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研究呈现新亮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刘超建   2023-06-28 14:50:33

　　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以下简称“大后方”)既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概念，它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后方研究是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亦占有主要地位，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2016年之前，受理论、视野、科研力量等方面的限制，大后方研究明显滞后于抗日战争研究的其他领域。近年来，大后方研究却呈现出如下新亮点。

　　大型丛书的出版、史料数字化和专题史料数据库建设。大型丛书出版方面，2020年7月，由潘洵主编的“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出版，该书以事件与人物为重点，涵盖政府、金融、文化、军事诸领域，全景式再现了抗战大迁徙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此外，学者们颇为重视史料搜集、整理及数字化与专题数据库建设。近年来，对大后方的各种文献进行数字化与专题数据库建设已成为学界的研究新动向。不少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日军侵华战争罪行文献与文学、歌谣、影像、调查等史料进行了数字化，建设了专题数据库、编制了历史文献联合目录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献的共建共享。2016年、2019年分别由周晓风和尚季芳担任首席专家的“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与“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资料整理及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批，亦体现出了这一趋势。

　　跨学科研究发展势头良好。近年来，大后方研究中出现了不少跨学科研究者，他们不仅积极推动了本专业领域研究，而且将本学科的研究方法、视野、理论等引入大后方研究中。笔者统计了中国知网上各期刊(CSSCI和北大核心)2016—2020年间发表的大后方研究论文和第二届至第五届大后方论坛的参会论文，共计420余篇。从中可见，大后方跨学科研究体现在三个领域：一是文艺研究。抗战时期，大批文艺界人士转移到大后方，形成了重庆、延安、桂林三个抗战文化中心，并保留了大量史料。由此，一些有美术、音乐、文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积极参与到大后方研究中来，如王陌潇、汤斯惟、龚永红等。自2009年起举办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美术文化研究高层学术论坛”对此亦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二是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在近年来的大后方研究中，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较为广泛，如在贵州水运航道的整治、国际交通线、垦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军无差别轰炸所造成惨案的时空分布等领域。三是司法制度研究。大后方研究中出现了一系列从司法制度入手，对大后方城市民众犯罪、西南地区省际互助缉私、司法改革及其实践、刑事审判程序改革等方面的研究。

　　区域比较研究。就研究区域而言，2016年以前的大后方研究多局限于某个特定区域内，缺乏大后方的不同区域之间、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的比较性研究。近年来，区域比较研究成为大后方研究的新亮点。如刘岩岩以川陕为例对西南、西北的经济互动研究，吴元对侨资银行区域差异性的考察，赵旭峰对贵州与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比较研究等。区域比较研究在史料挖掘、研究方法、理念、视野等方面，对大后方研究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民众心态史与特殊群体研究。抗战时期，无论是日军对大后方的无差别轰炸，还是抗战前线及沦陷区的新闻报道，都对后方民众心理造成了较大影响，对老人、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影响则更为强烈。对于这些群体及其心态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出日军侵华的暴行及其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如郭川对重庆大轰炸下的民众心态研究，蒋娜对巴金的大轰炸书写及心态变化研究，任祖凤、王微对内迁大后方知识女性的探析，潘大礼、周立英等对女青年从军运动的研究，李玲玲对儿童组织与动员的探究等都属于该领域的重要之作。

　　域外史料与域外视角的运用。中国人民的抗战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大力援助，大后方研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大后方研究中运用域外史料与域外研究视角，对于弥补国内史料的不足及还原历史真相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域外史料与域外视角不断得以运用。如陈志刚对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与中国外交抉择的研究、高佳就1938年“桂林号”事件与英美两国因应的研究、吴光会就《纽约时报》对日军无差别轰炸惨案报道的研究等，都有开创之功。

　　西北大后方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2016年之前，大后方研究多集中于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研究成果则寥若晨星。尚季芳曾多次呼吁学者们要重视西北大后方研究并撰文《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希冀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近年来，西北大后方研究取得了一定发展。在笔者的统计中，相关论文共计57篇，约占13.57%。所占比例虽然不高，但较2016年前已有较大进步。综合来看，西北大后方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交通线、抗战遗址保护、日军轰炸与政局变化、西北开发、民众动员与政治宣传等领域。

　　理论和观念研究出现新进展。对学术研究而言，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甚至可以决定该领域的研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2016年之前，大后方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后方研究的深入发展。近年来，大后方的理论研究仍处于弱势地位。在笔者的统计中，理论探讨的论文共计9篇，约占2.14%。但不少学者开始重视理论的探讨，如潘洵、周勇等对大后方的概念及其研究对象、地位、作用、研究价值与发展趋势等进行了讨论，这为大后方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此外，理论和观念的新进展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全球视野的运用。大后方研究本身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主要内容，受全球史研究影响较大，因此大后方研究愈发重视全球视野的运用。如刘超建对广西糖业的地方统制实践的研究、杨瑞璟对中印公路南线勘测的研究、韩继伟对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研究。第二，整体史观得到了重视。2016年之前的大后方研究，多是对某个区域或某个历史事件的探讨，呈现出碎片化状态，难以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段历史。近年来，大后方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有所改观，采用整体史观成为不少研究的新视角。如常云平对大后方的食糖走私、周聪对四川井盐给予沦陷区民众生活上的支援、卢徐明对四川纸张紧缺及其社会反应等问题的研究，就是将之放在国家视野中进行解读，增强了问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大后方研究之所以呈现出了诸多新亮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国家与地方政府的重视。近年来，大后方研究作为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更好彰显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国家及地方政府对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国家社科基金对该领域的研究项目亦给予积极支持，这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

　　二是科研基地的推动作用。自2009年西南大学成立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以来，西北师范大学、保山学院、云南师范大学先后组建了西北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滇西抗战与历史研究所、滇西抗战史研究所等科研基地，培养与聚集了一批日臻成熟的科研人才。

　　三是中青年学者的积极参与。从笔者所统计的论文作者来看，中青年学者达60%以上，已成为大后方研究的重要力量。重视学科交叉、思维活跃、外语基础好、善于接受与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是他们的主要优势。除积极撰写学术论文与承担课题外，他们还参与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数字化与专题数据库建设等。其研究内容涉及大后方的经济、社会、军事、外交、法制、交通、环境变迁等方面，且所论多有创见。这不但进一步拓宽了大后方研究的视野与范围，而且带来了新的选题、研究方法与视野。

　　近年来诸多因素出现了集合效应，使得大后方研究展现出许多新亮点与新进展。尽管如此，大后方研究因起步较晚，仍存在较多的未知领域，还需要我们不断进行探索。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