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斗争最残酷、牺牲最大的军队。在长达14年的斗争中,抗联部队处于被冻死、饿死、战死的险境。上世纪30年代后期,东北抗联面临着最为残酷的现实:日寇在东北大肆地残杀抗日军民,抗联部队被打散;由于叛徒的出卖,很多地方党组织和交通站被破坏,幸存的也被迫转入地下。抗联的主要创建者和将领大部分都牺牲在这一时期,抗联队伍由1937年兴盛时的四万五千多人,(1)到1940年已经只剩下约两千人,大多数牺牲的烈士连名字都没留下,能被记住的百不足一。但抗联将士却歼灭了大批日寇,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应该说,东北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了抗联将士们保家卫国的赤诚和悲壮的牺牲。1945年,彭真就说过: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主力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14年苦斗。(2)这是把东北抗联斗争放到了和长征、游击战争一样重要的高度进行评价。1946年,冯仲云以抗联健在的老将军的身份向所有了解抗联历史的人呼吁:“在艰苦的斗争中,抗联抗救的各种文件、遗物,都已毁灭,遗失,或星散了,年代久远,记忆为难。……希望苦斗尚存的抗联同志、抗救同志,抗联抗救的遗族,曾知道抗联抗救活动的人们,都要来回忆,多写作,多搜集,写苦战记、苦囚记、苦刑记,写烈士传……搜集抗联抗救的各种旧文件遗物,日寇的各种记载,文件等。我们要对得起死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完成这一巨伟的工作。”(3)此后,抗联文学中出现了以回忆录为主的文学作品,但由于全国解放后,康生长期把持意识形态,为掩盖其同伙王明破坏东北抗联的罪行,压制抗联的研究和宣传。直到文革结束后,抗联历史才得以展现。
纪实文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重要文学现象。“纪实文学,是指借助个人体验方式(亲历、采访等)或使用历史文献(日记、书信、档案、新闻报道等),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报告文学、历史纪实、回忆录、传记等多种文体。”(4)抗联纪实文学以表现历史中的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为优长,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以抗联为题材的纪实文学已经有一百多部。这些作品在承续了真实性的一贯立场的同时,又不断有新的突破。
一、逼近真实:抗联纪实文学的整体趋向
抗联纪实文学记录了东北抗日联军英勇的抗日斗争,纪实文学的作者坚持历史事实而不热衷于故事。他们以严谨的创作态度,下大力气多方面获取资料,力图逼近历史真实,还原那段抗战岁月,尤其是再现了抗联将领们的英雄群像。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代表性作品有金勇的《黑白关东》,描写了14年来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走过的艰苦斗争历程。金勇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赵一曼等共产党人和抗联志士们悲壮的斗争:面临着高寒、饥饿、叛徒出卖等极其恶劣的环境,他们顽强抵抗日寇的进攻,主动出击,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3个月灭亡中国的阴谋。14年的东北抗联斗争“为全国抗战树立了榜样,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5)同样具有史实般震撼的作品是朱秀海的《黑的土 红的雪:东北抗联征战纪实》,记述了抗日联军以茫茫林海雪原为家,以草根树皮为食,靠截获日寇军需物资补给进行战斗的历史。在与党中央联络中断、没有后援等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东北抗联以生命不息、抗战不止的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毙伤日伪军十余万人,大大牵制了数十万日军精锐部队南下入侵,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书中讲述的抗联将领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延禄、赵一曼、李兆麟等的故事构成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抗联纪实文学展现了日本侵华战争对人性的摧残。纪实文学的作者不是为了复制艰苦悲壮的历史,而是要给后人以新的启迪和教育。相对于审美价值来说,抗联纪实文学更重要的是精神价值,这就要求纪实作品的真实性。白俄罗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越是深入地研究文献,就越是深信文献并不存在。没有与现实相等的纯粹的文献。”(6)文献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的真实性,因此,纪实文学作者要通过无数次的调研、采访,让亲历者说话,让事实还原。“纪实文学通常具备文献价值、史志价值、哲学思想价值、社会学价值和文学价值。”(7)抗联纪实文学对那段记忆做出阐释,帮助后世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历史。书写抗战中英雄们的历史,成为后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抗联纪实文学作者来说,搜寻到准确而又翔实的资料是最具挑战性的事,由于东北抗联的特殊性,可靠的资料显得少之又少。对健在的亲历者的深入细致访谈成为获得有价值的一手材料的方法,再加上各种历史,包括地方志的搜集等成为纪实文学的资料来源。张正隆的《无上光荣》承续了这样的书写,他以中日双方亲历者的回忆和珍贵的历史图片为史料基础,带领读者走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战悲壮惨烈的历史现场,全书充溢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新世纪以来,抗联纪实文学表现出较为突出的学者化特征。学者们的加入,使得抗联纪实文学充满了理性的力量。他们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充分依靠事实,以文献的研读为基础,反复核实史料,对作品中涉及的所有事件、人物都要做到有据可查,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的真实。“真相都是零散的,多种多样的,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能同时容纳进一个心脏和大脑”。(8)真相是检验纪实文学作者责任感的试金石,一些作品经受住了考验。《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纪实》是王晓辉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基础上创作的,体现出学者的严谨学风,大量的历史资料,同时加入生动活泼的纪实文笔,从辽、吉、黑东北军队抗争到大反攻,凸显了抗联将士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刘干才、李奎的《大东北抗联纪实》主要描写了包括抗日武装的早期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军成立等过程,书写了他们艰苦的抗战历史和用生命换来的卓越抗战功绩;姜雅君的《红旗 热血 黑土:100位抗联英雄的故事》也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纪实文学写作趋向,作者以学者几十年研究东北抗联历史的成果作为基础,生动隽永地书写了14年抗战期间,罗登贤、童长荣、李红光、金百万、夏云杰等100位抗联战士誓死保卫家乡、保卫祖国的英勇抗争事迹。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一位抗联志士令人荡气回肠的热血忠魂;每一个历史场景都真实地再现了血雨腥风中抗联志士无私无畏的抗争历史。作为军事科学院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军事学博士,李涛的《战典7:东北抗日联军征战纪实》更显示出学者的创作特征,叙述了抗联将士们在冰天雪地里,在重兵围攻下,与凶残的敌人苦苦周旋,孤军奋战,插入敌后,牵制与消灭了大量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振奋了民族精神,有力配合了中原抗日战场的作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世纪背景下,《族魂》的出版是抗联纪实文学领域重要的收获之一。作者刘晓明作为抗联烈士后代,更背负着为家族长辈洗清不白之冤的重任,他深入实地、多方查证,历时十几年收集资料。书中记述了以刘氏家族祖辈、父辈两代三个男儿为代表的北满抗联将士的战斗历程,清晰地呈现了刘氏家族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画卷,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族魂》不仅叙述了以抗日民族英雄刘耀廷、刘景阳兄弟为代表的讷河抗日先锋队与日本侵略者浴血抗争的历史,还写了以乐亭奶奶、淑珍大娘为代表的刘家女性鼎力支持和参加抗联斗争的民族大义。作品撷取了大量东北抗日联军中珍贵翔实的历史资料,第一次披露了李兆麟将军与刘景阳之间的书信往来和相关的重要历史文献,澄清了家族抗战的历史,这些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历史真实我们无法完全获得,但可以把生命体验和感受融入历史的文本中感受到真实,并以此逼近真实。在这一点上,就找到了进入历史追问真实的大门,而个人的生命存在和感悟是打开这个大门的金钥匙。”(9)抗联纪实文学的作者用他们还原历史真实的责任感,用生命去追溯历史中所有的细节,因此,写进作品中的故事都是作者利用在调研、走访基础上掌握的一手资料打磨而成。言出有据的精心叙述的背后,留下了走进历史的途径,让读者自己去思索。刘晓明的《族魂》虽然是写家族抗战的,但其逼近历史的真实性在于,他作为晚辈并没有回避和掩饰长辈们身上的缺点,而是从人性的层面探究历史的局限性,阐释那段家族抗战历史。耀廷爷爷参加过民团,在外面还娶了小奶奶,“九一八”事变后,他对复杂的军事国事难以辨别,提出退伍回家。小六爷景阳身上也有旧军人的习气,在李兆麟将军写给叔爷景阳的信中,对景阳“背地议是论非的习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小六爷夜里回家筹钱,面对窘迫的家境感慨:“现在跟了抗联打鬼子,家保不住还得破财。”深明大义的侄媳妇淑珍劝说道:“你呀,别什么都舍得搭进去了,还落个嘴不好!家都搭进去了,还落个咱家门风不正!”他说:“对!对!还是侄媳妇看得远,站得高。”(10)小六爷深知家中的境况,因此发几句牢骚,这丝毫没有降低和损害他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刘家的两个祖父直到牺牲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也有可能他们都不知道抗联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而父亲虽然参军早,但入党却比一直在农村务农的大嫂妇救会主任田淑珍还要晚。这更显示了《族魂》的真实性:在错综复杂的抗战背景下,很多像父亲一样的抗联战士是凭着民族大义和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参加抗联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党组织都是处于秘密活动状态,父亲入党晚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抗联纪实文学努力追求的是历史的真与美,在忠实地反映历史的大前提下,追求纪实文学的美,使二者完美地结合。透视纷纭的事件表象,揭示人物的思想,还抗联历史以本来面目,给人以深刻的警醒。
二、“第一次”:抗联纪实文学的不断突破
抗联纪实文学在介入历史、描绘抗联斗争、表现抗联精神图谱方面显示出优越性。随着亲历者的讲述增多,各种档案和历史资料的不断解密,国外大量相关历史资料的译介引进,抗联纪实文学创作拥有了更为丰富而鲜活的素材。抗联纪实文学在再现历史真实的同时,创造了“第一次”,出现了重要的突破。值得关注的是任炳镐的纪实文学《红色汤原》,这是在研究东北抗联史基础上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他以全新的视角、精确翔实的事实和创新的探索,为东北抗联纪实文学的创作再铸一座丰碑。作者以汤原县为基点,多次走访抗联老战士及其子女,与知情人座谈,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作者以揭示真相的严肃态度,打破僵化的传统的观念,客观地解读历史,还历史以公正。如,赵尚志及其北满临时省委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的斗争,对王明、康生破坏东北抗联和党组织的错误进行了深入披露,起到了还原事实、正本清源的作用。透过丰富而又复杂的历史,展现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歌颂了赵尚志等抗日将领敢于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和高尚领袖品格。重新审视了东北抗联将士与日本关东军浴血奋战的悲壮历史,深刻而翔实地阐述了抗联的历史。该书还强调了一个史实:东北抗联在14年的苦斗中,其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牵制了近百万日军进关,有力地策应了全国的抗战。同时抗联还消灭了18万多敌人,不仅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斯战争做出巨大贡献,而且为组建“四野”,解放全中国也做出了特殊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仅东北抗日联军牺牲的将领就多达150余人,其中军级将领就有39位,师级将领112人。作者对抗联史的研究和书写具有突破固有认识、还原历史的积极意义。
抗联后代加入到搜集、整理、书写前辈历史的队伍,这不仅凝聚了家族几辈人的希望,还有乡亲们的重托,更是当地政府的期盼,最为重要的是对历史有个交代,还原真实的抗联历史,使人们对抗联有更深层的认识。刘颖的《东北抗联女兵》第一次以纪实手法系统、全面地记述了普通抗联女兵这一群体的战斗生活和惨烈的牺牲。书中记录的124位主人公中,有66人成为了烈士,她们牺牲时年龄最大的37岁,最小的仅为12岁。这幅英雄群雕是作者深入挖掘、第一次集中塑造的,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不可低估,是一部珍贵的歌颂抗联女兵的力作。刘颖从更人性的角度来反观抗日战争,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真实地讲述了她们在国破家亡之际,面对日寇的杀戮,像男儿一样忍受饥饿和寒冷,与外敌进行殊死斗争。她们的牺牲震撼天地:在被敌人抓捕前,张宗兰和嫂子金凤英选择了有尊严地离开,毅然决然吞下鸦片;李秋岳面对严刑拷打,始终不透露任何机密,被枪杀后,头颅被残忍地割下,悬挂在城头;崔姬淑掩护同志撤退被捕,所有酷刑都未能使她投降,丧心病狂的日军剜出了她的双眼,又活生生挖了她的心脏;安顺花被砍掉了双手仍不屈服,刽子手们将削好的木楔子一根根直钉进她的胸部和腹部;还有年仅12岁的朝鲜小姑娘在拒绝投降后被施以酷刑,最后悲壮牺牲。女性化的视角再现战争对人性的绞杀,女性经历了残酷的考验,她们以“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情怀,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乐章。
“用当代人的观点解读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也是纪实文学作家的责任。”(11)一鸿的《冰封的记忆:东北抗联教导旅揭秘》是第一部记录八十八旅历史史实的文学作品,作者用了20年时间,走访了近50位抗联老兵,搜集中、日、俄的战争档案,用最真实的史料写成。这是一段血泪交织、爱恨交融的往事,作者完全忠实于历史,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细节都完全真实。尤其是介绍了日本籍的抗联战士、有苏联军衔的抗联将领等,全面地揭秘了这支没有番号的特殊部队从关外孤旅的绝地苦斗再到越境成军、归来复国的发展历程和惊天地泣鬼神的铁血战争史。书中也披露了由于建国后中苏关系恶化,意识形态斗争带来的政治运动使得每一个八十八旅的老兵都受到冲击甚至是迫害,那段历史也成为禁区。直至今天,中俄两国涉及其中的一些历史档案和资料仍未解密。因此,这些来自当时的敌伪档案或战争亲历者的百余张历史照片,及亲历老兵口述材料背后的故事就显得弥足珍贵。一鸿为研究东北抗战历史提供了更多史料,极具参考价值。过去的历史背后往往蕴含着一代人的思想,抗联纪实文学挖掘出了被尘封的先烈们深邃的思想和灵魂。刘静祥的《雪埋英魂八十年》首次揭秘鏖战伪满抚松万良、战死在北岗高四爷小山的苏剑飞将军等28位东北抗日英雄的史实。这是作者历时13年、4次大规模修改,创作完成的86万字的抗联题材纪实文学,以大量的史料详细叙述了杨靖宇将军早期麾下苏剑飞将军与同期将领宋铁岩、曹国安、韩光、周健华、杨俊衡等携手并肩、爬冰卧雪、浴血奋战,抗击日寇和伪满军警的往事。这是迄今为止抗联史上最系统、最完整描写抗联骁勇彪悍的将领苏剑飞将军的作品,是历经80年雪藏、尘封后的首次全面披露。
重现被岁月遮蔽的历史,是抗联纪实文学的重要特征。在以往的抗联纪实文学中,往往会忽略掉抗联战士获得的民间资助,典型的还原历史的纪实作品是朱秀海的《黑的土 红的雪:东北抗联征战纪实》,强调“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后方支援,粮弹两无,兵员、军费、军需全靠自己在战争中取得。”这只能说是抗联战斗面临的一部分事实,抗联将士的后代刘晓明通过走进家族历史,走进民间,呈现了抗联历史中生活保障那条战线:“讷河抗日先锋队的战斗实践证明,他们全部的生活和给养,大部分来自每个战士背后的家庭、亲友和百姓。这是活生生的历史现实,不是后世人编写的革命浪漫主义教科书。”(12)《族魂》第一次揭示了家族抗战中的事实:刘家的男人个个都是英雄豪杰,血洒抗日疆场;刘家的女人们也都是深明大义,舍家为国。一方面,她们从小受到过严格的家庭教育,懂得为人妇、为人母的人伦道理,心甘情愿地勤勉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另一方面,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无怨无悔地支持刘家男人保家卫国,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抗日斗争中。被日本人称为“打不倒的小脚”的乐亭奶奶是个勤劳、坚强、智慧的女人,她上过私塾和民国小学堂,很有文化,她和能文能武的耀廷爷一同参加抗日活动,迎来送往、筹备物资、拿出银洋。当敌人对她大施酷刑时,她就两句话:“我是一个妇道人家,男人在外边做的事不闻不问,我怎么会知道。我一个小脚女人,不知道大脚人在外边干的事情。”遍体鳞伤的她刚被放出来就偷偷打听景阳的行踪,生怕被日本人死死盯住的小叔子出危险。在儿子树林被抓到哈尔滨监狱生死未卜时,她卖房、卖首饰打探消息,“在哈尔滨寻找和等待我父亲有三年多时间”,并在儿子的关押地附近租个小店,边做小买卖边打探消息。儿媳田淑珍是妇救会主任,在外带领妇女宣传抗日,在家尽力尽心种地经商,日夜忙于养家支前、照看老小。抗联斗争最艰难的时候,胸怀民族大义的东北人民前仆后继,上到耄耄之人、下到十几岁的少年勇敢地支持抗联痛击日寇。那位张尚仁医生敢于给被日寇悬赏捉拿的刘景阳治眼伤;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同行人为刚刚出狱的抗联战士刘树林寻找抗联提供资金;陌生的达翰尔族老人为抗联摆渡过河(《族魂》)。日寇企图杀死所有抗战到底的人,而人民却保护一对外国抗日志士的女孤,并让她在战火中长大(《黑的土 红的雪:东北抗联征战纪实》)。在人民的支援下,杨靖宇领导不足百人的抗联在五个月内,战斗60余次,打死打伤日伪军130余人,缴获许多武器弹药,声威遍及南满;有了人民的支持,短短一年多,赵尚志领导的哈东根据地人口达10万多,被敌人称为“共产王国”、被群众称为“红地盘”(《抗日英雄民族魂》)。“什么叫三个人参加的抗日战争,实则是一个家族全面出动的战争,历史应该公正地对待抗日战士背后的每个家庭。”(13)这句话虽然透露出的只是抗联抗战历史的一个侧面,但揭示出抗联战士家族的巨大牺牲,民间的支持是东北抗联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家族抗战:抗联纪实文学民间记忆的典范
新世纪以来,抗联纪实文学中出现了抗联英雄后代撰写的纪实文学作品。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是东北抗联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东北抗联女英雄李桂兰的女儿刘颖的《忠诚》,另一部是抗联战士刘树林的儿子刘晓明写的《族魂》,这两部作品都记录了家族亲人抗战的历史,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一个家族抗战的真实,共同诠释了两个殷实的家族毁家纾难的根本原因:“民族危亡的时刻,总得有人要用命、要用血去扛旗,这是气节,这是民族魂!”(14)《忠诚》记录了李氏、宋氏两个家族的抗战故事。李桂兰的母亲养育了九个孩子,她支持儿女们去抗日,自己跑交通,照顾伤员。带领全家人走上了革命道路的舅父宋殿双成为汤原游击队副团长,后被日本人扔进大江。大哥李风林是东北抗联第六军的保安团团长,28岁战死在桦川县葡萄沟。二弟、三弟、四弟、五弟、二妹、三妹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李桂兰是第六军被服厂政治主任,由于叛徒出卖被俘,受尽日寇的酷刑,宁死不屈。在李桂兰入狱期间,她的丈夫、抗联第六军四师师长吴一光也壮烈牺牲。
《忠诚》不仅仅记录了李、宋两个家族的抗战,还写了第六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一家,姐弟四人一起参加革命,他们都是汤原早期的共产党员。她和三个弟弟立下誓言:“要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血……”(15)抗联将士们的忠诚最集中地展现在1938年前后,日寇实行“集团部落式”的管理,切断了抗联和老百姓的联系。抗联冻饿而死的战士人数甚至超过了战斗减员人数。但仍有大批战士为抗日救亡,宁愿爬冰卧雪,不惜流血牺牲。“那是一个靠信仰支撑的年代,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唯有信仰。”(16)《忠诚》还描写了夏云杰、吴玉光、徐光海、李春满、宋乃振、康正发等鲜活的人物,以及许许多多的无名烈士,刘颖只能用夏嫂、韩姐、李师傅等符号来记载。无限的忠诚、坚定的信仰,这就是中华民族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没有灭亡的原因。
相对而言,《族魂》对家族描写更为细致,揭示了历史及人物背后的民间思想。“任何历史书都不要用人民的名义,掩盖历史真相,因为东北军阀中的投降派大有人在。从另一个角度看,没有内鬼引不进恶狼这句话乃千古真理。”(17)东北抗联面临的环境之艰苦、战斗之惨烈、牺牲之巨大远远超过了国内其他的战场。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抗联将士的牺牲是惨烈的。“讷河民政局档案柜里,至今还留有成堆的烈士证书没有发出,甚至无人来领。因为这些证书上仅有当时抗联战士的编号,而无真实姓名,更无真实籍贯地址,无法弥补这一切的遗憾。”(18)就是在最艰苦的时期,刘家的爷爷耀廷、小六爷景阳所在的抗日先锋队遭到重创,二人先后壮烈牺牲。父亲刘树林在张信屯之战中为保护团长耿殿君腹部受伤,后来在战斗中同敌人遭遇,腹部再次受伤,治伤时被出卖入狱,遭受了非人的折磨。父亲出狱后,找到老首长王均,回归抗联队伍,后任警卫排长、连长。1948年以后以军管干部身份到黑河专属被服厂担任厂长,后又到酒厂任厂长,抗美援朝时期又回到黑龙江省军事管理科任副科长。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在英雄家族的家乡讷河,政府的史志里却没有记载。在讷河市政府竖立的抗日先锋队攻打讷河牺牲人员的纪念碑上,也没有刘耀廷和刘景阳两位英雄的名字。出现这种情况,实在是因为缺少资料记载,也找不到当时的见证人。《族魂》作为抗联家族民间记忆的典范,真实地再现了这段被尘封的历史。
《族魂》创作中的丰富与真实在于,作者抱着探询家族抗战时期真实历史的态度,以刘氏家族创业兴家、举家抗战为主线,以深入查证的翔实史料和见证人叙述为辅助,再现了一个家族举全家之力,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的历史。避战祸来到北满黑土地的刘家靠着智慧、勤劳甚至是生命过上富足安康的日子,但“九一八”事件之后,刘氏家族的历史命运就与东北抗联斗争史密不可分。特别是面对日寇的侵略和奴役,上至宝坻太爷,下至11岁的孩童,刘氏家族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震撼人心,他们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刘晓明主要书写了刘耀廷、刘景阳、刘树林作为抗联将士的一腔赤诚的爱国精神,也写出了兄弟之间在认知和性格上的分歧与抗战中同仇敌忾的担当。小六爷每次战斗下来都要叮嘱二哥今后打仗不要冲到最前头,“你是队里的军事参谋,属于全队的诸葛亮。打仗的时候,只当一个普通士兵用,是不值当的。”(19)作品中浓浓的兄弟深情、叔嫂情谊、叔侄亲情,以及作为普通人的无奈等随处可见。《族魂》以大量的事实表明:在东北抗联斗争史上,刘家是少有的富裕之家,男儿英勇抗日、满门忠烈,女人一心支前、无私无畏。他们内心深处根植的是民族大义和不屈的英雄气节,这是一个家族的族魂,更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族魂。宝坻刘家祖上虽然世代务农,但有见识,家道殷实,懂得事理,属于为数不多的有经济实力而闯关东的开发者。刘氏家族父慈子孝、亲情至上、勤俭持家,骨子里正直侠义、爱憎分明,深藏着济世安民的民族大义,在遭遇外敌入侵时,刘家男人以身赴难,女人敢于担当,这样的气质熔铸到家族血脉中代代相传。也正因如此,刘家在国难当头时才能不用任何人去动员,主动参加抗联、为抗日而不惜牺牲自己,刘家成为抗联的大后方补给站。
《族魂》用浓重的笔墨讲述了家族中两位爷爷及父亲的抗联经历。爷爷刘景春是东北军军人出身,接受过军事学堂的培训,能文善武,很快就当上了连长。“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弃土避战的举动深深刺痛了爷爷的内心,报国无门的他只能回家经商务农。当抗日联军十二团请他参加时,他欣然接受,成为讷河抗日先锋队的高参。刘景春当众剃头改景春名为耀廷,是为了抗日救国,也是为了光耀祖先留下来的家业门庭。45岁的他整天同二十几岁的人一起打仗,始终跑在最前方,他的军事和领导才能让十二团战功显赫。李兆麟将军调他到总指挥部任副长官。就在上任前的讷东唐火犁战斗中,刘耀廷为掩护战友而中弹牺牲。李兆麟将军签署命令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将军后来又携夫人专程拜祭,并高度评价刘耀廷的功绩。小六爷刘景阳浴血奋战,却死得不明不白,更可悲的是,有作家杜撰了刘景阳是抗联的叛徒,最后被抗联锄奸队亲手杀死。建国后,这些杜撰成为父亲刘树林被党和群众认为具有叛变投敌罪的原因,这使他生不如死,但又死不起,一是他要对得起牺牲的前辈,二是他要给后人一个交代。刘晓明不负父亲的重托,在见证人、知情人和史料中还原了小六爷的真实历史。为了抗日救国,小六爷终身未娶。他1931年就和马占山、邓文山参加过齐齐哈尔江桥抗日保桥战,失败后和邓文山成立独立抗日团,在部队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杀敌本领,部队被打散以后,他“赋闲”在家。1939年,由北满抗日总指挥张寿篯(李兆麟)亲自批示,出任刚成立的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中队长。景阳小六爷“牵来自家马,带来自家粮,扛来德国枪,专打日本狼”。(20)1942年6月,景阳小六爷在养伤期间被护养户出卖,惨遭日满杀戮割头,悬首级于讷河县南城门楼下数日有余,上有书写“匪首刘景阳”的白布条幅。刘晓明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告慰了为国捐躯却遭受不白之冤的叔爷。最终,讷河市抗日英雄纪念碑上镌刻上了刘家三位长辈的英名。
新世纪以来,抗联纪实文学的可贵之处在于观照到普通民众在抗击日军中的力量,还民间抗战以本来面目。《族魂》写抗日联军十二团这支部队在刘家兄弟的带领下,先震慑了为日寇卖命的汉奸们,不但端掉了警察所还消灭了民团;然后乘胜给日本关东军沉重打击,占领了讷河县城;最为轰动的是,他们炸毁了日军两座机场,破掉日军空中堡垒,切断了敌寇的运输线。整个刘家,不是三个男人在抗击日寇,而是整个家族全部出动,前方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后方在日夜劳作中支援前方。大伯刘义和大娘田淑珍操持着大事小情,养家支持抗联。他们不光是家里的“顶梁柱”,“耀廷爷说,刘义和媳妇主政的家,才是我们爷仨抗联的大后方、大本营”。(21)景阳小六爷自豪地对先锋队的战士们讲:“你们抗日救国没有我的家里条件好,我是全家支援我一个人。我回家是要钱要粮要东西,你们回家可要不来。所以,谁家有困难对我说,我家就是咱讷河先锋队的大本营”。(22)言语背后包含的是刘家全力付出的艰辛: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家里本来就缺少了三个主要劳动力,再加上持续不断的筹钱筹粮支援抗联,刘家还有尚未成年的孩子需要抚养,生活艰难可想而知,刘义大伯只好在讷河龙河镇上开了一家刘记杂货铺来养家和支援抗联。刘家的民族大义不仅感化,也震慑了倭都台村周围,在对抗日分子进行的多次大逮捕中,“我家在家男人大伯刘义、大娘田淑珍始终没人敢检举,连伪满警察都出面保证他们不是抗日分子。”(23)刘义夫妇一生都在默默无闻地劳作,倾尽家产支援抗联前方,还遗憾没能同家里的长辈一起在战场杀敌救国,活下来也觉得有愧。其实这与血洒疆场的将士们相比是一种无法衡量的牺牲和奉献。
中国的民间记忆并不缺失,《族魂》揭示了民间视野中的抗联是东北儿女组成的军队,他们离不开百姓的支持。作者叙述了东北抗联的后方给养钱的来源,并通过一个家族的抗战史再现了一个被忽视的史实。这些来自于民间的记忆是最为直接的历史,这种记忆不断延伸。在抗战进行到最艰难的1940年,白色恐怖笼罩:
东北的抗日斗争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尖锐。根本不是某些历史书中所写的那样,什么叛徒是极少数,东北老百姓都拥护东北抗日联军。不要用战后的结果去改写历史过程,这样做法是很危险的,是一种愚昧欺人的误导。
历史原本怎样,就应该怎样,是任何人也更改不了的。因为见证历史、亲历历史的人不是一种人。参与东北抗日战争的还有更直接的日本人、朝鲜人、东北各民族的人群。
不要轻视东北各族的民间记忆,民间记忆往往更冷静、更客观。(24)
抗联纪实文学在充满了人性光辉的故事背后,还有对人性的另一种拷问。拷问的不是人性,而是奴性。这样的思考是深刻的:“小时候,我不断听到我父辈和那些过来人说,伪满时杀害抗联最凶狠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咱们中国人自己。没有这些中国人中的败类,日本人在满洲,一天也待不下去。”(25)人们最恨的是那些叛徒,那些中国人中的败类。刘晓明的笔触探到抗联斗争的更深处,窥探得更远,与抗联斗争相关联的史实、事件和人物才更为真实,这是作者逼近历史真实的勇气成就的文字。字里行间透露出来自民间的探询和深刻的剖析,这代表了民间的独到见解,更是纪实文学应有的品格。
刘颖、刘晓明以他们的文字诠释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他们以独特的家族视角,走进历史现场,还原了一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魂。《忠诚》《族魂》也因其民间记忆带来的家族抗战史诗式的再现,成为抗联纪实文学的代表作。
抗联纪实文学在记录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抗联纪实文学的作用包括了还原历史、帮助读者认识抗联斗争、宣传抗联精神的作用。相对而言,在真实性的基础上,独立地面对这段历史和历史中人的命运,对每一个作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纪实文学的哲学思想价值又要求作家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思考,满足读者“对真相、对内幕、对故事的需求”(26),这是抗联纪实文学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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