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也是一种反抗——战时人口迁移数量
来源：搜狐历史   2016-11-17 09:54:11

全面抗战时期难民很多是没有疑义的事实。日军占领华北后，一些乡镇的逃亡人数已占当地总人口的50%左右。一名外国记者报道，平津失陷后，天津小小的英租界内拥挤着50万难民。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国难民，高峰时曾达到70万人左右。

随着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陷，战区人口被迫大批迁徙逃难，武汉因交通便利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而一度成为难民集聚的中心地域，据国民政府1938年4月统计，全国已有难民收容所860所，经救济机关救济者达430余万人，当时尚收容难民96万人。

到1939年上半年，全国15省收容所共计1000所左右，其中分布于湘、鄂、赣三省有270所，另有收容难童的儿童教养院和保育院共71所，已收容难童3万余名。

美国援华联合会建孤儿院（1941）

据四川省战后人口的统计，抗战时期来四川避难的外省人数为100万。

1938年日军抵达广州深圳后，当地的难民纷纷逃往香港英租界。他们开始用舢板作为临时渡桥，后港督罗富国目睹难民惨状，下令将边界桥开放，难民更加蜂拥而至，当天即有10万难民拥入英租界，至1944年12月涌入的湘桂黔难民已达到60万之多。

研究战时人口内迁数量，须与抗战时期的难民数量进行区别，因为只有一部分难民迁移到了大后方。抗日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难民？鉴于情况复杂，迄今尚无准确数字。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特派员田伯烈记载，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八、九、十三个月里，从上海附近和苏州、无锡等地以及在十一月、十二月间从杭州、镇江、芜湖、南京等地逃亡的难民，不下一千八百万人”。

1938年《申报》曾经报道，随中日战争战线转移到安全地带的难民不下1000余万人。

1938年9月振济委员会根据各方报告估计，“现在全国难民，数逾一万万，待救济者，亦在一千万人以上”。英国记者弗雷特·厄特利女士在《蒙难的中国》一书中说：“据估计难民总数为3000万至6000万之间。”易劳逸计算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难民人数至少有300万—400万。齐锡生利用1946年国民党调查档案资料，估算出这次战争期间难民人数有9500万人。抗战初期，即1937—1938年间，国民政府保守估计至少有6000万人在逃亡。孙艳魁也估计，难民总人数当在6000万以上。张根福依据档案，得出与齐锡生相似的结论。调查结果显示，战时各省市难民及流离人民总数为9500多万人。

那么，在这些难民当中，有多少迁徙到了大后方呢？

抗战初期有人估计，自抗战爆发至1938年3月之前，逃往战线后方的难民大约在2000万人以上，但“此二千万人之脱离虎口逃到后方者不到十分之一，而此十分之一幸到武汉或南昌、长沙、沙市、宜昌、重庆或其他城市者，约计有十万人（只算无办法之难民，公务员与商人不计）”。

英国记者福尔曼拍摄的逃荒的妇孺

行政院说有2000多万东部人内迁到了后方。1948年出版的《中华年鉴》提到了内迁难民有400万人。

目前海外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大多同意张嘉墩首先提出来的5000万人的说法，“到1940年，沿海各省逃往大后方的人民，从一亿八千万人增到二亿三千万人，以致全国人口总数之半定居于中国后方”，陆民仁也认为抗战时期“内迁的人口，估计达5000万之众”，还有学者认为是“上亿的被迫性移民运动”。

较高的估计数字受到学者的质疑。战时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格兰姆·贝克认为，“由于离开土地的农民极少，因而我估计，国民党声称抗战初期曾有八千万人西移的数字是夸大的，实际上至多不过两千万人”。

1944年日寇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之役后，又有大片国土沦丧，难民人数再度上升，但离开家乡的未达到抗战初期的规模，原因是当地人“眼见年来外省人逃在他们家乡那种狼狈无依的情景，与其远逃，不如近躲”，待战乱过后重返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