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日三方，关于日军伤亡和被俘数据的不同统计
来源：杨津涛 短史记   2017-02-07 10:40:07

一、消灭日军数

1、中方统计

日军在“二战”中的伤亡情况，说法不一。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称，日本在整个战争中的总伤亡人数为261.2万人，包括陆军152.4万、海军42.8万，官民65.8万。①以上数据来自日本复原局和经济安定局本部，相对可信。

具体到中国战场，当过军政部部长的陈诚说，国军“先后与敌举行大会战二十余次，重要战斗之有关战略成败者一千一百余次，小战斗三万七八千次，毙伤敌人二百余万。”②1946年，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出版抗战期间曾任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所著《八年全面抗战之经过》，其中统计称：八年全面抗战，日本陆军伤亡2418528人（其中死亡483708人）、后勤部队伤亡340000人、空军伤亡4280人。③

蒋纬国综合各家材料，总编有《抗日御侮》一书。他在使用数据时相对谨慎，称从1937年—1941年，这“四年之间，中国军予日军伤亡，共达616578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日本投降，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区之伤亡，共202851人；海军在中国战区之伤亡，共39197人。”这样计算下来，“八年之间，中国军先后予日军伤亡，高达859626人。”④

大陆史学界通常使用的数据为中国歼灭日军133万。如宋时轮（解放军开国上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文章里说，“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我敌后战场共歼灭日军五十二万余人。就整个中国战场来说，日军被中国军队毙伤俘的总数，据日本方面的统计，达一百三十三万余人。这还不包括其在东北地区前六年中的伤亡数和滇缅作战中被中国军队毙伤数。”⑤宋时轮所说的日方统计，来自于栋田博《兵队日本史》、黑羽清隆《日中十五年战争》。

宋时轮再加上“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人”，计算出“中国军民共歼灭日军二百六十余万”。“此外，敌后战场人民军队还歼灭伪军一百一十八万六千余人。”这个数字也被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所引用。

此外还有一种统计，在郭汝瑰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作者称，“整个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历次作战中共歼灭日军约53万人（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共歼灭日军52万多人、伪军119万多人），连同受降日军128万多人、伪军104万多人，正面战场共消耗日伪军285万多人。”⑥也就是说，他认为仅有105万日军在华伤亡。

湖北国军收缴的日军武器

2、日方统计

以上中方在论及歼敌战绩时，多使用含义模糊的“伤亡数”。相比之下，日军在华死亡人数更容易获得精确数字，也更具参考价值。《日本陆海军事典》引用厚生省（相当于日本卫生部）1956年3月的调查数据说，从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在中国关内战死40.46万人，在东北战死2.65万人，在缅甸、印度战死16.19万人，在台湾战死3.74万人；1945年8月15日后，由于八路军、新四军、苏军继续对日作战，日军又在中国关内战死5.11万人，在东北战死2.02万人。以此计算，在广义的中国战场上，共有70.6万日军死亡。⑦

从厚生省的这组数据来看，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约40万日军死于中国（不包括东北），但并不全死于战场。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历史学家藤原彰，曾引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作战日记说，“从1944年开始到战败回国为止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期间，联队的死亡者人数为1647名，其中作战死亡者509名，占31％，作战受伤死亡者84名，占5％，战场患病死者1038名，占63％，其他（包括意外死亡和死因不明）16名，占1％。也就是说，战场患病死者是作战死亡者的2倍有余。”

藤原彰还说，“我作为中队长为了不使中队出现战场患病死者而竭尽全力，但是，我们第三中队仍然有作战死亡者36名，占死亡总数的47％，作战受伤死亡者6名，占8％，战场患病死亡者35名，占45％。”⑧战争初期，死于患病的日军即使没有1944年时那么多，但肯定也为数不小。

战时计算歼敌数时，无论是国军、八路军，还是日军，出于宣传目的，都会或多或少地有所虚构，因此他们战报中的数字，不宜直接用于研究。厚生省依据日本严格的户籍制度，给出的死亡人数则可信得多。且其统计数据——中国军队消灭日军40万，占日军全部死亡人数的22%——同何应钦战后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给出的官方数字相近。如此，按照死亡为受伤3—4倍的战场惯例，日军在中国关内的受伤人数就应在150万左右。

注释

①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99页；②陈诚：《八年全面抗战经过》，第53页；③何应钦：《日本侵华八年全面抗战史》，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附《作战以来敌军伤亡统计表》；④蒋纬国：《抗日御侮》（第十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第45页；⑤宋时轮：《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世界历史》1985年第8期；⑥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17页；⑦张明金、刘立勤：《侵华日军历史上的105个师团》，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第426—427页；⑧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二、俘虏日军数

关于日军战俘的问题，日方的数据，据冈村宁次说：投降后，“中国政府方面和共军方面（极少数）移交的俘虏，1946年5月末的数字为：陆军1212名，海军40名，商民106名，共计1358名。另外，从延安返回日本的战俘约300人，200余名俘虏死在国方战俘营中。”①以上各项数字相加共1858人。

1、国民政府方面的统计

国民政府方面并没有公布过详细的战俘数字。据曾参与日俘管理工作的鹿地亘（日本左翼作家）说，“在1938年的台儿庄、徐州战役中听说抓住了大批俘虏，而此前在战场上几乎没有多少俘虏。在武汉战役开始后，多少见到了陆上的俘虏。”国军战报显示，台儿庄战役俘虏日军719名，第三次长沙会战俘虏日军139名，远征军俘虏日军647名，湘西会战俘虏日军247名等。②因战时宣传需要，以上数字存在一定夸大，不宜轻信。

相比之下，通过考察中国战俘营曾关押人数，得出的结论应当更为可靠。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建立过两个俘虏收容所，第一收容所始设于陕西西安，后迁宝鸡；第二收容所最初在湖南常德，先后迁往贵州镇远、重庆巴县。1939年时，桂林、重庆曾设临时收容所（关押的战俘后来都转移至第一、第二收容所）。

第一收容所早期关押的多为日军飞行员，他们在飞机被击落后成为俘虏。③延安也曾将部分日俘交至第一收容所，1939年交14人，1940年交2人，1941年交3人。据统计，在“收容所设立期间，先后收容俘虏五百余人”④。

至于第二收容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43年7月视察时统计，共有俘虏403名，包括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以及一名俄国人。俘虏以步兵为主，大都在中国东南部被俘，原属日军第三、第六、第十三师团。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还统计：“自从1937年7月镇远收容所开始收容俘虏以来，总计收容603名俘虏，其中有约150名俘虏死亡。”⑤

在这千余名可以确定的战俘中，级别最高者为松野荣吉，曾任日军独立山炮第2联队第5中队中队长，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被俘。

图：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被俘虏的日军士兵

2、延安方面的统计

八路军、新四军也俘虏过为数不少的日军。因皖南事变后不再向国民政府上交俘虏，故该项数据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八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统计，自1937年9月八路军686团参谋长陈士榘捉住第一名日军俘虏后，至1945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6213人。⑥

在战场俘虏之外，还有746名日军士兵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感召下，主动投降。按照通常的说法，1940年，主动投降的日军人数仅占当年俘虏日军的18%，1943年是48%，到1945年升至125%。

在抗战初期，八路军除将部分日俘交给第一收容所外，主要实行释放战俘的政策。1939年2月，毛泽东等在《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指示》中要求:“在战斗中俘获之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多则不超过两星期，情况许可时则当场释放，多加宣传优待。”后来因为有的日俘在放回后被杀，八路军遂改释放为教育。

1941年5月，以教育日俘为目的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建立，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任校长。不久，晋西北等地陆续成立分校。至战争结束为止，先后有400多名日军战俘在延安学习；山东分校轮训日军俘虏200多人；华中分校曾有学员43人（日本学员31人、韩国学员12人）。⑦八路军对日俘极为优待，规定其“伙食费比较我军菜金增加一倍”“粮食供给机关尽量拨一部大米或白面等供给之”“衣服、被毯、鞋、袜应按需要从优发给”等。⑧

八路军、新四军公布的日军俘虏中，有更多的军官。其中有姓名可循的包括日军大队长三人、中队长四人。其中，柴田茂在1945年8月12日被俘，岩崎学与山谷悦二郎在1945年12月被俘。⑨

从以上资料来看，日方与国方的统计较为接近，而与共方数据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至少有二。其一，冈村宁次仅仅计算了被俘的日军士兵，而没有包括随军家属、役夫，以及为数不少的韩国人、台湾人和琉球人。还有一些日俘被提前释放或加入八路军，以至未被冈村宁次统计到日军战俘数中去。其二，延安方面的统计截止时间为1945年10月，不同于一般的统计截止时间（1945年8月日本投降）。⑩

图：1940年元旦，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以日俘为主）晋察冀支部表演棒球竞赛

注释

①《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99页；②⑨胡卓然：《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西苑出版社2012年，第90、87页；③张光祖：《抗战中的大同学园》，陕西文史研究馆编《存真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0页；④葛祥邻：《大同学园碑记》，《宝鸡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⑤杨安定：《和平村的日本俘虏》，《新学生》，1944年11月—12月；《镇远俘虏抑留所视察报告》，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2534600，转引自袁灿兴《康天顺与镇远第二俘虏收容所管理工作的改进》，《贵州文史丛刊》2014年第2期；⑥《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战绩统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八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下）》附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65页；⑦肖冬：《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创办的日本工农学校》，《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⑧《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关于日军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1941年9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7页。⑩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到1946年1月10日国共发布停战令，华北日军为固守原防而死伤失踪的人数高达9000人。见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第383页。