒绝执行。阎锡山随即宣称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成为“十二月事变”的开端,并导致新旧军的全面冲突。新军坚决反击,粉碎了旧军的进攻,并且随后在实际上加入了八路军。

  共产党并没有就此同国民党和阎锡山撕破脸。毛泽东在12月23日叮嘱道:“新军反攻时,口号应是拥阎讨逆、打倒汉奸。不要忘记拥阎口号。”薄一波回忆道:“十二月事变之后,1940年2月15日,党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到秋林镇,向阎锡山面述我党关于恢复新旧军团结抗日的主张。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双方划分了驻防地区。在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保持了中立。这样,基本上保持了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稳住了山西的抗战局面,直到抗战胜利。”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写道:“共党促动阎部叛变。阎所信任新练决死队十余团皆为共党煽动,其第八路军意掩护叛军而收容之。”他发现大打的时机还不成熟:“对共党此时当先严密防范,相机制裁。”吃了点苦头后,蒋介石反共的气焰就没有原来那么高,但他很明白:不能就此罢手,只是要等“相机制裁”。

  河北的情况和山西有所不同。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后,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在1938年4月21日向他们发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电报。八路军各部先后派出部队,挺进冀南、冀东、冀中、冀鲁边和冀鲁豫边等平原地区,协同当地中共组织和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和发展平原抗日根据地。

  蒋介石最初并不在意,还表示同意,因为他认为那是共产党自投险境,更易消除。他在1940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后方共匪无心,其力全在战区,故抗倭剿共可以双管齐下,且共匪适夹在敌我之间,更易为力,此则抗战之初使共匪调往前方之效,未为其所欺,其利用甚大也。”

  当时,华北平原几乎都在日军占领下。拿冀南来说,八路军第129师参谋长李达回忆道:“国民党冀南地区的专署、县署也都跟着逃散了。于是,各县的政府机关,都被上述伪军、土匪及士绅所把持,变成了伪政权、土匪政权。冀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一直处在日伪和土匪烧杀、抢掠的恐怖之中。他们渴望我党我军迅速东进,就像久旱盼雨一般。”这在河北、山东平原是很普遍的现象。八路军第129师东进冀南后,有力打击侵华日军,严惩反动会道门,争取伪军反正,收编地方武装,建立起冀南行政公署和新的县政府。这是中国人从日军占领下收复失地,是满足当地民众的渴望,是正义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有什么过错呢?

  蒋介石却焦虑起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能发展得那么快,是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周恩来后来在七大上说:“他对我们在敌后的政策,就是让我们到敌后打敌人,削弱我们。正如朱德同志那天说的,国民党在华北很快地就退走了,不能不让我们去。所以武汉时期,他答应要我们到华北、山东去发展游击战争。徐向前同志带一一五师到山东去,还得到了他的同意。但是他看到我们的游击战争有发展,人民力量有发展,建立了根据地,就害怕,所以紧跟着就派鹿钟麟、张荫梧带兵同我们磨擦。”

  1938年5月20日,蒋介石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随即又任命反共分子张荫梧等为河北省政府委员。6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邓小平等:“目前你们最好能与张荫梧接洽,以探询他们的意图。如果他们委员到各地,我们应表示欢迎,在各地与他们所委之人接洽合作的办法,以及武装、政权、民众的统一组织方式等,以尽可能使他们接受我们所提之办法。”“如果他们所委之人在各地拒绝与我们合作,并从各方面来公开反对我们时,那我们就应在团结抗日的口号下公开批评他们破坏团结,在群众中孤立他们,并向上级机关控告他们。”

  蒋介石委派鹿钟麟来河北的目的,就是为了排除共产党在当地的力量。1939年1月7日,蒋介石致电鹿钟麟,要他严防共产党“破坏冀察行政”,“全力维持华北政令之统一”。他不是要鹿钟麟“全力”抗日,而是要他“全力”对待正在敌后抗日的共产党。鹿到河北后,任命张荫梧为民政厅长兼河北民军总指挥,搜罗反共武装,制造磨擦,并宣布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各地另行任命委员、县长等。山西十二月事变发生时,国民党当局又派第97军军长朱怀冰率部从河南北进河北,包围压迫八路军,摧残原已建立的抗日政权。刘伯承去见鹿钟麟、朱怀冰,对他们说:“我们已经退避三舍了,实在无地可退,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地!八路军一个师抵抗了十万日军、十万伪军,并非怕你们,不过为了团结,不忍自相残杀。要是逼人太甚,我们是有人民作后盾的。”两人却置之不理,并在12月下旬向八路军大举进攻,结果大部被歼。接着,国民党军石友三部又开入冀南、冀鲁豫地区,向八路军进攻,又被击败。

  徐永昌在12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十时半在蒋先生处讨论八路军通电要求明定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归八路军并惩办何绍南等。”“(晚)九时在何(应钦)寓开会,仍讨论对八路军问题。贺衷寒报告与毛泽东谈判经过。择要若干条,一言以蔽之,以在西北成立一附俄共产国(新近调两旅过河西,即增加其建国基础部队耶?)。何敬之琐碎无要言,引起多数废话,直至十二时方散。”这当然是两次重要会议。贺衷寒那些凭空捏造的无稽之谈,说明他们对共产党的敌视和猜疑。何应钦“琐碎无要言”,说明他们已无计可施了。

  蒋介石在这次行动中没有捡到什么便宜。日军又在这前后大举从北海登陆,攻陷昆仑关,进占南宁,力图切断大后方的南路对外运输线,白崇禧、陈诚等先后从重庆赶往广西指挥作战。他也顾不过来了。中共这时采取缓和态度,由于八路军在敌后已得到很大发展,要求将它从一军三师增编为三军六师。这就是说,还是把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对待,争取得到它的批准,并没有乘胜大规模反攻。蒋介石在12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夜接共匪朱德有日通电,要求政府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等,其乱迹已显,但其用意仍在乘胜扩充地盘、巩固边区,甚恐我军进剿也。此事应大事小做,惟布置军队、准备实力而已。”在同日所写“上星期反省录”中又说:“其无力叛变,故只有严防。”蒋介石对增编八路军一事自然不会答应,但一时也拿不出别的办法,只有先“大事小做”,草草收场,同时,“布置军队、准备实力”,以便在下一步再发动规模更大的反共行动。

  周恩来后来在七大上回忆说:“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

  进入1940年,共产党仍尽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1月10日,毛泽东致电驻阎办事处主任王世英:“(甲)国共分裂之谣不可信,这是汉奸放的空气。(乙)你应对外表示: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一如往常。但希望旧军停止进攻新军,双方和解,以利抗日。”11日,他又致电彭德怀:“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破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动,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另一方面,经历了“十二月事变”后,他在1月30日又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电,提醒他们不能一味退让:“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如果它进攻八路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他在这里强调了“自卫原则”。

  国民党方面的态度怎么样?

  阎锡山在发动“十二月事变”后吃了亏之后,态度确实起了变化。毛泽东、王稼祥在1月31日一份电报中说:“据王世英处消息,阎内部对新军和战主张尚不一致,而阎本人则觉解决新军已非力所能为,对勾结中央亦尚有顾虑。因此,山西及新派斗争可能一时期处于麻痹状态中。”3月初,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赴秋林见阎,住了四天,受到极大欢迎。萧、王向阎及各方传达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赞助“新旧团结、拥阎抗日”时,阎锡山表示欢迎,说:“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阎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经过这番斗争,八路军同阎锡山的关系就此缓和下来。

  在蒋介石方面,因为刚碰了钉子,他只能先停一下手,再看一看。1940年1月27日他提出三条计划:“甲,先取守势;乙,不与法律地位;丙,不必交涉。”但他并不甘心,觉得现在日军进攻的势头已经减弱,还是能腾出手来及早对付共产党的。尽管他明明知道“以理论言,以共党利害言,以革命整个局势言,皆无背叛革命与抗战之可能”,但仍在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共党限制其范围,严防其叛变与暴动,使之守纪律奉命令,弗过骄横跋扈而已。其次则使之拥护统一,不敢破坏抗战、违反三民主义,使之就范。此亦所以成全共党之道也。如其有违反纪律、破坏法令,即破坏统一与抗战,则任何牺牲亦所不惜也。”

  到3月下旬,蒋介石的态度更趋强硬,他在22日的日记中写道:“半年来共党形势汹汹,叛迹日著,而其跋扈枭张几乎不可向迩。”“余决不以苏俄与倭寇之关系受其胁制,且必执行余之职权以制服此不法无知之徒也。”23日他又写道:“中共态度虽转缓和,然其阴谋与暴动必日深一日,应积极准备,消患未然。”

  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个异常复杂的、充满矛盾的问题。大敌当前,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必须依靠全国人民的团结,必须坚持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在合作中,却处处算计,不断制造事端,破坏团结,甚至狠下毒手,企图消灭共产党。怎么办?怎样恰当地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确实十分棘手。以往不少领导人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常出现“左”或右的错误,吃过很大的苦头,几乎处于失败的边缘。这些教训是不容忘却的。

  事端层出不穷。这正是需要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直面异常复杂的现实,权衡方方面面的利弊得失,深思熟虑,果断地作出战略决策的时候。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这是一个有着纲领意义的重要报告。报告中说:“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

  报告中有一句名言:“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意思是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不能因团结而放弃斗争,也不能因斗争而使团结破裂。

  报告还提出: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双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争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理”“有利”的原则,毛泽东以前已经说过。这次又增加了一个“有节”,这一条十分重要,方针就更完整了。

  整篇报告是战略性的大决策,是共产党抗战两年多来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经验总结,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应对国共关系中种种具体事件的明确指导方针。

  三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及军委致电朱、彭、杨等:“(甲)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对全国的影响和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的合作。(乙)目前山西、河北的反磨擦斗争即须告一段落,不应再行发展。”

  以后一段时间内,国共两党处于相对“休战”状态。八路军和新四军以主要力量在鲁南、皖南、晋冀豫边、晋西北、淮海等地区对日军开展极端艰苦的反“扫荡”作战。但蒋介石内心中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如何对付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共态度虽转缓和,然其阴谋与暴动必日深一日。应积极准备,消患未然。”中共中央也清醒地看破这一点,警告:不要因一时的“休战”而丧失警惕。4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蒋召周、朱谈判,主要将是华中问题。彼现梦想将新四军调入黄河以北,划黄河以北给我,把我送入敌人手上,堵塞归路,困死,饿死。我决不能上他们当。”在这种情况下,5月4日,中共中央给东南局指示,强调不要受蒋介石别有用意的命令的束缚、大踏步地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方针:“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根据这个指示,陈毅率新四军一部渡长江北上,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黄克诚部也南下,向苏豫边区和苏北发展。

  抗战中的国共关系,一直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发展,时张时弛,起伏不定。蒋介石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一段时间内没有立刻再发动全国范围的反共军事行动,而且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牵制。用他4月5日日记的话来说:“此时内外环境矛盾复杂已极。”在国内,日本侵略军向鄂西大举进攻,攻占宜昌,重庆受到威胁;日本飞机在整个夏季对重庆进行规模空前的轰炸,市民忙于进入防空洞避难,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又值气候干旱,农作物歉收,物价高涨,人心动荡。在国际上,欧战局势突然巨变,德军长驱直入,占领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并在6月14日攻陷巴黎,法国屈服,英国危殆。他又在6月22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德国降法,殊出意外,国际形势又一大变,影响我抗战之前途更大矣。”国际局势下一步究竟会怎样发展,对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此时用激烈手段处理国共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他一时还看不准。在这种情况下,他在7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对中共方针用政治解决为主。”“对苏俄至少维持现状,不宜恶化。”但他一直想对共产党下手的念头从来没有停止过。

  共产党发现国民党高层中一些人,如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院长由蒋介石兼任)同日本仍有勾搭,十分担心会出现对日投降的局面,并把各地出现的反共磨擦看做是在为投降作准备,要求党内提高警觉,但工作重点仍是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此时,战场局势也发生变化。侵华日军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统治,将兵力重点移向华北后方,依靠几条交通线,扩张占领区,实行“三光”政策,使敌后抗日根据地日见缩小,部队供应日趋紧张。于是,八路军总部在8月下旬乘青纱帐旺盛时发动了一场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破袭战,以后扩展到对整个华北地区和主要交通线的规模空前的大破袭战。在这次战役中,八路军共出动105个团20多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故称“百团大战”。这场战役持续3个多月,使正太铁路中断达一个月,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毙伤日伪军2万多人,提高了八路军的声威,也是对何应钦之流常说的八路军、新四军“不对敌作战,专攻击国军”的又一次有力回击。彭德怀回忆道:“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百团大战也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的作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在8月26日致电朱德:“顽寇陆续增兵,企图扫荡华北,截断我西北国际交通,兄等抽调劲旅,事以迎头袭击,粉碎其阴谋毒计,至深佩慰。”28日又再次致电朱德:“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蒋介石也在9月4日致电朱德、彭德怀称:“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蒋介石口头上承认八路军在敌后的战斗确属“予敌甚大打击”,还“特电嘉奖”,内心却吃惊地看到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在敌后竟已发展到如此规模,大大超出他的预期,于是更加急于采取强硬行动来对付共产党。9月5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向他进言:“共党决不停止江淮间活动,我抗战愈久,共势愈张”。7日,也就是蒋介石在发那个“嘉奖”令后3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共积极进攻我沦陷区,各部队收械扩地,扩张其势力,准备叛变。”他还担心华北的八路军和华中的新四军在苏北敌后会合,在9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注意:1,苏北之人事与共祸;2,倭患与共祸之研究。”在这天所写“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列入“限制中共在苏鲁行动”,“对倭对共之难易得失与利害关键”。他在28日的日记又写道:“变更战略,整理战线。”可见他已把对付心目中的“共祸”放到越来越重要的“变更战略”的地位。

  第二次反共高潮是从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饬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开始的,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一步不让。此时,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集中在黄河以北,粮食给养等本来已很困难,日军在“百团大战”后又以这个地区作为加紧反复“扫荡”的重点,作战频繁。要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集中开往黄河以北的狭小地区,无异是想借日军之手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自然是中共无法接受的。国民党当局便以“统一政令军令”为名,制造了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和蒋介石由此宣布解散新四军的命令,成为这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中心在华北,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中心转到华中,特别是皖南的新四军军部。这因为百团大战已显示八路军主力有很强的战斗力,而国民党在华北敌后没有多少兵力,要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力不从心。华中的情况不同:新四军主力和八路军一部正在华中敌后发展。国民党正规军在苏北约只有因撤退不及而被日军割断的韩德勤部(顾祝同的嫡系)。新四军陈毅部渡江北上后,韩部3万多人大举南下发动进攻。黄桥一战,韩部主力被歼。而新四军军部却一直局促于皖南地区,长江以北有日军重兵防守,东侧有第三战区的大量国民党军队驻扎,处在易受两面夹击的不利地位。新四军负责人项英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犹豫不决,没有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这就给了国民党当局可乘之机。而且,从华中下手,对国民党当局来说还有着切断八路军同新四军会合的作用。这也是他们极为关心的问题。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来发动新的反共高潮?除了国内因素外,也同当时激烈变动着的国际形势有关。

  这年8月至9月间,随着法国投降,日军准备开入越南,切断大后方从南路运输海外物资的通道。蒋介石对这件事花费了不少精力。

  更重要的是,9月19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订立德日意三国同盟。蒋介石在27日听到一点儿风声,认为这将促使日本与英美苏对立、对中国抗战有利,十分兴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倭德意西四国防御同盟之条约,有于今午在柏林签字之说。如此说果确,则我抗战之困难又减少一层,倭寇之失败当可指日而待。”他认为,这个同盟条约一签订,日本势必同英美、可能还与苏联站在对立方面。各方(特别是英美)都会拉拢中国。他又写道:“我国立场自当较前优裕乎?近来时虞国际形势混沌,抗战将临绝境,以致心神恍惚不安,尤以明年之难关艰危更为忧患。今得此息,是乃天父扶掖之为,而非人力所能为也。”就在27日,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德意倭三国同盟果已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从此,如我能戒慎进行,则抗战必胜之形势已定矣。”前面所说“变更战略,整理战线”八个字就是在同一天日记中所写。

  在重庆的周恩来对此看得清清楚楚。他在11月1日致电中共中央:“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蒋大喜之时”。“蒋现在正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破裂的危机已至。务请中央迅速考虑各种办法,权衡轻重比较,如何能对时局有利,速行决策指示。”第二天,毛泽东复电:“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今日会议讨论你一日建议,仍主表面和缓,实际抵抗。”

  当然,向共产党下手是蒋介石抗战以来的夙愿。日军占领中国大片国土,他无可奈何,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奋战,收复国土,得到发展,他却无法忍受,视为心腹之患。文的“溶共”办法做不到,就要来武的了。一时曾因诸种因素没有能采取大的行动,现在遇到他认为可以腾出手来并且条件有利时,他就要断然行动了。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明知共产党不可能接受,其实不过是为了他下一步在共产党不服从“政令军令统一”的名义下采取行动预造借口罢了。

  11月14日,国民党军令部秘密拟定《黄河以南剿灭匪军作战计划》。27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对共军事部署令布达已十日矣。余初亦思及今后因此对削抗倭力量,或竟演变至更窘地步。继思共党之欲断送中国,较汉奸为甚,其背景亦较倭寇为险,欲免其祸,迟早必出于一战,再退恐至无能与战。”第二天,徐永昌到蒋介石处同进晚餐,同座有何应钦、白崇禧、程潜、张治中、贺耀组等。徐永昌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按共军今日势力范围虽大,其能力不因此而减小。及今不图,后恐为患太大。一再与蒋先生言之,渠亦极忧此也。”12月9日,蒋介石下达《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次日,他又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出“特急”电:“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江北新四军并未进攻兴化——引者注)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2月20日和26日,顾祝同密令所部分别开往皖南新四军军部附近集结。不管共产党采取什么态度,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蓄谋已久,决心早定,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共高潮有如箭在弦上,不可避免。

  蒋介石如此紧锣密鼓进行的军事行动,在他的日记中却有意几乎不加提及。这样谨慎小心,在他日记中也不多见。只是到这年12月31日所写的“本月反省录”中含蓄地写了一段:“对中共与第十八集团军示以最大之限度与最后之决心。彼以为我惧外泄或敌知我内部冲突为余弱点。余偏示之以不惧,半暴露其罪恶与内部之矛盾实情,发动宣传使军民判别是非,一面仍主以政治方法解决,而不致全面破裂。本月以来国际形势好转,使之不敢抗命,而发动社会舆论公开评判之力,其效亦甚大,使之无所施其狡狯之计。一年来时时以此国内共党变乱为最大危机者,今幸未至溃烂,虽曰人事,未始非天助之力也。”

  1941年1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写了一句:“商议中共新四军等策略”,仍谨慎地不写他们是怎样商议的。中共中央在这以前已一再电令新四军迅速行动渡江北上,项英却犹豫不决,一再拖延。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多人,才离开皖南泾县的云岭,准备经苏南渡江北上。6日,在行经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部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这样大兵力秘密集结在这里,自然是早就预谋部署。不可能是临时性的应对行动。8日,徐永昌日记写道:“顾司令长官电话:新四军有不遵指定路线北渡之匪部主力八九千,我以五师人围攻于泾县,有可望整个击灭。”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江南新四军残部现已冲突,应积极肃清。中共以现势决不敢以此叛乱也。”新四军部队奋战七昼夜,除2000多人突围到皖北、苏北外,大部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在突围时被叛徒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对下一步如何处置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徐永昌在12日的日记记道:“在军委会开会,讨论党政军如何联合应付共军事。”他在15日的日记记道:“早间,敬之(何应钦)来,研讨对新四军善后问题。九时半往军委会,会商问题。健生(白崇禧)主张宣布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及其谋窜扰后方等之经过,即取消该军番号。叶挺交军法。贵严(贺耀组)恐与共党全面破裂,主妥协怀柔。文伯(张治中)相当附和之。余与敬之、为章(刘斐)则同意健生主张。”午后,又赴黄山蒋介石住处研讨对新四军处理方案,各人仍持原有意见。“蒋先生主再考虑一夜。余谓政治上全破裂于国家有利:一,共党今日系以国民党打国民党,以中央法令制服地方人民,尤其能公开的活动,其阴谋与煽惑青年。破裂则难再假借利用矣。二,共党两年来之行动,早不因未破裂而少有顾忌。彼不以大兵加于中央军者,正为其假借中央法令也,正为其假借抗战以争取民众。三,果不破裂再假以一二年假借利用时间,其势力必至可以接受俄国正式接济、可以与敌伪正式停战媾和。今日已迟一年半,再迟恐至不堪设想。”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新四军既为顾长官全部解决,不能不速定处置对于撤销番号与叶项交军法会审之利害。”“为新四军事研究颇切,然决心甚坚,对此事正应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纲纪,即使俄械与飞机停运亦所不惜也。”他在17日的日记写道:“本日手拟对新四军撤销番号令稿。酉刻发表撤销新四军令。”但他内心也仍存有顾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军部负责长官均力主公布,蒋先生亦以为是。惟谓公布文件中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而以指斥新四军为限。此事遂于今日午后七时如此决定。”

  国民党当局在大敌当前的严重局势下竟制造皖南事变,并且准备进一步行动,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在共产党内,许多人旧恨新仇一起涌上心头,感到这是四一二政变的重演,背后一定有更加复杂的背景,国共关系已面对根本破裂的威胁,从而提出种种如何应对的设想,包括不惜以军事回击。中共中央在1月14日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提出:“我们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蒋介石所实行的这种广泛的进攻以有力的反击。”刘少奇也提出过: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在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的主张。这些是在几千战友突然遭受血腥镇压引起的极大激愤下一时提出过的设想,有些人还说出过激的话,这是不足为奇的。但都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在根据各方面情况反复考虑后,大家就冷静下来。1月15日,刘少奇首先提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的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要。”毛泽东在同日致周、叶并告彭、左(权)、胡(服)、陈(毅)电称:“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这实际上已改变了上一天电报中所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有力的反击”那个提法,在真正作出决断时是慎重而恰当的。

  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说“我们认为分裂不是不可避免的”。那是在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刚从云岭出发、皖南事变还没有发生。直到1月16日,他才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14日发来的关于皖南事变情况的报告。18日,他给斯大林写信说:“无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处境如何艰难和危险,他们都不能不反击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强盗式进攻,也不可能不对蒋介石军队对八路军和边区的进攻进行自卫。假如蒋介石不终止其总的侵略行动,则不可避免地将燃起内战,当然,这种战争只会对日本人有利。”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深夜我得知此信已被转交斯大林。”20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我同莫洛托夫谈了中国。他对我说:为了讨论和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已发生的事我们应获得更确切的情报。”看来,在皖南事变发生后那段时间内,共产国际没有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什么具体意见。

  国民党当局1月17日通令一发表,共产党就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成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创伤。”同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军部。18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词手迹:“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还到处印发各种揭露事实真相的材料。许多中间派人士从事实中看到,这次是国民党把事情做到如此决绝的地步,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他们越来越多地把同情转到共产党方面来,深感自由民主和反对内战而团结的必要。作为中间派政治代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就是在这时成立的。这是大后方人心的重大变动。

  国际上也普遍反对蒋介石这样做。英、美害怕由此引起中国国内大规模内战,不利于他们以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来华访问,对蒋介石说:“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间之经济财政等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这时,大后方物价、特别是粮价飞涨。陈克文在上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蒋介石在这天“第一次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会报”,可见事态之危急,并且写道:“战时经济到了目前,敌人固然是精疲力竭,我们自己也实在有些支持不住,假使没有最近美国和英国的先后借款,恐怕真不免于塌台了。”王世杰在2月7日日记中写道:“国际间对于新四军事件,群以中国将发生大规模之内战为忧,且颇多受共产党方面宣传而不直政府之处置者。”苏联大使潘友新也向蒋介石当面质问。连日本军队也乘此以15万多兵力向豫南发动猛烈攻势。蒋介石处于十分狼狈和孤立的境地。

  毛泽东在2月14日致电周恩来:“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国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1月17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

  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原以为时机有利,不会在国内外受到大的反对。他在1月19日日记中还得意地写道:“中共除悲鸣以外当无他法也。”28日更写道:“中共对我中央之心理:甲,以为中央在抗战中决不敢制裁中共朱彭叶项;乙,以为苏俄最近接济中央之武器已到新疆而未缴付之时,更不敢制裁中共,因此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更放肆无忌矣。”“余令以断然处置,殊出其意料之外也。”

  但到2月间,他在国内外都已陷于异常孤立和进退失据的境地。2月1日,他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新四军余波未平,美国受共党宣传鼓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华政策几乎动摇。(宋)子文甚以为虑,余以千虑难逃一失,乃以泰然处之。”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失算了。他在23日写道:“茶馆酒肆之消息,应设法收集与指导民意为最要。”3月2日写道:“中共不出席参政会,世人多有忧色,以为从此开内战,已不能对倭。此乃杞人之忧。”

  进入3月后,蒋介石终于撑不住了。3月6日,他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宣布:“以后亦决无‘剿共’之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令各地对中共案暂取静观态度。”

  5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指示。指示一开始就指出:“这一次的反共高潮,正如3月18日中央的指示所说,是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在国际国内的新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局面。”指示重申:“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的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指示还指出: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1月17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指示根据应对皖南事变的实际经验,更突出地强调“争取中间派”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是能否得到大多数群众支持、从而取得胜利的关键:“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这以后,国共关系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由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全面分裂的危机得到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力量比重发生深刻变化,对此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探索前进的。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8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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