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日本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研究综述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5年10月29日 作者：乔君   2023-01-11 09:05:50

　　抗日战争（日本学者多称日中战争）是日本从事近现代史研究和中国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相关成果蔚为大观。笔者根据所掌握的材料，重点对新世纪以来日本学界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状况及主要观点略作梳理与评析。

　　一、研究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末，日本关于抗战时期中共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且多散见于对抗日战争的整体研究或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中。进入21世纪后，日本学者在抗战时期中共研究方面推出了一批新成果，据不完全统计，相关研究的论文著作达40多篇（部）。这一新的研究局面与日本重视加强史料建设和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

　　（一）加强资料整合与利用，为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从上世纪20年代起，日本为实现其侵华政策，通过东亚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兴亚院等机构，大规模搜集中国情报，其中不乏关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情报。战后，日本学者编辑出版了多部资料集，如《中国共产党资料集》《毛泽东集》《战史丛书》。新世纪以来，日本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依托专业机构，更大规模地开展对日本近代以来史料的搜集、整合与利用工作，为学者更加深入地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共提供了有力的资料支撑。

　　1．成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日本学者一直有注重史料搜集、考证的传统。2001年11月30日，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成立。它主要是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从明治初期到二战结束（1868年至1945年）期间有关亚洲的资料进行数字化，并通过互联网提供给用户，使“任何人”“任何地点”“任何时候”都可以阅读和打印。截止到2014年4月，该中心公布的档案数量已达190万件（约2810万个图像）http://www.jacar.go.jp/siryo/siryoz.html.。仅以“中国共产党”为检索词，就可检索到835条相关信息，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全貌》《中国共产党抗日纲领集》《中国共产党运动之解说》《中国共产党1937年史》等。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史》为例，该书由日本外务省情报部1938年6月完成，涉及第二次国共合作、七七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红军改编及参战、事变中的苏联及共产国际等内容，并附有相关文献史料。此外，从2006年起，该中心还委托日本神田外国语大学调查搜集日本国内有关部门和机构关于亚洲历史资料的收藏和利用情况，并于2009年2月发布《日本国内亚洲历史资料调查报告》。该报告为我们了解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在日本的收藏情况和查询利用，提供了线索和方法。

　　2．出版多部与抗战有关的资料集

　　日本不二出版社自1987年至今连续出版“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系列丛书，2000年1月至2015年4月间共出版82卷（册）。该资料集旨在挖掘更多未被公开的史料，弥补已公开战史资料的不足，丰富日本近代史内容，促使日本不再犯相同错误 http://www.fujishuppan.co.jp/kindaishi/15nengokushi.html.。该资料集主要收录兴亚院、大东亚省等机构战时搜集的有关中国的情报和资料，其中也有一些抗战时期中共的资料。

　　2010年至2014年，日本近现代资料刊行会陆续组织编纂出版了“战前·战中亚洲研究资料”丛书第7卷《中国占领地的社会调查》 http://www.kingendai.com/books/asia/asia.html.。该资料集分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两编，共70余册，主要收录战前及战时日本为侵略中国而成立的兴亚院、同仁会、新民会等调查机构在中国占领区从事各项调查工作所形成的报告及资料集，其中有日本外交协会1942年的《最近的中国共产党》、东亚研究所1944年的《由支那民族社会构造特异性看中国共产党运动实态及其效果研究》。

　　此外，由日本外务省编纂的日本外交档案资料汇编《日本外交文书》自1936年出版以来，截止到2014年3月已陆续出版214册。2010年至2013年先后出版了《太平洋战争》（1—3册）、《日中战争》（1—4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1、2卷）。

　　（二）注重参与国际合作项目，扩展研究视角

　　长期以来，战后冷战环境和地缘政治影响及各国历史文化的差异，使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界对于抗日战争的研究常常囿于一域，各自研究重点和研究结论存在不小的差异。21世纪以来，在学术研究全球化日盛、追求研究共识的潮流下，日本学者主动参与各类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涌现了一批关于抗战时期中共研究的成果。值得关注的主要有以下两个研究项目。

　　1．中日两国政府主导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

　　2006年11月，中日两国政府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实施框架”达成一致，决定两国学者基于《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以“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对中日历史进行共同研究。中日双方分别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具体实施，各自成立由10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设置“古代及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两个小组，步平和北冈伸一分别担任中日两国首席委员。经过三年多的努力，2010年1月31日，中日双方同时发表了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的有关论文。2014年10月，中日两国同时出版了共同研究的报告书 步平、〔日〕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北岡伸一、歩平編：「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報告書，勉誠出版，2014年。。两国学者虽然仍对一些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对方的看法，则是迄今为止共同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虽然日本学者的论文直接涉及中共的内容并不多，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在抗战中团结所有可能的力量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事实。

　　2．美、中、日三国学者共同发起的“中日战争（1931—1945）国际共同研究”项目

　　该项目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傅高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日本庆应大学山田辰雄共同发起，全球学者共同参与，旨在推进20世纪中日战争国际性共同研究。自2002年起，该项目已先后在美国、日本、中国召开了5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的主题分别是：“战时中国：地方政权与状况”“1937—1945年中日战争的军事历史”“中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战时国际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在研讨会上，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教育、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中共的俘虏政策及抗日根据地日人反战运动、抗战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每次会议均有日本学者参与，不乏一些年轻学者的身影，会后日本也出版了多部论文集 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姫田光義、山田辰雄編：《中国の地域政権と日本の統治》，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エズラ·ヴォーゲル、平野健一郎編：《日中戦争期中国の社会と文化》，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0年；西村成雄、石島紀之、田嶋信雄編：《国際関係のなかの日中戦争》，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1年；久保亨、波多野澄雄、西村成雄編：《戦時期中国の経済発展と社会変容》，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4年。。

　　二、主要研究内容和观点

　　战后较长时期，日本学者对于抗战时期中共研究多集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等问题上。新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减少 例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是日本学者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内容之一，野泽丰、古厩忠夫和安井三吉等著名学者都有着较为深入的分析与评价。今井骏1997年出版专著《中国革命与对日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研究序说》，对日本学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情况作了梳理与考察。但新世纪以来，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如田中仁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史——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再生》一书中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共从危机中获得了重生。新泻大学人文学部的吉田茉纪子通过分析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系，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功获得了国民党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保证；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前就有了抗战的想法，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民党失去了准备的时间，蒋介石是在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下结成统一战线的。,他们越来越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历史、毛泽东的思想研究等。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

　　新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军事活动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与研究，指出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贡献，分析了其组织和军事活动的情况和特点，还探讨了中共的俘虏政策与日人反战运动等问题。

　　1．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贡献

　　爱知大学菊池一隆教授对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军队对日军展开了猛烈抵抗，沉重打击了日军。这是中国能够贯彻持久战，并将拥有近代武器、具备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日本一步步逼向战败的综合性要素之一。因此，不考察中共军队的战场，就不可能弄清强国日本何以最终败于弱国中国。〔日〕菊池一隆著，袁广泉译：《中国抗日军事史（1937—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9页。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国立山口大学的纐缬厚也指出，中国战胜在经济、军事实力强于自己的日本，除了因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一场非正义战争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广大人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这比几万架飞机与大炮更有战斗力。 纐缬厚：《完美阐释“人是战斗力”》，《人民日报》2015年5月4日。

　　2．八路军的军事斗争

　　新世纪以来，日本学者虽然少有八路军研究的专著，但在许多抗战研究的著作中都有所涉及，如《日中战争的军事展开》。

　　爱知大学名誉教授马场毅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对象，考察并分析了八路军的成长与发展。他认为，抗战开始时，在中共党组织弱小、没有红军存在的山东省，中国共产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和军队当中，与其一起进行根据地建设。同时，利用韩复榘政权崩溃的权力真空，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和开展游击战争，最终创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而国民政府遏制中共和八路军在华北扩大力量，导致了1938年之后山东国共磨擦的激化。1940年底，第115师与山东纵队合并。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治安强化运动”，根据地和八路军遭受重大打击，而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投降,变成伪军，也增加了对中共和八路军的军事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危机，中共的指导方针由过去重视扩大主力军转为主力军精兵化、部分主力军地方军化、强化地方军和人民武装（民兵和自卫队），使更多人员到农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致力于与此相关的人民武装的组织化。1943年秋季后，由于山东不再存在国民党军队，日军也因调往南方而显兵力不足，中共和八路军开始了局部反攻。从1943年底开始，通过在农村实行查减（即对减租减息工作进行实际的检查，实际上是减租减息运动的继续——笔者注）和清算斗争以及拥军优抗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许多农民积极参军。其结果是，在日本投降之前，中共在山东拥有了20万八路军、50万民兵和数百万人的自卫队。 馬場毅：《華北における中共の軍事活動 1939—1945》，参见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

　　3．新四军的军事斗争

　　日本从事新四军研究的学者并不多，新世纪以前，除宍户宽的《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史》 宍戸寛[ほか]：《中国八路軍、新四軍史》，河出書房新社，1989年。之外，几乎未见有关研究新四军的专著出版。这是因为抗战时期日军主力在华北作战，战后回国的日本士兵谈得比较多的是八路军，对新四军关注不多。此外，中国国内的新四军研究略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国外学者的研究。但在战时，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搜集了大量关于新四军的情报，并对新四军作了深刻分析。这些史料成为日本学者研究新四军的重要参考。新世纪以来，爱知大学的三好章发表了多篇（部）关于新四军的论著，如《试论新四军移驻东北》《摩擦与合作：新四军 1937—1941》《论新四军的后勤工作》等三好章：《新四軍東北移駐試論》，《中国研究月報》2001年2月；三好章：《摩擦と合作:新四軍1937～1941》，創土社，2003年；三好章：《新四軍の「後勤工作」について》，《軍事史学》2009年12月。。

　　三好章特别强调新四军的两面性。他指出，新四军既是日中战争时期主要在华中地区活动的中共军队，又是以同日军作战为主要任务而成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军队，和国共两党有着复杂关系的叶挺与领导着皖南新四军军部的项英分别代表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在分析新四军与国民政府、国民党军队不断产生磨擦的原因时，他指出，新四军的成立过程以及中共中央与新四军的关系是产生磨擦的主要原因。作为中共军队，副军长项英掌握实权；而作为统一战线的军队，在成立之初又任命叶挺为军长。从一开始，新四军就被赋予两个不同的性质。三好章还注意到，在与国民党军队不断磨擦的情况下，新四军能在华中地区建设根据地并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同当地乡绅阶层的合作分不开。 三好章：《摩擦と合作:新四軍1937—1941》。

　　4．中共俘虏政策与日人反战运动

　　中共在领导敌后斗争中，十分注意开展针对日军的分化瓦解工作，制定了对俘虏的优待政策。各部队纷纷成立对敌工作部门，向日本士兵展开宣传，动摇其作战决心，加深其厌战反战情绪。不少被俘日本士兵在思想上政治上有了进步并参加了反战组织，同中国人民一起共同反对侵略战争。

　　新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关于抗日根据地日人反战运动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如《日中战争时期日本人在华中的反战活动：以新四军为中心》《日本反战士兵与日中战争》《原日本兵的抗日战线：与八路军一起》《震惊近卫文的反战呼声：日人反战同盟的战斗》《美战时情报局“延安报告”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堀井弘一郎：《日中戦争期、華中における日本人反戦活動——新四軍との関連を中心に》，《歴史学研究》2000年7月；菊池一隆：《日本人反戦兵士と日中戦争:重慶国民政府地域の捕虜収容所と関連させて》，御茶の水書房，2003年；山極晃：《米戦時情報局の『延安報告』と日本人民解放連盟》，大月書店,2005年；太田隆司：《元日本兵の抗日戦線:八路軍と共に》，東銀座出版社,2008年；前田光繁、小林寛澄、姫田光義：《近衛文麿を震撼させた反戦の呼び声——日本人反戦同盟のたたかい》，《世界》2007年8月；殷志強：《根拠地の反戦同盟をめぐる境界認識》，《環東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年報》，新潟大学コアステーション人文社会·教育科学系付置環東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 編，特集《近代東北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境界》，2013年2月。，从多个方面切入这一主题，深化了相关研究。

　　骏河台大学的井上久士以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1940年3月到达延安为界，对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的俘虏政策作了考察。他认为，在抗战初期，中共和八路军就已确立了不杀放下武器的日本俘虏以及优待俘虏和送返希望回家者的方针。随着野坂参三到达延安，他影响着中共对日本形势的分析和决策，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关于俘虏政策的决策，有着很大的发言权。井上久士认为，华北的日人反战活动，相对于数十万日军来说，规模决不算很大，但对日军形成了威胁，令其士气低下。 井上久士著，孙彩萍译：《华北地区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和日本人的反战活动》，参见杨天石、庄建平编：《战时中国各地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73—289页。

　　旅日学者赵新利利用《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和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日军之友》《前进月刊》等大量第一手资料，从思想上、组织上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抗战时期中共对日宣传战略与宣传工作，总结了中共对日宣传“两分法”思想的形成背景与过程。“两分法”是指在宣传中将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的日军普通士兵与日本政府及军阀区别对待的思想工作方法。赵新利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古典思想的相互影响之下，中共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两分法”的思想；30年代的抗战时期，在以“知日派”为主的中共敌军工作部门的现实主义的对日工作中，这一思想得以精细化，并逐渐成熟和固定下来。作者认为，“两分法”对中共战后许多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当前的中日关系中，特别是关于历史问题，坚持“两分法”仍是中国的基本立场，这一理性观念已深入人心。因此，抗战时期中共的对日宣传和对日“两分法”思想的形成及内涵，对目前中国人的“日本观”“日中战争观”仍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趙新利：《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の対日プロパガンダ戦術·戦略:日本兵捕虜対応に見る「2分法」の意味》，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11年。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新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关于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涉及抗日民主政权性质、根据地各项建设及群众动员工作等。相关论著包括：《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地区统治的渗透——以山东省莒南县为例》《抗日战争与民众运动》《1944—1945年山东省南部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与地主》《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共产党根据地的宪政事业》《抗日根据地的战争动员与民众》《革命之仪礼：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民俗》《中国民众的日中战争》等。 荒武達朗：《抗日戦争期中国共産党による地域支配の浸透——山東省南部莒〔キョ〕南県》，《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2001年25号；内田知行：《抗日戦争と民衆運動》，創土社，2002年；荒武達朗：《1944—45年山東省南部抗日根拠地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と地主》，《徳島大学総合科学部人間社会文化研究》2006年第13号；梅村卓：《陝甘寧辺区における通信員,読報組政策の展開》，《中国研究月報》2007年1月；味岡徹：《共産党根拠地の憲政事業》，《中華民国の模索と苦境:1928—1949》第三章，中央大学出版部，2010年；三品英憲:《一九四〇年代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と社会——「大衆路線」の浸透をめぐって》,《 歴史科学》2011年2月；石島紀之：《抗日根拠地における戦争動員と民衆——太行抗日根拠地を事例に》，《環日本海研究年報》2011年3月；丸田孝志：《革命の儀礼: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政治動員と民俗》，汲古書院，2013年；石島紀之：《中国民衆にとっての日中戦争:飢え、社会改革、ナショナリズム》，研文出版, 2014年。

　　1.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性质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既与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也与工农民主专政不同。对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日本学者有着自己的观点。田中仁认为，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拓和管理的空间。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央政府认可的地方政府和受到边区社会承认的地区权力机构，具有双重性，是由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的各阶级联合专政所构建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及其社会，其创造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田中仁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正确处理许多政治难题，仍作为一种坚固的架构继续发挥着它的影响；作为值得参照的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政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日〕田中仁著，赵永东等译：《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285页。

　　2.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内田知行从农业生产互助运动的角度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强调抗战时期的这段历史对中共全面执政后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抗战时期贫农之间的互助是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源流，而抗战时期富农雇佣劳动力的主流模式则是人民公社解体后追求富裕生活的农村个体经营的源流。 内田知行：《抗日戦争と民衆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内田知行还特别考察了陕甘宁边区的义仓 义仓，原指荒年或青黄不接时，地主等人设立的旨在向穷人借粮或赊粮的粮库。根据地的义仓是在土地革命及后来的减租减息运动中群众自下而上自发摸索出来的互助救济方式，即群众耕种自己土地的同时，以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形式耕种 “义田”（村里共有的土地），并将“义田”的收获交到“义仓”，用以救济困难民众。建设运动，此前日本和中国学者的研究都较少涉及这一内容。内田知行指出，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义田、义仓建设运动实现了初步的劳动和土地所有的共同性。1943年义田共同耕作方式首先在关中分区开始，这是因为关中分区是移民和流民进入边区的东南入口，为维护当地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建设义仓成为紧迫任务。1944年义仓建设扩大到延属分区和其他分区。1945年，随着农业互助组织的衰退，义仓经营总体上看比较低迷，经营形态也由义田共同耕作方式向持有余粮方式转变，之后义仓建设运动结束。在这个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是乡村的共产党干部、乡长、村长和获得劳动英雄称号的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 内田知行：《抗日戦争と民衆運動》。

　　3.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

　　日本学者普遍认为，强大的政治动员是中共在敌后开展并坚持持久广泛的游击战争的重要举措，中共采用了包括利用民众期待、民俗、减租减息、广播宣传等多种方式进行政治动员。

　　在利用民众期待方面,日本著名抗战史研究专家石岛纪之指出，根据地民众对于共产党和日军的反应是多样的，但不能简单地认为，面对日军侵略，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自然觉醒而支持共产党。事实上，在战争初期，日本的侵略让民众产生恐惧心理，加之国民党军队和阎锡山部队的撤退，使他们对共产党产生了期待，并起来参加抗战。但百团大战之后，部分民众将日军的残虐报复归因于八路军，加上国共军事对立和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对民众抗战情绪产生消极影响。总之，民众对于共产党的反应是比较复杂的，有时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有时又不够信任，甚至是不满和憎恨。 石島紀之：《抗日根拠地における戦争動員と民衆——太行抗日根拠地を事例に》，《環日本海研究年報》2011年3月。

　　在利用民俗动员民众方面,广岛大学的丸田孝志以时间、象征、民俗、信仰、会道门组织与群众动员的关系为对象，对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等地的政治动员作了考察。丸田孝志认为，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日伪政权的出现和中共根据地的扩大，中国出现了国、共、汪伪政权等争夺国家权力正统性和正当性的复杂局面。1939年底之前，中共比较尊重国民政府的纪念日，在维护国民政府权威的基础上主张中共政权的正统性。但1939年底国共关系恶化之后，中共在纪念日活动中虽然继续重视显示民国正统性的国庆节，但对国民政府系统的其他纪念日活动多数都停止了，同时中共开始通过自己的纪念日来确认权威。对于抗战后期毛泽东画像代替神像在农村较为普及的情况，丸田孝志指出，中共正是通过使用象征进行政治动员以强调自己权威的。 丸田孝志：《革命の儀礼: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政治動員と民俗》。

　　在开展减租减息动员民众方面,石岛纪之指出，1942年之后，中共开展了减租减息这一标志性的社会变革运动，多数农民得到了利益。随着农民权力的确立，这些农民成了共产党的支持者。而这种支持的心理因素有三：一是保护自己的意识；二是对过去统治阶层的仇恨；三是自上而下或村庄内部的强制性。 石島紀之：《抗日根拠地における戦争動員と民衆——太行抗日根拠地を事例に》，《環日本海研究年報》2011年3月。

　　在通过宣传、制度开展民众动员方面,上智大学的梅村卓认为，中共比较好地利用了广播这一宣传方式进行民众动员。梅村卓指出，在陕甘宁边区，广播最初的作用只是党内信息交流的工具。和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和国民党把广播作为国民统合的一种方法相比，中共则将广播作为情报战的一种手段，以不同的形式更加直接地运用于战争动员工作。 梅村卓：《抗日·内戦期中国共産党のラジオ放送》，《アジア研究》2008年1月。东京大学的御手洗大辅则认为，中共通过自己的司法制度和审判组织，区别于南京国民政府，显示自己的公正性，获得了群众的信任 御手洗大輔：《人民司法に対する初歩的考察——「根拠地法制期」における裁判組織構造の変遷を題材として》，《中国研究月報》2007年4月。。

　　4.日军对于抗日根据地的政策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并未十分重视抗日根据地。但随着战争的长期化，特别是百团大战之后，日本加强了对中共的情报搜集，通过“治安肃正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法，对根据地实施全面侵略和渗透，达到分割和隔绝根据地、打击和消灭抗日武装、侵占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井上久士指出，1937年至1938年，日军虽然组织了“华北灭共委员会”，但总体上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意识淡薄，对八路军重视不够，仅将其看作“残敌”或“匪团” 井上久士：《抗日戦争時期日本の華北抗日根拠地に対する政策》，参见臧运祜、潘洵、周勇、徐勇主编《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有关史料及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75—176页。。

　　山本昌弘认为，日军对八路军只给予某种程度的关注的原因有三：一是日军对后方警戒等任务重视不够；二是初期阶段日军低估了共产党政治、军事活动的影响力；三是当时的日军在组织和训练方面都不具备反游击战的能力 山本昌弘：《華北の対ゲリラ戦、1939—1945》，参见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井上久士提出，1939年，随着战争长期化，日本华北驻屯军制定《第5期情报搜集计划》，加强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情报搜集；同时将部队分散配置，对八路军进行反复讨伐。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日军认为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攻击，遭受了“奇袭”。为维护日军威信和不再发生同样事情，日军计划发动旨在彻底消灭共产党八路军的晋中作战。百团大战之前，日军情报部门对中共的关注度不够，对和其有关的作战情报以及治安情报的利用也不够充分。百团大战之后，日军情报部门倾尽全力搜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情报，并支持“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对中共力量的真实情况进行调查。1941年2月中旬，日军破译中共部分密码，这对后来的讨伐作战发挥了很大作用。日军还通过“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恢复，日军部队由高度分散部署向集中兵力转变。1943年9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宪兵队改编为华北特别警备队，专门对中共进行组织破坏和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 井上久士：《抗日戦争時期日本の華北抗日根拠地に対する政策》，参见臧运祜、潘洵、周勇、徐勇主编《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有关史料及其研究》，第176—180页。

　　波多野澄雄、庄司润一郎对此持相同看法。他们指出，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参谋本部命令华北和华中驻军确保占领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在华北，为对付共产党军队的游击活动，采用把军队细分后分散配置在市区或街道的“高度分散配置”的配备形态。另一方面，日军从1939年初开始对抗日根据地开展“治安肃正”作战，取得一定成效。在百团大战中，日军被攻其不备的原因是对共产党军队的情报、谍报活动的欠缺，同时也暴露了日军高度分散配置的弱点，少量兵力分散驻扎的部队承受不住人海战术的攻击。 步平、〔日〕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第282—283页。

　　（三）抗战时期的毛泽东研究

　　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共人物研究，日本学者多集中于毛泽东，偶见少数文章涉及抗战时期的王明等人國方久史：《王明の抗日民族統一戦線について》，《吉備国際大学社会学部研究紀要》2004年第14期。。

　　1．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

　　菊池一隆通过研究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梳理了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形成及其内容，并对八路军、新四军利用游击战打击日军的情况作了考察，总结了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四大特点。（1）毛泽东是持久战论者，虽然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正规战，但没有游击战作补充，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在以落后武器抵抗强敌侵略的情况下，游击战是利用本国地利、全民武装进行持久战的最恰当的战争方式。因此，从广义上讲，整个中国实质上都是通过游击战抵抗日军的。（2）中共主张全面开放民众运动。无论是兵源还是粮食，民众对游击队提供了巨大支持。没有这种支持，游击队就不可能存在。（3）游击队是通过多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但中共原则上采取的是志愿制，主要是以民众组织为基础，按民兵、游击队、正规军的顺序逐步建立。（4）中国看准了日军占领的仅是“点和线”，在其空白地带开展游击战。〔日〕菊池一隆著，袁广泉译：《中国抗日军事史（1937—1945）》，第199—225页。

　　2.毛泽东对于国际形势的认识

　　成蹊大学的光田刚根据由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所编著的《毛泽东集》，在《抗战前期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一文中，对毛泽东在1937年至1940年间关于国际形势的认识及其变化作了梳理与分析 光田剛：《抗戦前期毛沢東の国際情勢認識》，《成蹊法学》2011年74号。。作者指出,在抗战开始前，从瓦窑堡会议到卢沟桥事变期间，毛泽东将世界分为和平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两大类，美英法和苏联同属和平阵营国家，而德意日是实施侵略的法西斯阵营国家。对于日本开展的旨在发展经济的佐藤外交，毛泽东认为，日本资产阶级认为与中国的战争将使日本的财政、经济和政治崩溃，但决定日本政策的是日本军阀，佐藤外交也是从侵略政策的战术必要性方面提出来的，强调日本资产阶级对日本军阀的弱势。从这一阶段开始，毛泽东担心英国会牺牲中国对日妥协，而美国因其远东利益和日本的大陆政策互不相容，不可能坐视不管。从卢沟桥事变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期间，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认识并无明显变化。他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争取中国抗战胜利是有利的，中国应该争取美英法等国的援助。但苏德条约签订后，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严厉谴责英国和美国，特别是英国的张伯伦政府。毛泽东认为，苏联之所以和德国签约，是因为英美等国的反动政策。英美的不干涉政策不能保证苏联和波罗的海各国的安全，他们希望德苏开战互相消耗力量。光田认为，从种种情况分析，抗战前期毛泽东视苏联为中共唯一的援助者，苏联的方针和苏联的利益也必然影响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认识。

　　3.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

　　佛教大学的土田秀明是日本近年来潜心研究毛泽东并取得较为显著成果的年轻学者，发表了多篇有关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的研究论文 土田秀明：《毛沢東『実践論』の構想に関する一考察——毛沢東の歴史観と弁証法理解との関係を中心に》，《佛教大学大学院紀要》2006年3月；土田秀明：《毛沢東『矛盾論』の構想に関する一考察—毛沢東の抗日戦争観を中心に》，《佛教大学大学院紀要》2009年3月；土田秀明：《ソヴィエト期における毛沢東の抗日論に関する一考察》，《佛教大学大学院紀要》2015年3月。，特别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对毛泽东的“两论”进行了分析与考察。

　　他认为，毛泽东《矛盾论》中的“矛盾”是斗争性和同一性的混合体，可以用来理解抗日战争的当事者——日本与中国的“矛盾”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矛盾论》刻有抗日战争的时代烙印。毛泽东的《实践论》强调“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但决不是单纯的“实践的推进”。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阐述的变革理论并不够成熟，内容也较为凌乱，有一些先行理论的节录内容。但《实践论》的构想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相重合，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发展思想中有毛泽东的独创。

　　三、研究动向分析

　　新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关于抗战时期中共研究呈现出研究成果增加，研究角度多样，研究视野日趋开放，研究方法以资料分析见长等基本特点。与其他国家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相比，存在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一）研究重点转向当代中国，整体上对抗战历史的研究有所弱化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加大，日本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当代中国的研究。日本学界试图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进行全方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2007年至2012年，日本人类文化研究机构在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和东洋文库设置研究基地，组织30多所大学、80多位研究人员，开展为期五年的“当代中国地区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2013年又开启“当代中国地区研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从目前情况看，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特别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几乎都参与了该研究项目，多数学者把研究方向和重点转向当代中国。相对于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日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人数明显减少。即使有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同其他主题相比，涉及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内容还是显得少之又少。笔者认为，这很可能与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活动猖獗有着密切关系。

　　（二）研究内容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全面性

　　新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于抗战时期中共研究，几乎不涉及南京大屠杀、卢沟桥事变等重大敏感问题，评价较为客观、公允。但从整体看，相较于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研究，日本学界对于抗战时期中共的研究有较为明显的差距。特别是蒋介石日记等新史料不断公开后，日本学者对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的研究进展较大，推出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重庆国民政府史研究》《蒋介石的外交战略与日中战争》《蒋介石研究：政治·战争·日本》家近亮子：《蒋介石と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の権力浸透に関する分析》，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2年；石島紀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家近亮子：《蒋介石の外交戦略と日中戦争》，岩波書店，2012年；山田辰雄、松重充浩編著：《蔣介石研究:政治·戦争·日本》，東方書店，2013年。

　　。相较于对国民党政府研究选题的多样性，日本学者对中共抗战研究较为零散，缺少对抗战时期中共系统、全面的研究。

　　（三）研究角度由以日本为主转向关注中国，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同等重视

　　作为加害者和当事国，战后日本学界对日本与这场战争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涉及战争决策、军方行动、日美开战、国内动员及战争责任等方面。进入新世纪后，仍有许多研究成果出现。但同时，日本学者也开始关注作为被害国与当事国的中国，出现了一批从中国角度研究抗战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对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也给予同等重视。例如，菊池一隆在《中国抗日军事史（1937—1945）》一书考察卢沟桥事变后历次重大战役时，兼顾战场周边国共军队或民众武装对日军展开的袭扰甚至进攻，从而展现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实际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抗日战争不是中国某党某派某些势力的单独行为，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对外抵抗行动。

　　总的来说，进入新世纪，日本对中国抗日战争，尤其是抗战时期中共的研究有所弱化。但当前，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学界日益重视从中共历史角度探究中共执政的源泉和预测其发展方向，伴随着这股潮流，有理由相信日本学界的研究状况会有所改变。日本学界关于抗战时期中共研究的新史料、新成果，仍然值得我们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