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 | 在华欧洲人士眼中的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2期   2024-09-14 11:00:30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抗战最终胜利的坚强保证。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有一批不同身份的欧洲人士在华活动。他们中的不少人与中共有密切接触，包括前往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参观、对中共领导人进行采访等，并写有大量纪实性论著，其中记载的一类重要内容就是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这一时期在华美国人士对中共的认识，而对此时期在华欧洲人士对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见闻、认识和态度，研究较为薄弱，其中围绕中共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详细考察尤为鲜见。相比美国人士，这些在华欧洲人士的人数虽然相对较少，但其身份多元且来自多个不同国家，对中共的观察更为细致、全面。故本文拟利用相关欧洲人士的一手论著资料，梳理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华欧洲人士眼中的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几个重点问题，以求从他者的角度更加立体地研究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更加深入地反映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一、在华欧洲人士与中共交往概况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华的欧洲人士对中共抗战保持了高度关注，曾深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报道。其中访问时间以1937-1938 年、1944-1945 年等年份居多，并通过不同形式大量记录了中共抗战的方方面面。

　　当时的在华欧洲人士中，英国人士与中共的接触较多。记者贝特兰(James Bertram)1937年秋曾前往山西抗日前线采访八路军，并出版了《华北前线》(North China Front)一书。作家马尔克斯(Violet C.Marcks)1938 年访问延安并采访毛泽东，在《中国之旅》(Journey into China)一书中记载了访问详情。1938 年夏，记者阿特丽(Freda Utley)访问武汉，拜访了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并在其著作《扬子前线》(China at War)一书中有所记载。记者乔治·何克(George Hogg)1938年 6月到达延安，后深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采访，1944年出版了《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I See a New China)，对此经历有所描述。记者弗莱明(Peter Fleming)1938年访问延安，写有《红色的延安》一文。1938年 11月，记者布鲁斯(J.Bruce)访问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著有《新四军印象记》《新四军教导营与服务团》等文章。当时在燕京大学工作的多位英籍教师还曾前往抗日根据地访问或工作。戴德华(George E.Taylor)1938年曾前往华北八路军根据地运送药品，后在《为华北而斗争》(Struggle for North China)一书中记录了其亲历的中共抗战见闻。1939年夏，赖朴吾(E.R.Lapwood)曾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访问，并见到朱德、聂荣臻、萧克等八路军将领，写有《亲历中国革命》(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记录此段经历。班威廉(William Band)及其夫人克兰尔 1942-1943年期间，曾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服务，后访问延安，并将该经历写入《新西行漫记》(Two Year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一书。林迈可(Michael Lindsay)1938年曾到冀中、晋察冀根据地访问，1942-1945年先后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延安协助开展无线电工作，著有《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The Unknown War:North China,1937-1945)一书记录其见闻。

　　在德国人士方面，王安娜 1936年底曾随丈夫、中共党员王炳南到西安处理西安事变善后事宜，后在延安活动，其回忆录《嫁给革命的中国》中对此有所记载。记者希伯(HansShipe)曾对新四军、八路军进行访问，其相关报道文章收录在《希伯文集》。医生汉斯·米勒(Hans Miller)曾在八路军山西前线及延安开展医疗工作，其事迹在其夫人中村京子口述的《两个洋八路的中国情缘》一书中有所回忆。奥托·布莱恩(Otto Braun，即李德)的《中国纪事(1932-1939)》(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1932-1939)对 1937-1939年期间延安的情况也有所记述。

　　苏联曾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大力支持，也有在华人士根据自身见闻撰写有回忆录。如摄影师罗曼·卡尔曼(Roman Karmen)曾于 1938年9月至 1939年 9月在中国报道抗战，著有《在华一年：苏联电影记者笔记》，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情况有很多记载，被誉为苏联人写的“西行漫记”。1940年 10月，摄影家叶娃·萧同丈夫萧三来到延安生活，见证了诸多大事，著有回忆作品《我们一见钟情：我与萧三》，记述了其延安经历。彼得·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中文名为孙平)在1942-1945年曾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写有《延安日记》，该书以日记形式记述了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在其他欧洲国家人士方面，波兰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曾深入新四军及延安采访，在其著作《人民之战》(The People’s War)、《中国未完成的革命》(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历史不应忘记：爱泼斯坦的抗战记忆》等都有所记载。1938年 2月，波兰记者苏伊斯(Ilona Ralf Sues)到访在山西的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朱德，后又到延安访问，采访了毛泽东，其于 1944年出版的著作《鱼翅与小米》(Shark's Fins and Millet)记录了这段访问经历。1938年，瑞士记者博斯哈德(Walter Bosshard)前往延安，专门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曾写有《延安观察记》一文。奥地利医生罗生特(JakobRosenfeld)抗战时期曾在新四军、八路军的根据地开展医疗工作，《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1941-1949)》对此有详细记载。奥地利医生傅莱(Richard Frey)1941-1945年期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服务，在其夫人江国珍的《我的丈夫傅莱：一个奥地利人在中国的 65年》(参见江国珍：《我的丈夫傅莱：一个奥地利人在中国的 65年》，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年版。)一书中记录了其此段经历。1942年，法国人武乐文(George Uhlmann)从北平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后又到延安访问，写有《从北平到延安》。此外，在华欧洲人士在《泰晤士报》《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美亚》等英文报刊还发表了很多到抗日根据地访问的纪实报道。

　　1944年，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同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等地采访，其中很多欧洲记者冲破国民党政府阻挠，参加了此次访问，并形成大量文字记录，其中多是对中共及其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真实情况的介绍。如有波兰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我访问延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西北解放区的目击者记述》(I Visit Yenan:Eye 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Led liberated Areas in North-West China)、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的《红色中国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等。

　　由上可见，抗战全面爆发后，与中共接触、到达抗日根据地访问的欧洲人士身份多元，有记者、教师、顾问、医生等不同群体。他们形成的档案、论著、日记、书信等文字材料，见证并叙述了大量中共领导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细节，涉及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的观察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团结全中国全民族一切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对此指出：“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国内的某些矛盾，必须给予适当的解决，其原则是应当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缩小。”因此，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新举措，以切实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均为访问抗日根据地的欧洲人士所观察和记载。

　　(一)对抗日民主政权等政治建设的观察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提出，抗日根据地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改变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做法，在政治领域进行“三三制”等改革。这些政治上的变化都为欧洲人士所注意。

　　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这种民主政治，给到访的欧洲人士留下深刻印象。贝特兰于 1937年秋在陕甘宁边区采访后指出，有一些重要的改变足以看出“边区”和从前“苏区”的不同。在政治上，这种不同是，现在一切阶级都有选举和参政的权利了，因此可以说边区的政治是全中国最接近于真正民主政治的了。1938年，苏伊斯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说：“所有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的审判都是公开进行。民众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与集会自由”，“边区识字率已经从 1%增加到 20%，这是在中国的最高比率”。1944年，林迈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建设进行考察后则指出：“人民能通过各级参议员向政府提出意见，并得以适时的解决问题，这种直接的民主的实施，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对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原因，斯坦因分析指出：“我认为共产党人的成功主要在于他们处理中国基本问题的方式，旨在建立一个人民容易负担，而且比过去更愿意承担重大责任的机构——一个由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并对他们负责的政府。”

　　为推动各阶级、各阶层合作，中共在抗日根据地赋予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士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规定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中共领导制定实施的一系列基层选举规定和举措，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为欧洲人士所关注。苏联《红星报》记者发表《中国共产党特区之现状》一文，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指出：“自送别八路军出发赴华北战线以来，即开始实施立脚于政治机关之改革及民主制度的村、乡、县的全特区选举制运动。在特区中实施的普通选举，凡在18岁以上，不问阶级、男女、政党政派、民族、人种、宗教、职业、风俗的差别，一概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地区议会及地方自治团体的选举，和政府的行政指挥者一样，由全体选举人以直接秘密投票选举之。只有汉奸、叛徒、间谍等人，剥夺投票权。”王安娜亲历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认为这在中国是令人惊奇的革新，“各阶层人士，主要是贫农，代替了地主和党棍在村里行使政治权力。他们要对选举自己的选民负责。选民如果对他们不满意，可以将他们罢免。根据地制订了一个共同纲领，并决定实行普选。18岁以上的男女都有选举权。他们直接选出村长和村委会，而且选民用豆子进行投票，选举者只要把豆子放到自己希望选的候选人的碗里就行了。投票结束后，将碗里的豆子数一数，谁得的豆子最多，谁就当选”。爱泼斯坦则结合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指出：“在边区，地主是村子里的一个公民，和任何其他公民一样，只有一票选举权。因为最大多数的选民是贫农或佃农，村议会和主席当从这些人中选出(虽然有时候人望较好的地主仍会当选)，村里没有警察，由自卫队来执行职务，自卫队是村民自己的武装团体，有一个公选的队长，受制于民选的村政府。”同时，亲历过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不同政治环境的欧洲人士还对两党进行了比较。如王安娜认为：“当时，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的施政要民主得多，这是我亲眼目睹所得出的结论。在我之前和在我之后来自各国的非亲共的观察家，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后来被毛泽东称为‘新民主主义’的实施，对爱国者、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对青年一代，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对此，蒋介石只知以武力进行封锁，别无他法。”

　　中共为联合各阶级、阶层抗日，在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中国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表现形式。斯坦因根据在延安的见闻指出，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人“并不都是共产党人，在民主的人民参议会中，我随处都遇见一种对中国完全新型的、有才能而忠诚的非共产党人：地主们、旧式的士大夫阶级的社会改良者们、从前的军队与地方政府中的国民党员们”。爱泼斯坦曾亲历 1944年 7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并以此为例对“三三制”分析称：“一般说来，整个机构中 2/3的代表，不是共产党员，当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党的任务是吸收一切活动分子到党里来，经过农会等群众团体，以宣传、示范与教育，建立系统的工作。”这种新型的政权组成模式，容纳了各方面的代表，在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最大限度团结了非共产党的力量参加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支持抗战。

　　参议会制度是全民族抗战阶段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领域的创新性试验举措，其吸收不同阶层人士参与，是一种落实人民民主的形式，不同于西方的议会政治，给欧洲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希伯描述了新四军在盐城设立人民参议会的举措，对其性质与作用指出：“人民参议会是个谘询机关，协助各级行政机构进行工作。它是由各党派、群众团体、地主、绅士、宗教界等各方面的代表所组成。人民参议员，或是由上述各组织选举并被政府同意，或是由政府直接邀请的。参议会有权要求政府作出汇报，并要求政府对其法令作出解释，也可以作出谘询性质的决议。”班威廉夫妇 1943年 1月参加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时也发表观感说，参议会“是真正具有代表全民的性质，在边区存在着的各抗日阶级和阶层，都有他们的代表出席”，而且这些代表“都表现得十分坦然，他们举止言谈就像在他们自己的村子里开会一样。他们没有任何像我们西方旧式的民主政治活动中那样异常矫揉造作、虚伪铺张的特点”。

　　(二)对减租减息等经济政策的观察

　　毛泽东指出：“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敌后抗战，主要是发动和组织农民抗战。为适应全民族抗战新形势，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内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减轻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提高他们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以利于联合地主抗日。减租的办法是把原租额减少 25%，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 10%，最高不超过 15%，同时正租以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这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兼顾地主和农民两方面利益，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恰当地结合起来的政策。

　　对这一政策的实行及其取得的积极效果，欧洲人士给予了高度关注。斯坦因介绍指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是解决雇农和负债累累者所面临问题的基本政策。”爱泼斯坦在提到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减息政策时说，“边区的地租，已经减了 25%。最高的合法地租，是收获量的 37%”，而在国统区虽然对最高租额也有规定，“但因为地主在这方面拥有一切权力，所以没有一处实行的。在边区，由于权力在多数人的手里，实行得很严格。农民由一种标准的租契而更得到保障，这种租契由农民和地主签订，经过农会的证明。另一方面，地主收取合法地租的权利，也得到边区政府和解放区政府的法律和法庭的保障”。

　　不过，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不少困难，尤其是地主的不配合。希伯提到不同地主的态度说：“一些地主虽然不愿意减租减息，但他们也承认，为了抗日斗争的利益，这种做法是必要的。或者，他们是希望在新四军的保护下苟安度日。而另外一些地主，则宁愿和侵略者勾结而不同意有利于农民的任何改革。新四军欢迎爱国地主的支持，而没有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再分配或大规模的减租。”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中共多是强调“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应有一定限度，不要把地主阶级推到日寇方面去，不要使今天的阶级斗争超过于民族抗战的利益，要在‘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下解决问题”。但一定的约束仍是必要的，如林迈可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注意到，有一些地主因收租过高，被控告违反了减租减息政策而被审判有罪。

　　同时，除了停止对地主阶级执行没收土地的政策以外，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允许地主拥有私有财产，并准许资本主义工商业私有经济存在，以最大限度团结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抗战。爱泼斯坦对此曾指出：“中共并不排斥私有财产，即使是地主的财产也一样。他们免去一切企业的税，来鼓励私人工业(地主和自耕农是缴田赋的)”，虽然中共反对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等一切剥削制度，但并未在这一时期加以废除，“他们认为民族解放第一，用武力和法令来企图毁灭任何一个阶级，是只会使它投向敌人的怀抱去的。虽然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但他们认为目前中国为供应前线而生产，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任何形式，国家的，合作社的，或者私人的，都要加以保护与帮助”。当然，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中共在不同根据地执行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政策时存在差异，但其基本出发点是强调团结合作。

　　在中共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各项政治、经济举措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良好成效，激发了广大民众参与抗战的积极性。对此，欧洲人士给予高度评价。爱泼斯坦对中共之所以可以充分动员民众的做法指出，中共以“最少的规章制度，以农村的民主选举为基础，对农民减租减息，以多劳多得给予农民自信心，以合理化的方法及合作生产的组织形式使生产高度增长，下决心保留和给予农民们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以使他们产生最大的、自觉的抗战爱国热情。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武乐文则叙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各项政策对推动军民关系的积极作用：“在河北，农民们进行投票选举，而他们是郑重其事投票的，边区政府被贤明地管理着，他们工作得很好。纸币都有准备金，商品价格在统制下稳定了。这样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既有保证，农村人民也就更加容易接受进步发展和新的思想观念，更加对军队友好起来。”罗生特则看到：“在新四军所在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要比原先高许多，大地主们也并非完全不满意，因为他们的财产没有受到侵犯，商人能够不受阻碍地经商。而且以前普遍的高利贷(每天1%)被禁止，规定每年最高利息为 12%。”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中共正确地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根据地阶级关系有所缓和。斯坦因对此指出：“群众运动激发了斗争精神。然而，这场斗争似乎不涉及任何阶级冲突的因素。由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如实行普选，减少地主对租户的地租，政府保证佃户向地主缴租，阶级磨变得更加缓和。在共产党控制的战区，这种磨擦由于在抗战中的务实合作，甚至日趋缓和。在这些战区，所有阶层都受到教育和动员。”这种缓和无疑有利于整个抗战大局。

　　三、对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的观察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体，但国民党顽固派屡屡制造反共磨擦，掀起反共高潮，破坏团结抗战。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人民进行抗战的过程中，为了坚持抗战到底，对蒋介石集团实行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毛泽东曾专门对此强调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国共关系，在华欧洲人士进行了较为细致地观察，特别是对中共采取的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表示了钦佩。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提出《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根据两党协议，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对此，欧洲人士作了不少记述。爱泼斯坦对国共达成的协议内容指出：“根据这一协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长征后包括陕西、甘肃及宁夏这些西北省份的部分地区，拥有约一百五十万人口——将成为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一个自治特区……共产党重申了它的已经实行的新政策，停止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武装斗争，停止没收土地及阶级斗争宣传。”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展后两党军队的变化，贝特兰1937年 9月参观八路军在西安的办事处时看到：“八路军(报纸上也许叫红军)仍然是共产党的军队”，“因此，在墙上，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高高挂着。但此处还有一张蒋介石将军的大照片，旁边是朱德的黑白肖像——这两位进行了近十年的生死斗争的军事领导人，奇怪地并排在一起”。希伯指出：“在朱德和彭德怀指挥下的八路军(以前为中国工农红军) ……是中国军队中无与伦比的，它从不属于哪个地方派系，而是在各方面都和军阀部队完全相反。它和蒋介石统帅下的中央军合作，是以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特殊目的为出发点的。”这些记述是对当时国共合作的真实写照，体现出中共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而在政治、军事上作出的巨大让步，同时也反映出中共牢牢坚持对根据地政权、军队的领导，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尽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建立起来，但国民党顽固派一直存在投降、分裂、倒退活动，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集团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执行造成了诸多障碍。希伯对新四军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时遇到的困难说：“新四军从一开始就和政治上以及军事上的巨大困难进行了斗争。主要的政治困难是，需要在新四军同中央军和各省地方军之间建立起一种合作精神，而这些军队，过去是同自己打过仗的，现在在抗日战争中要同它们联合。但由于这些军队中残存的敌对情绪和阶级偏见，使它们同新四军很难合作。”因国民党曾掀起多次反共磨擦，也有欧洲人士对国共合作能否坚持下去表示担忧。比如，爱泼斯坦曾批评国民党说：“他们调查了自己被削弱的阵地后，不是想办法加强自己的军队和经济，而总是担心新民主主义基地的力量日益增大。这就导致国民党和敌人不仅是不谋而合，而且是不约而同地进攻解放区。”林迈可也分析指出：“国共两党在华北同一地区的力量，只有在高度互信的情况下才能避免磨擦。日本军队一旦在某一地区对中国军队施加压力和进攻，迫使其移动，就可能产生问题”，“此外，政治局势的变化削弱了地方上的相互信任。国民党领导人之一汪精卫的背叛，使共产党怀疑国民党可能与日本达成妥协”。这说明欧洲人士注意到了国共两党联合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际落实中的复杂性，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则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主要的因素。

　　在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下，中共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但国民党顽固派却不顾民族危亡，反共活动愈演愈烈。1941年 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华欧洲人士对这一重大事变非常关注，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景感到十分担忧。奥地利医生严斐德(Fritz Jens)当时在国统区工作，认为皖南事变后“共产党的处境十分艰难。局势有可能骤变为一场内战，面对日本人的占领，这场内战远比 1927年与国民党公开破裂危险得多”，中共为了遵守不危害一致对外的统一战线的原则，过去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为没有作过公开批评，但“现在它试图要向民众向国外澄清事情的真相。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首都——延安的广播电台详细报导了这一‘事件’，揭露了这一凶残的行动的动机。同时对国统区的情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希伯对此事件则认为：“事实上，它是反对这支抗日的人民军队的一次战争宣言。它证明了国民党决心用内战来扑灭这支军队，抹煞这支军队在华中日本战线后面组织人民抗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新四军号召实现国内和平，拯救抗日组织，来作为对这次进攻的回答。他们在为统一战线所作的斗争中，赢得了长江下游流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的支持。”这些观点表明，当时中共以抗日大局为重，仍坚持把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主要敌人，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高潮，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这些切实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做法，赢得了广大人民和国际舆论的认可与支持。

　　1944年，国共两党围绕军队领导权、政治民主化等重要问题展开新的谈判。一些在延安访问的欧洲人士对此有所观察。当时国民党方面要求一切未经其“承认”的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民兵必须全部解散，共产党则呼吁改变国民党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政治。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故谈判成效甚微。斯坦因1944年在延安访问了中共人士后，对此次谈判过程有详细描述，也看到了因国民党拒绝进行民主改革而导致谈判进展不大：“会谈的间隔越来越长，而不切实际的讨论话题却一成不变……谈判年复一年地进行，谈判之间的间隔有时是几周，有时是几个月，有时是半年”，中共人士认为，“蒋介石服软的时机显然还没有到，他仍然觉得延安方面应该遵从他的意愿”。斯坦因还指出：“共产党的态度，并无意推翻国民党的政府。相反地，共产党只希望着在一种民主政府下的中国再团结，以及中国团结作战努力的恢复。”1944年 4月，林迈可围绕国共关系发表文章指出，国民党担心共产党在华北的壮大，但这种“对共产党的态度往往是不合理的。它一直不允许增加八路军的官方兵力，但如果八路军没有实际增加兵力，唯一的结果就是把大片地区交给日本控制;八路军被国民党指控与敌人进行贸易，但除了从中国后方向更偏远的游击区运送货物的物理困难之外，中央政府军一直封锁共产党控制下的邻近地区”。这些内容充分反映了中共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国民党为了维系独裁统治而置民族利益不顾，不断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破坏的事实。

　　四、结语

　　从总体上看，在华欧洲人士的观察与认识基本反映出中共在全民族抗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他们不轻信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宣传，重视前往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调研，考察中共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重大政策及其实施细节。其中的不少人经过与中共的实际接触调查后，对中共倡导建立并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最初的质疑转而变为肯定。他们还将自己的亲历亲闻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欧美等国出版并广泛传播，向全世界宣传报道中共的抗战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改变当时国际上对中共形象的误解起到了积极作用，是中共在国际舆论战线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当然，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人士的记述存在对中共的诋毁与误解，需要读者注意和仔细辨析。

　　作者：张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