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极端:可怕
在张学良眼里,日本是一个政治极端的国家。国民对天皇的崇拜极端,一人统驭万民;军部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极端,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军人控制国家政治的手段极端,暗杀如家常便饭;训练国民的方法极端,“日本没有老百姓,全是军人”。这些看似感性的看法,实际上含有一定的法理层面的认知。
“根据法律,天皇是陆海空军大元帅。”“那时候的天皇他有力量。”张学良所说的法律,是指日本于1889年制定的明治宪法。明治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和巩固了近代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专制政体。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统帅陆海军”。天皇的权威具有绝对的至上性,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外交等无所不包。所以,张学良说“那时候的天皇他有力量”,力量大到一切权力独揽。“天皇制是一种机构,是绝对主义的国家机构。”绝对的国家机构必然导致国家政治的极端化。以明治宪法为标志,近代日本极端的政治结构和极端的伦理结构完成了体制化和法制化,为日后日本走向各种极端奠定了制度基础。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提到天皇的话只有这么几句,但这几句话是他对日本看法的核心理念,他对日本的其他看法都以此为中心而展开。
“蛇形王国”再毒,总还有一个长度和宽度,中国人“不能靠近,还可以躲”,而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中规定日本人在东北有商租权、杂居权,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这比“蛇形王国”更加恶毒。“我年轻时吐血,身体不好,有病。”“我当时很悲观吶,不但对我自己的事情悲观,东北呀,二十一条啊。”
“二十一条”何以对张学良刺激如此之深?张作霖顾问町野武马在《炸死张作霖前后》一文中说:“二十一条”签订后,日本政府“给我一个训令:‘发生战争时,俘虏张锡鉴’”。张锡鉴当时是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为了在战争发生的第一时间内俘虏张,训令要求:“贵官应该搬进张锡鉴家。”张问:“你是来干什么的?”“一交战,我就要俘虏你。”町野在中国做了14年顾问,给张作霖做了11年,町野自己说,张作霖身边的人“目睹我有如张作霖之头子”。日本顾问町野是这样,土肥原也是这样。一提起土肥原,张学良愤恨不已:“他这个家伙坏透了。”“我后来跟他闹翻了,他说你没有换我的权力。我是没换他的权力,但是我有不跟他说话的权力吧!我当着特务长官的面,告诉我的门房说,土肥原顾问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我不见。”
日本顾问是日本以强凌弱的缩影,张学良通过日本顾问的所作所为更加看清了日本的强盗本质。
一个国家在别国的土地上采取恐怖袭击的手段炸死该国最高领导级人物,这不仅仅是不聪明之举,实在是野蛮到了极点。而张学良只说是不聪明、看事情狭窄,这恐怕是只有千年文明大国熏陶出来的人才有的超级雅量和胸怀。但这绝不是张学良的糊涂和懦弱,而是一种清醒和坚强。张学良认为日本炸死他父亲,是一个走向极端的岛国因无法理解一个大国国情所作出的错误判断而采取的极端恐怖;是一个强盗国家依据已经过时的“行抢”经验炮制出来的愚蠢。日本要在中国寻找傀儡,对傀儡的第一要求是唯日本是从,不从则杀。“日本那些少壮派的人感觉我父亲不听话,不给他做傀儡。”“日本人那时很糊涂,太笨,我父亲那时也是一心想合作,但你这个合作条件太苛刻。”日本人认为炸死了张作霖,东北就归张学良了,张学良年轻好摆弄。“我说日本人不聪明……你把我父亲炸死了,国家这样的问题,我怎么能跟你合作?……所以我认为日本人把事情看得很狭窄。”日本以为中国还是甲午战争时的中国,没有看到中国人正在觉醒。“日本完全把中国判断错误了,我跟日本人说,你们完全把中国那个时代的人看得好像是倒退50年、100年那时候,好像吓唬前清时那些人,中国人那时候都差不多觉醒了,我说日本对中国的形势没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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