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凡｜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宣传工作策略的演变及其意义
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文/俞凡   2025-10-25 16:32:22

俞凡

　　俞凡，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发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研究"栏目。

　　摘   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日军宣传工作，是思想战实践与国际共运交织的典型案例。1937-1939年，中共初期沿用阶级立场的宣传策略，后因文化隔阂转向改编日本民谣。1940年野坂参三抵延后推动战略转型：创立日本工农学校改造战俘思想，实施“以日制日”策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精准把握日军士气危机，于1942年8月主导制定《日本士兵要求书》，以生活诉求直击日军官兵生存困境，实现宣传内容的本土化重构。1944年，反战同盟升级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工作重心转向战后东亚秩序构建，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培养日共干部，彰显国际统一战线思维。这一历程表明：中共通过策略调适，成功构建跨文化政治传播范式，既瓦解日军斗志、支援军事斗争，亦为战后日本民主运动储备力量，凸显中国共产党在敌工领域的实践智慧，并为跨文化政治传播研究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反战同盟

　　阅读导引

　　一、1937-1939：既有经验基础上的尝试与转变

　　二、1940-1941：野坂参三开辟对日军宣传的新局面

　　三、1942-1943：从日常生活入手提升对日军宣传的效果

　　四、1944-1945：为战后东亚社会主义阵营培养人才锻炼队伍

　　五、中国共产党对日军宣传工作的效果与意义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宛平城，中国驻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此后的8年里，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洗雪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国耻，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共不仅要在战场上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搏斗，还要在宣传工作这个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与敌人进行残酷的斗争。根据日共中央战后的统计，经中共教育感化后反正投身反战宣传事业的日本士兵，从1939年11月由杉本一夫等三人组成的“日本士兵觉醒联盟”（以下简称“觉联”）开始，到1944年4月已经发展成13个支部共223人，他们与八路军、新四军一起，向日军进行反战宣传，其中至少有安藤清等25人牺牲，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极为少有的事情。曾任总政敌工部部长的王学文回忆说：“（日军俘虏）经过学习，改造了世界观、人生观，信仰了马列主义，很多人回国后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宣传战线上的胜利，为全面抗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日军宣传这一问题上，学界业已有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周晓东较早论及这一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历史分期和经验总；陈岸然等总结了抗战中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的4条历史经验；王玉贵以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为主题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共对日军战俘进行教育改造，并推动其建立反战组织的历程；张远波、唐国东分别梳理了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瓦解其战斗意志的历史，并进行了经验总结。这些研究具有开创性价值，但多停留在对事实的梳理和经验总结层面，且仅用中方材料。吕彤邻、张牧云和曲利杰等关注美军延安观察组报告中对日俘思想改造的内容，梳理了美军与中共在对日思想战问题上合作的历程，并开始利用中、美、日多方史料进行分析，但仍仅限于个案层面。近年来，赵新利在这一领域论述颇丰：他梳理了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日宣传及日俘教育的历程；对中共所办的《日军之友》和《前进月刊》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共对日军宣传的效果；从大革命时期开始梳理了“两分法”宣传策略的发展历程，并着重探讨了其在抗战时期的表现与效果。此外，陶祺谌以日方档案为主体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对日军宣传战“党、政、军、民四位一体”宣传体系的形成过程、主要手段以及效果等问题；冯秀香研究了八路军利用标语对日军进行宣传的组织形式、内容、传播途径及效果；于慧铎考察了1939-1943年间华北地区中共对日伪军进行宣传攻势的历史。

　　以往研究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日军宣传工作这一问题上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探讨，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以往研究多仅用一国或两国史料，能综合使用中、日、英文材料的仅有张牧云一篇；其次，前述研究对重要个案（如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考察颇为深入，但对全局的考察稍失粗疏，特别是没能深入揭示中共对日军宣传工作不同阶段变化的原因及其逻辑关系；最后，以往研究相对缺少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局的视野对中共关于日军宣传工作的考察与评价。有鉴于此，我们拟以日藏档案、回忆录等史料为中心，辅之以中、美方相关材料，重新审视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日军宣传工作的历程。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抗日战争大势的发展，中共对日军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与手段的变化，将这一历程分为四个时期。那么，这四个时期的宣传政策与手段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何会发生这些变化？如何评价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日军宣传工作的效果与意义？本文重点解决这些问题。

　　一、1937-1939：既有经验基础上的尝试与转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迅速准备整编军队，共赴国难。在此期间，中共延续了一直以来重视政治工作的传统。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规定，要求各部队设政治部/处，各政治部/处要设敌军工作部，“专负破坏日伪军、处置俘虏等工作之责”。但是，中共对日本侵略军缺乏了解，对如何对其进行宣传工作毫无经验，虽已意识到“估计到敌人对象之不同，作战地区和作战方式的差异，要求我们对本军、敌军和居民的工作内容、方式，加以很好的研究和适时的转变”，但仍只能从经验出发确定战略。9月25日，中共中央、八路军分别发布《告日本陆海空军士兵宣言》和《告日本士兵书》，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沿用了之前对敌宣传的模式，试图从阶级角度出发，唤起工农出身的日本士兵的觉悟，认清日本军阀财阀发动侵略战争的真相，进而“起来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同你们国内的工农一道起来革命，推翻日本的资本家地主军阀”，甚至号召“我们相互停战吧，我们在火线进行联欢吧！”但这条策略没能取得预期的成绩。就在这两份文件发布的同一天，八路军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然而，此役中八路军没有活捉到一个日军。师长林彪战后总结说：

　　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捉不着活的……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

　　在总结平型关战斗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迅速调整了对日军工作的策略。10月6日，八路军政治部发出通知，指出“开始敌军中的政治瓦解，……是目前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并强调三项中心工作：1.“立即利用一切可能机会”，将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日伪军宣传品“散发或张贴于敌军及其后方交通线去”；2.“对敌之俘虏应加优待，伤兵应给医治……已被缴枪俘虏者，即应多方弄回，加以政治宣传后，再行处置”；3.宣传队要“组织和指导群众进行瓦解敌军的各种宣传”，还要“学会写主要敌文标语和叫敌人口号及几句需要的简单日文问答”。10月中旬，政治部成立了敌军工作部，并令各部队遵照执行，接着各师政敌工部相继成立，并开办了各级敌工人员训练班，其课程一般是日语、敌军工作、部队政治工作、军事常识等，而以日语为主。

　　从根本上说，这一时期中共及八路军对日军工作的认识并未根本改变，只是出于现实需要，强调了日语学习。1938年3月24日，彭德怀发布命令要求为动摇瓦解与争取日伪军，“应该运用一切的方法，如写日本标语，喊日语口号，散发传单，作些日本歌来唱”，但其内容“主要的告诉他们不要受军阀的欺骗麻醉，告诉他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为了少数军阀财阀的利益，对劳苦群众是有害无益的，告诉他们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军阀和财阀，而不是劳苦民众，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可见此时中共对日军工作的基础仍是从阶级意识和政治目的出发。

　　随着战争的进行，中共逐渐开始意识到当前敌工工作存在的问题，正如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指出的：六中全会号召“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是我们最后的目的……从当前的工作情形看，尚无那种可能实现的条件；因之不能把总的政治任务和具体工作任务混为一谈，不能把将来的希望当为现实，不能把某些原则和现实的鼓动的口号混淆不分”。1938年底，中共开始调整宣传口号过高的问题。11月，罗瑞卿在报告中虽仍强调“对于敌军工作之最基本的目的，是影响与争取敌军内部之下层分子，同情自己，并启发其政治觉悟，使之站到革命方面来”，但已开始强调政治侦察的重要性：“了解敌军内部的政治情绪，有何不满？官兵关系如何？内部有些什么黑暗？对我军宣传的影响如何？敌军官长对我军的宣传如何抵抗？……这一些材料作为我军适当的进行居民工作与瓦解敌军工作计划的根据。”这表明中共开始逐渐意识到必须要从日军的实际需求出发，才能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

　　在实际工作中，中共开始注意调整工作方法。1939年1月30日，萧向荣做报告中明确要求“（宣传内容）要通俗化、大众化”，要“注意收集各种活的具体的事实，加以整理分析，并使之与原则联系起来，避免单纯的枯燥无味的说教”，同时强调“可以采用敌国流行的歌谱，配上有政治意义的歌词，散发到敌军中去，或在战场上唱给敌军士兵听”。一二九师政治部也要求对日军宣传时“要利用各种不同的形式，除了一般的宣传品外，应有新闻、带漫画的新闻、漫画、小条标语、慰问信、都都逸和歌、川柳、俳句、漫才、诗、流行歌、宣言、布告、小册子、明书片、杂志、木牌标语、大布标语等等”。这种改变收到了效果：日俘山田便表示“刚被俘看什么打倒军阀等宣传品，真不痛快，倒是那些反战思乡歌曲，虽觉这是宣传但不起反感”。一二○师在上下细沃的战斗中，“当敌人被我击溃在山间里，我们便在四周山岭唱起日军思乡念亲的歌曲，给日军很大的影响，翌日，俘虏多田讲道：‘昨夜听到了歌声，吃了一惊，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支军队，能在火线上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一定的主义，这样沉着地斗争’。”

　　中共的敌工工作，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38年11月18日，寺内部队参谋部的调查报告书中全文翻译了八路军发布的号召日军官兵反战的檄文、《敬告日本士兵诸君》公开信、优待日军俘虏告示等宣传品，并着重强调了以“草津節”调改编的“我们的前进道路”等利用日本民谣改编的反战歌曲。虽然此件并未做任何评价，但从日军对这些内容的重视不难看出它们的效果。随着战局的发展，日军不得不承认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的巨大成效。1939年3月由陆军省组织的一场内部演讲中，演讲者对中共和八路军的宣传工作给予了极高评价：“共产党军队猛烈地实施统一且巧妙的宣传”“散发传单的次数在明显上升，宣传文都使用了日语”并且“（文字）最近开始变得非常优秀。……不是日本的左翼人士不可能写得出来，因此它们的宣传效果也好了很多。”“模仿流行歌曲进行的宣传也在开展。这类传单主要散发到了日军营地及列车内。此外，他们夺取信件后，也会向发信士兵的家乡寄送传单。通过这些方式，他们企图创造逃避战争、反对战争的氛围，实施思想破坏。虽然战斗中士兵都能保持紧张，但无战事时他们想起家中的生活困难，对比日本的军需工业暴涨、社会发展不均衡等，往往情绪低落。共产党的宣传犹如火上浇油，很可能会有相当大的效果。”来自敌人的恐慌，恰是对中共宣传工作效果的最高赞誉。

　　全面抗战爆发后，虽然中共非常重视宣传工作在对日抗战中的作用，也进行了相关的准备和布置，但由于缺少对日斗争的经验，造成宣传工作一度效果不佳，这突出的表现在过高的宣传目标和急缺日语人才两个方面。随着斗争的进行，中共逐渐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调整了过高的宣传调门，在各部队普遍进行了日语教育，使对日军宣传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中共对日军宣传工作的新局面，是在日共领导人加入后才真正到来的。

　　二、1940-1941：野坂参三开辟对日军宣传的新局面

　　在全面抗战的最初几年，中共对日本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战场上的接触与自己内部的留日学生，如王学文、张香山、赵安博等人。他们虽然解了中共对日军宣传问题的燃眉之急，但毕竟与真正的日本人仍有差距，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共对日军宣传工作的状况。

　　野坂参三的到来改变了这种局面。野坂早年受幸德秋水事件影响，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1913年在庆应大学就读时加入友爱会，开始从事劳动者的组织、教育、宣传等工作；1922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多次被捕入狱；1931年逃亡苏联；1935年8月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委，1940年春到达延安。相对于王学文等人，他具有一些独一无二的优点：首先，他是真正的日本人，能够从日本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其次，他有多年劳工工作的经验，在日本人中有一定知名度；再次，作为共产国际高级领导人，他政治立场坚定，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再次，他与康生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有着深厚的私人友谊，可以获得中共完全的信任；最后，他毕业于名牌大学，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字能力。因此，他在对日军宣传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首先要做的是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野坂的工作迅速取得了成绩，他发表的《日本革命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和《“大政翼赞运动”是什么──关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等论文，迅速在延安的知识圈引起轰动，还被寄到共产国际。刘国霖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关于日本问题, 野坂发现我们的干部什么也不知道, 就组织了日本问题研究会, 编辑了《日本便览》, 教我们有关日本政治、社会等等基本知识。我们本来只是知道‘打倒’之类的口号, 野坂来了以后, 关于日本的概念就清楚了。……日本问题的研究和对敌工作的策略等等,都是野坂的主意, 我们没有什么好办法。”由此，在经过了最初的一段适应期后，野坂参三很快开辟了中共对日军宣传工作的新局面。

　　野坂参三的另一大贡献，是指导根据地的日俘教育改造工作。“我还同王主任商谈了把前线俘虏的日本士兵送到延安来，建立一所学校向他们进行民主教育的事情。当时在前线上有几百名日本俘虏散在各地，他们受到八路军的保护或是帮助八路军进行宣传工作。因此我认为,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带到延安来，成立一个学校,这不仅是为了当前的宣传活动，而且对于战后建设民主的日本,也是极端重要的事情。”1940年10月，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正式成立，中共的敌工工作就此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野坂参三到来之前，在根据地和八路军中，已经有一些日军俘虏经过我军教育后思想转化，投身到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斗中去，并已经有了“觉联”这样的组织。日本工农学校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这项工作的进程：所有学员在入学时先进行背景调查，证实了其工农为主的阶级成分，成为进行教育的基础。“学校的课程有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时事问题、社会发展史等……除了上课之外，还组织学员讨论，题目是‘为什么要打仗’‘这场战争对什么人有利’……主要是为了启发他们对战争的认识以及阶级觉悟。”经过学校的教育，一些原本顽固不化的战俘终于改变了立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原日本军医山田一郎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在被俘后在“觉联”的杉本等人的教育下，学习了河上肇、小林多喜二等人的著作，最终彻底放弃逃跑的念头，转变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而原本已经投身反战宣传工作的日本战俘通过学习坚定了信念，并且交流了经验，得以更加有效地投入工作。原“觉联”成员水野靖夫回忆过他在1941年8月从延安返回冀鲁豫边区后，参加前线工作队对碉堡中的日军喊话，日军甚至安静地听八路军宣传队合唱了“跟着中国共产党”，并要求他们“下一次再早一点来”的经历。

　　野坂参三极大地推动了中共对日本及日军的了解，开辟了中共对日军宣传的新局面。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共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敌军宣传模式：启发敌军士兵和低级士官的阶级意识，使其在阶级与意识形态上产生对中共的认同感，从而分化敌军军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但全面抗战开始后，面对着同样由工农贫民为主体组成的日军部队，中共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在野坂参三的帮助下，中共终于找到了启发日军阶级觉悟的有效途径，那就是从日常生活出发，引导其注意到日军部队中存在的种种对底层官兵的欺压与不公，从而激发其不满情绪，进而启发阶级意识。这套方法是在延安工农学校的日常工作中逐渐形成并成熟的。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战局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巨大变化，这套方法便迅速被扩散到各敌后根据地，使中共对日军的宣传工作进入了全新阶段。

　　三、1942-1943：从日常生活入手提升对日军宣传的效果

　　随着野坂工作的展开，越来越多的日军战俘被我军感化，投身到反战宣传中，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共对日军的宣传工作。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局势的变化也推动了这一进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不得不一再从中国抽调部队到太平洋战场，导致了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服役期延长，待遇下降，加上对南洋战场和英美国力的恐惧，日军士气大为低落。早在珍珠港事件前，中共中央判断日本有铤而走险的可能。1941年10月1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布指示，要求以“日本对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迫切”为主题开展对日军宣传，号召日本士兵为“反对战争扩大（反对对苏战争、反对对英美战争），反对延期退伍，停止战争，允许回国”的要求而斗争。11月14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又指示各兵团要以太平洋战争为中心，宣传“美国强大，日本无胜利希望”“日本士兵永无回国回家希望”。宣传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1942年3月6日冀察晋分局（原文如此）报告中显示，北岳区、冀中区分别于1941年12月18日和1942年1月28日进行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主义的宣传”为主题的政治攻势，引起了日军普遍的“失败情绪与反战情绪”，并使很多日军士兵获得了“对八路军的新认识”，甚至吸引了敌兵和敌小队长向我军投诚。随着太平洋战局的深入，日军新兵增多、兵役延长、重新被征、物质困难、兵力分散、军纪废弛等现象日趋严重。中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并进行了针对性的部署，如冀南军区强调“日军工作地方化”，要各分区“深入的调查研究本分区范围内之日军心理及特点，建立通信关系”，要与日军“切实的普遍的建立感情联系”，通过“文字的宣传品，武装宣传，赠送礼物，书面通信，侧面的灰色宣传”等手段，“扩大了我军及反战同盟的政治影响”“密切了部份日军与反战同盟的联系，博得了部份日军的同情与赞助”“促进了敌兵厌战及反战的情绪”“兴奋了群众，维系了敌占区群众的胜利信心”。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40年5月1日，3名日军俘虏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创建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此后，冀中、晋察冀、晋西北、山东等支部相继成立。为更好地进行反战宣传工作，延安支部决定召开一次全华北地区日本士兵反战大会，以将各团体统一起来。1942年8月16日，“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开幕，53名来自华北各地的日军俘虏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最大的成就，就是通过了14条38款，共计228项的《日本士兵要求书》（以下简称《要求书》）。当时日本军队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兵不平等、虐待士兵等问题，加上日本资源逐渐枯竭，士兵待遇直线下降，甚至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吃不饱的现象。士兵和低级士官的薪俸本就微薄，又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还要被强制储蓄和购买公债，就更加入不敷出。小林清在回忆录里记录了他因为一点琐事就被曹长殴打，吃不饱饿肚子，被克扣“下给品”，以及被强制储蓄和购买公债的事情。这在当时的日军士兵和低级士官中是普遍现象。《要求书》的228项要求中，关于军饷和食物的都各有7项，关于“酒保”的有8项，关于“下给品”和“恤兵品”的各有5条，其他各项要求也多与实际利益有关。相较于“打倒”“消灭”等口号，这些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也是最能打动他们的。就如《要求书》之前的《告华北各部队战友们》公开信所言：

　　战友们！像你们所知道的，不论在当地是怎样一个独立的男子汉，但到了军队以后，便不值一文钱。一切都借口于命令军纪，强制执行。人比步枪马匹更不值钱。尤其是战争延长，实行现地教育后，连战地的华北，也像内地原队似的局促可厌了。长官们的横暴比敌人的袭击更可怕。我们士兵们的生活之不自由，一至于此，所有的士兵都愿意生活的更像“人”一些。即使在军队内，我们的自由也应该广泛些，过稍微舒服随便一些的生活。这种情绪，虽然嘴里不说，却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的。

　　代表了这些委屈的战友们，我们要公开地发表意见。为了改善日本士兵的生活，提供出来作为大家的参考。因此我们这次在延安召开了士兵大会。大会讨论的结果，挑出了228条要求，这从各方面代表了全体战友的希望和想说的话。

　　《要求书》的提出，对中共的对日军宣传工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由于替无法表达自己不满的士兵说话，（要求书）受到日军士兵的欢迎。这些要求作为传单的主题被一个个提出来，并用高级军官腐败、资本家唯利是图、日本人民被剥削而受苦受难等事实加以支持。”《要求书》很快成了中共对日军宣传的基本内容，各地“反盟”成员及八路军官兵“根据不同部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这个部队的士兵们最感不平、不满、气愤的事是什么,他们最迫切的要求又是什么,我们有针对性地制作了十分切合实际的宣传品……正因为我们宣传的内容十分实际，又符合士兵真实情况和要求，所以效果十分显著。”在1944年3月举行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北地方协议会宣传部会议上，太行支部代表表示，《要求书》受到日军士兵的欢迎和军官的仇视，“日军如果发现士兵读《要求书》就会施以重罚”；晋西北代表也表示：“我们把《要求书》设法送到日军军部，他们像挨了一颗炸弹一样惊慌失措。可是一般士兵收到《要求书》却异常高兴，互相转告。认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小林清也记录了他和“反盟”的同志们在向山东根据地西海区旧店据点中的日军伍长送去了装着《要求书》的慰问袋后，对方来信表示感谢并告知他们即将“扫荡”的信息，请他们火速转移的经过。

　　经过四年多的较量，中共对日军各种“思想战”的套路和手段早已应付自如，中共的敌工宣传，从组织人才到方法手段再到思想意识都已经逐渐走向成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的种种困境又恰好为中共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最好的素材。在这种局势下，中共将前述从生活入手启发日军官兵阶级意识的宣传方法在各根据地全面铺开，成为配合武装作战的重要利器，取得了极大的成绩，“觉联”“反盟”等组织的成立和扩大，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的召开，便是最好的证明。

　　四、1944-1945：为战后东亚社会主义阵营培养人才锻炼队伍

　　到1944年初，反战同盟已发展到13个支部。在1944年2月26日闭幕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上，通过了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及“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北地方协议会”的提案，还发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告各地日侨书》，号召在重庆、北美、南美等地的日人成立解放联盟。4月9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解散，“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简称“解盟”）正式成立，标志着日本人民在延安的反战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中共对日军宣传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解盟”的成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双重作用的结果。彼时的欧洲和太平洋战场都已发生转折，法西斯末路将至。同时，1943年5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告知将于22日公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26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表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共产党组织，中共开始考虑战后共产主义组织在日本的发展问题。在这个时期，“解盟”已不仅局限于分化瓦解日军、进行反战宣传，更蕴含为日共培养干部的战略布局。如前所述，日俘中出身工农阶级的占了绝大部分，非常符合中共对“无产阶级”的界定，所以野坂参三创办日本工农学校后，便非常重视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学员香川孝志保留的当时的《政治常识》课程的授课提纲中，可以看到清晰的社会发展阶段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等内容。1942年6月15日，在野坂参三主导下，“日本在华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此同盟“不等于党，但为党之准备阶段”，其目的是要“从外部来促进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其《章程》规定其任务为：

　　一、研究掌握以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二、培养锻炼共产主义运动之战士。

　　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日本天皇制，以及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日本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积极的献身于以上之事业。

　　四、与中国革命团体及军队亲密的提携，相互援助，共同奋斗。

　　从上述《章程》中不难看出，“同盟”的主要目的，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反战，而是致力于在日本发动共产主义革命。或者说，争取日军中工农出身的士兵和低级士官，启发其阶级意识，这本来就是中共对日军宣传的指导思想，只不过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当共产国际解散，中共获得完全自主权后，扩大在华日本人中的共产主义组织就是自然的事情。在筹备成立“解盟”的扩大执委会上，冈野进（野坂参三）首先提到了日本国内的巨大变化：“如东京芝浦军火工厂和川崎造船厂的怠工运动，名古屋爱知钟表工厂发生罢工工潮，这都是日本共产主义者与一切先进人士反抗军部压迫的辉煌行动。”这些变化，再加上日本士兵厌战反战情绪的变化与“反盟”本身力量的增长，“由此看来现在我们进行广泛的政治斗争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已经成熟了，因此有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准备委员会的必要”。“解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共对日军的宣传，已经超越了战争本身，开始为战后东亚社会主义阵营谋篇布局。

　　虽然带有明显的扩大在华日本人中的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但中共接受了之前的教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在“解盟”的《纲领草案》中，提出的是严惩战争罪犯、肃清军部势力、实行和平的对外政策、努力发展生产、打倒军部独裁、保障国民之自由与权利、改善人民生活、保护士兵及其家族的生活等，基本上是一份民主主义的纲领，仅有的勉强算得上体现出一些共产主义思想的内容只有“继续并加强国家对银行和大企业（独占企业）的统制”和“确立能最有效利用土地的土地制度”两条。这种做法甚至引起了《大公报》的不满。1944年3月23日，该报发表社评，认为这份纲领“殊软弱而极不澈底”，要求加上提议日本军队“掉转枪口射杀日本国内的敌人”“在短时间内日本必须解除武装”“把天皇财阀并排在打倒之列”以及“没收此种不当利得，分与遭受损失牺牲的人民”等内容。4月28日，野坂撰文回应，除表示接受其没收不当利得分给人民一条外，其他大部分意见“原则上和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只是尚需讨论现在加入是否适合时宜，但明确反对“澈底推翻天皇和财阀”一条，因为“我们纲领的对象，不仅只是自由中国之内的日本人，而且还有日本军队内的士兵（和在华侨民）、及日本国内广泛的人民。甚至可以说，我们着重的是后者。因此，应以他们现在的情绪、意识、要求、斗争等等为依据，来决定我们纲领的基调”。而且“我们的纲领，并非一党一派的纲领，而是各党派联合的纲领，即统一战线的纲领”。因此，“由于纲领的这种性质，所以，我们提出了立即停止战争为其最基本的目标，可是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目标呢？这就必须建立极广泛的人民阵线，首先集中力量来打倒和推翻进行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这要求我们一方面集中我们的攻击力量于主要目标——战争祸首，勿分散力量分散目标，另一方面务使我们的纲领能吸收一切反对战争和战争祸首的因素到我们的阵营中来，即使对这次侵略战争的本质还没有正确了解，但从他们的生活困苦出发而诅咒战争的，也必须将他们吸收到我们的阵线中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野坂等人之所以会采取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应当是受到了中共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的影响。

　　综上所述，“解盟”的成立和“纲领”的发表，是中共统一战线理论在对日宣传工作中的实践的最好成果。“解盟”的成员，经过选拔、培养、教育和锻炼之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许多“解盟”成员都曾回忆过他们在延安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经过，一些成员如水野靖夫等人，在战后成为日本共产党的干部。更重要的是，中共对战后国家社会建设的构想，也深深地影响了日共。据野坂参三所言，“解盟”的中心目的是“立即结束战争、打倒军部、建设民主的日本、成立人民政府”。［日本］冈野进（野坂参三）：《建设民主的日本》，《解放日报》1945年5月29日，第2版。而这个“人民政府”，乃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建立在从共产党到民主的各政党、各政派的联合的基础上的”。这种说法，显然是受了毛泽东建立联合政府思想的影响。事实上，野坂在中共“七大”上的报告中全文引用了《论联合政府》中关于战后对日政策设想的内容，并认为“这种态度，才是真正保证东洋和平的。这才是同盟国方面正确的态度”。从后来的事实来看，野坂的这一判断，可谓非常准确。

　　至此，曾经在对日军宣传上举步维艰的中国共产党，在接受了以野坂参三等为主的日本同志的帮助后，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完善的、系统的对日宣传工作的理论与方针，并且进一步实现了对日本同志的反哺：以抗战中经过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宣传动员工作方式应用于对日本共产主义者的选拔、培养和教育当中，并以自己的理论影响了日本共产党对战后日本社会的设计构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对日宣传动员工作，可谓是取得了成功。

　　五、中国共产党对日军宣传工作的效果与意义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宣传战线上与日寇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战斗，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一胜利，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抗战时中共对日军宣传战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的结果。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对日军缺乏了解的中共只能从此前的工作经验出发，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开展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中共迅速发现并纠正了宣传工作中教条主义的错误，迅速调整思路，从日军日常生活的角度进行反战宣传，逐步启发其阶级意识，让日军官兵意识到侵略战争的实质。正是由于中共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能够从中国战场的实际出发制定具体战略，才创造了从“皇军官兵”变成“日本八路”这一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第二，抗战时中共对日军宣传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障。虽然日军一再声称这些宣传手段 “毫无作用”，但却不得不承认中共的宣传“方法相当多样”“其宣传用语、方法都十分得巧妙、精炼”，特别是“我国国内的政治问题，甚至不同时期的流行歌曲他们都能立即接收用来宣传，不能不让人认为他们和我国国内保持着某种联络”。在抗日战争中，作为实力上弱势的一方，中共对日军进行的宣传工作，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对战争前景的信心，摧毁了其战斗意志，成为抗战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抗战时中共对日军宣传战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为各个战场上日军的拼死顽抗而头疼不已的时候，他们唯一想到能加以借鉴的就是中共对日心理战的相关经验。从1944年9月到1945年5月间，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撰写了71份相关报告，观察组成员约翰·埃默森（John K. Emmerson）甚至说服美国国务院据此在德克萨斯州的亨茨维尔战俘营设立了一个类似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日军战俘培训基地。虽然二战的快速结束使得这个战俘营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但中共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一独特贡献，却应当永远被历史铭记。

　　第四，抗战时中共对日军宣传战的胜利，为战后东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中共对日宣传战的成功，离不开野坂参三等日本同志的大力帮助，而野坂在中共支援下建立起来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等组织，也成为了日共学习并实践中共的各种工作方法，为自己培养干部、建立组织的摇篮。抗战胜利后获得合法地位的日共一度在日本政坛取得相当大的影响力，成为东亚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环，在相当程度上便得益于此。

　　第五，抗战时中共对日军宣传战的胜利，创造了战时跨文化政治传播的独特范式。面对语言障碍、文化隔阂和深受军国主义教育毒化的日军官兵，中共创造性地构建了高效传播路径，依托野坂参三等日本同志搭建“文化桥梁”，将马克思主义理念转化为樱花、俳句、流行歌曲等具象符号，精准激发日军士兵的思乡之情与阶级觉醒。从共通人性切入，揭示战争对中日民众的共同伤害及军国主义本质。这种以生活化叙事解构意识形态对抗、以阶级认同重构情感联结的范式，最终促成其完成由“皇军”向“日本八路”的转变，在人类战争史上创造性地第一次搭建起超越民族的政治沟通桥梁。其策略内核与经验价值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开展的对敌宣传工作，以非暴力的宣传方式在战场上产生了实际的军事削弱效果，其历史意义远超战术层面的“战场攻心”。它既是中共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宣传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卓越典范，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形势下的政治智慧与战略远见。 通过瓦解日军士气、转化反战力量、揭露侵略本质、争取国际同情，中共对日军宣传工作不仅有效地配合了军事斗争，更在思想与政治层面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尤为深远的是，这一工作成功将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有机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洪流，构建起超越国界的反战统一战线，并在实践中预演了战后东亚新秩序的塑造方向，推动了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因此，中共的对敌宣传战，不仅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重要武器，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烽火中锤炼国际视野、提升政治威望、奠定国际影响力的关键性实践，其经验与遗产深刻影响了抗战胜利的进程与战后远东格局的演变，彰显了思想与宣传作为“另一种武器”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磅礴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