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怎样从"日本鬼子"转变成英勇的"日本八路"
来源：腾讯网   2015-07-28 09:22:11

        摘要：中国共产党认为，大部分日本士兵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我党对他们进行耐心的人道主义感化和反法西斯教育，大批深受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的顽固战俘被教育改造成坚强的革命战士，这在世界各国的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无此先例。

　　在抗日战场上，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本是拿枪对准中国人民的“日本鬼子”，后来却与日本帝国主义兵戎相向；他们虽曾“效忠天皇”，却最终选择站在正义一方；他们曾信奉武士道精神，却转变为坚定的反战勇士。这群日本士兵被中国军民亲切地称为——“日本八路”。

　　

　　(1941年，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津田秀委员长<前排左>、宫本哲治<前排右>等四人合影。)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卓有成效的战俘工作，将大量冥顽不化的日本士兵转变为正义之士。据统计，8年全面抗战，我军共俘虏日本士兵6200余人。其中主动投降的日本士兵在整个日军俘虏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1940年为7%，1942年为18%，1943年猛增至48%，1944年为85%。通过改造，有数百名日本士兵奔赴抗日前线，其中有36名在战场牺牲。

　　中共究竟用何种方法将这些强调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至死不降”的“日本鬼子”转化为拿起反战武器的“日本八路”？又是如何实现对极其顽固的日本战俘进行彻底改造，使其重获新生的奇迹？

　　“太行山是我的第二诞生地”

　　山田一郎，原名前田光繁。

　　1939年被俘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始终顽固不驯，甚至曾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跳湖逃跑，然而当他患伤寒从病床醒来,得知129师不惜用完所有药品医治他，时任129师师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的刘伯承多次来探望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终于摆脱了那个纠缠他一年半之久的反抗念头，从心底开始真正接受八路军，接受共产党。

　　双手捧着刘伯承师长特地送来的一桶沉甸甸的酱菜，山田一郎深切感受到了八路军满满的关切与诚意。在巍峨的太行山上，山田一郎获得“新生”，原为医生的他，重披白大褂治病救人。

　　1943年6月，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反战成为他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马列主义著作，逐渐将自己武装成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担任了野战医院副院长。

　　1946年回国后的山田一郎任日本代代木医院院长，日本共产党涩谷区议会议员。回忆那段岁月，他说道：“太行山是我的第二诞生地，那里有我痛苦的记忆，也有脱胎换骨后难以忘怀的与亲爱的同志们共同渡过的苦与乐的回忆。”

　　中国共产党认为，大部分日本士兵只是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蒙蔽和欺骗而被迫穿上军装的普通劳苦民众，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因此始终秉持“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他们进行耐心的人道主义感化和反法西斯教育。

　　1937年10月25日，朱德、彭德怀联名签署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命令——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规定：“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 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 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1939年2月，毛泽东等在《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战斗中俘获之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多则不超过两星期，情况许可时则当场释放, 多加宣传优待。”

　　1940年7月， 朱德和彭德怀联名发出《八路军司令部命令》， 其中，对如何处理日本战俘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日本士兵系劳苦人民之子弟，在日本军阀、财阀欺骗强迫之下而与我军接触。因此，一、日本士兵被俘后，不准伤害、侮辱，其所携物品一律不得没收或毁掉。并须以兄弟对待彼等。我军指战员如有违犯此项命令者处罚之。二、对负伤或患病之日本士兵， 须特别注意给以治疗。三、愿回国或愿归队之日本士兵， 尽可能予以方便使其安全到达目的地。四、愿在中国或中国军队工作之日本士兵，应予适当工作，愿学习者，应使其进适当学校。五、愿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予以方便。”这些内容还被制成传单，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大会，宫本哲治支部长带领全体成员诵读宣言。）

　　在太行军区政治部1945年编制的《关于处理日本俘虏情形的通报》中曾详细列举出对日本俘虏应采取的态度与办法，其中尤其强调了与日本俘虏相处中的多处细节要求：“一、态度要亲切，感情要融洽和接近；二、刚来时不勉强让他们看宣传品或马列主义理论的书籍；三、绝对不要对他们说谎话，如告诉他们可以释放等；四、绝对禁止没收他们的东西（武器除外）和金钱，但为了避免他们的逃跑，应将其身上的本子、文件、金钱暂时收起来，连人一并送到军区来，并且告诉他们，来到反战同盟后可以还给他门。今后如有搜俘虏腰包、私自将东西（如手表、水笔之类）或金钱取走者，一律予以处罚。即使本人同意将东西或金钱送给时也不准收受；五、不要与他们谈距离他们政治觉悟太远的问题。如共产主义、天皇制度等……不要勉强他们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六、不要随便将他们的真名字发表于报纸上。”

　　除了从态度上要求部队对日本俘虏给予充分的理解与保护，中共对战俘的生活也给予了特殊优待。1941年9月，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日本战俘优待办法的规定》，其要点有：伙食费标准比我军官兵增加一倍；年节、纪念日进行会餐；粮食供应机关，拨一部分白面、大米等。

　　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部队主要吃小米、黑豆等杂粮，有时只能靠野菜充饥。而对日军战俘，不仅供应大米、白面，还想方设法弄些鸡鱼猪肉、水果白糖等，彭德怀还注意到日军洗澡的习惯，要求部队积极创造条件解决日军战俘的洗澡问题。

　　从思想到生活各方面的悉心关照，使顽固的日本士兵从最初的抵抗、排斥到通过亲身感受逐渐相信再到发生转变。军委一局1944年《抗战7年来日本俘虏总结》显示，中共从最初1名日本俘虏都没有，至1944年这7年间，共收纳日本俘虏2407人，其中从第三年开始共有自动投降者115人。

　　“只要我不死，仍回到八路军去”

　　今野博，化名金野博、中野博，于1939年8月3日在山东汶上县被八路军第115师俘虏。

　　9月13日夜，今野博等6人乘暴风雨逃跑，3人在逃亡中淹死，其余3人再次被俘。经部队的悉心教育，今野博得到转变并于1941年7月7日宣誓参加八路军，后赴鲁中区从事反战活动，任反战同盟鲁中支部支部长。

　　1944年春，反战同盟山东支部派今野博回根据地汇报工作，武工队安排了几位队员护送。几人不幸在高兴区的一个小村庄遭日伪军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后今野博被俘。牢房中的他大义凛然毫不屈服，并驳斥日军审问者。在敌人威逼下仍誓言：“只要我不死，仍回到八路军去！”最终，日军将其秘密杀害，年仅25岁。

　　在转化战俘工作中，中共不仅制定宽待俘虏政策，同时汇聚日本反战力量，积极支持日本共产党及反战和平人士组成反战组织，借助日本反战组织瓦解和改造日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敌后根据地先后成立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等多个反战组织。

　　1942年8月20日，为统一领导、统一机构，由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倡议，成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1944年4月，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联盟主席由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担任，日本反战力量得到空前发展。据档案记载，1945年8月31日，解放联盟已建立了2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20个支部遍及各抗日根据地，盟员达到1200余人。

　　为了唤醒被日军蒙骗的日本士兵，反战同盟开展了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反战宣传活动。盟员们与日本士兵通信，他们在信中揭露日本军部的法西斯本质，同情士兵的疾苦，启发士兵的觉悟，激励日本士兵到八路军中来，并保证其生命安全，仅滨海支部一年中就写了247封信。

　　盟员们在前线对日军喊话，冲锋在离日军100米，甚至50米的前沿阵地，大声用喇叭唱反战歌曲，喊反战口号，有时他们甚至把电话机直接接在日军电话线上，同士兵通话，用拉家常的方式进行反战宣传。同时制作反战宣传品，仅反战同盟山东滨海支部，在1944年一年中，向日军散发传单2.22万张，小册子2.5万册，送慰问袋146个。

　

　　(1941年，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正在编发反战宣传品。)

　　通过反战同盟的不懈努力，日本士兵思想趋于理性，在日军部队中，经常有反战同盟的宣传品秘密流传。如1943年7月，驻潞安附近的一日军分遣队得到太行支部发行的《同胞新闻》，全班竞相传阅。

　　后来部队还对老百姓说：“八路军有很多我们的朋友”，并主动问：“你们还有这类的宣传品吗?”不少日本士兵还常向老百姓购买反战同盟的报纸等。反战同盟给日军发出的信中，每3封可收到一封回信，鲁豫支部书记水野就经常接到日本士兵向他们索取报纸的函件。

　　有的士兵在回信中说:“我的身体虽在日军中，但我的思想是八路军的思想。”某据点的日军队长与盟员喊话时说:“你们说的很对，希望你们常来，我保证不做坏事，不抓老百姓。”事后，被抓的老百姓果真被放回。日本士兵接受了反战同盟的宣传后，逐渐认清了侵略战争的本质，再也不愿充当炮灰，想方设法逃离日军部队。

　　同时，反战同盟盟员还积极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直接与日军作战。他们拿起武器，与八路军、新四军一起活跃在抗日最前线。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少盟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仅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一年中，反战同盟牺牲的盟员占总人数的12%。树立在延安宝塔山日本工农学校前的纪念碑显示，共有36名反战同盟成员在抗战期间牺牲。

　　中国共产党支持下的反战同盟，从日本人的视角出发争取战俘工作，拉近与日本士兵的距离，贴近日本劳苦民众的需求，奏响了抗日战场上一曲唤醒灵魂、振奋军心的和平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