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选举及文化动员
来源：《文史天地》王文慧   2025-05-08 15:02:09

　　193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成立。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召开，此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为了促进国共合作，中共中央将苏维埃共和国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1937年5月12日，《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通过，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并发表于1937年5月23日的《新中华报》。6月20日，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又推出《民主政府施政纲领》，对边区言论自由、土地、劳动、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治安等多方面作出了政策上的规定，并以文艺的形式开展了边区的法律文化建设，对民主选举的动员便为其中重要议题之一。

　　一、民主的开始：选举条例的颁布及其文艺宣传

　　海伦·斯诺1937年访问延安时，恰逢边区政府颁布选举条例并大规模宣传。正如她所回忆的：“我为《亚洲杂志》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苏维埃的改制》的文章，后来该刊发表了。就在这一天(1937年8月29日)，延安县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这一段时间，海伦·斯诺在延安展开了大范围的采访。比如她访问的对象胡林贵带领的儿童宣传队，1937年6月24日离开延安，下乡一个半月之久，总共演出31场戏。演出的主要目的则是帮助选举、帮助教育、宣传民族危机，比如其中一幕剧《自由万岁》就是“为选举做宣传的”，得到了群众特别是商人和农民的支持。

　　6月25日，中央剧团在蟠龙开展普及教育和普选运动的宣传，两次参加公演的有1000多人，大受群众的赞扬。6月28日，抗日人民剧社在蟠龙以“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如提倡文化，参加选举，抗日救国……”为主题演出。6月间，抗日人民剧社在陕北各地巡回表演了近一个月，共表演了13次。表演效果极好，反响热烈，时任陕北苏区列宁剧团团长兼党支部书记、民众剧团副团长杨醉乡对民众接受情况的回忆如下：

　　就是不吃饭都想看，下次如再表演的时候，我愿意找一个人替我做工，再来看你们的剧舞。……另外有个机关的负责同志讲：“我们才感觉到剧舞有这样的作用，在平时我们想尽办法召集群众谈话，或者向他们谈话，老是不容易召集起来。谁知你们的表演新剧，他们看了后，走也不愿走，总是还想看……”

　　演员所要宣传的内容及其演出成功与否，取决于民众是否到场，民众在场并且倾听，演员演出的目的才能达成。戏剧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相比枯燥的谈话与教育，将法律政策融入戏剧进行普法更能吸引民众的注意。这与本在乡间工作的机关负责同志平时召集民众谈话，却得不到民众的积极配合形成了鲜明对比。

　　1937年7月13日到8月16日间，《新中华报》开设《边区的民主普选运动》专栏，报道各地选举情况及遇到的问题。这一方面可见当时边区选举法及选举运动的宣传力度，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促进整个边区选举工作的需要。在林伯渠离任期间担任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在接受海伦·斯诺的采访时，仔细回答了关于边区的选举问题：

　　延安的中央政府还没有改变，区以下的政府已经改变了。这个计划是五月份制定的，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开始执行——计划在八月十五日完成。这指的是乡一级。我们计划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完成区一级的选举。十月底，结束边区的选举。

　　这便意味着，边区政权面临着一次彻底的“大换血”。在选举前，政府的工作人员需要讲解关于选举的三点注意事项：选举规定、投票地点以及投票时间。关于选举的规定，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切政党都有权公开提名候选人”，“如果人们想选举国民党的人，他们是可以选的”。就这一点而言，实际上已经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三三制的理论基础。

　　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选举 1943年(沙飞/摄)

　　二、进一步的民主：从选举条例到“三三制”的生成

　　根据陕甘宁边区第二作战区政治委员蔡树藩的介绍，可以了解到边区政府的选举法相比从前苏区时期的优越性。他在面对海伦·斯诺的采访时谈道：“从前苏区的选举权只限于农民和工人，这个制度叫工农民主专政(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也可以选举，可是资本家、地主、汉奸没有选举权，凡被法庭剥夺了选举权的人、精神病患者均不能参加选举——总的形式是农工专政)……现在，除了精神病患者、汉奸(民族的叛徒，而不是指共产党的叛徒)以及依法剥夺了选举权的人外，不分阶级、宗教信仰、性别、财产、教育、民族，所有的人都享有选举权。”其中，在边区议会为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留有特别席位，需要保障少数民族有一个特别委员会。

　　这一规定的提出，离不开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政权问题上面临的重大转变。在实行选举的1937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从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过渡，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旨在促进国共合作、实行发动全民抗战路线以反对国民党的消极抵抗。因此，在1937年的这一次选举中，可以选择国民党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候选人，民众也比过去更加信赖共产党，因为党组织具体地告诉了人民选举后要干些什么。如果当选的全是共产党员，这就同苏维埃时期没有两样了。在此基础上，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1939年2月4日，为期14天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圆满结束。林伯渠总结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两年内的工作，并指出边区司法工作的目的在于保障抗日民主制度及边区人民的合法利益。4月4日，《解放》周刊公开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等也随之确定下来。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 1938年 (吴印咸摄)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在坚持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原则的基础上，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个维度上规定要保障全边区人民与党派的各项生存权利。但随着国民党发起反共高潮，受到内外夹击的中国共产党已无法服从“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领导”，并以“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为其遵循的理论和原则。1940年，为了更大程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比如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就提及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任务。所谓三三制，即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5月1日公布的包含有三三制原则的施政纲领。

　　三、民主的实现：文艺对选举运动的动员

　　中国共产党选举条例的颁布，赋予了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到政府办事的权利。埃德加·斯诺就曾感叹，在全中国都很难见到如此有成效的大规模大动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战斗力和劳动力的积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了自治参议会和他们群众组织的独一无二的制度。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虽然在选举之前，有共产党或亲共团体所进行的几个月的宣传，但是在选举的过程中绝无强迫性。早在1937年，谢觉哉在总结一年来的选举工作时，就已经注意到尤应重视宣传的作用，宣传队、标语、传单、画报、戏剧都须应有尽有，并在同一篇文章中回应了竞选这一被质疑为“自找麻烦”的举措。他指出，目前的形式是民族矛盾第一，因此需要降低阶级矛盾，改变斗争方式——以前斗争的工具是枪杆子，现在斗争的工具是笔、是口。作为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谢觉哉三年后发文《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与议会制度》，说明了在已经有了民主制度的情况下，边区应该怎样推进选举运动。他认为：

　　每逢选举到来，首先是做选举教育，边区级和县级要办选举训练班，训练三五天或一星期，受过训练的人，到各乡区去做选举宣传，报纸、画报、戏剧，一齐动员起来，唤起大家对选举的注意，知道选举的意义及应该做些什么事。

　　显然，谢觉哉此时已经意识到，在文化尚未普遍提高的边区，落实在书面上的政策条文不足以让民众拥有反抗非民主的官僚主义的认识与能力。随着选举工作的进行，谢觉哉在日记中总结：“仅仅你的政策合乎广大群众要求，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还不够，因为‘能够得到’与实际得到不是一件事。广大群众不是易起来的，首先须是能够领导与吸引的。即广大群众中有作用的人起来，然后群众才会跟着走。”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在边区需要“把选举看作是民主政治的第一件事。不选举就等于不要民主”。因此他坚持集中举办训练班，并要求这些受训者将系统的知识以文娱的方式普及给民众，从而实现边区彻底的民主。

　　谢觉哉的这一设想很快就得到落实。1940年底，中央调中国女子大学(以下简称“女大”)高级班四五十人到陕甘宁边区选举训练班学习。主要学习的内容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理论、政策，指示以及边区选训条例、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等。1941年4月13日，女大选训工作团便由边区政府派赴绥德、清涧、安定、吴堡等县，各区乡选训班已开始上课，约于5月底结束。根据女大选训工作团的学员回忆，米脂的选举工作是“县的宣传搞得最好，所有文教单位都动员起来了，满街满巷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教师和学生化妆上街宣传，县剧团配合编剧，上街下乡演出”。而在清涧，她们在与群众接触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宣传政权选举的意义，启发了群众当家作主的觉悟。无论是在开会时，还是在集市、田间、炕头，她们都会利用写标语、画漫画、教唱歌等不同方式，反复宣传选举的意义。比如当时挂的标语：“水有源来树有根，政府主人是人民;伙计办事为主人，做好做坏要检查。”唱的选举小调：“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还不耍私情。”选举漫画则更为生动形象，比如当时定边县在宣传选举法的时候所作的挂画《三种人没有选举权》。群众会自发讨论：“戴礼帽的是汉奸，上脚镣的是犯人，光脚片的是傻子(智力障碍者)，这三种人没有选训权。”女大选训队的学生向民众反复宣传选举的意义、选什么人及选举方法，做到了不厌其烦、深入到户。

　　木刻《选民登记》 1941年 (古元作)

　　延安文化团体此时也自觉加入了宣传选举运动的行列。比如《新中华报》曾发文宣布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在戏剧方面的尝试。“为了反映当前时事，现正排三个独幕剧”，其中之一就是由姚时晓编的描写绥德选举情形的《竞选》。该剧自1941年4月15日开始，由鲁艺实验剧团演出。1941年4月，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对此也作出说明。此前因1940年在延安掀起的“大戏热”，导致延安出现了少演中国戏、几乎不演自己编的戏的现象。对此，观众也难免因戏剧表演“很少从自己的观点来反映抗战中的生活和形象”而感到遗憾。因此，鲁艺实验剧团自编《竞选》《公事》《剿匪》三出独幕剧，作为在延安公演的尝试，此后还出现了由西北文工团上演的秧歌剧《选举去》等。

　　音乐方面，有刘御作词、杜矢甲谱曲的《选举好人来做官》，路塔作词、李尼作曲的《边区参议会歌》，邵子南作词、巍峙作曲的《选举代表》，刘御作词、安波作曲的《参议会在边区》，等等。这些音乐作品分别从不同角度为民众讲述选举的注意事项。《选举好人来做官》指出好人的标准是为百姓、替大家办事;《选举代表》提醒民众选举的时候要慎重，因为代表就是“自己的嘴”“代表着自己的希望”;《边区参议会歌》则介绍了边区政府所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呼吁民众起来帮助政府、建设政府、增强抗战建国的力量、见证新中国的成长。此外，中国共产党采取对旧艺人改造的政策后，活跃在边区的说书艺人韩起祥还编了陕北说书《张玉兰参加选举会》。

　　中国共产党通过选举条例的制定和三三制的实施，降低了边区民众参政的门槛，实现更广大的边区民众为自己选举群体代表。尤其是对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等中间势力开放了选举权，有效地减少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执政的阻力。比如华中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后，当地乡绅的参政进一步降低了减租阻力，促进了经济与政治的良性互动。而以文化宣传的方式所作的选举动员，使受教育水平程度较低的民众简单直观地了解了具体的法律政策。就像林伯渠对边区文艺的普法工作总结时指出：“民众自发地积极地投身选举运动，除看家、出外、有病的及个别小脚妇女外，差不多全数参加;只有少数地方到得较少，但也都在半数以上……小脚妇女、老太婆，都觉得更非到会不可。总括来说，全边区的选民平均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参加了选举的。”边区的老百姓在选举运动中，互相传唱着这样的民谣：“青青的天，白白的云，选举不分各阶层，男女穷苦齐平等，自己来管自己事，不许任何人来欺负我们。选举票，认清楚，认清好人与坏人。”中国共产党对选举法和三三制的送法下乡，使边区的民主治理与战时动员紧密结合，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5期，作者：王文慧，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