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电的四个见证人
来源：萧培   2022-11-24 15:58:09

　　1944年8月9日重庆《扫荡报》刊登了衡阳会战情况，内中有“最后一电”的内容：“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孙鸣玉同叩。鱼”(鱼为六日)

△《扫荡报》1944年8月9日

　　这一封激励人心的电报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然而却有人怀疑疑它的真实性。我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去寻找见证人。幸运总是眷顾我，让我找到了4位见证人。从命令、起草、签发、发报、又发报、接收、登报，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让大家可以自己判断。

　　一、最后一电起草、签发者——许牧民

△许牧民

　　许牧民，1922年生，岳阳汩罗市城郊乡荣家坪社区2组人，在父亲影响下，许牧民从小就有文才和胆识。并产生了投笔从戎的想法。他在书房墙上写下一副对联：“此日从儒秉笔修文成俊杰，他年入伍持刀习武是英雄。”父亲看到这幅对联，只说了一个字：“好!”1939年4月，许牧民主动投军，凭一笔好字和过硬的文学功底，在国民革命军15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担任准尉司书，参加了湘北会战。

　　1944年6月23日拂晓，衡阳会战打响，许牧民此时正担任27集团军第10军侍从室中尉书记员。许老清楚地记得，方先觉军长将前线指挥部设在衡阳南郊五桂岭湘桂公路局院防空洞内，军长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慰问前线官兵，来到一个机枪掩体前，勉励官兵：“兄弟们打得好，我们的阵地就是敌人的坟墓!”

　　随着战事的推进，军指挥部迁移到中央银行后面100米的防空洞。战至8月初，我军弹药消耗殆尽，我军伤亡极大，官兵们忍饥挨饿，仍浴血奋战。方军长令许牧民拟了一封电报，并签发了这最后一份电报，出色地完成军长方先觉交给的特殊使命。时隔70多年，老人还大致记得90多字的电报内容，因为这是许老一生记忆最深刻的部分。

　　许牧民是衡阳保卫战了不起的英雄，他还完成了保存第十军档案的光荣任务。

　　方军长神情凝重，将许牧民等5人叫去交代任务。许牧民清楚地记得另外4个人的名字：柳虞成、古和平、罗复庆、廖必清。廖必清是衡山县人，其他3人都是岳阳人。方军长将一口暗红色的藤条箱子亲自交到许牧民手里。“你们赶快突围，将这个箱子带到冷水滩，交给第九战区总监部龙静渊处长。”方军长郑重嘱托，“箱子最重要，哪怕你们5人中只剩一个人，也要将箱子送出去!”

　　许牧民顿觉任务重大，当即回答：“人在箱子在，保证完成任务!”许牧民和另外4人商量，决定兵分两路，由许牧民和罗复庆带箱子先行，柳虞成等3人随后，途中相互接应。这时，日寇已经攻陷北门，我英勇的守军在和鬼子打巷战，城内炮声隆隆，火光冲天。许牧民抱着箱子和罗复庆一起冲出南门，城外是一片开阔的田野，才跑了半里路，敌机就从空中冲过来，他俩赶紧跳到一个土墈下面躲藏，日机一个俯冲，丢了一个炸弹，接着一阵狂扫，泥石飞溅。柳虞成等3人随后冲出城门，只见柳虞成冲在最前面，拐向了另一条路，似乎是想将敌机引开。敌机朝他们一个俯冲，打出一串罪恶的子弹，3人不幸牺牲。许牧民和罗复成来不及掩埋战友遗体，含泪匆匆上路，黄昏时分，终于跑到了冷水滩。可是这里的部队已经撤煺。许牧民到处打听，方知总监部已撤往江西。由于受伤，许牧民和罗复庆休整了一晚。这时他们听到一个噩耗：衡阳失守，方军长生死不明。“就是爬，也要爬到江西去!完成将军交给的最后任务。”次日大早，他们顶着敌机轰炸往江西赶。

　　第四天，他们终于在江西遂川找到了第9兵站，将箱子郑重交给了龙静渊处长手里，龙处长大叹：“唉，衡阳已经失守了。方军长被俘，还不知性命如何?”许牧民将突围情况告诉了他。龙处长说：“你们辛苦了，是有功之臣!”当晚，龙处长再次将许牧民叫到办公室，问他：“你知道箱子里的秘密吗?”许牧民摇了摇头。“箱子里装的全部是机密文件，包括蒋委员长的手谕和电报密码本。一旦沦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呀!”龙处长握着许牧民的手：“鉴于你们的英勇表现，我已奏明第九战区司令部，对你们予以嘉奖!”当晚许牧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一想到方军长和牺牲的战友们，不觉流下了眼泪。

　　耄耋之年的许牧民，耳聪目明，身体状态不错;早晨起床后散步，白天读书，看报，听新闻，写书法，与老友唱和诗词，晚上8点准时睡觉。儿孙陪伴在身边，过得恬淡而又充实。许牧民老人不幸于2017年8月1日上午10点在汨罗家中离世光荣“归队”。

　　二、最后一电发报者——卢庆贻

△卢庆贻

　　卢庆贻，1928年生，湘潭县人。十四岁那年，母亲去世了，成了孤儿的他到长沙投奔伯父。这时，恰好守长沙城的方先觉开办报务员速成班，于是报名成为方军长手下发报班里的一名小兵。第二年，随军参加了常德会战。大战结束后，第10军调往衡阳休整。发报站随军部移到了衡阳城中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前面是营业厅，后面是金库，只有6平方米，头上四周都是钢板，就算炮弹真的落在上面，也不会伤人，可以说万无一失。衡阳城与重庆、与友军联系全得靠它，这里除了卢庆贻还有其他报务员和站长，一共是5个人。中央银行上面伸出一截3米高、T字型的天线接收信号。电台只有15瓦的电力，比现在的电灯泡还小，发报都要通过中转才能到达重庆。

△衡阳中央银行门前义卖献金(《大刚报》1938年)

　　1944年6月中旬，美军史迪威部贺克将军等叁人抵衡，向第10军通报芷江空军等3路司令部电台的唿号与波长，使其可与重庆军委会直接联络。由于的十军的发电机只有15瓦，电台只有15瓦，与重庆方面的联络并不顺畅，最后便只能通过江南电台或芷江空军基地中转与重庆的联系，卢庆贻说，经芷江发往重庆的电报，每天定时四次，主要是汇报每天的战事、伤亡情况以及所需要的军备物资等等，但具体内容需要专门的译电员翻译，发报员是无法了解的。卢庆贻说，密码只有重庆译电室的指定人员和军部随从参谋两个人知道，一般的人是译不出的。

△15瓦电台

　　8月6日，军师长会议结束，个个心情沉重。8月7日下午3点，司令部的参谋拿着电文到金库交给电台，当时正是卢庆贻值班，这份衡阳会战的最后一电，是经卢庆贻手发往芷江的。电报发送后，他所在的军部电台也在完成历史使命后静音。他们没有听命令毁掉电台，而是想听听外面还有没有消息进来。第二天早晨才将电台毁掉。

　　我问过卢老，你不知道电报内容，多少字记得吗?他真诚地回答：“当然记得，大约90个字。”卢庆贻发出电报的第二天，在弹尽粮绝、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第十军与日军签订了停战协议。唯一让他难以释怀的是，那时，所有的武装兵都已经派出去了，方军长身边一个兵都没有。他与日本人达成了不杀俘虏、救治伤兵的停战协议，我这条命就是方先觉的那个协议里出来的。第十军投降的谣言仍在流传。停战、被俘，和投降完全是两回事。他是在脱险之后，看到同事留给他的8月9日重庆《中央日报》，才知道方先觉第十军“最后一电”的具体内容。

　　卢老今年94岁，身体健朗，住在湖南湘潭县姜畲镇建中村，守着一亩地过着典型的老农生活。70年多过去了，卢庆贻看到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越来越幸福，内心由衷地感到高兴、自豪。

　　三、最后一电又一发报者——刘俊民

△刘俊明

　　刘俊明，1919年12月出生于山西太塬，黄埔军校1937年加入国民党军政部组建的抗日敢死队，考入黄埔军校14期通信科，接受电台通讯技术的培训。1939年至1945年，作为国民党江南无线电总台的一员在湖南参加长沙会战等一系列战役，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江南无线电总台受了表扬，刘俊明也被升为了少校台长。

△电报机发电电键

　　2013年我与张勤在长沙访问了他，他亲自对我们说：“衡阳保卫战期间，我们江南无线电总台有8个分台，负责第九战区与驻在重庆的军委会办公厅之间的通讯联络。我任总台台长，率领一个分台驻扎在冷水滩，专门负责联系第十军。第十军电台只有15瓦，联系不到重庆。而我们的电台有25瓦，所有第十军电报都靠我们中转。”“但是在8月初，我另有任务到了广西南宁、柳州一带。接受不到第十军的信号，很是心急，完成任务后立刻往湖南赶。8月8日清晨，还不到冷水滩，我们就遇到第十军的通讯兵，他将电报稿交给我说:‘昨天，第十军联系不到你们，很是着急。方先觉军长派我们通讯兵带着电报稿，赶往广西方向来找你们，终于找到了。’我立即把电报发往重庆。第二天《扫荡报》就登了出来。觉得哪有这幺快，当时我还不知道芷江也将电报先一天发到了重庆。”“方先觉军长真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做事认真细心，考虑周到。”我们谈了很多，了解了一些部队通讯方面的常识。

　　刘俊明老人九十多岁仍然思维清晰，记忆准确，虽然因为右腿负伤造成长年卧床，但他坚持坐轮椅参加各种纪念活动，向青少年进行抗战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经常走访慰问抗战老兵。2019年7月29日病逝，享年100岁。

　　四、最后一电接收者——游家驹

△游家驹

　　抗战老兵游家驹，1919年生，湖北秭归县人。1938年1月初中毕业报名参军，在重庆广阳坝入伍，考入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当时广阳坝机场在河边，陆军、空军都在那里训练。

　　游家驹老人回忆说：“那是1940年，在昆明第十飞机修理厂实习期间，陈纳德的飞机和飞虎队来了，急需通讯员，就让我去学通讯。我再次来到成都空军机械学校学习通讯。我1941年至1942在成都东门外4-5里的古雅坡，空军对空监察电台任报务员。我们监察电台的主要任务就是监察我们的电台。监察是否按国际统一化标准进行通讯用语。一年多以后我就调到重庆空军对空无线电总台，台长梅汝琅是梅汝璈的弟弟。梅汝璈是抗战胜利后，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时的中方审判官。”

　　“四年多的通讯兵生涯中，我最难忘的是1944年6月23日至8月8日的衡阳战役，那永不消逝的电波是衡阳孤军与后方的联系唯一渠道。我们重庆对衡阳，要通过芷江转重庆，我们再转军政部。接到任务(衡阳战役)吓死了，在上级安排下，我带着3个助手吃住都在电讯室内。衡阳战役足足打了47天。而我也在电讯室守候了四十余日。四十多天都不准睡觉。我们4个人轮流休息。后来情况愈加紧急，就在桌子上眯一眯眼，打个盹，时刻准备收发报。衡阳战役后，我才升为领班。”

　　“最后的时刻我记得很清楚，血战终于到来了。”8月7日，游家驹把刚收到的电报上交不久，隔壁的电译室内传来惊叫声：“糟了，日军已冲入衡阳，方军长完了!”后来游家驹才知道，他交上去的正是方先觉军长发给统帅部的“最后一电”。方军长在电文中称，“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孙鸣玉同叩。鱼”

　　“由于方军长自杀未成功而被日军俘虏，逃回重庆后就被传是投降变节。可能是我们东方的战争观念太过残酷保守了吧。既未成功又不成仁，就只能做俘虏乃至叛徒了吗?孤军坚守47天，战至弹尽粮绝，致敌军48000多人死亡，甚至惊动了日本天皇和日军大本营。要放在欧美，怎么也算是国家英雄了，可惜是在那时的中国……”

　　游家驹老人于2017年9月15号“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