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志士的反战活动
来源：团结网   2023-01-06 14:44:47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中指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具备许多有利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有世界各国人民的援助。在这些外国友人中,既有白求恩、柯棣华、斯诺等助力中国抗战的国家的外国友人，也有来自敌国日本的革命志士。他们为维护世界和平，开展了一系列反战活动，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绿川英子用电台进行心战

绿川英子与丈夫刘仁

　　绿川英子(1912—1947)，日本山梨县人，绿川英子本名长谷川照子。1929年，在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绿川英子，开始接触为人类谋解放的进步事业，并爱上了世界语，参加了左翼作家雨田雀学创办的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的活动。“九·一八”事变震动了绿川英子，她表示强烈抗议，并因此被日本当局拘留。1936年，绿川英子和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刘仁相爱结合。1937年4月，绿川英子在刘仁之后也来到中国。

　　绿川英子踏上中国土地后生活的第一个地方是上海。在那里她目睹了“八·一三”惨案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一篇题为《爱与恨》的文章中，她这样写道：“我爱日本，因为那里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新的家乡，我憎恨，我竭尽全力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

　　上海失陷后，绿川英子夫妇在郭沫若的帮助下，从香港经广州，来到中国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在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参加了中国电台对日广播工作。

　　1938年7月2日，绿川英子从她的住处——武汉市上海路15号，来到设在武汉关附近的怡和街怡和洋行楼上的国际宣传处，做播音的准备工作。19时整，她那柔和而流畅的日本女中音，随电波传向四面八方，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她大声疾呼：“日军同胞们!别错洒了鲜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绿川英子的播音，吹进了成千上万日军士兵的心田。在前线，有的士兵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有的士兵呼喊着亲人的名字剖腹自杀，在军舰上，有的士兵拒绝登上中国大陆。

　　绿川英子的对日广播，非常有效。她用甜美的语言，欢快的节奏，感人的话语，打动着被日本法西斯驱赶到中国充当炮灰的那些日军下层士兵。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此时日方才查明了那个操流畅日语的播音员就是绿川英子。11月1日，东京《都新闻》上刊出绿川英子的照片并作了报道，骂她为“娇声卖国贼”。

　　1941年7月27日，在重庆文化界的一次聚会上，绿川英子见到了她仰慕已久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夫妇。周恩来笑着对她说：“日本军国主义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绿川英子听了很激动，她对周恩来说：“您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是对我微不足道工作的最高酬答，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忠实的女儿。”她的回答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在为来宾的折扇签字时，邓颖超还特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绿川英子名字的旁边。临别时，邓颖超对绿川英子说：“让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吧!”

　　抗战胜利后，绿川英子夫妇来到东北解放区。1947年1月14日，绿川英子由于人工流产手术感染不幸逝世。

　　中西功冒死探出绝密情报

中西功

　　中西功(1910—1973)，日本三重县人。1929年，中西功首次来到中国以留学生身份进入上海同文书院。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野心的不断增强，外务省乃至日本军方要求同文书院学生增加对中国情报的调查，使得同文书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间谍活动”的性质。

　　中西功进入同文书院的时候，当时同文书院院长就是后来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文磨。然而，在同文书院却出现了一批同情中国革命的学生。

　　1930年秋，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许多在校生参加了由时任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和书院教员、中共党员王学文领导的“日支斗争同盟”。在沪期间，他们散发反战传单，进行反帝宣传并遭到逮捕。1931年，出狱后的中西功又组织了“对支那不干涉同盟”，以同文书院加入中共的学生为中心，推进反战运动。1932年4月，部分同文书院的学生为表示反战决心，要求返回日本。1932年底，中西功回到东京。

　　在日本国内，中西功秘密参加了日共青年同盟，并向尾崎秀实学习了情报工作。此时的尾崎秀实已打入日本上层，并将中西功介绍到日本在大连研究中国情报的“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中西功在华巡游后写出的一系列分析报告，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重视。1938年，日本“中支那派遣军司令部”成立，其特务部从“满铁”将他借调来沪。

　　中西功到达上海后，通过同文书院同学、中共党员的西里龙夫恢复了组织关系，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并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上海情报组织”。此后，他利用为日军特务部做情报分析以及可自由进入绝密资料室的有利条件，向延安发出一系列重要情报。

　　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最关注的问题。值此关键时刻，尾崎秀实利用其“首相嘱托”的身份，得到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的情报，并通过佐尔格告知苏方，使苏军在莫斯科危机时刻扭转了战局。其实中西功对此情报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两个月，此时的佐尔格、尾崎秀实已被逮捕，日本决策层对南进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具体日期尚未最后拍板。

　　1941年10月，中西功收到来自东京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只有三个字：“向西去”，署名白川次郎。其实白川次郎指的就是中西功自己。这个笔名，只有同文书院几位关系密切的同学才知道。很显然，这是一封报警电。

　　怎么办?此时中共“上海情报组织”负责人认为：当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非常严峻，了解和掌握日军的战略动向，其意义已远远超越了中国抗战的范围。如今，日本南进已经明确，延安方面又要我们进一步搞清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准确日期，提供更进一步战略情报，这个时候，不但不能“向西去”，而且要“向东去”。只有“向东去”，才能搞清楚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但是考虑到中西功是日籍党员，可先征求他的个人意见。

　　与此同时，中西功也在反复纠结相同的问题，要不要“向西去”?如果“向西去”自身安全可以得到保障。但这样一来，不仅不能获取日军下一步战略动向，而且还因他的“向西离去”而使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同志以及建立多年的情报网完全暴露。权衡利弊后，1941年10月底，中西功在上海日清码头登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他决定冒死也要“向东去”。

　　返回东京的中西功，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探到更进一步的情报：日本南进决策已定以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准确日期。中西功接续完成了佐尔格、尾崎秀实未完成的情报工作。

　　尾崎秀实被捕后，与其关系极密切的中西功受到追查，日本情报机关逮捕了中西功及相关中日情报人员20余人。

　　中西功从上海被押到东京后，受到严刑拷打，但他坚不吐实，只承认为了信仰曾向中共提供过情报。1944年秋，日本法庭判处中西功死刑。因日本情报机关要留活口核对疑问，死刑暂未执行。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西功出狱。

　　战后，中西功为重建日共奔走，并出版了回忆录《在中国革命风暴中》。

　　野坂参三亲抓俘虏教育工作

野坂参三和毛泽东

　　野坂参三(1892—1993)，日本山口县人。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野坂参三是英共创始人之一。后野坂参三与另一位日共元老片山潜等人在1922年创建了日本共产党。

　　野坂参三在共产国际东方支部工作期间认识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康生等人。1940年2月，在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决定回国，早想回日本参加斗争的野坂参三获此消息后，有意与周恩来同行，到中国再转道潜回日本。

　　1940年3月，野坂参三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阿里亚罕分别装扮成华侨和周恩来的随员，与任弼时、邓颖超及师哲等人一起秘密离开莫斯科，于当月25日到达延安。但安顿下来不久，野坂参三就发现：在不远的将来，他根本不可能从中国潜回日本。没有办法，野坂参三只得从长计议，做好长留延安的准备。从那时起，野坂参三有了中国名字：“林哲”。

　　1940年至1945年，野坂参三“蜗居”延安“日本问题研究室”，从事反战与反法西斯宣传，并兼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顾问等职。据野坂参三回忆录《风雪岁月》记载：“周恩来建议我工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将其报告给中共中央……。第二，希望对前线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第三，希望我亲自抓俘虏的教育工作……。”为此，野坂参三提议，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化敌为友的特殊学校。后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反复磋商并在1940年10月决定建校，野坂参三亲自担任这所日本工农学校校长。

　　1945年4月，野坂参三作为唯一的兄弟党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并在大会上作了《建设民主的日本》的发言。在大会期间，《解放日报》还刊登了他与毛泽东、朱德在一起的木刻像。

　　正如赵安博(时任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所回忆的：“野坂参三在华5年半时间里，为协助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为准备回国后的斗争，作出了独特重大的贡献。”

　　野坂参三在延安期间，与中共高层领导特别是毛泽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了大量调查，毛泽东对此有过高度的评价。1943年3月15日，野坂参三以“林哲”之名在《解放日报》发表《在日本工农学校纪念三一五》一文，毛泽东读后，当天就致函野坂参三：“向你建议，多写些日本革命史料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请你考虑”，“你的文章我都喜欢看，并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态度，我们的人很少会作分析文章的，主观主义夸夸其谈的东西满口满纸，我们正在打击这一传统甚深的极坏作风，并请你予以帮助。”1943年6月6日，中共中央以极高规格为野坂参三举行了延迟3年之久的盛大欢迎会。1993年野坂参三病逝于日本东京，终年101岁。

　　鹿地亘发起反战同盟

鹿地亘夫妇在重庆

　　鹿地亘(1903—1982)，本名莱口贡，日本小说家。他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来成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1935年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流亡到上海，从事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与宋庆龄、鲁迅等都有往来。

　　抗战全面爆发后，鹿地亘夫妇辗转香港，于1938年2月经广州抵武汉，受到郭沫若、沈钧儒、邓颖超、史沫特莱等热烈欢迎。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顾问)，并在第三厅第七处(对敌宣传处)工作。在重庆期间，《七月》和《抗战文艺》成了他发表文字的主要阵地。在这两份期刊上，鹿地亘陆续发表了《伟人哭泣》、《日本反法西斯主义与文学》、《关于“艺术和宣传”的问题》以及《海与舟人》、《对于人的爱》等文章。

　　除了发表文章，鹿地亘的最大贡献是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经多方努力“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于1940年7月20日在重庆正式成立，鹿地亘任会长。鹿地亘领导盟员出版刊物《真理的斗争》，编印《敌情研究》，分发各战区司令部，很受欢迎。鹿地亘创作了以反映日本劳动人民反对本国法西斯为内容的大型话剧《三兄弟》，由盟员们先后在桂林、柳州、重庆演出，并通过电台向日本广播，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鹿地亘还向各部队的政工干部传授如何审讯日军俘虏的方式方法;如何利用其官兵对立的心理开展对敌宣传的策略等。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反战同盟的活动受到国民党的限制。鹿地亘并不因此泄气，他在反战同盟总部内另组“鹿地亘研究室”，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为中国抗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曾由周恩来陪同，在桂园单独接见了鹿地亘夫妇。毛泽东盛赞日本反战朋友的出色工作，感谢他们为中国抗战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抗战胜利后，鹿地亘夫妇于1946年6月回到日本。返日后的鹿地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同时继续开展中日友好与文化交流的活动。鹿地亘于1982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