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义卖活动有哪些?
来源：《团结报》 作者：李兵兵   2025-04-21 16:11:18

　　【精彩提要】

　　义卖是现代慈善公益事业中一种常态募资方式，其普遍运用始于全面抗战时期的义卖运动。义卖运动不仅为抗战救难募集了资金，还通过“义卖买”的平台，进行宣传动员，增进爱国救亡、全面抗战共识，在抗战救难及各种慈善公益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界关于全面抗战时期义卖运动的研究主要涉及文艺工作者及新闻出版界的义卖，近年来“义卖献金”问题受到关注，但对于义卖运动的发端及全国推广均缺乏深入考察。本文通过查阅档案、报刊资料，梳理义卖运动的发端及全国推广脉络，讨论政府及社会团体组织参与义卖运动的历程，揭示其对于抗战动员、募集资金的重要作用，同时阐明义卖常态化的重要意义。

　　01、义卖运动的发端

　　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同胞积极支援祖国抗战。在全面抗战一周年之际，香港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倡导的素食运动与献金运动，又为纪念淞沪抗战一周年，发起了“八一三”献金运动，全港抗战救难气氛空前高涨。在此背景下，香港小贩的义卖活动发展为轰轰烈烈的义卖运动。

　　香港早在1880年就有卖物筹款活动，且被频繁用于慈善公益事业中。1938年7月18日，香港小贩丁炳南等人将冬瓜售卖得款捐献政府，中环区、鹅颈桥等地区瓜菜贩先后响应。但此时还未将这类活动以“义卖”名之。“义卖”一词见于1938年8月13日《香港工商日报》刊文，文中称上环区十皇殿生果档12日讨论“义卖筹赈事宜”。8月14日，香港《申报》以《瓜菜贩义卖》为题报道12日上环区瓜菜贩义卖情形。此后，义卖活动蔓延开来，不仅同区瓜菜小贩进行联合义卖，其他各行业如鲜鱼行、猪肉行、竹器行、报业、酒楼等亦起而义卖，并有跨区联合义卖，如香港花卉工商会联合种植同业举行义卖，半岛报贩与港中各报联合义卖，酒楼、茶室、茶居、西菜、饭店五行联合商会举行全体同业联合义卖等。义卖时，小贩在摊位高声叫卖，形成热烈的义卖氛围。下自劳苦大众，上至绅商学界，以不同方式踊跃参加义卖，不到一个月时间，通过义卖活动筹款总数已逾100万元。由小贩发起的义卖活动，受到香港各行各业的积极响应与跟进，形成了爱国救亡的义卖运动。陶行知题诗称颂：“南海有义卖，高风可崇拜。富翁学穷人，中国不会败。”时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赞义卖运动“实为国内外之创举，物质精神，皆为极大贡献”。

　　受香港的影响，澳门亦积极开展义卖运动。1938年8月31日，蓬莱新街华记饭店首先举行义卖，之后各行商闻风而起。在澳门各界救灾会的倡导下，各商店纷纷响应。截至12月21日，国民政府收到各商号义卖捐款65639元，并称赞澳门各界救灾会：“领导侨商举行义卖，成绩昭著，毅力热忱，洵堪嘉慰。”

　　02、积极响应推行义卖运动

　　香港义卖运动，为抗战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体现出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有利于进行抗战动员，内地因而积极响应。以重庆为例，呈现出全面推进义卖运动的场景。在1938年12月“八一三”聚餐会中，由市党部、市商会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即日推进义卖运动。12月13日，重庆市各界义卖献金运动委员会成立。该会由各委员选11人组织常务委员会，推选主任委员1人，综理该会对内对外一切事宜，下设总务组、宣传组、稽核组、劝导组，各设正副组长各1人，分理一切具体事项。该会又制定《重庆市各界义卖献金运动委员会组织大纲》《重庆市各界义卖献金运动办法纲要》《奖励义卖献金办法》等。义卖运动随之迅速高涨。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引领下，重庆各大报纸开展宣传动员，并进行大规模报纸义卖，有力推动了义卖运动的开展。自1938年11月28日起，《新华日报》第三版已设“义卖献金运动”专栏，报道相关消息。在“八一三”聚餐会第五次会议后，《新华日报》决定，于12月18日举行报纸义卖，并专设“荣誉广告”位置，欢迎各商家竞登。义卖当天，参加《新华日报》义卖各团体中午十二点在中央公园举行盛大的献金大会，计一日义卖所得共5233元。《新华日报》的义卖活动掀起重庆义卖浪潮。《新民报》于12月25日继起义卖，报中同样设“荣誉广告”位，最终献金共10625元。《商务日报》也在同一天义卖，义卖得款共计7422元。在报纸义卖推动下，义卖运动普遍展开。据报载，1938年义卖献金运动收入共47851元，除报纸外，有72个团体、影剧院或店铺等举行义卖。

　　1939年1月，随着两次大规模厂商联合义卖的举行，重庆义卖运动更加热烈。元旦当天，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义卖，参加的会员工厂及各大商店达20家，募集资金丰厚。联合会从得款中提出5000元捐赠华北游击队，又将15000元呈缴中央银行转献政府。同时，重庆市国货厂商联合会于1月7日至8日在中国国货公司举行义卖，参加义卖捐款厂商共达60余家，最终义卖所得共计16839元。据重庆市各界义卖献金运动委员会统计，在1938年12月28日到1939年1月31日，重庆各界组织义卖活动98次，得款51085元;同年2月又举行义卖21次，得款24823元。重庆的义卖运动如火如荼，在抗战特殊环境下，通过推行义卖运动，募集了可观的资金，增强了民众抗战胜利的信心。

　　03、义卖运动的推展

　　国民政府社会部“为及时倡导号召全国商人共襄义举”，曾令经济事业科拟具《推行义卖献金运动办法》，以便推行各省。因各地在推行义卖运动中“流弊各端，似无问题”，部长决定暂时不必制定办法，“用令文行知各级党部注意其流弊，如地方有运用以为其他企图之倾向，各级党部应立即取得领导权，统一管理之。”社会部即函令各级党部积极推行义卖运动。

　　各地纷纷开展义卖运动。成都市在义卖义买献金协进会的推动下，举行全市义卖运动，截至1939年3月11日，义卖得款达30618元;陕西省抗敌后援会统管该省义卖运动期间，义卖献金收入共计46654元;甘肃省抗敌后援会发起义卖献金活动后，在各市县商店、团体及个人的积极参与下，共计收到68123元;昆明市立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成立义卖委员会，于1939年2月在实业合作银行举行义卖，计得旧币20余万元;昆明市商界举行了商界义卖献金大会，最终共获4万元;江西各县义卖运动中，赣县成绩冠全省，得款8000余元。许多地方举办义卖献金活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义卖运动的普遍开展，为抗战救难募集资金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义卖运动为社会各界提供一种表达爱国情感的渠道，义卖过程中广泛的交互影响，凝聚为社会各界的抗战共识。

　　04、义卖运动与抗战动员

　　抗战动员是形成全面抗战有利局势的重要因素。1938年3月，国民政府采纳中共中央建议，在《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义卖运动实为抗战动员之一种，甚至有人认为，义卖运动的主要骨干是政治动员，义卖是这一政治动员工作的巧妙形式。义卖运动作为舆论宣传与发动民众的有效方式，在抗战动员中具有独特效果。

　　其一，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动员。一是在各报刊推出专刊或特辑。如成都《蜀话报》《云南日报》《前线日报》等都推出了义卖专刊，《抗战月报》则在1939年第四期推出“义卖运动特辑”。专刊或特辑中收录的文章，集中阐释了义卖运动与抗战救亡的密切联系，竭力呼吁各界参加义卖运动。二是组织义卖队、宣传队携带标语及传单作流动宣传。如兰州义卖运动扩大宣传旬，由宣传队散发传单、标语等。南昌市在义卖运动宣传周由宣传队、义卖队分别在市区作义卖宣传，其宣传标语有“义卖运动就是救国运动”“参加义卖运动，增强抗战力量”等。三是通过歌咏、演讲等形式进行宣传。新华日报馆曾邀贺绿汀创作《义卖歌》，歌中唱道：“大商店，小经营，家家义卖不后人，你义卖，我义买，积少成多千万金……”通俗读物编刊社也曾作《义卖歌》，其中“说”的部分写道：“今天我们来卖书卖报……各位捐钱……我们捐点功夫，捐点气力。这就叫三人同一心，黄土变成金，捐给国家用，打跑小日本。”西安义卖运动宣传周内，妇女慰劳会队员通过讲演和歌咏，鼓起民众之爱国热忱。江西省抗敌后援会举办南昌市儿童义卖运动演讲竞赛会，演讲题目为“我们儿童和义卖运动”和“义卖运动与抗战的好处”。铺天盖地、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将义卖运动与抗战救亡紧密联系，深入人心。

　　其二，激发爱国精神，鼓励商家义卖。在报纸义卖中，通常为商家设置“荣誉广告”位，号召商家竞争抢位，“把你们的商号名字，永远留在那天本报的光荣的篇幅上，这是表达自己爱国热忱的有效方法。”同时，报上宣扬义卖运动是商人表现其爱国精神的好方法，是商人改变其“奸商”“市侩”形象的好机会。《新新新闻》还刊文谴责反对参加联合义卖的商号，称“谁反对义卖，谁就是奸商”。政府为鼓励商家义卖，规定对义卖商家征收所得税及过分利得税时，义卖献金部分不征税。此外，重庆市各界义卖献金运动委员会特制定奖励办法三种，根据商家义卖现金捐款数额分别奖励之，以资鼓励。

　　其三，政要名人倡率义卖运动，呼吁抗战救国。1939年新运协进社举行除夕聚餐会中，宋美龄捐助银杯义卖，得款捐充献金。《新华日报》义卖时，诸多政要参与其中。周恩来等七人用三十五元购报纸七份，冯玉祥题字曰：“集中涓滴财力，坚持抗战到底”。沈钧儒、徐特立、黄炎培等作文阐释义卖的意义，鼓励各界踊跃参加报纸义卖。云南日报社发起报纸义卖，宣传孙科在重庆高价购报以倡风气之事，希望云南各界景从义买。为表提倡，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及副主席分别以千元购买义报《云南日报》一份。时任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处长的蒋经国还亲自向商店、住户推销报纸，并被称为“做民众榜样，效果极好”。与此同时，诸多社会名流亦积极参与义卖中。上海市美术界人士集体举行义卖救难活动，很多名流都参与其间。上海数十位摄影家发起电影明星照片义卖展览，展览会中陈列着影星近照，每天一位明星到会，大家可竞买其特制放大照片，竞得者将获影星亲笔签名和题款。政要和社会名流参与义卖运动，体现了他们对于民族兴亡的关切，其榜样作用促进义卖运动的开展，抗战动员因之深入各界。

　　义卖运动的蓬勃开展，为民众构建了表达爱国情感平台。有一位老先生多出一角钱买《新华日报》，称“多出一点钱国家就增多一份的抗战力量”。重庆一位小学生倍价买鞋，当被问及姓名时，他说“只要救国!我是不用告诉人家姓名的呀!”粤汉铁路衡阳车房火车头司机王辰廷以五块钱订购衡阳《大刚报》，并希望在商会领导下，开展全市义卖运动，大家有钱出钱，踊跃购买，称“那才对得住我们前方流血的将士”。在义卖运动中，民众之间相互影响，共情共鸣，个体强烈的爱国情感，汇集为抗战救亡的洪流。多出一毛钱，多尽一份力，都体现了民众的爱国情怀。

　　05、义卖运动与义卖常态化

　　随着义卖运动的普遍开展，义卖成为一种常态募资方式，为各类慈善活动筹集经费，对抗战救亡、救灾救难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义卖成为政府重要的募资方式之一。在各种节日、纪念日及募捐活动中，政府经常举办义卖活动。如每届元旦、春节，政府往往倡行义卖献金。青年团中央团部发动重庆附近各县青年举行义卖春联活动，函请书法名家撰写抗战春联，由中央团部制版印发。1940年春节，皖省组织了大规模义卖劳军活动。1943年元旦，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国货厂商联合会组织工业界慰劳湘鄂前线将士捐款委员会，发动“献金暨义卖百万劳军”。这些义卖活动既可补助抗战经费，又鼓舞了后方民气。

　　其二，义卖成为慈善公益活动募资的重要渠道。首先，在灾害救济中，人们常通过义卖筹款。1941年1月，重庆市动员委员会为慰劳重庆市被炸难民，特请政要、名家写绘作品，在中苏文化协会展览义卖。1942年，为救济河南灾荒，张伯英邀请西安画家定期举行义卖画展，国民党豫省党部、豫省府等七机关团体发起书画义卖。1943年《申报》馆主办了华北急赈书画义展会。1944年，重庆湘灾筹赈会将“义卖募捐”作为其筹资方式之一，并由宋庆龄主持在夫子池新运服务社举办湘灾书画物品义卖展览会，所售物品皆廉价义卖，购者踊跃，首日所得超过四十万元。其次，通过义卖为慈善机构筹集经费。重庆国际妇女协会曾多次举办慈善义卖活动。1939年12月、1940年3月、1941年12月、1942年12月，该会都曾举办物品义卖会，以所得充儿童保育院及其他慈善机构经费。上海通过义卖筹集善款的情况更为普遍，其中涉及难童教养院、上海贫儿工艺院、普元堂施材会等大量慈善团体。

　　其三，义卖被写进政府章则，编入辞典。义卖运动的热烈开展，使得“义卖”成为慈善公益募资的一种标志性话语。193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颁行的《运用原有组织发动精神总动员办法》中，要求各级党部对商人党员，应使其“踊跃举行义卖献金，以为一般商人表率”。同年7月12日公布的《统一缴解捐款献金办法》中将“义卖献金”列为各项捐款献金办法之一。1940年12月20日修正公布的《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条例》中关于优待资金与物品之筹集方式包括义卖献金等。同时，伴随着义卖运动的推行，“义卖”一词已广为人知，成为报刊中的常用语汇，被收入辞典。1940年8月出版的《实用百科辞典》对“义卖运动”作了解释。1942年12月出版的《新闻语汇》解释“义卖”时完全沿用了《实用百科辞典》。1944年5月1日出版的《读报手册》对义卖的定义与《实用百科辞典》大同小异。

　　相较于其他捐资活动，义卖运动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同于单向度的捐钱、捐物，义卖是基于“物”的买卖，事实上是“义卖买”。义卖运动形成了一个抗战救亡的场域，一方面是有形的“场”，日用品、报纸、书画等物品及各种标语形成一个实在的义卖空间，各群体都可以直接参与其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各界人士在“场”中相互影响，互相促动;另一方面是无形的“场”，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及民众在义卖运动中，形成抗日救亡的强烈氛围，在“义卖买”的过程中，爱国情感于无形中表达与传递，全国上下同心共振，增强了各界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义卖运动使“义卖”广为人知，遍地开花，在抗战救难及各种慈善公益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今天视角看，义卖作为慈善公益事业的一种重要筹资方式，其影响深远。

《团结报》2025年4月17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