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砥柱的号角：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壮大
来源：中国出版 文/邓绍根 崔思雨   2025-10-30 15:40:03

　　【摘要】在抗战时期，新闻传播事业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发展壮大。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的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媒介种类日益齐全，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动机”和“播种机”；同时，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在抗战中发挥的舆论引导作用日益凸显。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体是抗日救国的舆论先锋，是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响亮喉舌，是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的积极宣传者，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报道者，是反击国民党反共宣传的锐利武器，是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鼓手。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壮大过程中，党的新闻媒体成为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有力号角。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以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壮大。特别在全国抗战时期，全国党员从1937年的4万人增加到121万，军队从5万多人发展到131万，“根据地从陕北一隅增至19处，控制人口从100多万扩大到1亿余人，真正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一跃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主角，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开幕词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抗战时期，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有力号角。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创建新闻传播媒体，使之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动机”和“播种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新闻传播媒体的号角、鼓手作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欢呼鼓舞，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新闻媒体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动机”和“播种机”

　　新闻传播事业是新闻传播机构及其各项业务活动的总称，不仅是特定主体不可或缺的信息媒介和舆论工具，也是传播新闻信息、反映和引导舆论、服务社会的政治工具。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五四新文化刊物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孕育诞生的。参加过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少年》《赤光》等报刊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党从起根发芽时就是从宣传工作做起……”从诞生起，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新闻媒体的宣传作用，将新闻媒体视为战斗的号角、响亮的喉舌和锐利的思想武器，努力创建和领导新闻媒体，无情揭露、批判和打击敌人，积极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和方针政策，大力鼓舞和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反映和引导革命舆论，营造热烈的革命氛围，为迎接中国革命高潮添砖加瓦、加油助力。据《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1919—1949)》统计，“以每一种报刊为一条目，凡报刊名有更改而卷期号连续者为一种，共收录4505种。其中按历史时期分中国共产党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报刊332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884种，抗日战争时期1579种，解放战争时期1710种；按编印单位所属组织系统分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报刊2469种，群众团体报刊1026种，人民军队报刊1010种。”虽然这里的“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是全国抗战时期，1579种数量不是最多的，但是超过了前两个时期的总和1216种，仅次于解放战争时期的1710种。这也反映了随着中国革命高潮的不断上涨，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创办和建设党的新闻媒体放在重要地位，高度重视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壮大。

　　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笔杆子”和“枪杆子”相结合，努力创办党和人民的新闻传播事业，大力团结和利用进步媒体，积极宣传抗击日本侵略，深入发动群众救亡图存，热情鼓动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推动了中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到来并最终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发动机”和“播种机”。

　　在局部抗战时期（1931—1937年），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国统区秘密出版报刊，如《红旗周报》、《斗争》（上海版）、《妇女生活》、《文化消息》、《时代文化》等，还陆续创办了一批通讯社，如中国工农通讯社（原名中国工人通讯社）。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国统区的左翼新闻活动，先后成立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出版了《文艺新闻》和《集纳批判》周刊。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走上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后，先后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等17个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立起一种新型社会制度，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新闻传播事业。同日，红色中华通讯社（红中社）诞生，并以CSR为呼号,使用中文和英文对外播发大会的消息和有关文件，揭开了党的新闻通讯事业史新的一页。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从中央到地方创办的各类报刊达到96种。其中，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及其所属部门出版的报刊6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出版的报刊11种，中国工农红军出版的报刊31种，中央级群众团体出版的报刊10种，省级机关、团体出版的报刊18种，县级机关、团体出版的报刊20种。《红色中华》《斗争》《青年实话》《红星》被称为中央苏区“四大红色报刊”。从1931年11月至1934年长征前夕，中央革命根据地以中央机关报和通讯社为核心，以红军报刊和各级党群机关刊物为骨干，建立起一套党和人民共同的新闻传播体系。它是党和人民大众的耳目喉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巩固工农民主政权、争取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

　　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红星》报改为油印继续坚持出版，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唯一的报纸。193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的红一军抵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后，《红色中华》在瓦窑堡复刊，红中社恢复工作。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办了一些以“抗日”命名的报刊，如《抗日阵线》（1933）、《抗日新闻》（1935）、《抗日战讯》（1936）、《抗日先锋》（1936）等；同时，为了在海外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宣传，中国共产党派遣吴玉章、廖焕星、李立三、陈潭秋等于1935年5月15日在法国巴黎创办了《救国报》，于同年12月9日改名《救国时报》继续出版。该报在巴黎出版至1938年年初停刊，并于同年8月在美国纽约复刊，坚持出版至1939年10月13日停刊。这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全国抗战时期。

　　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的壮大

　　全国抗战时期（1937—1945年），国民党新闻传播事业随着国土沦陷大部分被摧毁，规模不断缩小，数量不断缩减，最后退缩到大西南建立起以重庆为中心的新闻宣传网络。据国民党方面统计，抗战爆发前全国报纸共有1014 家，到抗战一年后，有600多家被摧毁。而中国共产党则更加重视新闻传播事业的建设，坚持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创设报刊，如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先后在汉口创办《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后来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同国民党进行艰苦的斗争。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中国共产党不断创办新闻传播媒体，数量大增，规模不断扩大。1939年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将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分设开来，分别成为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下的独立组织机构，新华社由此开始进入独立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创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事业从报刊、通讯社发展到无线电广播，形成一个包括报刊传播、文字广播和语言广播等较为完整的传播体系。1941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创刊及改版，不断增强党性和群众性，服务党的中心工作，促进了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真正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发动机”和“播种机”。

　　在全国抗战时期，据《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1919—1949)》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共创办报刊1579种。经过笔者统计和点校，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刊13种、敌后抗日根据地报刊535种、日伪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报刊270种、群众团体报刊339种，人民军队报刊378种，加上土地革命时期继续出版的报刊44种，正是1579种报刊。从以上5类报刊数量看，抗日根据地报刊居第一位，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的主流；其次是人民军队报刊、群众团体报刊；最后是日伪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报刊。当然，这一统计也难免挂一漏万，如日伪沦陷区，该书统计东北仅为3种，天津则没有提及；而有中国新闻传播史著作记载，在沦陷区，爱国的、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险恶的环境下，冒着生命危险，出版了一批抗日报刊。在东北地区，从1932年到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共创办了24种报纸，动员各界民众共赴国难,驱逐日寇。天津沦陷不久，便有20多种小型抗日报刊秘密出版，如《炼铁工》《匡时》《纪事报》《中心月刊》等。

　　在全国抗战时期，为了积极向海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具有世界眼光，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大力争取华侨和世界各国友好人士支持中国抗战。1938年夏，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和国际宣传组，专门负责为国际刊物撰稿和联络各国友人。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设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创办英文刊物《中国通讯》。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办日语广播，新华社于1944年8月成立英文广播部，从9月1日起正式开始对外播发英文电讯稿。

　　党的新闻媒体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号角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是党的宣传舆论工具和思想斗争阵地，具有鲜明的党性原则和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媒体充分发挥了“笔杆子”作用，正确传播党的抗战救国政策和主张，大力引导抗日救亡舆论，极力鼓舞和发动中国军民积极投身伟大的抗战实践，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有力号角。

　　抗日救国的舆论先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就已经关注到日本的侵华野心。9月7日，《红旗周报》第十五期封面刊登文章《“中日合办”的万宝山事件》，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吉林长春制造的流血事件。该事件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前奏。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开展抗日斗争。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这是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抵抗者。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等响亮口号。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又多次发表决议、宣言和告全国民众书等，揭露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侵略本质，号召广大民众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斗争。

　　此后，“抗日救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体的主题。1931年10月18日，上海《红旗周报》刊登了一系列宣言和决议，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10月21日，《红旗周报》发表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号召全中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武装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11月20日，《红旗周报》刊登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8篇文章，多角度讨论了九一八事变和日本侵华引发的国内外形势变化。

　　1931年11月7日，红中社诞生，立即开展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报道。红中社成立后，先后向全国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各项主张，还报道了大量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以及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奋起抗战的消息。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创刊号发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加紧》等新闻。从此，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反映各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就成为红中社和《红色中华》的重要报道任务。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一天，《红色中华》第七期就“专电”发出了“日帝国主义又要占领上海”的战争预警。淞沪抗战爆发后，红中社和《红色中华》，追踪报道了日军炮击上海、闸北成战场，日军屠杀民众、烧毁房屋，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毁，上海工人罢工，国民党无条件答复日方要求、下令解散上海抗日会等消息。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并发布《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指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推翻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成立全中国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根本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1933年3月9日，《红色中华》刊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进犯热河、危及平津的侵略行径。6月4日，《红色中华》刊文呼吁全中国的民众们必须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扩大民族的革命战争。1934年4月28日，红中社播发电讯《毛泽东同志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并在《红色中华》刊登，号召“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全国人民与工农红军，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强调：“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响亮喉舌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并于10月1日正式发表于巴黎《救国报》上。该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条具体方针。

　　同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新闻传播体系的重建工作。11月25日，红中社和《红色中华》在瓦窑堡恢复，并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出版《无线电日讯》。11月28日，红中社播发《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12月1日，《红色中华》头版刊登标语“拥护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的抗日救国宣言，全中国的民众联合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卖国贼蒋介石！”同时刊登“华北急电”，报道“华北已成为满洲国第二，日本帝国主义将河北省完全占领，山东也实际划归日本的版图，山西河南的沦亡不过是旦夕中事”。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确立了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红中社播发了会议的文件和决议。在该会议精神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用“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逐渐取代“反蒋抗日”口号。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首次把国民党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16日，《红色中华》刊登党中央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全文，公开放弃反蒋口号。12月1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及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党派、各界、各武装部队及全国人民发出《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通电，进一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2月8日，《红色中华》刊登通电全文指出：“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我们更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联合起来……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逐渐取得成效。驻扎西北的国民党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官兵，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主张。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次日，红中社迅速反映，播发消息；《红色中华》立即报道新闻，称赞张学良和杨虎城“坚决的革命行动”，同时刊登标语，“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抗日起义，驱逐日寇出中国！”19日，周恩来同志致电中央，建议在西安设红中通讯社。红中社西安分社随之设立，成为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个分社。12月25日，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28日，《红色中华》刊登《蒋介石允诺张杨六项要求》，报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并配发社论《要求蒋介石履行其允诺》。

　　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1937年7月8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9日又播发红军将领们发给蒋介石和前方红军将士请缨杀敌等电文。7月13日，《新中华报》刊登以上新华社播发的电文，并发表述评《从军事观点上来观察卢沟桥事》，指出：“卢沟桥的得失，实关系华北以至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以保卫平津，保卫华北。”7月15日，中共中央向蒋介石递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同月23日，新华社播发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迫使国民党由“准备抗战”转为“决心抗战”，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9月22日，国民党发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认可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上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0月2日，《解放》周刊发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时刊登了毛泽东同志的《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指出：“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决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的积极宣传者

　　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为贯彻落实洛川会议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媒体成为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的积极宣传者。8月29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全国总动员》，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是持久的战争，需要全国总动员积极参战，打退日本帝国主义进攻。10月2日，《解放》周刊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全文，号召全国实行军事总动员和人民总动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武汉告急，全国人民亟须知道抗战的前途究竟在哪里。但是，国内舆论界流行“亡国论”“速胜论”。5月26日至6月3日，为了凝聚国内抗日力量，坚定国人的必胜决心，毛泽东同志连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论持久战》。7月1日，《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刊出版《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专刊》，正式发表《论持久战》。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不仅亲笔题写题目，而且同期封面刊登了他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7月9日，延安解放社正式出版了《论持久战》单行本。

　　重庆《新华日报》也积极宣传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1938 年6月21日，《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6个具体战略问题。7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论持久战》单行本，在国统区发行。10月，重庆《新华日报》连续发表周恩来同志撰写的社论《论目前的抗战形势》《论战局的扩大》等，继续向国统区民众全面阐述了持久战方针。12月，《新华日报》连载毛泽东同志的《论新阶段》报告，向全国民众指明抗战方向，不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所震惊，要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给敌以更多消耗，促使其更大的分散，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

　　为了向国外读者介绍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毛泽东同志于1939年1月20日还专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序《抗战与外援的关系》，文中指出，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英美各国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

　　在积极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媒体坚决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1939年7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明确指出抗战的两条路线，给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8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八一三”二周年纪念》，强调“两年来的经验，证明了‘八一三’所开始的持久抗战国策的全部正确性，是拯救中国的唯一的法宝”。

　　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报道者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出现了两个抗日战场，一个是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媒体客观报道正面战场的战况和进程，同时积极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抗日武装对敌作战成果，成为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事迹的报道者。

　　首先，党的新闻媒体客观报道了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上的战况和战绩。尤其是新华社发挥其抄收中央社电讯的优势，对正面战场作了较为充分的报道。1937年七七事变后，新华社先后播发了《廿九军进攻日军大获胜利通县丰台廊坊相继克复》《津日军四路袭击我军各路均先后被击退》《北平天津卢沟桥相继失陷，日军继续向南攻击前进》等消息，报道了中日平津作战的情况。新华社播发的“八一三”抗战稿件有《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我军各路举行反攻》《上海市战事我方连获胜利》等。

　　关于南京保卫战，1937年11月29日，《新中华报》刊发社论《为保卫南京而战》，号召“实行全国的总动员，实行全面的抗战，这样来保卫南京，保卫中国，一直到将日本帝国主义完全从中国赶出去。”这是中国新闻界较早反映“保卫南京”的社论。12月，新华社先后播发消息《敌分三路进犯南京为坚决保卫首都而战》《我军退出南京城蒋委员长发表宣言》等，特别是《尸山血海的南京》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关于徐州会战，新华社播发了消息《我空军轰炸芜湖毁敌机六架》《我军克济宁进逼兖州城》《我再度克复平鲁，敌向岱岳溃退》等，《新中华报》也刊载了其中的一些稿件，较为完整、客观地反映了徐州会战的战况和国民党的抗战成绩。其中，武汉的《新华日报》发挥了地缘报道优势。1938年4月 7日，台儿庄战役胜利的消息传来，该报立即出版“号外”迅速传播喜讯。4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庆祝台儿庄胜利》，清醒地指明胜利的意义，“我们庆祝胜利的礼物，就是加紧抗战的动员，争取更大的胜利，以达到根本粉碎日寇的第二期作战计划，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938年2月至5月，该报连续刊登陆诒发回的战地通讯30余篇，大大激励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其次，党的新闻媒体重点报道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并取得的英勇抗战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相互支援，转战敌占区，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战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党报党刊舆论阵地。党的新闻媒体重点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民众英勇杀敌的抗日事迹，广大读者由此看到了人民抗日战争的光明前景。

　　1937年9月29日，新华社以“前线来电”的电头播发电讯稿《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开始第一个大胜利》，同日《新中华报》头版头条也刊登了这则消息，报道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前线首战告捷，并公布了战果，“缴获轻重机枪步枪三四百支……我军乘胜占领了敌人几个重要阵地。”同时评价道：“这是我八路军在抗战中的第一个大胜利!”这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年10月24日，新华社报道了八路军突袭阳明堡机场胜利的消息，《新中华报》刊登这一稿件。这一喜讯很快传遍全国，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1938年7月1日，朱德同志在《解放》周刊发表文章《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指出，八路军一年来已在晋西北、晋绥边、晋东北、冀察晋边、晋东南、冀鲁豫边等地建立了战略支点，并依托这些战略支点向前发展，东面已跨过平汉线，东北面已达北平附近的门头沟、昌平、丰台等地，北面已靠近平绥路，深入敌人深远的后方和交通枢纽。7月7日，叶剑英同志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八路军在晋绥冀察的一年》，全面阐述了八路军在华北开展抗日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指出，八路军参战10个月来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638次，估计敌军伤亡3.4万人以上，俘日伪军2094人，缴获步、马枪6487支，我军伤亡20020名。7月24日，《新华日报》转载了朱德同志的文章《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向国统区民众宣传了八路军抗日战果。

　　1939年1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彭德怀同志的《华北抗战概括及今后形势估计》，对八路军在华北反“扫荡”和收复50余县域国土的战绩展开了具体介绍。随后，该报连续刊登《把敌后变成反攻的堡垒》《华北的“扫荡”与反“扫荡”》等文章，全面总结八路军在华北反“扫荡”战绩，体现出八路军与地方游击队的队伍规模及军事技能正快速提升。

　　1940年夏，八路军积极展开百团大战，英勇杀敌，歼灭大批敌人，摧毁大量敌堡和据点，沉重打击了日军“囚笼政策”。新华社对百团大战进行了及时、充分的系列报道，如战报、消息，还有综合报道、专访等，且在8月23日最早冠名“百团大战”进行新闻报道是以“新华社晋东南二十三日电”电头放送的消息《八路军展开百团精兵大战》。同日，《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印发的第一号《华北交通总攻击战捷报》使用了“百团大战”，《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标题采用了《胜利展开的百团大战》。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新华日报》华北版是最早采用“百团大战”这一名称进行报道的报纸。9月1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华北百团大战的历史意义》，认为“华北胜利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是有办法的，是有前途的，是能克服困难的，是能战胜日寇的。”

　　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体在大力报道八路军抗战成绩的同时，积极派遣记者采访新四军，新闻报道逐渐增多。1938年5月，《新华日报》总编辑华岗亲赴东南战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采访，撰写通讯《活跃东南战场的新四军》。7月7日，纪念全国抗战一周年之际，《新华日报》发表该通讯。10月16日，《新华日报》发表吴蔷的战地通讯《活跃在江南敌区的新四军》，介绍了新四军抗击日伪汉奸部队取得胜利的战绩。同月23日、24日，《新华日报》连载通讯《新四军抗战一年》全面介绍了新四军的发展和抗战成绩。1939年2月26日，《新华日报》发表石西民的战地报道《一年的新四军》，全面介绍成立一年来新四军抗日的主要战斗和作战成绩及江南战局光明前途。

　　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体刊登了大量关于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抗战报道、东北人民及抗日联军的抗战报道；同时也关注到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战斗事迹，积极报道广大军民创造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武装工作队等，如新华社播发的稿件《神出鬼没敌寇震恐，冀中我用地道战术》《晋察冀边区地雷战使敌丧胆》等；也发表了大量敌后军民反“扫荡”的战地通讯，如仓夷的《爆炸英雄李勇》和《李勇在反“扫荡”里》、戴烨的《被麻雀战啄食的皇军》等。

　　反击国民党反共宣传的锐利武器

　　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不断抗日取得卓越成绩的同时，国民党却先后掀起过3次反共高潮，党的新闻媒体积极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宣传策略，坚持有礼、有节、有利的原则，对国民党反攻浪潮进行了有力回击，皖南事变后，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大量消息、通讯和评论。1941年1月13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国共产党抗议国民党在皖南包围新四军的通电。周恩来同志亲笔撰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四言挽诗，发表于1941年1月18日的《新华日报》上。19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质问国民党“国家之法纪何在，当局之信用何在”，指出“违令者即下令者，毁法者即造法者”，并表示“我们深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随后，《新华日报》撰写的《新四军皖南部队被歼真相》印成传单，散发到重庆各界人士及各国驻华大使馆，将真相公之于众。

　　1943年3月，国民党出版《中国之命运》，鼓吹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宣扬“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暗示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为积极反共和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做舆论准备。特别是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反共气焰更加嚣张。8月23日，新华社播发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24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这两篇文章。前者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三十六个师团六十万人的百分之五十八（三十五万人），国民党仅仅抗击百分之四十二（二十五万人）。共产党又抗击了全部伪军六十二万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五十六万人），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不足百分之十。”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指出：“这两个文献以铁一般的事实和数字，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无耻谎言和荒谬宣传。”两篇数据统计文章和社论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斗争路线的正确性，深刻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

　　结语

　　在14年抗战期间，尤其是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维护者，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而党的新闻媒体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号角，更是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鼓手，始终为全国民众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和光明的未来。

　　党的媒体不忘初心使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积极的宣传动员。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的发刊词就写道：“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践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创刊以后，《新华日报》践行了发刊词的诺言，全面报道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伟大事迹。1941年5月16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发刊词，指出，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党的新闻媒体大量刊登抗战社论和评论，及时进行抗日战况报道，积极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组织广大群众投入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对指导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党的新闻媒体的宣传动员，迎来了抗战最后的胜利。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红军兵分四路向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同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8月10日，延安总部发布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展全面大反攻。同日上午，日本政府内阁于将外交照会由瑞士及瑞典政府转交给中美英苏四国，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要求保留日本天皇。《新华日报》则刊登了消息《苏军两面攻入满洲》，发表《苏联对日宣战全文》及社论《亚洲的黎明》。当夜，《新华日报》发行“号外”，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无条件投降”重磅新闻。11日，《新华日报》第二版版头刊登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口号，发表社论《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胜利万岁！》，全国民众的欢呼喜悦之情溢于言表。8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当前的紧急任务》，指出：“远东反日战争的胜利结束即将到来了！八年来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解放出来，争取独立自由的日子已经降临了！”但是，社论强调，“要迅速解除敌伪军的武装，收复一切敌占城镇交通要道，把沦陷区一万万六千万同胞赶快解救出来。”8月14日，《新华日报》刊登社论《战争尚未停止彻底解决日寇！》，指出战争还在进行，必须发动空前猛烈而强大的攻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美苏英中四国宣布日寇接受无条件投降》消息。8月16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用数据说话，雄辩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的抗战贡献。同日，《解放日报》刊登《庆祝日寇无条件投降本市火炬游行》消息，“中国人民在极度狂欢中，没有忘记摆在前面的紧急任务，把在华敌伪军全部解除武装，把八年来人民艰苦抗战果实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壮大过程中，党的新闻媒体成为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有力号角。党的新闻媒体是抗日救国的舆论先锋，是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响亮喉舌，是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的积极宣传者，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报道者，是反击国民党反共宣传的锐利武器，是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鼓手。因此，毛泽东同志称赞它们是“拿笔的文化军队”和“一个方面军”。

　　参考文献从略，阅读全文或学术引用请以《中国出版》纸质版为准。

　　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5年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