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据地法律史中探寻红色基因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23-08-07 09:58:49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弘扬以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2023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提出“加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史特别是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的研究，传承红色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血脉”。

　　什么是红色法治基因，它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长期以来，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一般认为，基因是生物遗传演化的基本单元，带有遗传信息，决定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精神内涵，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本质。故红色法治基因，就是党领导法治建设所体现的初心与精神。就此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法制建设，特别是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是探寻和传承红色法治基因的最主要的途径，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根据地法律史蕴含着执政为民的红色基因

　　以人民为中心，努力实现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中，始终贯彻和体现的就是法律的人民性，是执政为民在法律领域的体现。在苏区、在抗日根据地、一直到解放区，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都被作为法制建设的优先项。

　　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土地资源分配严重不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早期，根据地政权就注重解决土地问题，1930年《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暂行土地法》规定，“要土地”为目前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因此要推翻军阀豪绅地主的官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宣布土地法，“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以满足农民之要求”。分配土地之后，为了照顾贫弱，《上杭县东山区苏维埃布告》中，规定农民老弱残废无法维持生活者，得出租田地。红军士兵及贫苦农民无法耕耘不能生活者，得出租田地。

　　抗战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普遍的民主制，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监督政府工作，更凸显了执政为民的特色。谢觉哉提出，各级政府要向人民报告工作，做的好人人称赞，做的不好，就得受到指责，“人民是不客气的。政府负责人能否继续当选，就看这次讨论中人民对他的评论如何”。正是如此，才使得行政人员成为人民的公仆，政府是廉洁的，是人民自己的政府。

　　在根据地的各种立法中，以工人、农民为代表的人民利益，得到了优先保护。抗战时期，各个抗日根据地相继颁布劳动法令，保护工人权益。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点钟，“每工人每周经常须有连续不断的四十二小时的连续休息”。1941年的《晋西北工厂劳动暂行条例》规定，工人工作、生活、生命安全、劳动保护、集会及伤残等方面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并予以法律上的保障。工人在厂住宿时，厂方提供灯油及冬季炭火;工人因重病暂时不能工作时，医药费由厂方负责，病假一个月以内，工资照发。类似劳动法规，在各个根据地普遍得到制订和施行。

　　在革命根据地，司法机关是人民政权的一部分，因此也体现鲜明的人民性。在党的领导下，谢觉哉、雷经天、马锡五等老一辈司法工作者，改革了旧式司法制度，以巡回审判、减免诉讼费等多种方式，努力实现司法为民、便民。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新型司法的典型代表，这种司法方式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审判或调解中充分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努力实现法律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融合，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认同。

　　根据地法律史留下了依法执政的经验智慧

　　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革命政权的创建，同时进行了依法执政的实践。在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的基础上，一系列行政法令被制订和颁布，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等，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规范行政组织建设的法律体系。此外，在规范具体行政行为上，也有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先后制定了六十个组织法令、二十八个行政法令，保障了行政过程的依法运行。

　　抗战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尝试。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就明确地指出，“民主政府，是法制的政府，只能要求人民遵守法令上规定的义务，不能强迫人民遵守超过法定以外的义务，只能依法剥夺人民的自由，不能非法剥夺或限制人民的自由”。这些简朴的话语，与当代法治中的法治政府、限权政府无疑有异曲同工之意。他尤其关注法治政府中公正价值的实现，1944年，在边区参议会的报告上他指出，“人民对当地政府判决不服而上诉时，或对当地行政人员不满而越级控告时，有些地方政府的主管人员借口不合手续，或没有下级介绍信，加以阻抑。以致民情不能上达”。是故，必须要畅通人民监督政府和权利救济的渠道。

　　陕甘宁边区同样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精兵简政，进一步规范了政府制度，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暂行规程》《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陕甘宁边区警察工作规则》等，确保政府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政府干部的行为受到法律的规范。

　　根据地的依法行政，不仅体现在立法中，从苏区到抗日根据地的司法实践中，都能看到依法行政的法律得到了有效的执行。中央苏区的谢步升案、陕甘宁边区的肖玉璧案，都是对贪污渎职的政府人员惩戒的典型案例。此外，苏区还广泛发动群众监督政府工作人员，赋予其批评、检举、监督、罢免的权利，有不少政府工作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甚至是刑事处罚，充分说明了根据地保障廉洁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效。

　　根据地法律史有助于构建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当代中国的法学概念、范畴或者话语，绝大多数来自于西方法学，缺乏体现中国法治实践运行机理的概念、范畴和话语。这些基于西方社会经验和社会结构的法律概念、话语，置入中国社会的法治场景中，难免发生冲突。为此，需要总结、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概念与话语，建构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主体性和原创性的法学研究，对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中国现象”进行学理化阐释，揭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法理，并从中提炼出逻辑自洽的标识性概念;再以这些概念阐释中国的生动法治实践，从法治实践到法学理论，进而作跨时段、跨文明比较研究，将其抽象为具有一定普遍性意义的概念或者模式。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当然是提炼中国法治概念、理论的富矿，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实践历程，同样值得认真梳理和系统总结。

　　在中央苏区，以何叔衡、梁柏台为代表的司法工作者，探索了下乡调解、劳动感化等法律制度。延安时期，以谢觉哉、何思敬、李木庵为代表的一批红色法学家，基于根据地的法制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法学概念、范畴和话语，如“两权半”“三三制”“人民宪法”“民族区域自治”“刑事和解”“感化刑”“马锡五审判方式”等等，这些概念的内涵及精神，仍然值得认真总结和挖掘，并在新的时期继承与发扬。(韩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