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广西学生军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研究
来源：广西地方志办公室   2022-11-14 10:12:48

　　【摘 要】抗战时期的广西学生军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特殊贡献。其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通过演讲、戏剧表演、歌咏表演、张贴反日墙报与抗日标语漫画、出版进步刊物、举办各种学习班传播、开展反托斗争等多种形式。广西学生军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对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多个地方的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抗战时期;广西学生军;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3-434X(2020)01-0044-05

　　抗战时期的广西学生军是全国闻名的一支队伍，学术界从多个方面对广西学生军进行了阐述研究，比如广西学生军的组建、党对广西学生军的领导、广西学生军的抗战救亡事迹等，但对广西学生军传播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非常少，仅有田宝帅与杨洋发表的一篇论文《广西学生军与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2014)，且该文章收集的史料并不全面，对学生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包括学生军的内部传播和对外传播)以及传播的影响的研究也不深入，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广西学生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状况，对于丰富和完善广西党史乃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对于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一、抗战时期第二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的组建

　　广西学生军是新桂系当局组织的，前后一共组建了三届，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组建的第二第三届学生军，在全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1936年6月，新桂系组建了第一届学生军，队伍组建以后，分赴广西各县开展抗日救国宣传。1937年10月，新桂系组建第二届广西学生军，这一届学生军“共有280人左右，男女约各占一半” [1 ]该年12月，学生军开始奔赴抗日前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广西告急，广西当局决定组建第三届学生军。第三届学生军“最后录取了4200多人，编为三个团” [2 ]。1939年2月中旬，学生军三个团分赴平乐、桂平、宾阳继续集中训练。桂南战役爆发后，第三届学生军广泛发动群众做好支援前线的工作，他们所到之处，抗日救亡运动都迅猛兴起，因此学生军深受社会各层人士的爱戴，被赞誉为“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 [3 ]。

　　二、抗战时期第二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内部对马克思主义学习传播

　　抗战时期第二第三届学生军组建后，在内部积极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学生军队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通过中共领导人的演讲报告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二届学生军赴鄂豫皖前线途经武汉时，聆听了多名中共领导人的演讲报告，其中“周恩来在武昌蛇山公园抱冰堂前为广西学生军作了《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演讲，八路军将军聂鹤亭作了《游击战术》的演讲，邓颖超作了《抗日与妇女解放》的报告，八路军将军张爱萍作了《游击队政治工作》的报告，王明则以回答问题的形式向学生作了关于托派、抗战与国际共运、抗战与反法西斯、抗战与工会、抗战与读书、恋爱、妇女解放等问题的报告” [4 ]。第三届学生军建立后，叶剑英为第二团作了《现阶段的游击战和正规战》的演讲。这些演讲宣传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宣传了党关于持久战的思想、游击战略战术思想以及工作的策略等问题，极大地开阔了学生军的视野，提升了他们的理论水平。

　　二是通过阅读马列书刊学习马克思主义。当时，为了提高学生军的政治思想觉悟，树立正确的抗战观点和革命理想，党的领导人指示学生军中的党组织制定专门的学习制度，广泛开展学习活动，而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组织学生军学习和阅读进步书刊。两届学生军在开展抗日宣传的过程中，各队或小组里边都有不少进步书刊，有些书刊是公开摆在工作室里边的，还有一些则是队员们秘密收藏着。工作之余，一大批追求进步的学生军队员都积极学习进步书刊。第二届学生军到达合肥后，新桂系根据战略安排将学生军分成了一、二中队。二中队的党员和进步分子较多，他们定了《新华日报合订本》，并组织新华日报读者会。他们还从书店买了一批进步书籍，其中有不少马列书籍，例如《列宁主义概论》《列宁主义问题》《大众哲学》《街头讲话》《社会进化史纲》《中国共产党党章》等，还有不少进步文学作品，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铁流》等。对于这些书籍，学生军的进步队员都很感兴趣，大家如饥似渴地去阅读，二中队领导对此也不干涉。1938年7月，学生军二中队在河南光山县仁和集做群众工作时，“指导员朱澄霞收到她订阅的《新华日报》，上面有毛泽东同志1938年5月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朱澄霞把《新华日报》拿给党支部书记郑忠同志，随后布置党小组和进步分子一起学习讨论” [5 ]，促使大家对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以及抗日根据地建设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武汉失守后，学生军中党支部利用白崇禧允许研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之机，又组织了党小组和进步分子学习和讨论《论持久战》，并以《论持久战》中的观点来分析抗战形势。随后，党组织安排中共党员下到农村、到伤兵医院，通过谈话的形式把这些观点和精神向农民、士兵、青年宣传，从而提高广大群众对抗战形势的认识，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第三届学生军分赴各地工作后，每个中队都建立起救亡室，买进大批的进步书刊，有些中队收集的进步书刊多些，有些中队少些。1940年6月，中共党组织通过关系从夏威那里弄到了一笔私款，“到桂林买了600多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400多本陈唯实的《民族革命哲学》，还有一本摘录了马恩列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论共产党》，分发给学生军青年” [6 ]。此外，各中队还收集了“《大众哲学》《列宁主义概论》《列宁主义问题》《论民族问题》《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家与革命》《大众政治经济学》《街头讲话》《社会进化史纲》《政治学》《中国共产党党章》《论政党》《社会科学理论基础教程》《社会科学二十讲》《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以及《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群众》《解放》等马列书刊，除此外还有像《铁流》《母亲》《静静的顿河》《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八月的乡村》《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萍踪寄语》等一些文艺类书刊” [7 ]，这些马列书刊成了学生军学习和吸收马列主义的重要刊物。在党组织的带动下，同学们都积极阅读和学习进步书刊，并且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讨论。此外，党组织还通过学生军中担任政治指导员的党员在为学生军作政治指导过程中，重点传播中共关于抗日的方针政策，引导广大学生军队员认清抗战的形势与任务，接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学习，很多学生军队员的思想和理论水平获得极大的提高。

　　三是通过反托斗争推动马列主义在学生军中的传播。在学生军中，也存在一小撮托派分子，其中毛鸿鉴是一个核心人物。在广西第三届学生军成立时，毛鸿鉴亲自动员一批托派分子参加，并作了周密的部署，而且他自己也参加活动，企图扩大托派在学生军中的影响。这些托派分子以一些左的面目出现在众人面前，并且以一些看似很有道理事实上却与客观不相符合的言词迷惑一些学生军队员。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离了无产阶级，是向国民党投降，他们还宣扬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无产阶级不应支持这个战争。他们企图借此来否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定抗日战争。对此，学生军中的中共党员带领一批进步分子同托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特别是在第三届学生军中，反托斗争不是局部性而是全局性的斗争。一团一中队是全军反托斗争开始最早的，一团建团不久，一中队一个参加学生军的托派分子就散布说联合国民党抗日是右倾投降的做法，这观点影响了不少人。那时一中队的中共党员多，进步力量较强，于是党组织发动大家对其反动言论进行批驳。由于批驳得到了团内一些领导的支持，很快反托斗争就变成了全团各大中队反对托派的斗争。学生军中的进步青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同托派展开斗争的过程中，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青年学生，用党的政策主张感染激励学生，推动广大学生军青年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的任务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对统一战线的理解也进一步加深。

　　三、抗战时期第二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对外传播马克思主义

　　以上所述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在学生军内部的传播，实际上，学生军在向外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学生军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过程中，无论是第二届学生军离开广西北上抗日过程中，还是第三届学生军下到广西各地宣传，他们都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学生军向外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通过演讲、表演戏剧、歌咏演奏、张贴反日墙报、抗日标语和抗日漫画的形式宣传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的方针政策，宣传持久战思想。学生军每到一处，都会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他们的宣传，极大地激励了群众的抗日热情。1938年8月，第二届学生军的党支部以学生军工作委员会名义，组织“学生军回桂汇报代表团”，到广西作汇报宣传。回广西的学生军代表团人选是经过特别的筛选最终确定的，他们都是学生军里边的中共党员和骨干分子，他们在武汉接受了中共领导人的演讲熏陶，再加上自身的刻苦学习，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水平都属于学生军中较为突出的。回到广西后，他们积极地向群众宣传在外边学习到的党的抗战主张和方针政策，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广西得到一次较为集中的宣传。1939年4月，第三届学生军三个团开赴广西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各种形式的宣传过程中，党的抗战主张得到广泛宣传，也帮助广大群众正确地认识了抗战形势，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爆发了，大批群众踊跃参加支前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军队的抗敌斗争。

　　二是出版进步刊物。第三届学生军三个团内部分别编辑出版《突击》《曙光报》《火车头》三份报刊，而《曙光报》尤为出名。在编辑思想上三个团部办的报纸都明确地以党的关于抗战的方针政策为指导思想，从各方面宣传党在当时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主张。《曙光报》曾有意识地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精神在报上加以论述和宣传，此外还向群众传播阶级斗争、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必然失败等马克思主义观点，《火车头》曾以毛泽东《论新阶段》的观点分析抗战的形势。这三份报刊都有《时事述评》这类栏目，《曙光报》在收音时偶然发现了延安广播电台的频率，就一直坚持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特别注意收听《解放日报》社论和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据以指导写好每周《时事述评》。此外，他们剪辑《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和《广西日报》等大报的电讯，把来自党的报刊文章，以及党的有关指示和政策，结合具体情况，或转载、或改写成社论和文章在报上发表，及时地宣传了党的政策，指导了学生军的工作，这些文章深受欢迎。除这三份比较出名的报刊外，第三届学生军还出版了很多种小报刊，据1941年上半年的调查了解，1939年到1940年上半年，第三届学生军“先后创办的报刊共87种，其中日报11种，三日刊26种，五日刊8种，周刊20种，旬刊11种，半月刊10种” [8 ]。这些报刊，分布在桂东、桂东南和桂南的多个县。学生军出版的进步报纸影响力特别大，发行量也十分惊人，受众多，范围广，党组织非常重视这批宣传舆论工具，分配了一批具有一定思想政治水平的党员参与报刊编辑出版工作，这些人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利用这批舆论工具，积极将党的方针政策、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

　　三是通过举办各种学习班传播马克思主义。1939年是当时广西省政府发起和推行的“成人教育年”，第三届学生军积极配合广西当局推行的成人教育，在工作地区兴办了各式各样的成人扫盲班、青年学习班。此外，学生军还组织了一大批的升中补习班、读书会等，广泛组织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群众参加学习。在指导群众识字、读书学习和文化教学的活动中，学生军中的中共党员与进步分子积极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宣传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道理。在高级班里，还为他们讲授社会发展史、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最终必然遭到失败等内容，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新桂系追随蒋介石反共，“党总支估计学生军即将被解散，便抓紧时机，深入宣传发动群众，积极举办青年训练班、读书会，讲授科学知识，传播革命思想” [9 ]，这一次举办训练班和读书会，同样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四、抗战时期第二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广西学生军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仅有的”一支“兼军事政治两者而有的特殊队伍” [10]，这支队伍就像一个大熔炉，无论是在广西省内还是在省外，无论是学生军内部还是学生军经过和工作的地方，总会推动越来越多的人被党的政策主张、被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吸引，从而走上亲近或加入到共产党的行列。广西学生军也像是一台播种机，在他们走过的地方，他们都播下抗日救亡的火种，播下马克思主义的种子，进而唤醒和组织了广大群众参加到抗战中来。

　　第二届学生军从桂林出发始便积极开展宣传活动，直到抗战前线。在安徽，学生军更是卓有成效地开展抗日宣传，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安徽大别山敌后抗日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吸引了华中地区各省的流亡学生和进步人士到达该区。这一幕使得国民党顽固派大为惊恐，诬蔑“大别山被赤化了” [11 ]。第三届学生军下到各地宣传一段时间后，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党的政策主张被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获得广泛传播，面对此情形，广西顽固派也深感不安，也害怕被“赤化”了，于是对学生军的进步活动采取诸多措施加以限制。以上所述，充分体现了广西学生军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成绩。

　　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民运部部长张劲夫同志除了称赞广西学生军的身份是别人代替不了之外，还称赞广西学生军“担当这个重大的特殊任务，别人是完全代替不了的” [12 ]，担当的重大的特殊的任务，就是广西学生军开展的抗日救亡工作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几句话，足以说明广西学生军在全国影响之重大，也是对广西学生军开展抗日救亡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最大的肯定。

　　(作者：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 杨文光，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姚敦泽;原文载于《广西地方志》2020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西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

　　[2]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广西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时期)》，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3]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西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4]区济文，王彦著.《中国共产党与广西学生军第二届 1937年—1940年》，广西新四军研究会，1995年版，第27-28页.

　　[5]区济文，王彦著.《中国共产党与广西学生军第二届 1937年—1940年》，广西新四军研究会，1995年版，第58页.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84年版，第27页.

　　[7]区济文，王彦著.《中国共产党与广西学生军第二届 1937年—1940年》，广西新四军研究会，1995年版，第40-41页，以及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著.《党在广西学生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225页.

　　[8]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著.《党在广西学生军 1938—1941》，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9页.

　　[9]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西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10]广西学生军纪实编辑委员会编.《广西学生军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1941年版，序二.

　　[11]王彦编. 《第二届广西学生军第二中队中共支部史料汇编 1938年5月—1940年3月》，广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2006年版，第74页.

　　[12]区济文，王彦著.《中国共产党与广西学生军第二届 1937年-1940年》，广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1995年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