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人的作为
来源：《团结报》　作者：李臣   2025-09-20 09:28:30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并进攻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是时，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党人不得不同时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与日军强占国土的危急情势。

　　01、阐明立场

　　1931年9月19日，即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身处一线的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道所引起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并提出“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洲”“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等口号。

　　1931年9月20日，即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更公开更强暴的占领中国土地，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同时，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等口号。另外，由于红军此前对国民党军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取得胜利，中共中央还在当日向党内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对此役进行总结，同时对其他中国革命问题进行阶段性安排，鉴于九一八事变的急迫性，特别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占据东三省……将成为世界大战，尤其反苏联战争的导火线”“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前瞻性。此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陆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等，不断号召发动抗日斗争。

　　02、武装斗争

　　1931年9月22日，即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明确了对日进行武装斗争的要求。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要求大力开展兵运工作，建立由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武装反抗日伪统治。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中共满洲省委一方面派出党团干部到东北各路抗日武装中开展工作，另一方面，直接在农村策动武装起义，建立由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1931年12月，童长荣领导的东满特委作出“发动群众创建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的决定。他深入基层开展工作，此后，东满各县普遍建立了由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多次取得了对日作战的胜利。1932年2月，李兆麟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辽阳，最终将当地各种武装聚集到抗日救国的道路上来，统一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在他的领导下，曾取得俘获关东军工兵前司令官、八大矿矿长久留岛，参与兵袭沈阳、攻破东塔机场的辉煌战果。1932年4月，周保中赴牡丹江一带，推动当地武装进行抗日斗争，同时，他将一部分愿意坚持抗战的将领和部队团结在自己周围，后于1934年与当地中共游击队合并组建绥宁反日同盟军，其间，周保中多次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予敌重创。1932年6月，赵尚志秘赴中共党员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指导工作，不仅加强了党对游击队的领导，还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其间，张甲洲、赵尚志指挥部队英勇作战，狠狠打击了日伪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1932年11月，杨靖宇以省委代表的身份被派往南满，整顿各县党组织，整编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并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1932年初至1934年春，中共满洲省委在东满、南满、北满、吉东各地先后建立起十余支由共产党人领导和指挥的抗日游击队。1933年9月起，上述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依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令，将所属部队联合地方抗日武装筹组东北抗日联军，继续抗击日寇。

　　03、发动群众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指出“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要求“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为此，共产党人除了直接进行武装斗争外，还通过以下方式组织和推动群运工作，凝聚抗战力量，以支援东北抗战。

　　第一，共产党人通过引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反帝大同盟等抗日救亡组织，积极宣传抗日，并以组织群众集会、游行、募捐、请愿等方式，支援东北抗战，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收复东北失地。此外，为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在工人、进步学生和爱国市民举行的罢工、罢课、示威、抵制日货等行动中，亦不乏共产党人的身影。第二，共产党人创作了不少耳熟能详的抗战文艺作品，激发了人民群众反抗侵略、保卫家园的战斗精神。中共党员夏衍所撰文学作品《包身工》，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日商纱厂中，包身工们饱受虐待，在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中谋生的故事；中共党员张寒晖目睹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民有家难回的凄惨生活，创作了歌曲《松花江上》，成为这一时期抗战文艺作品的经典之一；因敌特破坏活动，暂失党组织关系的光未然依然坚持信仰，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救亡演剧活动，广为传唱的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便是以光未然所作序诗为词，字里行间饱含感情，意境深远，歌词“如今的东北已沦亡了四年，我们天天在痛苦地熬煎，失掉自由更失掉了饭碗，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更是扣人心弦。此外，众多文艺工作者加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团体，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亦发表了大量反映和推动抗战的文艺作品。第三，共产党人通过《红旗周报》《红色中华》《红星》《满洲红旗》等红色刊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恶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报道中华民族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综上所述，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表一系列旗帜鲜明的抗日宣言，号召和发动对日武装斗争，以多种形式宣传抗战，推动抗战，组织群众抗日运动，进而凝聚抗战力量。

《团结报》2025年9月18日 第5版　　作者：李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